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摸索：无障碍电影是怎样炼成的
一、摸着石头过河
2018年1月3日，元旦假期结束。冬日的晨光里，北京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主干道上的车流慢腾腾地往前挪动着。
博士研究生王海龙刚从郑州的家赶回北京，打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学校。这位河南小伙子可谓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理工科出身，出于对传媒的热爱，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与了很多重大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他还对“声音”颇有研究，凭借良好的嗓音条件，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多部作品配音。“配音找海龙”，已经成为学院师生的共识。于是，提到“为盲人讲电影”，老师们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位热心、专业的同学。
坐上车没多久，王海龙突然收到电视学院陈欣钢老师发来的信息：“海龙，在学院吗？我们在谈一个录音配音的项目，如果在的话可以过来一块儿聊聊。在学院206，给盲人讲电影，感兴趣不？”
出租车在拥堵的朝阳路上开开停停。王海龙还没吃午饭，饥饿的感觉一阵阵袭来。在低血糖的眩晕感中，他急急忙忙地打字回复道：“非常愿意。不过我还有20分钟到校。能不能等等我？”
很快，他收到了回复：“可以，我们在206等你。”
和后来所有报名加入的志愿者一样，王海龙忐忑又期待地踏入学院。从进门的那一刻起，王海龙的光明之旅正式启程。
会议室里，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师们、学院项目的负责老师们围坐在一起，等待着他。这些老师未来将会和他有无数次的会面，其中的一些还会和他一起挤在小房间录音，一起敲定第一部无障碍电影成片，一起为大赛熬夜准备，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些来自歌华的工作人员，一半以上都是电视学院的系友，他们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想和学校一起做一件能够回馈社会的事情。当时距离全面脱贫攻坚只剩两年时间，大家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助力脱贫攻坚，满足人们更广、更公平的知识文化需求。
一群做电视的人一拍即合，想到了“电影”这个切入点。
听完老师们的介绍，王海龙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学院打算做一个为盲人讲解电影的公益项目，暂定名称为“光明影院”。而那场会议中提到的许多细节，早已模糊、消散，让王海龙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最后定下的第一个任务。
会议明确了第一部片子要做《建军大业》。从零开始，要先建军，也就是要有一个团队，王海龙成了团队的第一人（学生志愿者），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人。
歌华的张涛老师描述着自己心里项目未来的样子，他信心满满，侃侃而谈，坚信这个项目一定能做成、做好。他那期待的目光落在了王海龙的身上：“海龙，你把这个项目做好了，你就是带领大家的人。”
电光石火之间，王海龙想了很多，最后都变成了惶恐。项目甚至还没有一个轮廓分明的影子，这么大的任务，能做成吗？
但无论如何，他领着“建军”的任务，走出了206。
万事开头难。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王海龙和参与项目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着前行的方式。
电视和电影，都是视觉和听觉结合的艺术，是同一根茎开出的并蒂花。但给盲人讲电影，相当于要把占据其中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重要元素——视觉元素去掉。
这要怎么做？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抱了一颗公益的心，且去尝试。
肖泓院长和赵淑萍老师都是老媒体人，她们见过的节目种类多，样态丰富。老师们想起了曾经在广播电台中听到过的电影，那种电影叫电影录音剪辑，是把一两个小时的片子做成30分钟的版本。这种艺术形式在上个世纪曾风靡一时，如今虽不吃香了，却是传媒发展历程中现有的形态，是项目酝酿时期唯一的抓手。于是，在老师们的建议下，王海龙着手去做电影录音剪辑版本的《建军大业》。
