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理解文学史研究的复杂性
“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2014年，周秦汉唐读书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与会者就提出了这个话题，引起大家兴趣，后来也引发不同思考，形成了新的话语，推出了新的成果。近日，周秦汉唐读书会第七次会议继续在文学研究所举办，参会的青年学者，都怀有共同的学术梦想，来自不同的学科，有年轻的研究生，也有支持我们工作的资深学者。大家齐聚一堂，以实物、图像、文本为核心话题进行研讨。据我所知，海外一些汉学中心、国内一些重点高校，也曾围绕着这些话题开展多次不同形式的研讨会。
目前，读书会已经形成了两个成果，一是孙少华、徐建委合著的《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二是刘跃进、程苏东主编的读书会第一、二次会议的论文集《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周秦汉唐读书会文汇 第一辑）》，已由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后者得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教授的支持，心存感念。
四年来，周秦汉唐读书会共举办过七次研讨会，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话题，也形成了若干共识。如何把理论形态的认识与具体的研究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是焦虑所在。一个好的观点，一些好的主张，我们很容易接受，但是要把这些观点和主张落实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这个过程很难。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往往执着两端，要么规划一个很好却较虚的理论框架，要么就做的很实。2018年的读书会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应当拿出来讨论。例如，什么叫“早期文本”？“早期”的上限和下限，是先秦两汉和隋唐，还是其他时代？延伸到我们讨论的诸如上古、中古概念，还有日本学术界常用的“近世”概念，看似无关紧要，其实非常重要。这些概念，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行当，理解肯定不同。考古界、历史学界、文学研究界对这些概念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其背后是观念的差异，是标准的不同。观念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想当然地就可以得到大家认同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既要走出文学，但最终还是要回归文学。如何走出，怎么回来，都还是问题。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日本佛教大学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一位日本学者从一幅敦煌壁画说起，分析画面的构图，主人公和身边人的形象，发现画面所描绘的，与武则天时代有关。于是作者层层剥笋，论及武则天时代佛教文化的盛行，以及这幅壁画的意义，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研究。由此想到，今天，我们确实不应再恪守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去理解文学、研究文学。我们都知道，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要想深入理解文学的意义，就必须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理解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文学的特殊属性，或多或少忽略了文学的社会性，文学的复杂性。其实，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外延是非常广泛的。
既然如此，文学研究还有边界吗？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跨学科研究很有诱惑力，很美好，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有的人，精力旺盛，视野开阔，遇到什么就研究什么，可是做了一辈子的研究，乍看起来很博学，却是“四不像”，文学不像，历史不像，宗教也不像。各个行当都不认可他的成果。在今天，如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何处理博学与专门之学的关系，也是一个挑战。具体到实物、图像和文字载体的关系，这个话题很有趣。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壁画和造像，如何将这些画面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而不是像猜谜语那样随意处理，也值得思考。最近看到一位日本学者研究孝子图问题，将画像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在他的笔下，一幅一幅没有生机的画面，顿时充满生动感和历史感。这种研究，检验着我们的知识、智慧、耐心和研究能力。
当前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话题，即如何认识口述历史和文字载体的关系，这是早期文本研究绕不过的问题。任何历史，都曾经历过从口述到载记的过程。五千年前的历史如此，三千年前的历史，也是如此。甚至，近代以来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前，神话学研究，口述史理论，事实上已经成为理论突破的一个重要关口。过去，我们对此类研究关注不多，以为跟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距离。而今，我们彼此越走越近。因为我们意识到，广义的文学研究，涉及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不同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应该互相借鉴学习，我们以后在这些方面要有更多的讨论与实践。
说到最后，又要回到讨论几千年也没有结论的话题，即研究历史的目的和途径问题。目的决定途径，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寻找什么样的途径。站在当下看历史，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场景，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去寻找历史上的相似性，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试图解释当前社会的困惑，探讨未来发展的方向。还有一种研究，似乎没有目的，只是注重历史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他们往往会从若干碎片中发现一些曾经被遮蔽的东西。前者从大处着眼，后者从细微处入手。无论哪种研究方法，都各有优长，同时也存在着某种不足，对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有所忽略。只强调规律，就无法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只关注细节，又可能会消解历史的整体性。细节和整体，史实和规律，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值得深思。文学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地处理我们的研究对象。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从事文学史研究，我们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即我们的研究触角深入到历史的方方面面，我们理应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今天的历史研究，要求我们必须走进历史深处，努力领略历史的魅力。各种新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在寻找进入历史的种种途径。如前所述，这些概念看似无关紧要，却直接关涉到进入历史的途径，关涉到解释历史的方法，绝非可有可无。既然如此，这些思考与讨论就很有意义。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8年5月21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