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清辉师
徐清辉老师去世转眼都十一年了。一直想写点关于她的文字，可每次只要回想起与她交往的点点滴滴，就思绪万千、百感杂陈，无法理出清晰的头绪。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忽然想起她，总觉得欠了她一点什么，内心殊感愧疚。几次要动手写，但面对电脑枯坐良久，都不知从何说起。
第一次见徐老师是1987年秋天。那年我考到了兰州大学中文系，9月开学以后，系上安排了一周的新生教育活动，请一些资深教师，给我们办了几次讲座。其中有一讲是徐老师的“大学时期怎样学好外语”。班主任提前介绍过她的情况，我因而知道她是教外国文学的，而且在西方哲学和比较美学方面都很有造诣，还知道她英文极好，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过。印象中，似乎还提到她是独身。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她没成过家。
徐老师那天几乎是掐着点走进教室的，她身穿一套黑色西装，戴白手套，鼻梁上是深棕色的粗框眼镜，烫了大卷发，显得非常精神。这身打扮当时多少有点儿另类，令我印象深刻。开讲后，她声音洪亮，很有感染力。可惜那天只讲了十五分钟，剩下的时间她要大家提问和讨论。当时刚入学，同学们彼此还不熟悉，都有些拘谨，教室里非常安静，没一个人主动提问。我本来喜欢英文，很想听听怎么能进一步提高，没想到她一讲完就冷场了。心里很着急，希望能打破僵局，但又不知问什么好。
由于坐第一排，徐老师大概看出了我表情上的异样，就投来了鼓励的目光。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她以后学习应该以英式英语为主还是美式英语为主。她笑了笑，说学好哪一种都行。这一下，我精神稍微放松了一点，又问她学外语有没有什么诀窍。她很肯定地说：“没有任何诀窍，方法只有一个，看不懂的时候要坚持看，听不懂的时候要坚持听。”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这个方法，我也一直用到现在。
此后四年中，我再没机会和她交流过。在整个本科期间，虽然我知道有她这个老师，她却并不知道有我这个学生。她曾给高年级开过选修课，但因为限制人数，我无缘聆听。有两次外国学者作报告，徐老师担任现场翻译，她富于逻辑性的语言风格和优雅的气质，很令我敬服。学生社团请她做过两场报告，其中一次讲的是尼采和叔本华，我去听了。随后发生了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从此她彻底告别讲台。自那以后，校园里很少能再看到徐老师的影子。有一段时间，听人说她变得很怪，不愿与人往来，去找她也敲不开门。
本科时期，我受徐老师的影响，苦读英语，如饥似渴地读外国文学作品，也看了不少欧洲历史和艺术史方面的书，曾满怀信心地想将来搞比较文学。这个念头后来读了钱锺书先生的《旧文四篇》后，被彻底打消。我决定还是从中国传统入手，先学好古典文学。于是大学毕业后，考本校研究生时，选择了先秦两汉文学作专业方向。
大概是1993年春季，在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学校图书馆方志阅览室看书，那里有一套台湾版的《笔记小说大观》，里面有我需要的资料。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徐老师，后来得知她经常来看方志。此时她已不复昔日的光彩，说话的声音变低了，语速也变慢了。一个长期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感兴趣呢，我颇感好奇。中间休息时，主动和她打了个招呼，她也友好地回应了我。连续多日下来，整个阅览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看书，慢慢地，交流就多了起来。她问了我的专业方向，也问了论文选题，对我当初的专业选择表示认可。后来，听说她的《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出版了，还厚着脸皮登门讨了一本。关于她拒人于门外的传闻，我始终未能证实。
1994年春夏之交，突然从系办公室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徐老师的儿子在上海跳楼自杀了。关于她儿子胡河清，我过去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徐老师有个儿子，这还是堂姐告诉我的。堂姐是在兰大校园长大的，胡河清十几岁到兰州的时候，她见过。当时我同时面对着考博、毕业答辩和办理离校手续等一系列事情，整日乱乱哄哄、忙忙叨叨。尽管这个消息令我震惊，但也顾不上多问。系里派了个副主任，陪她去上海处理善后，听说她在整个过程中，未掉过一滴眼泪。由于毕业在即，也由于她家遭不幸，一直到我去山东大学报到，都没有再见到徐老师。
1995年暑期，我回兰州休假。我爱人硕士毕业，刚留校任教，我们开始自己起伙，解决一日三餐。一天早晨在兰大后门买菜时，突然碰上了徐老师。她见了我颇感意外，问了我的去向和近况，说欢迎我去她家坐坐。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埋头看书，有空就到她家去海阔天空地聊天，而且每次都谈到深夜。有一次很晚回到宿舍，我爱人已进入梦乡，开门进去，她被惊醒，懵懂中居然吓得大哭起来。徐老师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捕捉信息和综合分析的能力都极强，虽然平时深居简出，对外边发生的事情却了如指掌。闲聊中，发现她对武侠小说非常喜欢，而且读得极多，讲起来头头是道。另外，她喜欢收集各地民间传说中的鬼故事。她的这一爱好我理解，她是要从这些民间记忆中寻找文化上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她给我讲，不仅杭州有虎跑寺，许多地方志里也经常有寺庙附近出现过虎的记载，原因就是佛教以虎为护法，所以对寺庙来说虎是吉祥的象征。还有一次，她讲到印度佛教对“缘”的理解与中国的不同。她说在印度佛教里，缘是一种随聚随散的东西，而到了中国却成了先验的东西，中国人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她的这番讲解，使我对《红楼梦》里“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关系得到一种新解法，也让我重新审视了《红楼梦》的哲学观，专门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
