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

回村

潘忠地刚读了一年的中专,突然回家来了。

他不继续读下去,不是因为个人学习成绩不好或受了什么处分,也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而是学校下马了,所有学生都得回家。


初秋的正午前后还那么燥热。火辣辣的日头,挂在蓝湛湛的当空,使劲发着淫威。满坡的玉蜀黍像吃了败仗的士兵,强打精神排着阵势,已经敞怀的棒子,头顶红缨努力伸出细长的脖子,蜷曲的叶片,在微风中懒洋洋地摇曳。谷子、高粱摇晃着瘦弱的身躯,一副久病未愈很无奈的样子。地头上的野草也没精打采,开几朵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小花,低着头,连只蜜蜂蝴蝶都引不来。路旁杨柳树上的叶子有些已提前变黄,摇摇摆摆,开始随风飘落。密枝中落下寥寥几声蝉鸣,听上去似乎嘶哑了嗓子。

汶水滩又遇上大旱了。

潘忠地背着小铺盖卷和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手里提个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搪瓷碗和洗刷用具,蔫头耷脑,慢腾腾走向汶水滩。他才离开一个多星期,走的时候就已经十多天没下雨了。瞧这满坡的庄稼,老天真够狠的!还要继续旱下去吗?

汶水滩村位于大汶河南面,全村共有近两千亩耕地,村西、村北是沙地,村南、村东是黄土地,地下水水位不深,按理应该旱涝保收。可是,由于井不多,提水工具更少,遇上大旱,就要严重减产。“大跃进”时期,县政府从全县调集劳力,开挖了条“引汶总干渠”。说是开挖,实际是疏通。据当地《县志》记载,早在明代,就曾在这里引汶河水补南四湖,只是年久失修,渠道淤积了,渠底种起了庄稼,夏季能保收,就是秋季,只要遇不上大涝,也能收几成。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虽然上游减少了渠底那点收成,可下游支渠配套后,能自流灌溉三十多万亩耕地。总干渠就从汶水滩村东经过,但属于上游,渠道较深,难以利用,人们也只好望渠兴叹。

潘忠地沿着引汶干渠西面的道路往村里走,心里像拴了个秤砣,坠得脚步沉甸甸的。

看看庄稼,想想自己,潘忠地简直是心灰意懒,万念俱灭,再也鼓不起奋斗向上的勇气。再往前就有些干活的人们了。他上了干渠堤,在东面的斜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大堤和外面的庄稼挡着,没人看得见。其实他从刘集下了汽车就一直没走快,带的东西也不算沉,并不累,只是不急于进村,更不想见人说话。

堤上的花簪草生命力顽强,根部大概没多少水分了,开着白色碎花的枝条依然参差不齐地挺立着。几个小蚂蚱受到惊吓,纷纷往四处蹦跶。他没有心思管它们,脑子里转悠的是怎么和乡亲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伙伴们见面。想想几天前,也就是暑假期间,参加生产队的一些劳动,人们对他都是另眼相看。他是在地区农校读书的学生,那是什么地方?泰山脚下,专署所在地,全村也没几个人去过。更重要的是两年后就成了国家干部,吃国库粮,拿工资,再也不用干这又脏又累的庄稼活了,谁不羡慕!他自己也整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当时看着生产队满坡粗耕粗种的庄稼,品种和种植方法还是老祖宗延续下来的,想,这个样子下去怎么能高产?怎么能让社员吃饱肚子?想归想,不能说出来,自己是个学生,在大伙眼里还是个毛头孩子,不能充“大人吃瓜”,只好暗下决心:回学校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多掌握知识,毕业后即使分不到当地,也要抽空多回家看看,帮助家乡提高种植水平。到那时候成了响当当的农业技术员,说话谁还不听!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些想法都打了水漂。一切都彻底完了,今后只能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地里刨食的农民了。

再想这些还有什么用!算了,丑媳妇早晚也得见婆婆。回村,走一步算一步,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慢慢熬吧。