把电影音响剥离出来，变视觉形象为听觉形象，必须进行一番广播化的加工过程。奔着这条思路，王海龙的第一步就是写稿。为了尽可能还原，他买来同名小说作为参考，对着原片，一帧一帧地扒出剧本，细到每一幕的时间、地点、情节、台词。
解说：回到斯烈的师部，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
周恩来：我周恩来对朋友是从来不设防。
解说：说着，周恩来掏出了自己的枪套。斯烈的一众手下见此状，纷纷抬起枪来，扣上扳机。
音响：举枪和扣扳机的声音。
解说：周恩来镇定地取下枪套，打开盖子，向斯烈展示，里面并没有枪。他愤怒地将枪套拍在桌子上。
音响：砰的一声。
周恩来说：斯烈，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解说：斯烈仍是端坐于前，不苟言笑。
…………
2018年1月，志愿者王海龙正在录制无障碍电影《建军大业》
一部时长132分钟的电影，凝聚成52页、26630个字的文档，他们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初稿完整写完后，王海龙请来歌华的张老师，两小时的电影情节很快被删减为45分钟。接下来，就该把删减后的剧本转化成音频节目的脚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名叫《建军大业》。”这是电影录音剪辑版《建军大业》的第一句话。王海龙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在删减后的剧本上穿插解说，使其和电影音响融为一体。
1月份的北京特别冷，王海龙每天一个人捧着个电脑转悠，找到合适的地方，就关起门来写脚本。脚本完成了，他又忙不迭地开始录音、剪辑，全都用的是自己的设备。整个过程对王海龙来说，是孤独的，也是迷茫的。
也有人来问他：“海龙，你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
他回答：“在弄一个给盲人听电影的东西。”
要是对方细问起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弄成。好在凭借从前做音频节目的经验，总算是做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音频产品，交给学院的老师们听的时候，反响都还不错。
寒假前，事情发生了转折。
王海龙和学院的老师们带着做好的《建军大业》样片去歌华，歌华的工作人员提出，解说应当与机顶盒中的电影原片时长同等，而且歌华未来会上线一个无障碍版专区，供盲人订阅，也能避免侵犯版权的问题。
歌华的提议与学院老师们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
在王海龙尝试制作第一版《建军大业》的时候，老师们前往北京市盲校、盲文图书馆等地，了解受众群体的想法。
在北京市盲校，老师们惊讶地发现，盲校里也有操场、跑道、篮球架、乒乓球台，孩子们不仅上课、运动，还会使用手机，同样也对文化知识有很强的诉求。当然，并不是所有盲人都可以获得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许多偏远地区的盲人依然面临着教育资源短缺、就业渠道狭窄等问题。通过问卷调查，老师们获得了一个数据，在中国1700多万盲人群体中，高达70%—80%的盲人从事低端服务行业，最普遍的，便是盲人按摩。也就是说，即使各地都有特殊教育学校，但盲人接受到的教育很有限，从校园走出去之后，能够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跟他们自己的预期相比，有非常大的出入。
各种形式的调研信息抛出了一个一致的问题：盲人群体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平等地接触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在看电影这个社会娱乐方式上，盲人能不能和普通人一样看电影，而不是去看一个打了折扣的、被缩短了的电影？
以上的种种思考和碰撞，使项目掉转方向：从音频产品变成了等时长的无障碍语音服务。
寒假里，王海龙带着这个新任务，重新出发。
肖泓院长提出，要在电影的旁白和音响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解说。但要实现这一点，面临着“时间少、画面多”这两个困难。《建军大业》是一部战争片，有大量枪战和游行的场景，一帧画面里，可能既有游行的宏观场面，也有人倒在地上流着血的局部细节。王海龙发现，一闪而过的信息量根本不是文字能够追逐得上的。
王海龙想，如果有一种语言能够跨越黑暗的障碍，瞬间把爆炸性的信息带给受众，那就好了。但现在还没有这种方法，也许创造它就是自己的使命。
