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相关的几个问题
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从天而降的，都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就历史的相关性而言，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说，任何文学现象，“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1]。既然是其中的“一小块”，那就必然与周围的其他“块”相联系，与整个的无边无际的“网”相联结。因此，为了把本书的分析和描述引向深入，有必要对以下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性质以及在中国的传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化（文学）主体的革命性颠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学理想以及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等。
第一节
“国民文学”的提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文化的（文学的）资源由谁占据，这是阶级社会中什么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问题。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由于贵族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因而在文化上也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成为文化的领导者和享有者。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由于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压迫，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就不是文化的享有者。另一方面，贵族阶级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分离开，把精神文化的生产看作是他们自己“天经地义”的专利和特权，并极力压抑普通民众的创造才能。这正像马克思所说：“分工的结果是：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而在广大群众身上则被压抑下去。”[3]
就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家思想控制了中国近两千年。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追捧，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非普通民众的利益。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4]在礼制形成的等级制度中，“民”是最低贱的，他们居于社会的最下层，没有任何权利。这在儒家一些经典语录中有清晰的反映：“惟上智与下愚不移”[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7]；“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8]。这些记述都充满着对普通民众的轻蔑，贯穿于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始终。当然，在这中间，也有古圣先贤提出过“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舟水之喻”的民本思想。但是传统民本思想，从整体而言，仍是把“民”当作治理与统治的对象、被动接受施恩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其出发点仍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自身利益。正如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所说：儒家学说中只有“民本”概念，而无“民权”概念，“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9]在等级制的社会生活中，普通民众由于没有主体地位，因而命运就只能由统治者来决定。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不仅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也剥夺了他们享有文化的权利。因此，在漫长的中国阶级社会中，中国普通民众不仅不是文化和文学的享有者，而且由于中国象形文字的复杂，他们更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中国普通民众长期以来是沉默的，没有自己的声音，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也有个别关心民生疾苦的知识分子为之代言，但总的来看，在文化、文学和精神生活的占有上他们没有话语权，是“弱势群体”。
失去话语权的普通民众通常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千百年来，恪守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进入现代以来，由于精神文化的匮乏，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无法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参与到现代文明的建构中去。他们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生活在封闭的、等级森严的未庄社会里，身上集中了几乎所有由于剥削阶级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压迫所造成的“劣根性”：愚昧、自私、麻木、狭隘。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不能表达自己，只能任人宰割。在统治者看来，像阿Q这样有“劣根性”的民众，别说话语权、革命权，就连生存权、恋爱权都是可以剥夺的。马克思曾经批评1848年法国革命时的乡村民众，说他们好比“袋子里的马铃薯”，同一性并不使其形成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10]对于中国普通的底层民众来说，从古至今，同样如此。
中国普通民众的这种生存状态是被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发现的。这些从西方接受了个体自由、公民平等、人权等现代性观念的精英知识分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这个问题。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形式方面对传统的为贵族阶级掌握的书写工具——古文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把文学革命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联系起来，意味着从思维和行为根基的语言形态上使普通民众成为国家主体。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看，中国贵族阶级长期以来持有的古训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1]白话文作为“国语”的提出，正是要把白话文建设成为全民的书写工具，这同时也意味着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盲民”开始登堂入室，实现了对精神礼器的占有。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林琴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语文民主导致精神民主的后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12]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
文学革命的另一个提倡者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其中第一个即以“国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这一提法比胡适更进一步，显示了新的理论视野：“国民”将取代“贵族”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力量。新的现代社会的主体——“国民”，也是文学和文化的主体。
鲁迅的思路与上述不同，他不是通过理论的提倡而是通过具体的创作“实绩”来回应这个问题的。他把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呐喊》、他的“铁屋子”的隐喻都着眼于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态，这是鲁迅自己的深忧隐痛，也显示了他以文学的方式回应问题的思路。《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中阿Q的形象被认为是等级制度下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沉默的国民形象。在《阿Q正传》俄译本的序言里，鲁迅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13]
鲁迅用“草”的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态。鲁迅所能做的工作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是鲁迅的文学观，显示了鲁迅的启蒙意识。尽管他对这种启蒙观念有所怀疑。
从以上的论述至少可以获得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观念的观照下，变成了“国民”。这里的“国民”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泛指民主社会的主体，天赋人权，具有平等意识。二是“沉默的大多数”要变成“国民”，需要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启蒙运动，五四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启蒙工作。按照康德关于“启蒙”现代性的经典表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4]启蒙者帮助被启蒙者恢复自己本有的理性，唤醒其自我意识，使之养成公民平等人格，最终自己解放自己。就像鲁迅所说，“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
[1]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56页。
[4]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29页。
[5] 《论语·阳货》，《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20页。
[6] 《论语·泰伯》，《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7] 《论语·季氏》，《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8]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24页。
[9]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
[1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11] 《论语·泰伯》第八，见《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12] 林琴南：《荆生》，《新申报》1919年2月17—18日。
[13]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14] 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