潘忠地起身拿起东西,加快了脚步。


潘忠地是地区农业技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这个新学期就应该是二年级了。他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是校学生会学习部部长。过完暑假入校的第二天,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校长主持,党委书记讲话。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颂词后,又讲到农村、农业,最后强调,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用武之地,希望同学们要树立正确的思想,今后为农业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校长要求,会后要用两天的时间,以班为单位组织讨论,重点就是围绕书记的讲话,端正态度,统一思想。和以往不同的是,对加强学校纪律、认真学习之类的话,两位领导一字没提。散了会在回教室的路上,有些同学议论,这学不让上了,学校下马,全体学生都得回家种地了。潘忠地这才注意到,原来听说今年新招四个班一百五十二名新生,全都没有入校。

潘忠地找到班主任,直截了当地问道:“老师,有人说咱学校要下马,学生都解散回家,是真的吗?”

年轻的班主任慈祥地看着跟前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欲言又止。随后他拍了拍潘忠地的肩膀,说:“走,跟我到操场转转去。”

偌大一个操场没有一个人。周边两行白杨树傲然挺立,叶子轻轻摇动,为师生二人哼着小曲。班主任在树荫下慢慢走着,潘忠地紧随身边。

“本来两天后才能公开,你是团支部书记,刚才问到这事,我就先给你透透气。希望你一定要沉着冷静,全面领会校党委的要求,协助我做好全班同学的思想工作,确保咱这个班不出任何问题。”

潘忠地停下了脚步。班主任也站住了。

“看来真的要下马?”

“真的,正式文件二十几天前就下来了。”

潘忠地稍一犹豫,立即向班主任表态:“没问题,都是农村出来的,老辈子就种地,回去就回去,这个思想工作好做。”

“不要看得那么简单。你想想,从入校那天你们的户口就转到了学校,成了城镇户口。别看咱是中专,按规定你们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身份就是国家正式干部,也就端起了铁饭碗。你们这一级上了一年,那四个班已经读了两年,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学校一下马,全部都回家又成为农民,这个弯子不好转啊!别说学生,有的老师也有一些思想问题,前几天校党委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了一周,有不少同志想不通,个别的还发牢骚。因为都有个下一步的工作去向问题。”

“学校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下马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一条,就是国家出现了暂时困难。凡是国家全包办的学校,都要采取措施,以减轻国家负担。这措施之一,就是要精简停办一批。地区行署直管的中等专科学校共四所,这一次就下马三所,不下马的学校今年也要减少招生。”

“怪不得呢,俺县里去年高中招生是三所学校共招了八个班,听说今年只有一中招,还是招两个班,总数少了四分之三。”

“这是上级的统一部署。”

“那样咱这个学校就永远不再办了?”

“文件讲的是暂时停办。可这个‘暂时’要多长时间?三年五年,还是更久?谁也说不清。”班主任长叹一声,摇了摇头。

潘忠地反复咂摸班主任的话,没来得及想太多,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状况,心里话,家中缺劳力,年年是缺款户,回家干活正好,能多挣点工分。于是说:“这件事同学们至多一时有些想不通,反正不是一个人,都一起回家,又不是咱一个学校,不会出什么问题。班里需要注意些什么?”

“相信多数同学不会出问题。但是,要注意平时表现比较活跃的那几个,防止他们挑动其他同学一起闹事。再就是要留心观察,一旦发现他们与别的班级,特别是比你高一级的同学串联,就要立即制止,并及时告诉我,好跟上做工作。担心的是有人破坏公物,以泄私愤,要保证所有公共财产不能有丝毫损坏。”

潘忠地点了点头。

“还要注意,在学校领导没公开讲之前,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同学透露。即便有同学议论,也不要随和他们。”

“我知道。按您说的,我心里有数就是了。”

“好了,回教室去吧。”班主任又拍了拍潘忠地的肩膀。


两天后学校又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了上级的决定,并明确要求,所有同学三天内全部离校,个别有特殊情况的,由班主任安排。虽然学校及各班班主任认真负责,有几个班还是出现了砸窗玻璃、摔坏桌凳等现象。潘忠地所在的班没出任何问题。