王海龙决定先拿出片头10分钟的小段落，进行尝试。他反复拉片，看了不下100遍，到了这时，才觉得画面给他的震撼，真正入了脑、入了心。王海龙想，应当把电影的总体情节讲清楚，再把总体情节和局部情节串联起来，把每一场戏的戏剧冲突讲清楚。在这些前提下，如果有讲述的时间，再去创造意境，描述环境、色彩、光影、服饰等。
他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实践中的几点发现：片头描述出品方信息时，若按照画面逐帧读字，会使声音不平稳，应整合利用片头时间段，使其更协调；视频编辑中，声音成段、画面成组是规律，讲述也应成段、成情节地展开；文字应力求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可借助盲人能够理解的事物，用恰当比方进行描述；声音空场不应超过5秒，以免引起疑惑、不适等。这些方法后来写入“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撰稿规范，为后来一批批电影提供了创作模板参考标准。
王海龙拿着手记和10分钟的实验品去和学院的老师们讨论，得到一致好评。老师们也结合理论知识，提出不少制作方法，整个团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感到清晰了许多。最后，他用一整个寒假的时间完成了《建军大业》完整版无障碍电影的制作。
当时的他以为，做一批电影，应当是一群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去做的课题研究，是一个点状的项目。他没想到的是，从第1部到前5部，从前30部到一年104部，现在的“光明影院”已经由点及线再到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这比当初老师们在206提出的设想，更大、更广，也承载着更多盲人朋友的期待。
二、上千次的暂停与回放
《建军大业》制作过程中，“光明影院”团队的老师们意识到，这事儿真能做成。
但只有王海龙一名志愿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扩大队伍，寒假之前，“光明影院”招募了一批学生志愿者，蔡雨同学就是其中的一员。蔡雨本科就读于电视学院，因为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本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听到师哥王海龙的召唤，这位既有爱心又有能力的北京姑娘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她希望和海龙师哥一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事情。
在“光明影院”还是两手空空、什么成绩都没有做出来的时候，最早加入“光明影院”的这批志愿者成为实践的先锋队，他们的探索为后来的燎原之火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招募完成后，所有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让两位老师（赵希婧老师和陈欣钢老师）、14名学生，分3组制作5部电影：《建军大业》《我的战争》《钱学森》《大唐玄奘》和《战狼2》。
随着《建军大业》在寒假期间磕磕绊绊地做出来，“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的基本版式也就确定了。
当时，2017级硕士研究生蔡雨和两名同学一起写《我的战争》，每个人分到40分钟。
3月19日，大家开了一次集体会议，每组都要拿出自己的片子一起讨论。《我的战争》和《建军大业》一样，有非常多的战争场面，很难描写。蔡雨记得，会议上大家讨论出一些方法，她归纳为总分总的写作形式：先写宏观的情况，比如几方在对峙，再写一些具象的，就像拍片子的时候切近景和特写，然后再拉远景，说说总的情况。
精益求精的写作需要时间，在肖泓院长的反复催促下，前5部的文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是陆续完成了。
这时，王海龙接到一个通知：5月20日全国助残日当天，“光明影院”制作的无障碍版《战狼2》要在北京市广外南里社区进行放映，同时宣布“光明影院”项目正式启动，其他4部也要尽可能在放映前完成。
虽然这个通知令所有人倍感兴奋，但是距离5月20日已经没有多少天了，而且影片基本都还停留在脚本审阅阶段，大家也还没有进棚录音。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没日没夜地“泡”在录音室，加班加点进行录制。“光明影院”那时还没有自己的专属录音棚，录制工作在学院二楼一个非常窄小的录音间进行。为了确保录制时没有杂音，空调不能开，门还得紧闭着，尽管5月份尚在初夏，挤了好几个人的小黑屋里还是热得像蒸笼一般。
