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阴谋诡计
这年秋天，当第一批北来的雁群咕嘎咕嘎地叫着飞过，菜园子里的橘子还没转黄时，大伯就病了。
他的病来得很急很猛，一开头就发高烧、昏迷、谵语。伯母为了请医捡药方便，叫海娃哥和碾房上的长工老范乘轿子把大伯抬到源兴号老家，我和哥哥也就跟着回来了。
城里有两位著名的太医。一个姓傅，长于火攻，外号人称“傅（附）片”。他认为大伯的病是寒气病，要用于姜、附片。另一个姓王，善于用凉药，人们叫他做“王犀角”，则认为是热症，要用犀角、牛屎水。这两人也真是水火不相容，只因托不过李大爷的面子，各开各的处方；到后来大伯的病情恶化了，两人就互相指责，都不开方。另外的医生来看，说是精液枯竭，元气大伤，开了大剂量的人参来吊气。
海娃哥拿着药方到柜上要钱买药。
掌柜的胡二爷为难说：“没有钱了。”
海娃哥说：“你莫涮坛子啊，源兴号好不好是个大铺子，大船破了还有三千钉。我不信拿不出几两银子来买人参。你打开钱柜来我看看。”
胡二爷溜着小眼睛，向外面左右瞧瞧，凑着海娃耳朵小声说：“钱倒是有，但柜子是幺老师锁的，我打不开！”
海娃哥去向伯娘回话，她叫他去找幺爸。
幺爸一听就发火，冲着海娃指桑骂槐地喝道：“这才怪哩！不是我在当家，我没一锄挖个金娃娃，也没跟着马屁股跑，捡着成锭的银子。妈哟，老子也没钱，老子去向哪个要？”
海娃哥不敢应声，退出他的卧房，但幺爸却赶出房外，站在天井边高声叫骂。这是故意骂给大伯听的。
伯母不能忍了，赶出去应声道：“咦，源兴号就穷了么，穷得来背时倒灶，连吃药都没钱么？”
幺婶蓦地从房里跳出来，披头散发，手里还捏着鸦片烟签子。她推开幺爸，直站在伯母跟前，用烟签子指着她：“嘿，穷不穷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当家，就是穷也跟我们不相干。我们不是败家子，没有把一份大家务当着瓦片儿随便打水漂漂！”
“你一口一声说没有当家，怎么又抱着钱柜子？怎么又把钱柜子锁起来？”
“哟，这源兴号是你大房上的么？我们是抱来的娃娃么？是石头里爆出来的么？你们把一份家产出脱了，还剩下生意上一个钱柜子，一天能有多少钱？这一大家人还吃不吃饭？那你们又拿钱来嘛——没有钱？又害了病？天老爷有眼睛！背时！背时！背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伯母气得眼睛翻白，说不出话来，一双手直抖，好一会才哭喊道：“李克生，李克生啊！你听到没有？你才一病，人家就要灭你了啊……”
可大伯听不见。他昏昏迷迷，手脚不时抽搐，面颊却红红的，好像喝醉了似的。
我的幺爸名廷
，字镜萱，是个秀才，和我父亲同年“入学”，人们都叫他李幺老师。和我父亲不同的是，他没上过新学。在科举废除之后，他就心安理得地做起县绅来了。
他当过县议员、团务委员、彝务委员，是机关法团中人，经常出入于县知事衙门。每逢新知事上任，他必穿上宁绸长衫、苏缎马褂，到北门外三里的武侯祠迎接；知事去任，他必在地方士绅中倡议给他在北门外大路边树一通“除暴安良”“苏我黎庶”之类的“去思碑”，并和机关法团的士绅恭送到武侯祠以外。
他如果和县知事不合，那么他便在暗地里串通一些士绅刁难他，写匿名的呈文向川南道尹公署控告他。在士绅之间，他也常常拉一批，拱一批；阴一套，阳一套；纵横捭阖，两面三刀。人们都说他肚子烂，是个粉脸壳壳，背地下叫他“老严”，隐喻严嵩这个大奸臣。
他的鸦片烟瘾很大。当马边禁烟还严的时候，他只是偷偷地抽，抽毕就把烟具藏起来。一天夜里，他正横卧在床上抽烟，大伯酒醉回来，猛烈打门，又向护送他的弟兄伙吵嚷。幺爸以为巡防队的来抓烟灯了，慌忙端起烟盘子，将全部烟具连同熟烟膏子一同倒进茅厕内。第二天，他又逼着海娃跳下粪坑去摸起来，用水反复冲洗，还烧柏叶来熏。大伯虽是袍哥，喝酒又撒粗，但他是个豪爽痛快的人，不吸鸦片也厌恶吸鸦片的。为此，他常常数落幺爸。幺爸虽是不敢还嘴，但心里恨死了他。
大伯当家以后，这嫉恨更如一颗刺，深深扎在他的心里。他是个心计很深的人。每天晚上，当夜深人静，在烟榻上慢慢裹着烟泡子时，他便细细地琢磨起对付的办法来。他以为大伯已是树大根深，公开斗争，自己未必能取得胜利；分家呢，倒是一着棋，可以逼一逼大伯。但要是三房平均分摊，自己所得无几。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拔掉这颗刺，独吞这份家业。幺婶以为最好莫过于采取诅咒的办法。她把一些民间诅咒法术的传闻说得活灵活现，而幺爸也相信了。他知道古书上有“厌胜”的记载，汉武帝时就有戾太子的“巫蛊之祸”。历史上这类的事多次出现，说明不是没有道理的。两人一合计，便决定如法施行。幺婶用黄纸剪了个人形，幺爸给写上“李克生四川省下川南道马边县人乙丑年三月十七日亥时生”，然后在纸人胸上钉上三颗绣花针，悄悄把它埋在花园内一株梨子树下。
现在，大伯病了，尽管他是头暴痛，不心痛，但幺爸和幺婶都以为诅咒法术有灵了，极其高兴。当天半夜时分，当两人的鸦片烟瘾都已过足，又吃了一碗冰糖荷包蛋作夜宵之后，两人到天井边焚化了一叠纸钱，又泼了一小杯酒，以示对鬼神的酬谢。
第二天，天刚黎明，大伯落气了。
在把死人草草入殓之后，幺爸便摆出一副圣人之徒的秀才架子，宣称堂屋里还有祖母的灵房灵位，再在这儿停放大伯的灵柩是以下犯上，以小欺大，于礼不合，是极大的不孝不敬。他督促人夫，立即将大伯的棺木抬到水碾上去。伯母呢，失去大伯，哭得死去活来，没了主意，同时人单势孤，也无可奈何，只得由他摆布。谁知从此以后，他便不闻不问，让棺木停在水碾上的堂屋里，既不开奠，也不念经，更不用说埋葬的话了。伯母去找他。他推说钱没准备好，坟地还没看妥当，阴阳先生推算今年内日子方向都不利，不宜安葬，等等。他一面东支西吾，应付伯母；一面在暗地里把源兴号剩下来的一股三十几石租谷的田连同已经抵押的街房通通卖掉，把所有的银钱收将起来，而后带上海娃，骑着大伯生前养的一匹骡子，跑到成都去了。
伯母在乡下听到风声，赶来要和他拼命，却扑了一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