几天里潘忠地不停地帮助同学们收拾东西,一拨拨送走,第三天下午,他才准备去给老师们告别。这时班主任来了,叫着他到了办公室,说:“忠地,我要谢谢你们,咱班的同学们表现都很好,你和其他几个班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是感谢老师一年来对我们的教育。虽然同学们都不愿意离开,临走时不少同学都哭了,但是,都能够听老师的话,服从大局。”

“是啊,人都是有感情的,毕竟相处一年了,我也舍不得你们走。”班主任长舒一口气,接着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晚走两天,帮我处理处理一些善后事情。”

“晚走多少天都行,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您吩咐就是。”潘忠地对老师的信任十分感激,听了这话满心欢喜。

“今天下午同学们就全走了,从明天上午,咱俩把教室里的桌凳和宿舍里的床铺归并到一块,摞起来,让学校后勤的同志来清点验收。再就是帮我整理一下办公室里的东西,有些资料需要搬回家,有些需要交给学校。你看这一段忙的,我还没来得及拾掇哩。”班主任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说,“差点忘了问你,你个人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教室和宿舍的整理我一个人就行,不用您动手。我个人倒没什么大事。”潘忠地有些不好意思,停了停才说,“这学期的新书没发,以后不可能来上学了,我想买一套咱二、三年级的全部教材,回去后自己学学,就是不能完全学懂我以为也有好处。昨天中午我到新华书店问了问,没有,工作人员说是咱学校预定的教材全部拉回来了。您能不能帮我买一套?还有,您以前让我们课外读的几部书,其中有《毛泽东选集》,您多次讲,要政治上成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必读的书。我上学期从学校图书馆借了第一卷,看完还上了,因为当时临近期末考试,想这学期再借第二卷。这套书书店里也没有,您给管理员说说,能不能让我一块借着后几本,回去抓紧看,看完一定还回来。”

班主任欣慰地笑了笑,说:“你的想法很好,基础又不错,回去后一定要坚持自学。有多少著名人士都是自学成才的呀!要永远记住,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能永远是自己的,唯独掌握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真正财富,个人丢不了,别人也抢不去。你放心,二、三年级的课本我这里就有全套的,还有几本参考书,我找好,临走时你来拿。”

潘忠地一听高兴了,立即说:“太好了。老师,我给您留下钱吧。”

“留什么钱,这书又不是我买的。你说的《毛泽东选集》我去问问,管理员要是不同意借给你,我就以我的名义借,一定让你带回去看。”

第二天下午,潘忠地来到办公室,看到班主任面前摆着三摞书,其中一摞最上面放着一全套《毛泽东选集》。潘忠地拿起来边看边说:“第一卷不用借了。”

“不是借,这些书全归你了。”潘忠地疑惑不解,班主任接着说,“图书馆正在清理登记图书,借书手续一律停办。因为图书馆有五套《毛泽东选集》,我介绍了下你的心情,说能不能卖一套给你,让他们作为丢失图书登记,咱把书钱补上。他们商量后同意,这样我就买下了,你带回去愿意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这不更好吗?”

“太好了。多少钱?”潘忠地说着掏口袋。

班主任摁住他的手,说:“就几块钱,不用给我了,算我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我知道你口袋里装着几十块钱,那是学校发给你们这学期的生活费,拿回去给家里补贴补贴。今后就全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不容易,这点钱也要省着花。”

潘忠地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就这样,潘忠地回来背的那包书比铺盖卷还沉。


潘忠地坐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几天来忙忙活活,心里一直牢记着班主任的重托,认真做好离校前的所有事情。至于个人今后的事儿还真没细想,所以也没感到什么失落。只是到拾掇好东西要走了,才有些难舍难离的感觉。刚才班主任推着自行车,驮着他的行李,送到汽车站,临走时又对他一番嘱咐。他说不出更多感激的话,强忍着泪水没有流出,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个躬,回头走向检票口。汽车开动起来,他目送老师骑上自行车走远了,这才擦了擦含着泪花的眼睛,靠在座位后背上。这时他突然感到,心里像瘪了的篮球,空空落落,没抓没挠。