《建军大业》是王海龙用自己的设备录的，《战狼2》则是他在学院录音棚录的第一部无障碍影片。尽管在家里练过无数遍，真到了现场，身边还有那么多人盯着，王海龙不免有些紧张。加上《战狼2》的情节又很复杂，主角和海盗搏斗那段，先是一拧再一摔，然后一踢，绳子一套，最后一拽，那一套动作很快。王海龙一边念，一边比画，出了一身的汗。当时肖泓院长来探班，和他坐在一块，听他念，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同样也是大汗淋漓。
“光明影院”学生志愿者在录音棚制作无障碍电影
王海龙记得当时陈欣钢老师也在场，提出了不少有用的建议。《战狼2》的打戏特别多，有些战斗镜头时长足足有10分钟，情节紧凑，音效杂糅。看完一些打斗片段后，陈欣钢老师却皱起了眉，他一边拿着笔在讲述稿上描画着，一边问道：“海龙你看，除了你一拳我一脚，谁打到谁的肋骨上，谁把谁打趴到了地上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录音室里的大家沉默着。陈欣钢老师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添加一些感情色彩。他当场在纸上写道：“一拳比一拳狠，一脚比一脚狠，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寥寥几句，把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很好地提炼出来，体现在稿子里。而大家再去听那一段的时候，都觉得能更好地带动听众的情绪，也弥补了难以描述更多画面细节的问题。
每一部无障碍电影的讲述稿，要经过审稿同学的初步校对、撰稿同学的交叉校对和老师最终校对，但其实没有所谓的定稿，因为修改永远不会结束。一直到成片之前，讲述人都会对文稿的细微之处进行修改。因此，想要成为“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必须具备出色的文字写作能力和讲述实力。
2018级硕士研究生杨明是第二批志愿者。她曾做过这样的统计：每部电影大约由300—500个镜头组成，每个画面需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讲述稿，也就是说每写一部电影，需要按3000次以上暂停键，反复观看，不断揣摩，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初稿，修改文稿的时间甚至多于一周。
在撰写《流浪地球》的讲述稿时，仅仅5分钟的电影片段，志愿者需要不停重复“暂停—回放”的动作，反复琢磨将近一个小时，才能交代清楚时空变化、人物关系、细节伏笔，而在讲述时更要控制时间，把握节奏，插空讲述，在提供足够信息的同时完整地留出电影原来的音效。对于这部科幻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来说，恢宏磅礴的场面讲述背后，是上千次的暂停与回放，是不厌其烦的琢磨与修改，是不惧付出的推倒与重来。
这样“较真”的暂停并不仅仅发生在撰稿的过程中。“光明影院”的制作组要完成撰稿、录音与后期三大任务，才能保证一部无障碍电影的诞生，在录音棚里、后期软件里，暂停键同样被不断按下。
电影《小兵张嘎》中有大量战斗场景，主角的动作与背景的隆隆炮声交织在一起。“原片真实的炮声比我的讲述效果好多了，我还是不要画蛇添足了！”抱着这样的想法，在《小兵张嘎》后半部分约8分钟的战斗中，2017级本科生李钰同学只用了数十字去释读激烈的战斗场面。
正式录音预留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6点，李钰买了晚上8点回家的高铁车票。但是磕磕绊绊录到战斗场景的时候已经临近8点了，李钰和师姐在棚里也已经待了将近6个小时。
“完了，高铁就要发车了！”李钰内心充满了焦虑，时不时地看手表，只想赶紧完成录音。
然而蔡雨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一次又一次按下暂停键，李钰的耳机里也一遍遍传来“缺东西”这3个字。
蔡雨放下耳机，严肃地问她：“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片子？”
“我没有偷懒，我觉得这里应该保留炮火的原声……”李钰想到之前每晚熬夜看片，甚至有几天通宵写稿，心里十分委屈，也不能接受“没有认真”的说法。
录音棚的气氛有些凝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李钰错过了这张不能再改签的车票，话里也不禁带了些怨气。
“把眼睛闭上。”耳机里突然传出一句话。
李钰愣住了，师姐又重复一遍：“把眼睛闭上，我把你刚录的那段放一遍，你听一下——”
隆鸣的枪炮声中，“罗金保把钟连长救了出来”，“嘎子把炮楼点着了”，这寥寥几字让战斗场面失去了很多表现主人公英勇无畏的情节。到了这一片段的后半部分，只剩下震耳欲聋的炮声。
听着听着，李钰突然鼻子酸了一下，眼睛里逐渐蓄起泪水。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好像本来自以为很完整的讲述突然变成了“注水肉”，而且水分大到让她自己都错愕。如果是影院的观众听到这样的讲述会有多么迷茫和失望，那一刻，她的心里满是懊悔。
