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已经介绍到了中国，但中国翻译、研究大江文学的热潮，实际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大江文学常常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存在主义。
在当时的中国，"存在主义"是一个非常显眼同时也容易引起多种联想的标签。首先这是一个禁忌，甚至直到1980年萨特逝世的时候，"存在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存在主义又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按照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看法，萨特的的第一部小说《恶心》作为"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是以否定和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的。在纳粹势力严酷统治、充满极权恐怖的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浓厚的否定性倾向，自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也具有积极的抵抗意义，因为"对萨特来说，这种拒绝，这种否定，就是自由的显现" （罗杰·加洛蒂：《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柳鸣九遍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而在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中国，从萨特充满反叛和否定激情的早期作品中唤起共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所谓"否定性"，也由此成为"存在主义"的流行标签，成为人们认识存在主义的先见。
所以，当大江文学被贴上"存在主义"标签的时候，这种先入之见自然也投射到人们对大江文学的认识上。但读过大江的作品，却又会感到其中存在许多内容是无法嵌入那种标签式"存在主义"里的，那么，大江文学和"存在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大江文学可以用"存在主义"来概括吗？这些疑问就自然而然地的显现了出来。
大江健三郎先生是从"学生作家"顺利地登上文坛、转为职业作家的，作为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据有关资料，在大学期间，大江健三郎学习法国古典著作的同时，就曾醉心于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萨特、加缪、福克纳、梅勒等。有一个时期，大江对萨特特别迷恋，他曾说："我是在读了萨特之后而突然选择文学专业，并是写了关于萨特的文章而在法国文学系毕业的。我青春的前半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的。"（ 大江健三郞：《欧洲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第175页，日本，每日新闻社，1962年10月）。
大学时代，年轻的大江是否阅读了萨特那些部头厚重的哲学著作，不得而知，但从他第一部小说集《死者的奢华》（死者の奢り）"后记"中使用"囚禁状态"、闭锁的高墙里"等词语，从他拟想的长篇小说题目"墙壁里的缓期执行"（壁の中の猶予）（大江健三郞：《关于第三部笔记》《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55页）。特别是从《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等作品所流露出的荒诞和徒劳的况味，可以推定，大学期间，大江已经阅读了萨特的《恶心》、《墙》等小说作品。而大江健三郞接受萨特，首先也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获得共鸣。战后日本日渐保守的社会状况，和离群索居的借宿生活，使大江感到自己和同龄的一代青年都处于被无形的囚禁之中，让人狂躁、愤怒，却又无从反抗。这样的情绪自然很容易接近萨特所描绘的"大写的"墙。而据萨特自己解释，《墙》的主题是"权利本不存在，是理所当然拥有的，徒劳无益。因为一切逃避都被大写的墙阻拦；依然存在。存在无所不包，人须臾不可离"（转引自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萨特文集》第1卷第8－9页，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萨特在这里所说的"大写的墙"，可以理解为"存在"的一种隐喻。
但应该指出，大江接受萨特，并不完全限于否定的一面，他也注意发掘萨特文学中积极的因素，这在《论＜不惑之年＞的意象》（分別ざかりのイメージについて）一文中已经有所显露。在可能是大江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在此文收入《严峻的走钢丝表演》（随笔集）时大江曾加了这样的说明："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本来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小说家的生活）因为一个奇怪的原因急匆匆赶写出来的东西，在本书中首次公开印刷发表。"在这篇文章里，这位还是大学生的年轻作家表现出了颇为独特的观察角度，他不仅分析了《不惑之年》（分別ざかり）中"死"、"欲望"、"自由"等存在主义文学特有的意象，还特别注意到小说中着墨并不很多的一个人物-法国共产党党员布吕内。他认为，尽管这个人物的"所有行动都枯燥生硬"，但他已经"完成了选择"，在"在所有的方面，其方向都是爽朗、善良的。"而小说的主人公马蒂厄，虽然性格温文，但他没有行动，没有做出选择，总是处于非恶非善的暧昧状态。两相比较，大江认为《不惑之年》的主要人物马蒂厄、丹尼尔等都处于死的世界，只有布吕内，"可能开拓出明天的生活。"大江同时还分析到小说作者的立场和位置，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