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父
妻子的预产期快到了，朋友们见了总问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我当然说无所谓。生了女儿的人，对我的态度基本认同，但生儿子的人，则往往露出不信任的表情。我的老邻居就毫不客气地冲我说：“得了吧，你还是想要儿子！”这使我对自己的态度也有点说不清楚了。实话说，父母很希望我们生个男孩，我自己则喜欢女孩儿——前提是要漂亮一点。回到家里，和妻子说起这事，她把头一撇，说：“我想要女儿，我不想做婆婆。”看着她的表情，我想起了邻居的眼神，觉得妻子也像在说谎。
不过生男生女，这会儿已由不得我们了。妻子一见红，我马上陪她去了医院。入院的时候是晚上，大夫做完常规检查，告诉我一切顺利，但估计要等一两天才生，让我们不要着急。她进了医院，我心里倒是觉得踏实了许多。
鉴于她还没到临产期，我不必时刻陪着，所以第二天继续到了班上。整整一上午，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停。到了十点左右，电话铃再次响起，拿起来一听，是妻子的。她说医院刚才通知，可能得做剖腹产，要我赶快回去。我一听，有点懵了。昨晚入院，在门诊做检查时，大夫明明告诉我们可以顺产，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我心里嘀咕着，忐忑不安地往回赶。在路上，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关心我太太的情况。听了我的介绍，她说：“别着急，我马上就过去。”我嘴里虽在客气，劝她别来了，心里却巴不得她马上能到医院去。
赶到病房，妻子已经等急了，满脸不悦。我赶紧去找大夫，大夫解释说她羊水少，血糖高，所以得做剖腹手术。过了一会儿，主治大夫来找我们谈话，她一字一顿，满脸严肃地讲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每一种情况都是要命的，听得人心里阵阵发毛。签字的时候，我的手直哆嗦。
这时，病房里又进来一个年龄稍大点的矮个子大夫，她十分关切地问我们：“你们准备让谁做手术呀？”这个问题让我稍感意外，但也顿时有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早在入院之前，就有人提醒我要给大夫送红包。开始时，我是发愁送不出去。特别是入院的当天晚上，医院里给了我一份“家属须知”，那上面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给医务人员送红包”，所以我最担心遭到大夫们的正色拒绝。但中国人破财消灾的理念顽固地盘桓在我的脑海中，我对在医院里谈病人权利，一向也不抱任何信心。于是便抓住眼前的机会，虚心地向两位好心的大夫请教，问她们我们能不能点个大夫做手术。对我的问题，高个的主治大夫显得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公事公办地告诉我：“按照医院的规定，可以点主任。但是一个主任一周只能做两台，而且现在都已经点满了。”矮个子大夫有点急切地说：“要不就教他们别点了，我做算了。我跟他们谈吧。”主治大夫于是退下，病房里就剩下我们夫妇和这位刚知道其身份的主任医师。我明白该把一直令我头疼的红包拿出来了，但是给多少合适呢？此前可没人告诉我个合适的数字。我又冒傻气地问她点名费是多少。话一出口，立刻就感到有点欠妥。但是主任很大度地笑了笑，说：“算了算了。”她越说算了，我就越觉得不能少：没有底线的要价才最不好还价。我赶紧拿出六百元——取六六大顺的意思——递了过去，主任稍微推辞了一下，然后一脸无奈地收进了口袋。我还是不踏实，又问了问她手术的危险程度，她要我们放心，说不会有任何问题。临出门前，她告诉我，手术将在下午两点钟进行，到时麻醉师会找我签字。送走了主任，心里一下放松了许多，就单等着见麻醉师了。麻醉师也是手术的关键人物，绝对怠慢不得。
将近十二点时，我们的朋友来了。朋友是个细心的人，她一来，我心里稍觉踏实了一点。以她的经验，给麻醉师的钱数应在二百元左右。她麻利地检查了我们准备的各项用品，发现我们在匆忙中忘了带奶瓶和奶粉。由于离手术还有点时间，我决定到附近的一家超市去买一套。跑下楼打了一辆出租，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朋友告诉我情况有变，手术提前了，让我马上回来。我赶紧让司机调转车头往回赶。
