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清辉师

忆清辉师

徐清辉老师去世转眼都十一年了。一直想写点关于她的文字,可每次只要回想起与她交往的点点滴滴,就思绪万千、百感杂陈,无法理出清晰的头绪。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忽然想起她,总觉得欠了她一点什么,内心殊感愧疚。几次要动手写,但面对电脑枯坐良久,都不知从何说起。

第一次见徐老师是1987年秋天。那年我考到了兰州大学中文系,9月开学以后,系上安排了一周的新生教育活动,请一些资深教师,给我们办了几次讲座。其中有一讲是徐老师的“大学时期怎样学好外语”。班主任提前介绍过她的情况,我因而知道她是教外国文学的,而且在西方哲学和比较美学方面都很有造诣,还知道她英文极好,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过。印象中,似乎还提到她是独身。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她没成过家。

徐老师那天几乎是掐着点走进教室的,她身穿一套黑色西装,戴白手套,鼻梁上是深棕色的粗框眼镜,烫了大卷发,显得非常精神。这身打扮当时多少有点儿另类,令我印象深刻。开讲后,她声音洪亮,很有感染力。可惜那天只讲了十五分钟,剩下的时间她要大家提问和讨论。当时刚入学,同学们彼此还不熟悉,都有些拘谨,教室里非常安静,没一个人主动提问。我本来喜欢英文,很想听听怎么能进一步提高,没想到她一讲完就冷场了。心里很着急,希望能打破僵局,但又不知问什么好。

由于坐第一排,徐老师大概看出了我表情上的异样,就投来了鼓励的目光。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她以后学习应该以英式英语为主还是美式英语为主。她笑了笑,说学好哪一种都行。这一下,我精神稍微放松了一点,又问她学外语有没有什么诀窍。她很肯定地说:“没有任何诀窍,方法只有一个,看不懂的时候要坚持看,听不懂的时候要坚持听。”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这个方法,我也一直用到现在。

此后四年中,我再没机会和她交流过。在整个本科期间,虽然我知道有她这个老师,她却并不知道有我这个学生。她曾给高年级开过选修课,但因为限制人数,我无缘聆听。有两次外国学者作报告,徐老师担任现场翻译,她富于逻辑性的语言风格和优雅的气质,很令我敬服。学生社团请她做过两场报告,其中一次讲的是尼采和叔本华,我去听了。随后发生了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从此她彻底告别讲台。自那以后,校园里很少能再看到徐老师的影子。有一段时间,听人说她变得很怪,不愿与人往来,去找她也敲不开门。

本科时期,我受徐老师的影响,苦读英语,如饥似渴地读外国文学作品,也看了不少欧洲历史和艺术史方面的书,曾满怀信心地想将来搞比较文学。这个念头后来读了钱锺书先生的《旧文四篇》后,被彻底打消。我决定还是从中国传统入手,先学好古典文学。于是大学毕业后,考本校研究生时,选择了先秦两汉文学作专业方向。

大概是1993年春季,在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学校图书馆方志阅览室看书,那里有一套台湾版的《笔记小说大观》,里面有我需要的资料。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徐老师,后来得知她经常来看方志。此时她已不复昔日的光彩,说话的声音变低了,语速也变慢了。一个长期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感兴趣呢,我颇感好奇。中间休息时,主动和她打了个招呼,她也友好地回应了我。连续多日下来,整个阅览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看书,慢慢地,交流就多了起来。她问了我的专业方向,也问了论文选题,对我当初的专业选择表示认可。后来,听说她的《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出版了,还厚着脸皮登门讨了一本。关于她拒人于门外的传闻,我始终未能证实。

1994年春夏之交,突然从系办公室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徐老师的儿子在上海跳楼自杀了。关于她儿子胡河清,我过去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徐老师有个儿子,这还是堂姐告诉我的。堂姐是在兰大校园长大的,胡河清十几岁到兰州的时候,她见过。当时我同时面对着考博、毕业答辩和办理离校手续等一系列事情,整日乱乱哄哄、忙忙叨叨。尽管这个消息令我震惊,但也顾不上多问。系里派了个副主任,陪她去上海处理善后,听说她在整个过程中,未掉过一滴眼泪。由于毕业在即,也由于她家遭不幸,一直到我去山东大学报到,都没有再见到徐老师。

