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游和欧游，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游历。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中国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赵又春先生把“三义”高度综合起来，从返归“本义”出发，吸收检讨名家“他义”，在与孔子深度对话中推出“我义”，从而形成了《论语》的“真义”。

新世纪以降，中古学界对“唐宋变革”这一命题的重新关注，以及学界自身逐渐意识到的亟待改变的重前轻后的唐史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也很大程度地激发了学者对中晚唐的重新认识和深入考察。

早在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之前，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著作中译本，如《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杀千刀》《秩序的沦陷》等，就已得到国内读书界的关注和好评。

知识人舍旧谋新，却徒有其表，徒有其名，旧制度、旧思维和旧的专制手段，并未真的被取而代之，“反而在新的名义之下更加得到巩固和发展”，也即他的书名所归纳的“种瓜得豆”。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处理史料的真实性辨析，而在于刘大鹏一生不断以文字来表达底层乡绅对于乡土社会和历史的理解。

唐颖同样感受到族群和阶层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连。这些街区的名称往往还是房价，租金，公立学校好坏，犯罪率高低的标志。种族是一道藩篱，阻碍着有色族群向上的社会纵向流动

1936年，第一版《辞海》在上海出版。80年里经历多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六版。

一个又一个苦涩的悲哀、失落的单恋、纠结的迷茫，都证明了不幸的家庭有着相同的不幸——这是一个民族的悲怆与沉思，它与世界的疏离已经延续了两千个“无光之年”。

丝路历史乃至新清史、内亚史、中西交通史等专门学科的知识前所未有地涌入公共话语中。近年来出版界不算景气，实体书销售更是持续萎靡，但与丝路相关的优秀图书接连涌现，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慈悲》深刻写出了那些工人受损害的一面。那不是展示伤痕式的写作，小说没有渲染，没有感伤，只有行动和叙述，从而，《慈悲》中将那种气体伤害变成了人的生存本身，生活本身。

塔罗牌和小说的关系是什么？如同《易经》有64卦384爻，塔罗牌系统一共有78张牌，其中大阿卡纳牌有22张，解释人的命运，小阿卡纳牌56张，辅助大阿卡纳牌进一步解释命运的趋势。

批评者正是抓住这个字眼不放，认为道金斯在为人类的自私行为张目。他自辩，这只是用来描述基因，而非人心。

服饰的变迁史，不仅是审美趣味，还是社会观念的投影，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性服饰的考察，揭示了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符号象征的意义。

而最让中国读者难以接受的，则是四位汉学家作者动辄从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山水画作、诗词歌赋中寻找并使用写史的材料与证据，给人感觉过于文学性和文艺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