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方法
“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对这一写作现象的梳理与考察，其历史知识构成框架大体包括作者的身份信息，具体的作品信息，还有当时在场者的评论信息，以及所依托的时代的背景信息。这些历史的信息曾经是“十七年”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建构了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想象。
在“十七年”时期，工农兵写作之“工农兵”，并不仅仅是工人、农民、士兵的合称，它折射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多数场合下，强调的是阶级出身、政治身份，因此这一术语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具体到本书写作中，对工农兵作者的身份只能大致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作家，什么是工农兵作家，只能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综合的分析。当然这样做不是为了避重就轻，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这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写作中的流弊的判断，我认同这种判断。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政权在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对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文化理想或者说文学理想有什么样的历史期许和冲动。作为新的历史的主体——工农兵，出于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从政治翻身、经济翻身再到文化翻身的过程中，积淀着哪些历史的信息。当然，在对一些工农作者进行分析时，还是有必要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建国后，在工农兵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应该是浩然，但是考虑到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最大影响是在“文革”时期，而且我认为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下，他的写作更多地呈现出专业的精神，对本论题的探讨不具有典型意义。
本书无意对“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进行肯定，为之翻案，使之重新进入文学史，也无意利用今天的价值观对它们进行否定，甚至也不想讨论这些写作在今天的真正意义。我所做的工作是将其“历史化”，对其作历史的描述与分析。在这方面，福柯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福柯认为出于一种历史分析的需要，可以把人文科学当作一个暂时不论其本身真理性的自足系统。他在《知识考古学》里说得很清楚：“对陈述的分析是一种历史分析，是一种避免一切释义的分析：它不去问那些被人说过的话里深藏着什么意义，什么是那些话里非自觉的‘真正’意义，或者什么是含而不露的因素……与此相反，它要知道的是这些话语的存在形式……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2]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一般的文物考古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本古书，上面说地球是方的，考古工作者并不会因为它作了错误的陈述而否定其文物的价值。福柯不会去问“地球是方的”这句话说得对不对，他要问的是这句话在某时某地出现意味着什么。关于“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福柯的观点使我很受启发。站在今天的观点对当时的工农兵写作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不是本书的目的，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其“历史化”：我不会去说，你们那时的写作“政治太多，艺术太少”，是错误的；我只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描述和呈现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285页。
[2]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Random House/Pantheon, 1972, p.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