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父

初为人父

妻子的预产期快到了,朋友们见了总问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我当然说无所谓。生了女儿的人,对我的态度基本认同,但生儿子的人,则往往露出不信任的表情。我的老邻居就毫不客气地冲我说:“得了吧,你还是想要儿子!”这使我对自己的态度也有点说不清楚了。实话说,父母很希望我们生个男孩,我自己则喜欢女孩儿——前提是要漂亮一点。回到家里,和妻子说起这事,她把头一撇,说:“我想要女儿,我不想做婆婆。”看着她的表情,我想起了邻居的眼神,觉得妻子也像在说谎。

不过生男生女,这会儿已由不得我们了。妻子一见红,我马上陪她去了医院。入院的时候是晚上,大夫做完常规检查,告诉我一切顺利,但估计要等一两天才生,让我们不要着急。她进了医院,我心里倒是觉得踏实了许多。

鉴于她还没到临产期,我不必时刻陪着,所以第二天继续到了班上。整整一上午,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停。到了十点左右,电话铃再次响起,拿起来一听,是妻子的。她说医院刚才通知,可能得做剖腹产,要我赶快回去。我一听,有点懵了。昨晚入院,在门诊做检查时,大夫明明告诉我们可以顺产,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我心里嘀咕着,忐忑不安地往回赶。在路上,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关心我太太的情况。听了我的介绍,她说:“别着急,我马上就过去。”我嘴里虽在客气,劝她别来了,心里却巴不得她马上能到医院去。

赶到病房,妻子已经等急了,满脸不悦。我赶紧去找大夫,大夫解释说她羊水少,血糖高,所以得做剖腹手术。过了一会儿,主治大夫来找我们谈话,她一字一顿,满脸严肃地讲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每一种情况都是要命的,听得人心里阵阵发毛。签字的时候,我的手直哆嗦。

这时,病房里又进来一个年龄稍大点的矮个子大夫,她十分关切地问我们:“你们准备让谁做手术呀?”这个问题让我稍感意外,但也顿时有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早在入院之前,就有人提醒我要给大夫送红包。开始时,我是发愁送不出去。特别是入院的当天晚上,医院里给了我一份“家属须知”,那上面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给医务人员送红包”,所以我最担心遭到大夫们的正色拒绝。但中国人破财消灾的理念顽固地盘桓在我的脑海中,我对在医院里谈病人权利,一向也不抱任何信心。于是便抓住眼前的机会,虚心地向两位好心的大夫请教,问她们我们能不能点个大夫做手术。对我的问题,高个的主治大夫显得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公事公办地告诉我:“按照医院的规定,可以点主任。但是一个主任一周只能做两台,而且现在都已经点满了。”矮个子大夫有点急切地说:“要不就教他们别点了,我做算了。我跟他们谈吧。”主治大夫于是退下,病房里就剩下我们夫妇和这位刚知道其身份的主任医师。我明白该把一直令我头疼的红包拿出来了,但是给多少合适呢?此前可没人告诉我个合适的数字。我又冒傻气地问她点名费是多少。话一出口,立刻就感到有点欠妥。但是主任很大度地笑了笑,说:“算了算了。”她越说算了,我就越觉得不能少:没有底线的要价才最不好还价。我赶紧拿出六百元——取六六大顺的意思——递了过去,主任稍微推辞了一下,然后一脸无奈地收进了口袋。我还是不踏实,又问了问她手术的危险程度,她要我们放心,说不会有任何问题。临出门前,她告诉我,手术将在下午两点钟进行,到时麻醉师会找我签字。送走了主任,心里一下放松了许多,就单等着见麻醉师了。麻醉师也是手术的关键人物,绝对怠慢不得。

将近十二点时,我们的朋友来了。朋友是个细心的人,她一来,我心里稍觉踏实了一点。以她的经验,给麻醉师的钱数应在二百元左右。她麻利地检查了我们准备的各项用品,发现我们在匆忙中忘了带奶瓶和奶粉。由于离手术还有点时间,我决定到附近的一家超市去买一套。跑下楼打了一辆出租,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朋友告诉我情况有变,手术提前了,让我马上回来。我赶紧让司机调转车头往回赶。

