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生活经验的某些侧面，什么时候被他自己有意识地提起，做怎样的叙述，其实和他一定时期思考与创作的焦点集中于何处密切相关。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敏锐注意到了大江在北京讲述自己和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北京讲演二○○○》和《个人的体验》、《愁容童子》等代表作一样，是日本人应该阅读的大江文学的重要作品"。（《中国见闻一○五年·大江健三郎》）而在大江新近出版的小说中，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与中国相关的事物开始登场，为大江文学以前罕见的新因素。由此而言，本书把大江先后两次在中国的演讲和访谈汇为一辑，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文字，应该是中国读者所乐于阅读的。
大江健三郎和他的作品，如今已经颇为中国读者熟悉了，这和十几年前的情形大为不同。似乎有人把这称之为"诺奖效应"，自然不无根据，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对这位作家的译介确实很少，而在1994年以后，则掀起了翻译介绍的热潮。对此，大江本人也有所了解，200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曾经幽默地说，自己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隆重邀请，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北京讲演二○○○》）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反证，诺贝尔文学奖每年都颁发，且不说很远，仅看大江获奖后的十余年间，虽然每位获奖作家都被译介到了汉语世界，但并不是每位都引起了反响，多数犹如轻轻掠过的风。大江健三郎和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众多中国读者持久的话题和深刻的记忆，原因应该有很多，而这位日本作家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诚挚而善意的关心，肯定是让中国读者感到亲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否可以把这称为大江健三郎的"中国情结"？我以为应该慎重。因为我担心那样的解读，会使我们忽略大江思想与文学的广博丰富，忽略大江对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文化-文学的广泛关心，甚至会助长我们这片土壤上容易生长的盲目自尊。我希望我的担心完全多余，我更愿意相信，本书的读者，在读到大江称引中国文学的文字的时候，也同样会注意到他对韩国文学、拉美文学以及欧美文学的赞赏；读到他对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批判的文字，不把他所批判的意义仅仅限定为日本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大江为何既直面现存的民族国家的现实，又积极寻求超越国家界限的途径。尽管他对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的憧憬和渴求，可能只是一种具有悲剧色彩的乌托邦式的祈望，但谁能说我们可以放弃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