手术室外边围着不少人，他们也是等手术的。妻子已经被推进去了，朋友正在外边焦急地等我。然后我们一起焦急地等麻醉师出来。新的问题又开始让我犯愁了——当着这么多人，红包怎么送出去呢？琢磨了半天，我想了个办法：背过众人，把钱装到一个信封中，然后将信封折成小方块，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手术室的门开了，出来一个微胖的男子，戴着大口罩，架着一副眼镜。他喊了妻子的名字，说：“家属过来签字。”我挤过去接了纸和笔，贴在门上签了名——因为手里攥着钱，笔抓不紧，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等我把签了名的纸递过去时，麻醉师已经看到了我手里捏着的信封，于是很友好地伸过手来和我握了握。他一点也没难为我，使我甚为感动——现在该送的都送了，就等着手术结果了。
手术还在进行着。朋友为了不让我着急，不断地说一些有趣的事，我勉强地听着，心里却总是一揪一揪的。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紧紧地缠结在心头，使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能集中注意力。窗外的世界已经绿树成荫了，马路上行人却很少，偶尔出现一两个人，大都行色匆匆，而且戴着口罩，与眼下的季节构成了反讽，使这个世界显得有点滑稽而不真实。北京正流行着“非典”，天空仿佛笼罩着一股妖氛，令人感到窒息。手术室的门开了一次，围在外边的人稍稍骚动了一下，又很快恢复了平静。朋友提醒我，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见到已经等待了十个月的宝宝了。她很替我高兴。这时我的意识好像恢复了一点清醒，似乎感到一个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心中突然涌上了一股复杂的滋味。但是激情就像空水管里的回声，只空洞地响了一下就消失了。我用左手掐了掐右手，木木的，没有感觉，整个人就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这时，手术室的门再次打开了，里面推出了一个婴儿车，护士喊了妻子的名字，我们赶快围了过去。孩子躺在小车中，头红红的，满脸是褶子，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大相径庭，乍看上去，一点都不好看。朋友在旁边推着我说：“快看你的宝宝。”接着又问护士：“男孩女孩？”护士拖长了声音说：“儿——子！”这个消息并没能使我振作起来。朋友却高兴得像个孩子，催着我赶快给她的先生打电话。打完了电话，我脑子里仍然木木的，没有感觉。对孩子的性别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期待，但这个结果又似乎是在预料之中的。我又把消息告诉了在家中等候的母亲，母亲听说是男孩，高兴得声音直发抖。
儿子是两点十分生的，两点半左右妻子被送回了病房。同病室的小黄从一大早去产房，到六点多才回来。小黄是顺产，生了一个女孩。也是红红的皮肤，满脸小褶子。傍晚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开始在病房里一应一和地哭，甚是热闹。由于妻子刚做了手术，医院同意我当晚留在病房陪护。白天有朋友在旁照顾，还没感到太费劲，朋友走了以后，我就有了手忙脚乱的感觉。孩子第一次拉屎后，放声大哭，看着他细嫩的小腿，我不敢动手擦，只好放下他跑去喊护士。小黄的妈妈笑眯眯地说我：“新爸爸且得锻炼呢。”等到人们都走了以后，我才开始仔细地审视襁褓里的婴儿。小家伙半张着嘴左右寻觅，两条腿不停地乱蹬，看上去娇弱无比。忽然间，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袭上了心头，使我紧紧把他抱进怀中。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将全心地呵护他，直到我的生命走到尽头。“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我忽然想起了汉乐府中那位母亲的临终遗言，眼睛不由得有点发涩。
