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和哲学，能如马克思主义般在20世纪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引入了一种新的对人类历史的解释框架，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分析社会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推翻旧制度、“消灭私有制”的可能性。20世纪则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获得实践上的成果，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一历史事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程和文化结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过去被压迫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现代性模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潮流的大势和最进步的现代性信念被人称为“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2]。这次“浪潮”是在五四前后，伴随着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来到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知识界所接受、信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并贯穿和持续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公共话语。
马克思主义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曾经指出这一点。但是在现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非常薄弱，厂矿企业少得可怜，剩余价值学说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尽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要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他们介绍的重点，就会发现真正打动他们心灵、重塑他们思想观念并直接支配他们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以阶级斗争学说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更为突出。唯物史观给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方式带来了转变，他们开始利用唯物史观洞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中国国情，把受尽社会压迫的底层大众看作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法宝。
伴随阶级学说而来的是“劳工神圣”的观念，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曾这样呼吁：“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3]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发表演说：“世界上是些甚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有用、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4]面对“劳工神圣”这一思想潮流，知识界也纷纷检讨自己的行为，不仅承认自己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无用，而且也自认在道德上有所亏欠。1920年，刘半农在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上发表演说：“做工就是人类的天赋的职任。神圣的工作，是生产工作。我们因为自己的意志的选择，或别种原因，不能做生产的工作，而做这非生产的工作，在良心上已有一分的抱歉。在社会中已可算得一个‘寄生虫’。”[5]傅斯年则写道：“我们不劳而亦食的人对于社会牺牲的无产劳动者，也是僭窃者，将来他们革我们的命，和我们以前的人革帝王贵族的命是一种运动。”[6]面对“神圣”的工农阶层，知识阶层在社会认知上的退让心理很能代表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
五四知识分子刚刚尝试建构的现代“国民”观不久就被阶级性的“劳工”“无产阶级”所代替，后者成为一种思想的时尚，引发更多的激进知识分子追步。这个深远的转向，使五四确立的反抗“贵族文学”的“国民文学”观锐进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然而，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中国知识界对“无产阶级”一词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解，造成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不同想象。一方面，“无产阶级”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阶层，它事关未来的正义，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形态的想象。“无产阶级文学”的合法性也相应地建立在这一历史和道德的想象之上。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政治文化实践中，“无产阶级”又指向一个远离文字、沉默无声的群体，他们被排斥于社会的文化、文学生活之外。因此，这一阶层从社会文化的暗处走上前台，从沉默无声走上阅读、想象与语言表达，是“无产阶级文学”产生的前提。只是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这一前提显然不可能实现。[7]
创造社、太阳社的理论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而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对此提出质疑，不相信现在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无产阶级文学”创造主体的考量上，这也构成“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一直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左翼作家都是“智识阶级”“读书人”，没有充分地“无产阶级化”，所以创作不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构想革命胜利后的文学为“平民文学”，这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另一种表达，只是按照他的理解，这种文学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8]
按照鲁迅的理解，“平民”自己没有“开口”，由“智识阶级”代言的文学不是“平民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进一步认为：
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9]
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里，鲁迅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10]
按照鲁迅的理解，当时所谓左翼作家创作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鲁迅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自身“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来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这同时也是郁达夫的观点，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一文里，就断定“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11]。
而创造社、太阳社的理论家则持有另一种思路。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无产阶级文学”由谁创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体现了“无产阶级意识”。只要体现了“无产阶级意识”，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李初梨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12]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意识”，是“目的意识性”，而非“自然生长性”意识。“自然生长性”意识是一种自发意识，体现在个体无产者身上。“如果仅以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即在意识过程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因此在他看来，经验性、自发性的反抗意识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单靠无产者自身的力量也不能产生“无产阶级意识”，这需要别的“要素”，它只能由走到劳动人民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来创造。
鲁迅等人与创造社、太阳社的分歧显示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有其内在理路。鲁迅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一方面出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把握，即文学创作必须有亲身的“体察”，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阶级意识”的独特理解。鲁迅强调“诚心”“本心”是“意识”的基础，人的思想信仰必须发自内心，人的言论必出之于“诚心”，否则就是“伪士”，主张“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创造社、太阳社的理论家当时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更多地搬用苏俄革命文学论争的现成成果，而忽视具体的中国经验，以至于在实现自己的身份转变，确立自己合法的话语权时，对“无产阶级文学”做出有利于自己身份的理解和解释。前述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直接的理论源头即列宁的《怎么办》，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不能形成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3]
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自身掌握了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还是革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与工农实践相结合，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不同的想象。[14]这两种想象贯穿了中国左翼文学的不同阶段；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这两种想象有着更自觉的实践。
在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思潮大规模输入中国并在中国左翼文艺界引起争论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无产阶级文学与艺术的否定态度影响着中国左翼文艺界，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艺“取消”论。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序言中指出：“根本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因为无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上的伟大就在于，它将为超阶级的、第一种真正人类的文化奠定基础。”[15]他在该书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在专政的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谈不上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再则，与过去无法比拟的文化建设，将在专政的铁钳已失去必要时开始，那时它就已不具有阶级性了。应当由此作出一个总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并没有理由惋惜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的文化铺平道路。”[16]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与艺术的“取消”主义观点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是一致的。当无产阶级处于一无所有的被压迫地位时，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虽然他们内心有艺术表达的冲动，也无法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只能被表述。而当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获得了权力之后，他们不再无产，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也能够表述自己的情感和意志时，无产阶级也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本身和它立志要消灭的阶级一起消亡了，因此也就无所谓无产阶级写作了。托洛茨基的论证看似有理，但是这种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取消”态度，其实质是认为写作尤其是创作是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知识分子的特权，严格说来，是剥削阶级的特权。它遭到中国左翼文艺界的拒绝和批判势所必然。首先，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当时中共的基本革命策略之一，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确实在进行自己的文化创造。其次，那些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左翼作家也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样的旗帜来凝聚革命力量。左翼文艺界对这种“取消”论的批判后来被毛泽东接受和认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了托洛茨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17]毛泽东所批判的就是托洛茨基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取消”态度。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2]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中译，《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4]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5] 滕浩：《北大老讲座》，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6] 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7] 曹清华：《身份想象——一九三○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二十一世纪》2008年8月号。
[8]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1页。
[9]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
[10]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11] 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4页。
[12] 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创造出版部，1928年9月。
[13]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7页。
[14] 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15]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16]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1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