我到山东大学读博士，选择了元明清文学作研究方向，导师是袁世硕先生。袁先生治学既强调历史主义，又坚持文学本位主义。他主张研究文学要搞清作品的外部关系，做到知人论世，又主张认真分析文本，让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用他的话说，作品的好和坏，都应该是可以用理论来分析证明的，学术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赏析的层面。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我系统地阅读了一些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著作。阅读的过程中既有收获，也有困惑。1995年寒假，我带着一些疑问去向徐老师请教，她提醒我不要被理论的表述形式所干扰，要注意抓背后的东西。徐老师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十分熟悉，通过与她交流，我意识到形式主义文论强调的不仅仅是方法，还有对待文本的态度问题。一次闲聊中，不知怎么提到了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她笑称那是“牢骚美学”，不是真正的学术。
徐老师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是中国传统的问题。她对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和传播方式，有很多独到的看法。她认为中国文化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快速变化，许多过去的印迹反而在周边地带保留了下来。比如樱桃的读音，藏文的读法就和她老家海宁方言基本一致，这说明唐朝时期，中原的读法也是这样。因为吐蕃使臣在长安第一次接受大唐天子赏赐的樱桃时，自然也接受了这个名词当时的读音。她同时提醒我从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扬雄的《方言》。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她指出我们常说的“大河里有水，小河里不干”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小河里有水，大河里不干”。对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江湖古训，她也不以为然，斥其宣传剥削思想。搞西方哲学出身的徐老师，晚年对中国文化兴趣极浓，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去研读。她曾推荐我读《谭嗣同集》，要我注意里面表达的对革命的血祭精神。对于八十年代那股否定传统的浮躁之风，她尤其不以为然。有一次谈到未来，她告诫我要懂得尊重传统，善待古文明，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不要受别人干扰。用她的话说：“别听有些人在那瞎喳喳。”每当我读书有急躁情绪时，她总是说：“不要急，慢慢来，路长着呢。”参加工作以后，她还这样在电话里安慰过几次。
1996年寒假，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当时正面临毕业去向的选择。去看徐老师时，和她说起找工作的艰难，她极力建议我往北京努力。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许多师友和知交都在北京，所以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当时兰大中文系的领导有意要我回母校工作，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我爱人已经留校做了老师，我回去算是顺理成章。她说虽然心里也希望我回去，这样可以常见面，也方便一起做事，但理智告诉她，“与其相濡以沫，不如隔江湖而相望”，为了未来发展，她宁愿我走远一点。后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总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进了北京。知道消息后她大为高兴，给我来了一封信，祝贺我“find a good job”。
2001年夏天，她在电话里表示想秋后出来走走，顺便看看北京的师友，我听了喜出望外，极力怂恿她早点动身。9月份打电话过去询问行程安排，她说还没有最后定，但让我提早给她选个宾馆。我当时刚刚搬新房子，家里有地方住，就邀请她来住我家，这样好照顾，也便于聊天。我爱人因我的关系，和徐老师也熟，以前每当我回济南后，她会时常过去看望徐老师，偶尔也替她借借书和买买东西。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件趣事。记得有一年寒假，徐老师说要请我们夫妻吃奶油焗大虾，约好了日子到她家去吃饭，谁知从下午5点进屋坐下，一直聊到晚上10点，吃饭的事她连提都没提。临到要告辞的时候，她才从容地拿出一盒冰冻大虾说：“今天厨房的灯坏了，奶油焗大虾做不成了。但还是有办法让你们吃到虾的，自己拿回去油焖吧。”出门后，我们为此乐了好半天。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0月中旬，单位突然临时派我参加即将在昌平举办的全国首届古籍编辑培训班，培训期为十天。因接到通知比较晚，规定21号报到，19号我才匆匆办好报名手续。完了赶紧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问她来京的时间。她告诉我已买了20号的车票，正好21号到京。21号是个星期天，她解释说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方便我接站。按照通知要求，培训班成员21号上午要在中华书局集中，然后统一乘大巴前往昌平。由于事出偶然，徐老师又难得来一趟，为了不扫她的兴，我决定先不告诉她要参加培训的事。
