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能读父书
先君由于表现很好[1]，1960年春，从生产组回本校数学组任教。1961年10月，摘去右派帽子。1962年春，仍回语文组任教。1963年秋，华农附中初办高中班，为能一炮打响，四个班，让先君教两个班的语文，并兼班主任。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先君被再次打倒。此是后话，容下文再介绍。
我从六岁开始，受先君耳提面命。先君常引古人言：“有子能读父书，乃人生一大幸事！”先君文史兼通，偏重于文，教我也是从文开始。首先他认为童稚时期记忆力最好，应该多背多记古代诗文。其次他主张“卑之无甚高论”，常见的其实就是最好的。因此，最初是从《唐诗三百首》中选一首七绝和从《古文观止》中选一篇散文（依稀记得分别是贺知章《回乡偶书》和韩愈《师说》），让我背诵，说是测试我的记忆力。同时，教我拼音和反切，给我一本刚出版的《新华字典》和一本民国版的《实用大字典》，让我自己查生僻字。我读七绝两遍就能背诵，读散文半天也能背诵。先君说：自己读七绝一遍就能背诵，读散文两遍就能背诵，认为我虽不如他，但还算“孺子可教”。于是，《唐诗三百首》，从张九龄《感遇》（二首），到杜秋娘《金缕衣》；《古文观止》二百二十二篇，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到明朝张溥《五人墓碑记》，都让我全本背诵。
先君主张从小就应博闻强记，认为：越是不懂的诗文，死记硬背下来，越是记得牢固。而零散难记的东西，编成诗歌或口诀，自吟自唱，其实很容易记诵。于是，《诗经》三百五篇，从《周南·关雎》，到《商颂·殷武》，也让我全本背诵。我自己凭兴趣，从《楚辞》到明清诗文，也有选择地背诵了不少。我特别对把零散难记的东西，编成诗歌或口诀背诵，有浓厚的兴趣。譬如：学古天文学时，把二十八宿编成歌诀背诵：“（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学古代历法时，把岁阳（十天干）、岁阴（十二地支）编成歌诀背诵：岁阳是：“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与昭阳。”岁阴是：“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与协洽，涒滩与作噩，阉茂大渊献。”最后，我把从夏到清的历代王朝的帝王也都编成歌诀背诵，譬如：夏朝十七帝王为：“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厪孔甲皋发桀，夏代四百年始亡。”唐朝二十帝王为：“高太高中睿，玄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哀。”明朝十六帝王为：“太惠成仁宣，英代宪孝武，世穆神光熹，思宗终无补。”清朝情况特殊，习惯按年号称帝王，十年号编为：“顺治康熙雍正乾，嘉道咸丰同光宣。”由于尽量使之押韵，读来琅琅上口，很多自编歌诀，到晚年也能倒背如流。
我虽然从小就性格倔犟，但由于对是非善恶有敏锐的分辨力，尽管也经过了常见的逆反年代，知道先君培养我都是为了我好，对先君的教诲言听计从，从不逆反。因此，我九岁时，先君开始教我写诗词，我明知难度很大，但积极性很高。先君先告诉我：诗有诗的语言，词有词的语言，曲有曲的语言，古文自然更有古文的语言，只有背得多、记得多，才能分辨并在写诗词曲和古文时灵活运用。然后教我诗词的平仄、格律、用韵，以及孤平、三平、拗救、一三五不论、二四六七分明等规则。我写的第一首诗是《读〈水浒传〉》：“宰相人家玳瑁梁，金银屈指万千箱。司空见惯山珍味，哪管农夫饿断肠。”记得时间是1963年春，我刚过九岁生日之后不久。这首七绝虽然很稚嫩，但平仄一丝不苟，显示已能熟练掌握格律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君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结，已经写入我的基因，一生不离不弃。我写诗词，诗多词少，也应与此情结有关。因为诗言志、词言情，特殊时代，志多情少，不知不觉会成为一种常态。如同陈寅恪，除了早年写过几首词，后来都是只写诗，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诗集[2]。
先君先母有二子三女，我行二，是长子。“文革”前，先君住在华农附中所在的武昌狮子山，先母则跟随外祖父母住在武昌阅马场辛亥革命首义红楼（外祖父郑南宣老先生时任湖北省政协副秘书长），两地相距二十多里，每周只相聚一次。我从幼儿园起就跟随先君，其他子女多随先母寄居外祖父母家，这种客观现实也使我与先君关系更加近密，受教机会也更加频繁。先君当时除了教学，自己的研究计划也在满负荷运行。1957年，除了完成前揭《辛弃疾评传》外，还完成了著作《唐宋元明清五朝诗词选》。之后不久，又完成了论文《秦观及其〈淮海词〉》。1961年，完成了著作《中国学术史初探》（原名《国学初纲》，六朝文体）。1962年，完成了著作《中国文学史初纲》。1963年，完成了著作《唐宋文学史年表》。同时还在编著《历代名人生卒年表》。1965年，又开始编著《顾亭林诗笺释》。先君晚上写作时，常让我帮着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譬如编著《唐宋文学史年表》和《历代名人生卒年表》时，让我帮着画表格。先君是极其聪明之人，能一心二用。这个时候，他常常一边写作，一边给我讲他的研究心得。而我由于担心先君以后会提问，总是一边画表格，一边拼命地往大脑里抢记。久而久之，在生吞活剥了大量文化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一心二用。
此外，先君认为：读书学习，培养好的习惯非常重要。譬如：（一）读书要有始终。就是说，读书要从“前言”看起，然后是“目录”与“正文”，最后还得看“后记”。即使是临时借阅，马上要还的书，“正文”可以暂时不看，“前言”、“目录”、“后记”也是必须看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变化，了解本书的内容大概。（二）读书必须端坐。读书是求知，是非常神圣的事，要视书如神灵，对书要有起码的尊重。因此，读书必须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这两个习惯，我至今奉行不殆。前一个习惯，更是从封面看起，直到最后的版权页也不放过。后一个习惯，即使是看闲书，譬如到北京工作后，有段时间，看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非常着迷，每天要看20个小时，即使再困再乏，也还是端着坐着看。可见从小培养好的读书学习习惯，非常重要，它能影响人的一生。
先君还特别强调：读书不能有功利心。读书是为自己修心养性而读，不是为谋生找饭碗而读。如果是为谋生找饭碗而读书，那是读不好书的。因为为谋生找饭碗而读书，其实不是读书，而是查书。这种人，关注的仅是眼前功利之所需，是不可能有长远规划的。而知识是需要积累的，是需要有广博的基础的。正如胡适所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读书》）没有广博的积累，是不可能做出高深的学问的。我自己读书治学，一直全凭兴趣，当时从未想到能有什么用。即使再苦、再累、再琐细、再麻烦，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我一直保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也就是只享受创作过程，不关心人家怎样评价。后来，我个人的论著从不拿去参加正式评奖，应该也是这种心态的遗留。为了功利读书做学问，其实是享受不了真正的读书的快乐的。
[1] 平心而论，先君是很冤枉的。正如后来彻底平反，先君撰《贺新凉·六十自嘲》所说：“正欲鞚弦破左的，一箭冤哉射右。”按：“鞚弦破左的”原出曹植《白马篇》。“射右”出北魏胡太后《李波小妹歌》，原作“右射”。此词紧扣一个“嘲”字，句句皆含“嘲”意，为先君晚年得意之作（收入先君《支离室诗词稿》，待出版）。一个思想一贯左倾的学者，居然被划为右派，确实堪“嘲”！
[2]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