录音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因为讲述稿的问题而按下暂停键，会因为录音员的音色与电影不匹配而终止录音，也会因为录音员的情绪不够饱满而重新调整。只有经过一遍一遍暂停、一遍一遍调整之后，送到视障朋友手中的，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能够看懂的无障碍电影。
后期制作需要经过初步剪辑和混音两个阶段。在初剪阶段，志愿者们打开AU音频剪辑软件，导入录好的音频和电影原声，呈现眼前的是复杂的波形轨道，声波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录制时一些明显的呼吸声、喝水声、稿件翻页声、咳嗽声等杂音也会藏在其中。这时候，志愿者们除了需要将录制的讲述音轨放在合适的位置之外，还需要给音轨做点小手术——去除这些杂音。
2019年，志愿者李怡滢录好了无障碍电影《西虹市首富》，她穿过狭长的走廊，第五次停在混录棚门前，又一次提出修改录音重新剪辑《西虹市首富》时，负责混音的师弟打趣道：“姐，‘西红柿’都‘剪’成番茄酱了……”
李怡滢是王海龙的老乡，是一位颇有些“较真”的95后，“要做出自己的代表作”是她的口头禅。她告诉自己，投身“光明影院”，就要拿出一部优秀的无障碍电影，让盲人朋友看得明白、看得开心。在制作《西虹市首富》时，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一遍遍暂停，暂停，再暂停，那些细小的瑕疵在一遍遍的“暂停—回放”中被发现，直到听起来毫无问题为止。
2019年年初，“光明影院”后期组刚刚成立，只有5位同学在混录棚参与后期混音，其中3位同学还是全然不懂的录音小白。志愿者们只能借助万能的“度娘”引擎和“鹅厂”视频，通过比上课做展示还要用心的勤奋学习和自主钻研，逐渐创立出一套完备、严谨、速成的后期组工作模式。在熟悉技术和工作站之后，他们不断优化剪辑到最终成片的流程，将后期制作时间从最初的近3个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至40分钟。后期混音是制作无障碍电影的重要一环，既要保证配音员的讲述能够清晰无误地被视障朋友们听到，也要保证影片原本的声音渲染后的整体质量。按下无数次暂停，保证背景音效与讲述音效的和谐，才能够让这场听觉盛宴呈现得更加完美。
在上千次的暂停与回放中，“光明影院”里的每个人都患上了强迫症。而这样的较真，正是炼成一部无障碍电影的终极秘诀。
三、第一批非科班配音讲解员
作为无障碍电影制作的重要环节，配音和讲解是带领视障朋友们走入电影世界的一道桥梁。大多数“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并没有接触过系统、专业的训练，仍然在录音棚里配出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的无障碍影片。这些优秀的非科班配音讲解员们，又和“光明影院”有着哪些难忘的故事呢？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志愿者蔡雨又坐在熟悉的录音棚里，念出这句早已烂熟于心的讲述词，开始了新一部影片的配音。桌上的讲述稿上写满了修改和批注，蔡雨神色从容，不紧不慢地讲述着电影里的故事。
今天为您讲述的电影是历史剧情片《古田会议》。
房间内，贺子珍将桌面上散落的手稿摆放整齐。而后她走向床铺，坐在床边整理衣服，不时看向一旁写作的毛泽东。
…………
蔡雨是“光明影院”的第一批成员，也是第一批配音讲解员。
2018年1月，她收到了入选通知，正式加入了“光明影院”。在放寒假之前，志愿者们集中开了第一次大会。会后，蔡雨从学院走出来，心里既激动又紧张，因为在加入“光明影院”之前，蔡雨以为自己只是参与撰稿部分的工作，并不知道还需要自己完成配音和讲解。
那时候的志愿者团队，一共只有14名同学，他们在两位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要完成5部电影的制作。“光明影院”刚刚成立，无障碍电影制作在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流程和模式。大家分组作业：每3个同学组成一组，负责一部影片。就这样，蔡雨加入《我的战争》小组，开始了在“光明影院”的工作。这部影片的时长接近两个小时，蔡雨和其他组员决定，3人各负责40分钟的片段来撰写讲述稿，写完稿子后，每人再试配一段，最后选出一人来负责这部影片的配音和讲解。试配之前，蔡雨并没有接触过相关工作。她从网上买来防喷罩，将耳机上自带的麦克风绕到防喷罩后面，在家里完成了第一次配音和讲解。
蔚蓝的天空下，五星红旗迎着风猎猎作响，火车站被红布和鲜花装饰一新。
身穿绿色军装的战士们拥挤在火车站，正在紧急搬运补给。
一个小战士站在医生旁边点名，被叫到的人上前在领口处盖上印有其血型印章。盖上印有每个人血型的印章。