1995年暑期,我回兰州休假。我爱人硕士毕业,刚留校任教,我们开始自己起伙,解决一日三餐。一天早晨在兰大后门买菜时,突然碰上了徐老师。她见了我颇感意外,问了我的去向和近况,说欢迎我去她家坐坐。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埋头看书,有空就到她家去海阔天空地聊天,而且每次都谈到深夜。有一次很晚回到宿舍,我爱人已进入梦乡,开门进去,她被惊醒,懵懂中居然吓得大哭起来。徐老师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捕捉信息和综合分析的能力都极强,虽然平时深居简出,对外边发生的事情却了如指掌。闲聊中,发现她对武侠小说非常喜欢,而且读得极多,讲起来头头是道。另外,她喜欢收集各地民间传说中的鬼故事。她的这一爱好我理解,她是要从这些民间记忆中寻找文化上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她给我讲,不仅杭州有虎跑寺,许多地方志里也经常有寺庙附近出现过虎的记载,原因就是佛教以虎为护法,所以对寺庙来说虎是吉祥的象征。还有一次,她讲到印度佛教对“缘”的理解与中国的不同。她说在印度佛教里,缘是一种随聚随散的东西,而到了中国却成了先验的东西,中国人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她的这番讲解,使我对《红楼梦》里“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关系得到一种新解法,也让我重新审视了《红楼梦》的哲学观,专门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

我到山东大学读博士,选择了元明清文学作研究方向,导师是袁世硕先生。袁先生治学既强调历史主义,又坚持文学本位主义。他主张研究文学要搞清作品的外部关系,做到知人论世,又主张认真分析文本,让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用他的话说,作品的好和坏,都应该是可以用理论来分析证明的,学术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赏析的层面。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我系统地阅读了一些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著作。阅读的过程中既有收获,也有困惑。1995年寒假,我带着一些疑问去向徐老师请教,她提醒我不要被理论的表述形式所干扰,要注意抓背后的东西。徐老师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十分熟悉,通过与她交流,我意识到形式主义文论强调的不仅仅是方法,还有对待文本的态度问题。一次闲聊中,不知怎么提到了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她笑称那是“牢骚美学”,不是真正的学术。

徐老师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是中国传统的问题。她对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和传播方式,有很多独到的看法。她认为中国文化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快速变化,许多过去的印迹反而在周边地带保留了下来。比如樱桃的读音,藏文的读法就和她老家海宁方言基本一致,这说明唐朝时期,中原的读法也是这样。因为吐蕃使臣在长安第一次接受大唐天子赏赐的樱桃时,自然也接受了这个名词当时的读音。她同时提醒我从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扬雄的《方言》。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她指出我们常说的“大河里有水,小河里不干”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小河里有水,大河里不干”。对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江湖古训,她也不以为然,斥其宣传剥削思想。搞西方哲学出身的徐老师,晚年对中国文化兴趣极浓,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去研读。她曾推荐我读《谭嗣同集》,要我注意里面表达的对革命的血祭精神。对于八十年代那股否定传统的浮躁之风,她尤其不以为然。有一次谈到未来,她告诫我要懂得尊重传统,善待古文明,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不要受别人干扰。用她的话说:“别听有些人在那瞎喳喳。”每当我读书有急躁情绪时,她总是说:“不要急,慢慢来,路长着呢。”参加工作以后,她还这样在电话里安慰过几次。

1996年寒假,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当时正面临毕业去向的选择。去看徐老师时,和她说起找工作的艰难,她极力建议我往北京努力。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许多师友和知交都在北京,所以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当时兰大中文系的领导有意要我回母校工作,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我爱人已经留校做了老师,我回去算是顺理成章。她说虽然心里也希望我回去,这样可以常见面,也方便一起做事,但理智告诉她,“与其相濡以沫,不如隔江湖而相望”,为了未来发展,她宁愿我走远一点。后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总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进了北京。知道消息后她大为高兴,给我来了一封信,祝贺我“find a good job”。

2001年夏天,她在电话里表示想秋后出来走走,顺便看看北京的师友,我听了喜出望外,极力怂恿她早点动身。9月份打电话过去询问行程安排,她说还没有最后定,但让我提早给她选个宾馆。我当时刚刚搬新房子,家里有地方住,就邀请她来住我家,这样好照顾,也便于聊天。我爱人因我的关系,和徐老师也熟,以前每当我回济南后,她会时常过去看望徐老师,偶尔也替她借借书和买买东西。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件趣事。记得有一年寒假,徐老师说要请我们夫妻吃奶油焗大虾,约好了日子到她家去吃饭,谁知从下午5点进屋坐下,一直聊到晚上10点,吃饭的事她连提都没提。临到要告辞的时候,她才从容地拿出一盒冰冻大虾说:“今天厨房的灯坏了,奶油焗大虾做不成了。但还是有办法让你们吃到虾的,自己拿回去油焖吧。”出门后,我们为此乐了好半天。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0月中旬,单位突然临时派我参加即将在昌平举办的全国首届古籍编辑培训班,培训期为十天。因接到通知比较晚,规定21号报到,19号我才匆匆办好报名手续。完了赶紧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问她来京的时间。她告诉我已买了20号的车票,正好21号到京。21号是个星期天,她解释说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方便我接站。按照通知要求,培训班成员21号上午要在中华书局集中,然后统一乘大巴前往昌平。由于事出偶然,徐老师又难得来一趟,为了不扫她的兴,我决定先不告诉她要参加培训的事。

