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喇喇似大厦倾，也要梁柱自己先朽起来。这个家族当年出兵放马挣功名的铁脊梁，早已经在风月的锈蚀消磨中，肾亏成挺不起的软腰杆。

林黛玉终其一生，都没有遇到一个能够走进她的诗人世界的人。在大观园，她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她找不到自己精神世界的归属。与贾宝玉的感情只能是她孤独世界的一个慰籍。

儿童阶段并不是一个绝对、一成不变的自然概念，它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观念， 是一个在文化中不断被想象、被构建的观念。儿童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加以理解。

郭靖的武功，通过勤学苦练，大概也会和南希仁差不多吧，比后来的尹志平肯定要差一截，但打打街上的黑社会又绰绰有余。

世界上的经典小说还没有一本是两个作者写的，还找不出例子来。两个作家的风格跟看法一定不一样，会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后四十回写得不好，或者矛盾重重，这两百多年来怎么会有这么多读者受感动？

在我的作品中，我将描绘世人，即使冒着把他们写成怪物的风险：他们在时间里占据一个在空间中难以获得的广阔得多的空间，一个伸展的无法度量的空间。

一个史学家如果停止搜集、释读原始史料，就真丧失了学术生命。因为，大多数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就藏在尘封的档案之中。正所谓“治史如断狱”，《惊雷十年梦未醒》便是这样一部“鉴证实录”。

在提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串联方式时，博尔赫斯对比了《坎特伯雷故事》和《十日谈》，而中译者不知乔叟的la piadosa cabalgata是“朝圣之旅”，竟然译作“仁慈的坐骑”。

在现实中，我们也很难去做一个侦探，日夜追踪，能从头到尾解释一个罪行的来源与精神创伤；更多时候，邪恶就潜藏在生活的皮囊之下，寂静无声。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若萧峰不死，回大宋做乔峰，那么他要吃人命官司，大辟之刑等着他；回大辽呢，不用说劫持皇帝这种大逆，就杀人逃狱也得罪加一等，最后也还是一个死。

腊悲剧里的“命运”都是躲不掉的，《红楼梦》的“悲剧”也是躲不掉的。一开始告知这些人的“结局”，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命运准备好的终点。

小说刚开头，但其中的人物与大家庭的未来，诚如鲁迅所说：“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莫大先生，其实就是没有奇遇的令狐冲。他们互相欣赏的就是另一个自己。没有奇遇又怎样，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注定是没有奇遇的。

为了写出火星人都能看懂的历史，必须摒弃芜杂的堆砌和抽象概念，直面活生生的现实本身。宫崎身体力行着这一信念，在《六朝隋唐的社会》一文中便以形象的语言展示出汉唐之间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