虽然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蔡雨还是凭借出色的声音条件得到了《我的战争》的配音和讲解机会。
2018年5月11日，蔡雨早早地就带着电脑，来到了学院的录音棚。王海龙师哥也到了，一步一步地耐心指导蔡雨如何操作设备。第一次接触到比较专业的录音设备，蔡雨仔细将海龙师哥说的记在心里。大概中午11点半左右，歌华的张老师也来到学院，指导大家的配音和讲解工作。
狭小的配音间里，蔡雨坐在电脑前，一遍一遍地录制、修改。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晚上9点，蔡雨终于完成了她配音和讲解的第一部影片。走出学院，漆黑的夜幕下，她的手机散发着微弱的光。陈欣钢老师在群里发来消息：辛苦了，等着上线，给大家带来光明吧。蔡雨笑了，心里涌动着温暖和由衷的高兴，迎接自己的虽然是黑夜，可为别人带来的是光明。
第一批影片的配音和讲解工作结束后，蔡雨的声音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她也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提起担任配音讲解员，蔡雨认为，自己其实是情感有余、技术不足的那一类。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了训练蔡雨的语言表达能力，就给她报了一个讲故事的兴趣班。除了这个，蔡雨就没再参加过其他的声音训练了。因为家里人平时都说普通话，受到影响的蔡雨从小在发音和咬字方面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蔡雨说，自己对文字比较敏感，感知力较强。从小到大，蔡雨的语文成绩都很不错。尤其是在阅读理解、诗歌赏析这一类题型中，她一直都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这个天赋对她配音讲解时的情感把握有着很大帮助。
蔡雨还喜欢给别人讲故事。高三的时候，大家的学习压力都很大，就会有同学专门请蔡雨给自己讲故事。除了讲故事，蔡雨高中时也给别人讲过电影。也许冥冥之中，她和“光明影院”的缘分早已注定。看电影时，蔡雨总是非常投入，并且能敏感地捕捉到片中人物情感的变化。每次看完电影之后，蔡雨会记得电影里所有的细节，然后到班里从头到尾地给别人讲一遍，包括影片中的伏笔也会细细地说给同学们听。她说其实当时就是觉得好玩。她愿意给别人讲，而别人也觉得喜欢，愿意听。有了这些忠实的听众，蔡雨觉得很满足。
加入“光明影院”后，她对配音讲解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2021年底，蔡雨和“光明影院”的其他志愿者一起，戴着眼罩听完了无障碍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听的过程中，蔡雨发现，电影刚开始时她努力地想听清楚每一个字，而十几分钟之后，自己在听的其实都是情感和情绪，咬字发音反而不重要了。蔡雨认为，视障朋友们在听无障碍电影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提供基本信息量的基础上，带着情感去配音、去讲解，这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效果。
2019年，蔡雨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赴我国主流媒体驻泰国记者站的实习机会。实习期间，她放弃了工作结束后的休息时间，不顾时差，“远程”负责审稿工作。新加入的志愿者对写稿不如老成员那么熟悉，这让蔡雨在审稿时颇为烦恼。就在这时，志愿者温莫寒的讲述稿映入她的眼帘。温莫寒的稿件语句通顺，逻辑恰当，这让蔡雨觉得非常欣慰，也对温莫寒多了一分重视。后来的事实证明，温莫寒的确非常出色，尤其是在配音讲解工作方面。
与很多“半路出家”的配音讲解员不同，山东姑娘温莫寒本科时就是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是名副其实的科班出身。但温莫寒认为，要做一个好的主持人或播音员，只有好的声音是不够的，必须有积累、有内涵、有知识。所以，大三时她就选择了跨专业考研，来到了广播电视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就在她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光明影院”出现了，对她来说，这是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两个专业的知识都结合起来的项目，适合她也成就了她。
温莫寒说，在制作无障碍电影的过程中，自己对于所学的两个专业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虽然是科班出身，但她对配音讲解的理解，也在“光明影院”有了新的变化。
