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更需要一种通识
二十年前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我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尤其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多所披览，深深地感到，在中古文学的史料清理与研究方面，近几十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我已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作了扼要的论述。我相信，将来的文学史学史的研究对此将会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没有疑问的。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们的学术界在学术风气方面、在研究方法方面，变化之神速，令人目不暇接。其成就自不待言，问题也随之而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言必称马列，庸俗机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几乎人人又都成了西方哲学的行家里手，时时都要把古希腊哲学，乃至现代西方学术思潮挂在嘴边，方法论的探讨成为“显学”。不卖弄新名词，不作大块文章，似乎就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有许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一时间，弄得中国学术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时间没过去几年，水过地皮湿，到底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确实使人生疑。
近些年，许多学者对于过去那种坐地日行十万里的空疏学风表示不满，又把精力转到文史考证上来，甚至扬言要回到乾嘉学派那里去。朴学的传统受到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就怕矫枉过正。有些研究者常常为一个字、一句话、一条史料，拆来卸去，穿凿附会，已经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比如津津乐道地考证某作者死于何病，某诗人的自杀方式，等等，我不理解这样考来考去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为考证而考证，倘若确能考出一些问题，也许还有它的价值。就怕那些貌似朴学的考证，明明有些问题限于材料不能得出结论，却偏偏发誓要搞个水落石出。没有材料，就刻意穿凿，别立新说。有时，使人觉得就像破解案情一样。我在《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见《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中专门就此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有的文章，仅仅根据一二条材料，一头钻进牛角尖里，对于所论的问题非要得出某种斩钉截铁的结论来，非此即彼，必见分晓。不这样，似乎不足以显示其考证的功夫。这几年，中国古典文学界够热闹的，这里声称挖掘出一个久为人所忽略的作家作品，那里又断然否认嵇康曾任“中散大夫”；这里忽然宣布发现某某佚诗佚文，那里又根据学界并不生疏的材料推翻前人的定论；这里强烈地要求对焦仲卿、刘兰芝和唐玄宗、杨贵妃作重新评价，那里又执着地为中国第一大诗人姬旦庄严“正名”，为亡国君主隋炀帝、李后主郑重“平反”。如此等等，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至于他们所根据的材料是否可信，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他们似乎从不关心。
再以《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问题为例，清人刘毓崧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推断“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这个论断，几乎为所有的《文心雕龙》研究者所认可。当然，对于传统的成说可以表示异议，而且学术探索的真谛，就是要时时提出新见，否则学术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这种新见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学术论证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充分的论证还有一重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仅仅占有充分的文献材料还不够，更需要一种通识，一种学养。近年读到好几篇翻案文章，根据史籍的记载，刘勰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著书条件，根据对于“皇齐驭宝”的别一种理解和对于“衍”字的避讳等情况，论证《文心雕龙》必成书于梁代。这些讨论的具体材料，我在《〈文心雕龙〉成书年代问题的回顾与展望》中作了详细的介绍（见《文史知识》1994年5期），文章结尾是这样说的：“对《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考定，不仅直接关系到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而且，由此引发，还可以进一步对齐梁文风的演变以及当时文坛一些重要史实作重新探讨，相信会有新的突破。”但是到底如何评价这种“突破”，限于篇幅，没有评说。因此，那篇文章实际只有“回顾”而没有“展望”。其实，我还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我们的研究似乎还可以再通达一点，不要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就像在战场上那样两军对垒，非要一决雌雄。我个人在研究过程中，有时也难以避免这个毛病，看到一条材料，与我观点相合，就越看越有意义；与我观点相左，就怎么看都不顺眼。这就是缺乏通识的表现。《文心雕龙》成于齐末说，当然可以质疑，事实上，一些研究者确实发掘了许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材料，也提出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是，说它一定成于梁代，有许多材料和推论就显得牵强。举例来说，第一，有些研究者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心雕龙》的作者为“梁东宫通事舍人”，认为这是作于梁代的直接证据。实际上，《隋书·经籍志》追记作者官衔的例证极多。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种通例。第二，又有学者征引《离骚》“朕皇考曰伯庸”来论证“皇齐驭宝”的“皇”字运用范围广泛，不一定指萧齐。还有学者引用沈约《郊居赋》说明沈约入梁后仍称齐高帝为“龙颜”，说明刘勰也是在入梁后这样用“皇齐”的。其实这些理解过于迂曲，因为“龙颜”是用《汉书·高帝纪》词语，概指开国君主，这与“皇齐”的用法本无关系；第三，“今圣历方兴”，有学者认为是改朝换代之意，其实也未必如此。《论语》有“天之历数在尔躬”，就不是改历；第四，作于梁代诸说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文心雕龙》中凡是遇“衍”字皆改用其他字来代替，明显是避萧衍之讳。其实这也不能视为铁证，因为古籍中有不少追改之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有详细的论证。再说，文人的作品，不仅为当朝皇帝避讳，有时也要为大臣避讳。《世说新语·文学》载，庾阐作《扬都赋》，曾因庾亮要看，故在文中改去“亮”字。《文心雕龙》作于齐末，萧衍已经执掌大权，避萧衍讳亦极有可能。我补充列举这些材料，并非有意否定《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的新说，旨在强调说明，研究中国文学史，既不能过于拘泥成说，固步自封，又不能孤立地偏信某些材料而忽视对文学史实的全面考察；既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具体作品的细致辨析，又不能脱离对某一时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这就需要一种通识，需要一种深厚的学养。通识来自深厚的学养，而有学养却未必即具通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评价乾嘉学派，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客观地说，第一流的学者都具有这种通识，否则也不可能取得第一流的成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杰出的学者，实际上真正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秀传统而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不断的发展和创新。陈寅恪先生的学养有口皆碑，而他的通识更是影响了几代人。我们看《金明馆丛稿》中的论文，多是从具体问题入手，题目不大，但是所得结论，多富有启发意义。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乍看起来，这仅仅是一篇读书札记，仅仅论述了魏晋清谈时期一个哲学命题，但是陈先生目光如炬，能在所谓“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中极精辟地洞察到魏晋时代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与转化：以曹氏为代表的寒族以为才性相异相离，而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望族则认为才性相同相合。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两派针锋相对，联系到汉魏以来政治派别的纷争，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所反映的，实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通观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既有细微的考证，又有雄厚的文化背景作支撑，探微知著，通观万象，表现出博赡的通识和深厚的学养。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境界，可以用“通识”二字来概括。尽管这种境界很难达到，却无妨作为我们的治学典范而心向往之。
原载《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