按以往的经验，这趟车应该中午到北京西站，我准备先把她接回家，再直接去昌平报到，这样就要单位派车送我。放下电话，赶紧找领导说明情况，申请了用车。本以为这样安排可以两全了，谁知21号大老远赶到车站，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仍迟迟不见火车的影子。到问事处一打听，才知道当日正赶上第一天火车提速，这趟车到站的时间被调到了4点以后。我和单位司机原来约好的出发时间又恰恰是4点。万般无奈之下，我急忙赶回家，把情况告诉了爱人，让她立刻再去接。司机送我到培训点时，天已经擦黑了。因为没能亲自接站，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晚上给家里打电话，向她表达了歉意。
随后两天，我几乎一有空就往家里打电话，她的情绪听上去都还不错。但爱人私下告诉我，因为我不在，她感到徐老师似乎有些无聊，说是想早点回去。听到这个情况，我24号晚上硬着头皮向培训班请了假，第二天上午就乘一辆顺车回到了城里。到家的时候，徐老师外出了，将近中午才进门。我事先没告诉她要回来，想给她来个惊喜。三年没见，她明显苍老了不少，身体也比以前要显得虚弱。寒暄过后，沏上茶我们就开始谈天。
这一次谈话的内容和以往有些不同，记得刚开始还聊了一些社会新闻和文化动态，慢慢地就转到了她的家庭和个人经历。说实话，关于她的家庭，我虽曾略闻一二，但她本人以往从未正式提及，我当然也没敢问。徐老师受过西学训练，她的价值观受西方影响至深，所以和她交谈的时候，我从不触及她的私人世界。
那一天，基本都是她在讲，我只偶尔插嘴问些小问题。她先从自己的父母谈起，说到家庭，说到儿子胡河清，也说了些我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她个人的事。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1989年她曾自杀过一次。她说在那个难眠的夜晚，她决定要放弃了，就用一把刀片在脖子上拉了一道，然后躺下等死。血流了很多，她原以为等流干了就可以平静地离去，但由于刀片没切到动脉，血后来慢慢凝住了，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放亮。这时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觉得既然上帝暂时还不愿收留，那就继续活下去做点事。联想到别人说她怪，说她不肯见人，我猜测大概是那个。她的《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就是在那次康复以后写成的。我在图书馆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计划做一个关于生态思想的课题。
那天她给我看了脖子上的伤痕，我问她兰大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说只有中文系总支书记詹秀知道。说到詹秀，我忍不住想多说两句。在我见过的政工干部中，这个人是最正直、最善良的。我们进校的时候，他就是中文系的总支书记，他对学生的爱护，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曾见证了人性中的反复，詹秀老师却始终让人感到温暖。他后来做了兰大的党委副书记，几年前听说因患骨癌去世了。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给徐老师提供帮助，但自己从不对外讲。徐老师说她来京前，专门给詹秀打过电话，告诉他要到我这儿来，说“免得让老詹觉得我这个怪人不知跑到哪去了”。
那天从中午一直聊到黄昏，徐老师后来动了感情，语气有些激动。我爱人下班回来做好晚饭，她只象征性地吃了一点，等我放下筷子，又接着往下说。但是，我突然注意到她讲话时喘得越来越厉害。当时觉得可能是累了，就劝她停下来休息，反正我已准备请假一周来陪她，时间有的是。等她进屋以后，我又处理了一些别的事，临睡前去卫生间，忽然发现她房间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以为她还在看书，就隔着门劝她早点休息，却没有回应。我心里不踏实，回屋穿上外衣，又到门口叫她，还是没有回应。推开屋门一看，我立刻惊呆了，只见她仰卧在床上，双手紧抱在胸前，口吐白沫，放在桌子上的背包也被抓到了地上。我急忙抓住她冰冷的双手，把手臂向身体两侧平着撑开，然后腾出一只手掐住她的人中，同时喊我爱人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了，大夫给她量血压，发现血压异常高，马上就打了一支降压针。我们焦急地等着情况好转，大夫的表情却一直不见放松。过了近一个小时，情况稍微稳定了一点，大夫让我赶快找人抬她下楼，送医院抢救。我和一个保安，跌跌撞撞地用担架把她抬下五楼，疲劳加上紧张，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车把我们送到离家最近的朝阳医院，医生问了情况，马上开始急救。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有一阵儿醒来，对我说：“小子啊，你赶回来救我一命。我们算是性命之交了。”说完一笑。再一会儿醒来，又对我说了两句英语。从显示器上看，她的心率和血压一直不稳定，我的心一直悬着。凌晨一点左右，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要家属签字，我知道徐老师已没有家人，只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过去看了一眼，她还在昏睡。急救室里空气有些混浊，我看看无事可做，就出来透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