按以往的经验,这趟车应该中午到北京西站,我准备先把她接回家,再直接去昌平报到,这样就要单位派车送我。放下电话,赶紧找领导说明情况,申请了用车。本以为这样安排可以两全了,谁知21号大老远赶到车站,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仍迟迟不见火车的影子。到问事处一打听,才知道当日正赶上第一天火车提速,这趟车到站的时间被调到了4点以后。我和单位司机原来约好的出发时间又恰恰是4点。万般无奈之下,我急忙赶回家,把情况告诉了爱人,让她立刻再去接。司机送我到培训点时,天已经擦黑了。因为没能亲自接站,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晚上给家里打电话,向她表达了歉意。

随后两天,我几乎一有空就往家里打电话,她的情绪听上去都还不错。但爱人私下告诉我,因为我不在,她感到徐老师似乎有些无聊,说是想早点回去。听到这个情况,我24号晚上硬着头皮向培训班请了假,第二天上午就乘一辆顺车回到了城里。到家的时候,徐老师外出了,将近中午才进门。我事先没告诉她要回来,想给她来个惊喜。三年没见,她明显苍老了不少,身体也比以前要显得虚弱。寒暄过后,沏上茶我们就开始谈天。

这一次谈话的内容和以往有些不同,记得刚开始还聊了一些社会新闻和文化动态,慢慢地就转到了她的家庭和个人经历。说实话,关于她的家庭,我虽曾略闻一二,但她本人以往从未正式提及,我当然也没敢问。徐老师受过西学训练,她的价值观受西方影响至深,所以和她交谈的时候,我从不触及她的私人世界。

那一天,基本都是她在讲,我只偶尔插嘴问些小问题。她先从自己的父母谈起,说到家庭,说到儿子胡河清,也说了些我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她个人的事。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1989年她曾自杀过一次。她说在那个难眠的夜晚,她决定要放弃了,就用一把刀片在脖子上拉了一道,然后躺下等死。血流了很多,她原以为等流干了就可以平静地离去,但由于刀片没切到动脉,血后来慢慢凝住了,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放亮。这时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觉得既然上帝暂时还不愿收留,那就继续活下去做点事。联想到别人说她怪,说她不肯见人,我猜测大概是那个。她的《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就是在那次康复以后写成的。我在图书馆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计划做一个关于生态思想的课题。

那天她给我看了脖子上的伤痕,我问她兰大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说只有中文系总支书记詹秀知道。说到詹秀,我忍不住想多说两句。在我见过的政工干部中,这个人是最正直、最善良的。我们进校的时候,他就是中文系的总支书记,他对学生的爱护,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曾见证了人性中的反复,詹秀老师却始终让人感到温暖。他后来做了兰大的党委副书记,几年前听说因患骨癌去世了。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给徐老师提供帮助,但自己从不对外讲。徐老师说她来京前,专门给詹秀打过电话,告诉他要到我这儿来,说“免得让老詹觉得我这个怪人不知跑到哪去了”。

那天从中午一直聊到黄昏,徐老师后来动了感情,语气有些激动。我爱人下班回来做好晚饭,她只象征性地吃了一点,等我放下筷子,又接着往下说。但是,我突然注意到她讲话时喘得越来越厉害。当时觉得可能是累了,就劝她停下来休息,反正我已准备请假一周来陪她,时间有的是。等她进屋以后,我又处理了一些别的事,临睡前去卫生间,忽然发现她房间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以为她还在看书,就隔着门劝她早点休息,却没有回应。我心里不踏实,回屋穿上外衣,又到门口叫她,还是没有回应。推开屋门一看,我立刻惊呆了,只见她仰卧在床上,双手紧抱在胸前,口吐白沫,放在桌子上的背包也被抓到了地上。我急忙抓住她冰冷的双手,把手臂向身体两侧平着撑开,然后腾出一只手掐住她的人中,同时喊我爱人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了,大夫给她量血压,发现血压异常高,马上就打了一支降压针。我们焦急地等着情况好转,大夫的表情却一直不见放松。过了近一个小时,情况稍微稳定了一点,大夫让我赶快找人抬她下楼,送医院抢救。我和一个保安,跌跌撞撞地用担架把她抬下五楼,疲劳加上紧张,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车把我们送到离家最近的朝阳医院,医生问了情况,马上开始急救。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有一阵儿醒来,对我说:“小子啊,你赶回来救我一命。我们算是性命之交了。”说完一笑。再一会儿醒来,又对我说了两句英语。从显示器上看,她的心率和血压一直不稳定,我的心一直悬着。凌晨一点左右,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要家属签字,我知道徐老师已没有家人,只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过去看了一眼,她还在昏睡。急救室里空气有些混浊,我看看无事可做,就出来透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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