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不如学史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我只有十二岁半。6月，先君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失去自由，我们屡被抄家，先君包括《顾亭林诗笺释》在内的所有手稿都被洗劫一空。先君义不受辱，准备自杀。他先编撰一份《支离先生自编年表》，很简明，从1922年出生开始，到1966年6月“先生被禁”结束，共4页。这份《年表》我保存至今。第4页“先生被禁”后原有一行字，墨色较深，与“先生被禁”墨色较浅不同，为：“先生决心改造以赎前愆，然事恐无（？）及。”但后被涂抹（图4）。显示先君对是否自杀曾经有过犹豫。决定自杀后，先君填了一首《金缕曲·绝命词》，云：
狂狷从来有，怅平生，艰辛历尽，那堪回首。四十四年三千劫，赢得文章敝帚，幸未算、蝇营狗苟。天道悠悠何足问，剖吾心，不愧炎黄后。方寸事，人知否？ 国恩未报踌躇久，为斯文，绳绳不绝，北宫忍垢。手把宏篇歌断续，胜似薪传授受，更不念、家贫子幼。从此穷阴天地闭，愿精魂，万古长相守。青史在，休孤负。
当时先君准备绝食自杀。我让大妹看住先君，自己急去外祖家请先母。先母随我赶到华农附中，让我和大妹跪在先君面前，自己哭着说：“子女都未成年，小女儿（小妹）更只有四岁，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先君也泪流不止，良久，终于放弃自杀之念。此后，先君屡遭批斗、游街、劳动、改造，无须多说。
先君在“被禁”间隙，找我谈过几次话，归纳如下：（一）学文无用，不如学史。（二）学史须注意两点：（1）史家无偶像。历史最重客观公正，真正的史家不会崇拜任何人，因为崇拜一定会丧失客观公正。（2）百年之内无信史。因为“恩怨尽时方论定”[1]。要重视史料真伪鉴别。（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读书人可分三等：一曰大师，二曰学者，三曰专家。大师太难，专家太易。以我之资质和功底，唯学者可望可及。但须刻苦努力，并持之以恒。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只有老年学者，绝无青年学者。还是“卑之无甚高论”，学通史，从《袁王纲鉴》看起。这几次谈话，决定了我后来的归宿，也奠定了我的史学思想基础。我文史兼通，偏重于史，亦盖源于此。
图4 先君《支离先生自编年表》第4页
说起《袁王纲鉴》，现代学人可能很少知道，但其书在清朝直至民国时期都极为流行。袁是袁了凡（黄），王是王凤洲（世贞），都是明朝的大学者。该书从三皇五帝开始写起，参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有纲有目有评，内容连贯，条理清晰，作为通史入门书，比现在编撰的“中国通史”等教材，明显更为实用。而我们家就有一套先君批阅过的民国版《袁王纲鉴》（上下两厚册）。
我是1966年7月华农附小毕业，先君所在的华农附中拒绝收我，把我发配到离家二三十里的华师二附中，虽说9月入学，但直到我1969年冬天毕业，都从未上过课。这三年，也主要是我在华农附中陪伴先君。随着政治气候不断变化，先君时而在家，时而住牛棚。我则一直在家读书。当然首先是读《袁王纲鉴》。我感觉此前所有的背诵记忆和习惯培养，都是在打基础，此后才算正式进入了学术殿堂。我读《袁王纲鉴》特别专注，包括先君的书眉批注，百馀万字，几个月就看完了，收获极大。在华农附中没书看的时候，就去外祖父家借书。外祖父郑南宣老先生经历也甚奇特，红安人，张謇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毕业，参加过北伐，与国共两党皆有很深渊源。共产党方面：与同乡董必武、同宗郑位三关系莫逆。协助恽代英、林育南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来利群书社取经，他负责接待。国民党方面：先后做过湖北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长、国防研究院副院长陈诚的主任秘书，少将军衔。他是一个大杂家，家里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还有很多唐宋元明清笔记与小说以及近现代文史著述。初中三年，就在不断读书中一晃而过。
