"萨特不是布吕内。布吕内始终是客体，是仅只作为'被看的存在'出现的。萨特和马蒂厄、丹尼尔一起置身于死者的领域。萨特成为死者之后，布吕内式的人的意象开拓了明天。共产主义者或者行动型的人的意象经常是被他者来理解的，这是萨特无法改变的本质性倾向。萨特，或者由萨特悲剧性地象征着的西欧，对于布吕内来说，只能是死去的他者。" （サルトルはブリユネではない。ブリユネは常に客体であって、「見られる存在として現れるのみである」）
这段话虽然表述有些曲折甚至晦涩，但大江的基本观点还是看得清楚的，他不满意萨特小说里构造的充满死亡色彩的世界，而对与作者以及作品重要人物的立场、观点颇为不同的布吕内式的"他者"则寄予了希望。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对萨特及其文学的批评，和后期萨特自己努力摆脱存在主义的否定性思维，进行立场转变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萨特的哲学观的转变确实是与他者（布吕内式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接触与冲撞的结果，小说中的布吕内，其原型据说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1905－1940），他的思想和为人曾给萨特以很大影响。（参见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萨特文集》第1卷第2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萨特也确曾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参见艾珉《萨特文集·总序》，《萨特文集》第1卷），同时，萨特的转变，又是在反抗既存现实的积极行动中实现的。从20世纪40年代参与抵抗纳粹运动，到50年代抨击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站在弱势民众一边，反抗强权和暴政。就像马尔库塞所分析的那样，本来，存在主义的思想逻辑很容易导致和既存现实的妥协，但萨特本人选取的思想方向却是"彻底对抗的道路"，就像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萨特因此使"哲学变为政治学"，而正是"在这种政治化了的哲学中，基本的存在主义概念经由向这种现实的宣战意识而被拯救出来"。（马尔库塞：《 论萨特的存在主义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 马尔库塞 》第 48一49 页，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月）
从上述的意义上，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他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都在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冀政府强行批准日本美国新安全保障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也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回国以后，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与多数热中评价斗争胜负的学者、理论家不同，大江把关心重点的放在这场斗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认为，斗争不会一直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生活将恢复平静，但安保斗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大江健三郎：《 与强权争执的精神 》，《 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99－ 100 页）。就在这一时期，他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冀少年刺杀之后不久，1961年2月，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