就在去年,比现在早几天,大体就是上星期开学的日子,坐着公共汽车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别提当时多兴奋了!那还是头一回坐汽车,头一回离家这么远,并且是来上学的。同学中第一志愿报考这个学校的五六个,据说加上第二志愿有二十多个,就只录取了他自己。老师为他高兴,同学们对他羡慕,村里人都夸他有出息,全家人更是喜笑颜开。当时下了车,先在汽车站转了转,找人问了问去学校的路怎么走,忽然看到有个妇女坐在路边乞讨,身旁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他过去掏出了一毛钱给她,感激得那妇女拉着孩子给他磕头,他什么话没说,赶忙扭头离开了。他曾想,将来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一定拿出更多的钱给这些穷苦人。想想三年后国家就正式分配工作,真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那时的想法全都成了泡影。从今往后,死心塌地当个农民吧,再也不会有其他门路可走了!悔不该当初报考这个学校。记得入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班主任安排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曾经慷慨激昂地表态:一定充分利用这三年时间,刻苦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今后就是当不了农业科学家,也要做一名合格的农业技术员。都见鬼去吧!这一辈子只能和乡亲们一样,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和土坷垃打交道了。

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就是抱怨,怨谁呢?只能怨自己!

他第一次对去年初中毕业时的选择后悔起来。

他和李向东一起考上初中时,他们村还从未有过中学生,当时全村着实议论了一阵子。那正是“大跃进”时期,他两个家庭都比较困难,大队党支部还研究决定,给他们每人救济了五元钱。初一至初二上学期,虽然参加劳动多一些,学校的教学风气还是很浓的。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学生们的生活费学校全包了,每生每月七元钱,三十二斤标准粮,其中百分之四十的细粮,粗粮也是以玉米为主。雪白的馒头,黄澄澄的窝头,每天一顿咸菜两顿炒菜,有时菜里还有一两片子猪肉,每星期还吃顿大包子,说是改善生活。就是不改善,也和天天过年差不多。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哪里享过这样的福?当时刚实现“人民公社化”,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人们高举着“三面红旗”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两个公社才这么一处中学,还能亏了这一群孩子?同学们当然是情绪高昂,干起活来,像初生牛犊,争先恐后;读起书来,摽着劲儿争头名,你追我赶。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大队、生产队的食堂陆续解散,学生们的伙食也差下来了。白面见不到了,一星期只能吃到一两次玉米面窝头,地瓜面成了主食。后来,地瓜面也不够吃了,学校就发动学生到坡里挖野菜,掺上一些豆饼糁蒸菜窝窝。别说肉了,偶尔吃顿青菜也是白水煮的,看不到一点油星,孬好还算有点盐味。随后,这样的标准也坚持不下去了,学校正式通知,同学们必须回家自带吃食,就是平日里喝开水,也要收每人每月两角钱的炭火费。

这时候,农村各家各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办食堂时,各家的柴米油盐都交给了集体,做饭的铁锅都收起来送到公社“大炼钢铁”。到了解散食堂时,集体可分配的柴粮已经不多,虽然分户吃饭能够节省,可毕竟都没了家底,缺柴断粮成了正常。潘忠地和李向东两家又是人口多劳力少的户,那就更困难了。带什么吃的?只能是掺有很少粮食的野菜窝窝,要用篮子盛着,用包袱就挤坏了。每个班一扇笼屉,同学们把各自的干粮用碗或是小网兜盛好,放上面统一加热。有的同学能带几斤鲜地瓜,到学校蒸一蒸,那就算是美食了。家中咸菜也没有,每次潘忠地回来,奶奶就给他炒把煳盐,让他带上每天喝碗盐水。盐也舍不得放多,有点咸味就行。

好歹坚持到了初中毕业。

临近毕业,报考什么学校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关注的大问题。学校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考生有三个选择,一是高中,全县招八个班,其中一中四个班,二中、三中各两个班,如果想继续深造考大学,那就要选高中,成绩好有把握的最好报考一中。但是,读高中书费、学杂费、生活费全部自理,个别困难同学可以享受助学金,但数量有限。其次是县师范,招两个班,一切费用学校承担,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基本上是到农村小学当教师。三是地区农业专科学校,面向全地区招生,共招四个班,待遇和师范一样,只是分配去向不同,大部分要到基层当农业技术员。会后,老师们对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部分同学进行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报考高中。