1969年冬，我初中毕业，十六岁，作为知识青年，奉命下乡插队劳动，先在荆门农村四年，后转嘉鱼茶场一年半。其时“文革”进入缓冲期，先君从牛棚回家，重新安排工作，担任华农附中图书馆的管理员。先君因原宿舍自我下乡后就被没收，没有住处，暂住图书馆内，看书借书更加方便。该图书馆在原工农速成中学时期创办，经费充裕，由先君开书目大量购书，故文史书籍一应俱全。我每年从家返乡和从乡回家，都是挑着一担书。在此期间，先通读了《十三经》、“二十五史”、“全通鉴”、《百子全书》。先君对我说：古代私家笔记浩如烟海，对于研究文史十分重要。学问的大小，与阅读笔记的多少很有关系。最著名的是“困学昔唯王伯厚，日知近有顾亭林”。你可以接着从王应麟《困学纪闻》和顾炎武《日知录》看起。我自然照办。还看了《十驾斋养新录》、《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等笔记和大量诗话、词话。这一时期，我与先君通信甚密，基本都是讨论学术问题。我与先君的关系，也由纯粹的“师生”向“师友”渐渐转变。
1975年秋，我二十二岁，因先君问题没有解决，我不可能通过招工回城，先母就提前退休，让我顶职，到武昌区煤建公司当送煤工。当时，先君仍住狮子山华农附中，我则随先母住粮道街外祖父家（外祖父已被迫从阅马场辛亥革命首义红楼迁此），与先君每周见一次面。这段时间，由于前期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抄了大量文史资料，感觉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了。我先后撰写了《略论南宋韩侂冑的开禧北伐》、《略论南宋反对朱（熹）派道学的斗争》、《试论张居正的“法祖”思想》三篇论文，完成了《张居正年谱资料长编》、《中国自然史编年汇要》两部专著。每次与先君见面，几乎都是讨论这些论著涉及的问题。当然，这些论著，按我现在的标准来看，都只能算作习作；但在当时，却是空谷足音，曾经引起多方面关注[2]。这些关注，对我进入大学殿堂，客观上起到推动作用。
1977年，我考取武大历史系本科，1978年3月正式入学。同年，我又考取同系研究生，9月正式入学。先君十分兴奋，写了两首诗，序曰：“素儿戊午岁连捷（春高考获隽，秋研究生中选），为赋二口号。”诗云：
（一）
日月双轮滚滚前，
未须夸父著先鞭。
儿今连折蟾宫桂，
多谢吴刚重少年。
（二）
十年诲汝鬓成丝，
雏凤声清胜伏雌。
此去天闲皆伯乐，
待驰骥足报明时。
其中“十年”是个约数，当然远不止十年。诗后原注：“1978秋，时居华农附中图书馆。”可见其时先君问题仍未解决，还住在华农附中图书馆内。先君问题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虽然平反了，但被洗劫的手稿都没退还（据说被红卫兵私分了）。先君已经无力全面重整旧著。唯对《顾亭林诗笺释》，由于祖母遗训犹在，还是决心重写。此书经重写出版后，学术价值受到学者高度肯定[3]，固无疑问；全书六十万字，用典雅流畅的文言文写成，反映驾驭古文的能力炉火纯青，在近代学术界也是极为鲜见。至于我，虽然“此去天闲皆伯乐”，不需要先君再为我的学业操心，但我与先君的学术交流，即使在我1981年武大毕业到北京后，也一直未曾中断。因为先君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1] 明末王启茂《谒张江陵祠堂》：“袍笏依然遗像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常锁，一诏旌忠骨已寒。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而今国事公知否？拜起犹宜拭目看。”
[2] 何龄修《访问王素》，原载《南方周末》2017年8月17日C28版，收入《五库斋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5—289页。
[3] 陈祖武《斯人云逝 大著长存——〈顾亭林诗笺释〉书后》，《书品》2001年第1期，第16—21页。陈祖武《顾炎武评传·前言》，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