手术室外边围着不少人,他们也是等手术的。妻子已经被推进去了,朋友正在外边焦急地等我。然后我们一起焦急地等麻醉师出来。新的问题又开始让我犯愁了——当着这么多人,红包怎么送出去呢?琢磨了半天,我想了个办法:背过众人,把钱装到一个信封中,然后将信封折成小方块,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手术室的门开了,出来一个微胖的男子,戴着大口罩,架着一副眼镜。他喊了妻子的名字,说:“家属过来签字。”我挤过去接了纸和笔,贴在门上签了名——因为手里攥着钱,笔抓不紧,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等我把签了名的纸递过去时,麻醉师已经看到了我手里捏着的信封,于是很友好地伸过手来和我握了握。他一点也没难为我,使我甚为感动——现在该送的都送了,就等着手术结果了。

手术还在进行着。朋友为了不让我着急,不断地说一些有趣的事,我勉强地听着,心里却总是一揪一揪的。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紧紧地缠结在心头,使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能集中注意力。窗外的世界已经绿树成荫了,马路上行人却很少,偶尔出现一两个人,大都行色匆匆,而且戴着口罩,与眼下的季节构成了反讽,使这个世界显得有点滑稽而不真实。北京正流行着“非典”,天空仿佛笼罩着一股妖氛,令人感到窒息。手术室的门开了一次,围在外边的人稍稍骚动了一下,又很快恢复了平静。朋友提醒我,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见到已经等待了十个月的宝宝了。她很替我高兴。这时我的意识好像恢复了一点清醒,似乎感到一个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心中突然涌上了一股复杂的滋味。但是激情就像空水管里的回声,只空洞地响了一下就消失了。我用左手掐了掐右手,木木的,没有感觉,整个人就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这时,手术室的门再次打开了,里面推出了一个婴儿车,护士喊了妻子的名字,我们赶快围了过去。孩子躺在小车中,头红红的,满脸是褶子,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大相径庭,乍看上去,一点都不好看。朋友在旁边推着我说:“快看你的宝宝。”接着又问护士:“男孩女孩?”护士拖长了声音说:“儿——子!”这个消息并没能使我振作起来。朋友却高兴得像个孩子,催着我赶快给她的先生打电话。打完了电话,我脑子里仍然木木的,没有感觉。对孩子的性别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期待,但这个结果又似乎是在预料之中的。我又把消息告诉了在家中等候的母亲,母亲听说是男孩,高兴得声音直发抖。

儿子是两点十分生的,两点半左右妻子被送回了病房。同病室的小黄从一大早去产房,到六点多才回来。小黄是顺产,生了一个女孩。也是红红的皮肤,满脸小褶子。傍晚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开始在病房里一应一和地哭,甚是热闹。由于妻子刚做了手术,医院同意我当晚留在病房陪护。白天有朋友在旁照顾,还没感到太费劲,朋友走了以后,我就有了手忙脚乱的感觉。孩子第一次拉屎后,放声大哭,看着他细嫩的小腿,我不敢动手擦,只好放下他跑去喊护士。小黄的妈妈笑眯眯地说我:“新爸爸且得锻炼呢。”等到人们都走了以后,我才开始仔细地审视襁褓里的婴儿。小家伙半张着嘴左右寻觅,两条腿不停地乱蹬,看上去娇弱无比。忽然间,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袭上了心头,使我紧紧把他抱进怀中。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将全心地呵护他,直到我的生命走到尽头。“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我忽然想起了汉乐府中那位母亲的临终遗言,眼睛不由得有点发涩。