当时潘忠地属于班里的尖子生,在全级二百多名学生中,学习成绩也一直稳定在前几名。班主任找他,要他报一中,他没有答应。学校教务处主任又找他,他还是没答应。李向东学习成绩也不错,在班里属于前十名,老师也希望他报考高中。回家路上,两个人商量,都觉得凭家庭状况,无论如何不能上高中了,必须尽早减轻家庭负担。在是报考师范还是农校的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分歧。李向东的想法是,农校面向全地区招生,肯定报考的人比较多,担心考不上。再就是,将来当个农业技术员也是和土地打交道,没什么出息。潘忠地说,还是技术员好,技术员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当小学老师虽然也按干部对待,可就是个孩子王,没意思。

最后的结果,潘忠地考上了地区农业专科学校,李向东考上了县师范。

现在看来,李向东的选择是对的。师范不下马,以后即便当个孩子王也是吃公家饭拿工资,总比回家当社员强。

潘忠地越想情绪越低落,一直到了刘集停车点下车,他也没打起精神。


第三生产队队长潘士金上身穿着背心,下身穿着用旧长裤截去了半截裤腿的短裤,褂子搭在肩上,吸着纸条子卷的烟卷,从西边拐上了这条南北路,老远看见潘忠地,高声说:“那不是忠地吗?不是刚开学啊,你怎么也回来了?”

“大叔呀,您干么去?”潘忠地停住脚,不想立即回应。

“咳,到地里转了转,看看玉米浇得如何。该收工了,回家。”潘士金说着紧走几步,来到潘忠地跟前,伸手要接他手里的提兜,“来,我替你拿,累了吧?”

“不用,没多少东西,不沉。”潘忠地接着说,“我看庄稼太旱了,有的地块眼看要绝产了。”

“是呀,老天爷也不长眼,这都二十多天了没落一个雨点,能不旱吗!咱队里就那四挂水车,有两挂还老出毛病,就这百多亩玉米还顾护不过来,别的庄稼只能干瞪眼了。”两个人慢慢走着,潘士金看到他把被子和洗刷用具全都带了回来,又问,“哎,你怎么连铺盖都带回来了,该不是恁那个学校也下马了吧?”

潘忠地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是下马了,同学们都回家乡参加劳动。”

“国家这是怎么搞的!昨天在大队里开会还有人议论,县里的师范下马,一队的向东回来了。后来说起你来,都说恁那个学校是专署的,下不了马,这不也一样!”

“向东回来了?”

“前天就回来了。”

两个人边走边说话的工夫,一帮收了工的男女社员赶了上来。妇女队长兼团小组长李春莲,听清了他们说的话,心中窃喜,靠到跟前,风风火火地说:“忠地,回来好呀,咱团小组这可有了骨干力量了!你暑假里帮我们办的那两期黑板报,别的小组没有比得上的,前两天公社团委书记来检查工作,看了你临开学弄的这期,还大加赞扬哩!”

潘忠地笑了笑,没说什么。

砖头和狗剩两个小伙子,都是潘忠地小时候光屁股的伙伴,跑上去抢过潘忠地肩上手里的包裹,狗剩说:“这下好了,忠地,别看写黑板报我不如你,干庄稼活你得认我老师,以后好好跟我学吧!”

潘忠地说:“那是,不光跟你学,我得向所有的人学习。”

砖头说:“回家种地比上学强,就算将来能吃上国库粮有什么意思?人家不是说吗,‘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种的两沟葱’。你看那些前几年出去当了工人的,不少都跑回家来了。”

李春莲说:“是啊,还是种地牢靠。别说了,快回家喝点水去,渴死人了。”

潘忠地随大伙走着,脸上舒坦多了。在汽车上还羡慕李向东,后悔没报考师范。这下好了,两个人一样的命运,也算是有了伴儿。想到这里,心里轻快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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