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艺大众化”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与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的，但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上，未能与工人农民结合起来，这是1930年代初期“左联”发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根本原因。鉴于当时严酷的革命形势，创造社、太阳社倡导的“革命文学”被“左联”整合以后，“文艺大众化”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被提上日程，“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1]。尽管左翼作家对“大众文学”和“大众”之间的意义关联有不同的描述，但是“大众文学”是“大众”自己的创作仍可视为“文艺大众化”的最高理想。1930年“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曾就“左联”的工作做出指示，要求“左联”“发展工人通讯员及工人出身的作家”，加紧“对于胡适派及其他各种文学上的反动思潮的斗争”，“在乡村建立农民通讯网”等。[2]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工农兵贫农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且从中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及指导者。”[3]为此，“左联”还专门成立了大众化工作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
“左联”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壁报、工厂小报、短小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兴盛一时。据大众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吴奚如回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象，是上海一部分爱好文艺的进步工人和郊区少数青年农民的文艺小组”，上海北四川路某制版厂的工人文艺小组就是由他直接领导的一个据点。小组里的学徒工吴保太常常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些短篇文学习作，在吴奚如主编的小型刊物《大众文艺》上发表。还有一位名叫高而的技工，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爱读鲁迅杂文，在左翼文化界倡导的大众语运动中，以工人作者的身份，在《动向》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用拉丁化上海方言写过几篇文章。[4]但是，这样有组织的培养工人作者创作的活动只集中在少数地区，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限的。1930年代由茅盾、郑振铎主持的《中国的一日》大型征文活动，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被认为是推动群众性写作的自觉尝试，但是在这个短篇巨册中，却很少看到真实地揭示中国农村生活的作品，说明当时这种活动局限于大中城市。
关于“左联”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无论当时的理论家如何争论，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文艺大众化”就是缩短文艺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文艺必须“通俗化”，这样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大众也须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读写能力。两方面都需要努力，才能缩短双方的距离，实现“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事实上，无论工农群众的经济条件还是教育水平、知识能力，都限定着他们从事创作与欣赏活动，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仍然只能由知识分子作家来担当。对此，鲁迅是一个清醒者，他在《文艺大众化》一文中说，“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但是鲁迅接着说，文艺大众化“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5]鲁迅的意图很明显：文艺大众化必须借助“政治之力”，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普及大众教育，培养工农兵作家，推动群众文化的进展。这种“大规模的设施”在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中都没有得到实践，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局部政权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才得到逐步实施。
[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2]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46页。
[3]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4] 《吴奚如回忆“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02页。
[5] 鲁迅：《文艺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9—3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