这一夜,两个孩子不停地哭闹,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半夜里,孩子们总算安静了一会儿,两位疲倦的妈妈也已入睡。整个医院里这会儿都静悄悄的,值夜班的护士们也都不大进出行走了。我感觉有了点儿困意,便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蜷着身子躺了下来。躺下以后,身体没法伸展,根本睡不着。而紧张了一天的思绪却开始慢慢地放开了。我想到了孩子们的未来,不知道这降生在同一天,又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他们人生第一天的两个孩子,各自会有怎样的命运。二十年后,当两个年轻人不期而遇的时候,儿子会不会像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那样,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他们能认出对方来吗?人生有很多偶然,我相信,今天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很多偶然中的一次。

迷迷糊糊中,儿子的一声啼哭打破了病房里的宁静,旁边的小女孩被吵醒了,也哭了起来。我检查了儿子的尿裤,发现他又拉了。这次我决定不找护士,而是学着护士的样子自己给他收拾。打开儿子的尿裤,慢慢擦干净他的小屁股,然后换了块新的。而那边,小黄也正在解她女儿的襁褓。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话:道在屎溺中。我觉得初做父母的意义现在就全部体现在这里,具体,琐细,俗常。

四天以后,妻子出院了。离开医院前,医生给孩子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并叮嘱我们要保护好孩子的脐带部位。回到家以后,每天洗澡时,我们都格外小心。按照医院的说法,孩子的脐带一般在第七天会脱落。但是儿子的脐带到了第九天还毫发未损,母亲有点等不及了,她说这不大正常。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人,对她的意见我不能不重视。于是打电话向朋友咨询,她也说按理是该在七日内脱落。这让我更觉担心了。第十天一天,我不停地查看儿子的肚脐,但那个干瘪的小橛橛还是毫无愧意地竖在那儿。到了晚上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它掉了,但脐窝里却黏黏的。母亲看了觉得不行,说脱脐后脐窝应是干的。为了求个放心,我试着给一个曾有一面之缘的儿科医生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脐窝里发黏可能是发炎造成的,不可掉以轻心。一重疑云还没拨去,母亲又忧心忡忡地提醒我,说儿子的鸡鸡好像小了点。听了这话,我如五雷轰顶,一下懵了。肚脐事小,鸡鸡事大!我感到问题严重了。当天晚上,一夜未睡好,心里盘算着第二天一早就带儿子去医院,不管外边“非典”有多严重。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好不容易挨到八点,我先往医院打了个电话,问儿科门诊上午开不开。接线员慢条斯理地告诉我,由于闹“非典”,医院人手紧,上午儿科门诊不开,叫我下午一点钟去。没有办法,再急也只好等了。中午草草地吃了点饭,把儿子包裹停当,眼睛就一直盯着表。好不容易过了十二点,母亲催着我赶紧出门。这几天正是非常时期,关于“非典”的传闻一天比一天可怕,为了安全,我不敢坐出租。好在医院离家很近,于是就抱着儿子步行前往。到了医院,门诊室里只坐着两个护士,一问,才知道大夫还得临时打电话叫。护士让我先去挂号,然后等着。好不容易等来了大夫,我把肚脐的问题给她讲了,她揭开孩子的衣服看了看,说:“没事儿,有少量分泌物是正常的。”接着,又听了听儿子的心脏,并做了些其他检查。我看着她做检查,特意把儿子的鸡鸡往显著的位置挪了挪,等着她下结论。但是她仿佛没看见似的,示意我把孩子包起来。怎么办?是大夫没注意到,还是她不好意思说?我坐在那里直着急,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口。面前坐的三位都是女性,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她们会有何反应?可如果不提,真要被忽略了怎么办?调整了好几次呼吸,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问题挑明了。结果我的话一出口,就招来了大夫和护士的集体嘲笑。大夫还稍微克制点,强忍着笑冲我说:“不小,他才多大的人!”两位年轻的护士则偏过头去直乐。虽然戴着预防“非典”的大口罩,但从眉眼处肌肉的剧烈运动和肩部的颤抖,我能感受到这个下了很大决心提出的问题,给她们带来了多大的快乐。至此,心中的石头才算完全落地,顿时觉得一身轻松。

出了医院一路快走。到家后一看,刚才在医院时还不停乱蹬的小家伙,已经在我怀里睡熟了,我则出了一身的汗,站在地上直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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