这一夜，两个孩子不停地哭闹，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半夜里，孩子们总算安静了一会儿，两位疲倦的妈妈也已入睡。整个医院里这会儿都静悄悄的，值夜班的护士们也都不大进出行走了。我感觉有了点儿困意，便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蜷着身子躺了下来。躺下以后，身体没法伸展，根本睡不着。而紧张了一天的思绪却开始慢慢地放开了。我想到了孩子们的未来，不知道这降生在同一天，又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他们人生第一天的两个孩子，各自会有怎样的命运。二十年后，当两个年轻人不期而遇的时候，儿子会不会像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那样，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他们能认出对方来吗？人生有很多偶然，我相信，今天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很多偶然中的一次。
迷迷糊糊中，儿子的一声啼哭打破了病房里的宁静，旁边的小女孩被吵醒了，也哭了起来。我检查了儿子的尿裤，发现他又拉了。这次我决定不找护士，而是学着护士的样子自己给他收拾。打开儿子的尿裤，慢慢擦干净他的小屁股，然后换了块新的。而那边，小黄也正在解她女儿的襁褓。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话：道在屎溺中。我觉得初做父母的意义现在就全部体现在这里，具体，琐细，俗常。
四天以后，妻子出院了。离开医院前，医生给孩子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并叮嘱我们要保护好孩子的脐带部位。回到家以后，每天洗澡时，我们都格外小心。按照医院的说法，孩子的脐带一般在第七天会脱落。但是儿子的脐带到了第九天还毫发未损，母亲有点等不及了，她说这不大正常。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人，对她的意见我不能不重视。于是打电话向朋友咨询，她也说按理是该在七日内脱落。这让我更觉担心了。第十天一天，我不停地查看儿子的肚脐，但那个干瘪的小橛橛还是毫无愧意地竖在那儿。到了晚上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它掉了，但脐窝里却黏黏的。母亲看了觉得不行，说脱脐后脐窝应是干的。为了求个放心，我试着给一个曾有一面之缘的儿科医生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脐窝里发黏可能是发炎造成的，不可掉以轻心。一重疑云还没拨去，母亲又忧心忡忡地提醒我，说儿子的鸡鸡好像小了点。听了这话，我如五雷轰顶，一下懵了。肚脐事小，鸡鸡事大！我感到问题严重了。当天晚上，一夜未睡好，心里盘算着第二天一早就带儿子去医院，不管外边“非典”有多严重。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好不容易挨到八点，我先往医院打了个电话，问儿科门诊上午开不开。接线员慢条斯理地告诉我，由于闹“非典”，医院人手紧，上午儿科门诊不开，叫我下午一点钟去。没有办法，再急也只好等了。中午草草地吃了点饭，把儿子包裹停当，眼睛就一直盯着表。好不容易过了十二点，母亲催着我赶紧出门。这几天正是非常时期，关于“非典”的传闻一天比一天可怕，为了安全，我不敢坐出租。好在医院离家很近，于是就抱着儿子步行前往。到了医院，门诊室里只坐着两个护士，一问，才知道大夫还得临时打电话叫。护士让我先去挂号，然后等着。好不容易等来了大夫，我把肚脐的问题给她讲了，她揭开孩子的衣服看了看，说：“没事儿，有少量分泌物是正常的。”接着，又听了听儿子的心脏，并做了些其他检查。我看着她做检查，特意把儿子的鸡鸡往显著的位置挪了挪，等着她下结论。但是她仿佛没看见似的，示意我把孩子包起来。怎么办？是大夫没注意到，还是她不好意思说？我坐在那里直着急，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口。面前坐的三位都是女性，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她们会有何反应？可如果不提，真要被忽略了怎么办？调整了好几次呼吸，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问题挑明了。结果我的话一出口，就招来了大夫和护士的集体嘲笑。大夫还稍微克制点，强忍着笑冲我说：“不小，他才多大的人！”两位年轻的护士则偏过头去直乐。虽然戴着预防“非典”的大口罩，但从眉眼处肌肉的剧烈运动和肩部的颤抖，我能感受到这个下了很大决心提出的问题，给她们带来了多大的快乐。至此，心中的石头才算完全落地，顿时觉得一身轻松。
出了医院一路快走。到家后一看，刚才在医院时还不停乱蹬的小家伙，已经在我怀里睡熟了，我则出了一身的汗，站在地上直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