在志愿者招新结束后的集体会议上，温莫寒站在投影幕前分享自己的心得，一群新生志愿者席地而坐，听着师姐的分享，脸上满是好奇和向往。
温莫寒介绍完录音和监听的流程，顿了一会儿看向大家说道：“在加入这个项目以前，可能因为自己是播音学生的缘故，我自信声音动听，也会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声音上，注重字正腔圆，注重状态积极，注重表达技巧，但其实我忽视了声音最重要的作用——传递信息，而相比于所谓的表达技巧，传递信息最重要的一条法则是真诚。”
“真诚怎么通过声音表现呀？”有位志愿者不解地小声嘀咕。
温莫寒听见了，笑着解释：“在监听的过程中，我发现缺少真诚这个问题比较普遍。虽然大家不一定都有播音主持的学习背景，但往往会被眼前的文稿禁锢住，只是在‘念稿子’，而把‘念稿子’的目的抛在了脑后。对于‘光明影院’来说，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如果只有华丽的声音，会产生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我们的声音是视障观众走进电影世界的媒介，必须能够将他们带入电影情境，就像在他们的耳边娓娓道来，引领他们感受世界的多彩。这就是真诚。”
温莫寒在“光明影院”制作的第一部无障碍电影是《影》。她还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录完音后，受到了王海龙师哥和赵希婧老师的表扬。这让她非常开心，也更加坚定了与“光明影院”同行的决心。制作《我和我的祖国》以及《我和我的家乡》两部影片时的情形，给她的印象尤为深刻。写完稿子后，温莫寒照例对着电脑练习。看着屏幕上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女排队员的高声呐喊，还有香港回归的庄严场面，温莫寒的眼里涌出泪水。拿着讲述稿，她的声音几度哽咽。正式配音和讲解时，温莫寒坐在话筒前，目光坚定。监听室的电脑上出现一条条漂亮的波形，饱含着她最诚挚的热爱。
在无障碍电影的配音和讲解中，配音讲解员们也许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他们一直在用努力和热情为无障碍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就像“光明影院”的口号一样——“用声音传递色彩”，他们正是在用自己温暖的声音，将充满色彩、美丽缤纷的世界传递给视障朋友。
四、年轻的小白杨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
在中国传媒大学，小白杨既指那些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的青葱树木，也是校园里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学子们的代称。对“光明影院”来说，一年又一年的时光里，正是一群群年轻的小白杨陪伴着它，一起走过了春秋冬夏。
回望过去，“光明影院”刚刚成立时只有几名学生和老师，大家一起摸索着前进，才逐渐形成了今天完整的管理模式和制作流程。这个由学生组成和管理的团体，至少在目前，是独一无二的。
“你想参加‘光明影院’的配音吗？”
“当然想啊！但是，我可以吗？”
“你可以试试看。”
志愿者陈红收到了同门师哥王海龙发来的邀请。
陈红是安徽人，2018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因为对广播、电视这些视听内容感兴趣，所以她选择了电视学院，选择了广播电视学专业。“光明影院”的招新活动，让她一下子想到，也许，自己对视听的热爱，能够与公益结合起来，在服务视障朋友的过程中，体现青年大学生的价值。于是，2018年10月，她带着电脑和耳机，参加了“光明影院”的笔试和面试。
那是“光明影院”第一届大规模招新，电视学院的217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大家既期待又兴奋，表情带着显而易见的紧张。
撰稿考核的是一段《泰坦尼克号》无对白画面的讲述稿，5分钟左右。这部电影陈红很早就看过，由于没有撰写经验，陈红一写便停不下手，稿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讲述词。
当她自信满满地拿着稿件来到录音棚，真正坐在话筒前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写的讲述词太多了，根本就无法穿插在电影原声中说完，也跟不上音效的节奏，最后只能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自己的试音。每每想到那时的场景，陈红总会有些懊恼。
幸运的是，她通过了选拔，成为了“光明影院”的一员。
陈红加入时，“光明影院”正迎来一次30部无障碍影片的制作任务，工作量相比之前大了许多，需要一个人来做统筹。那时候，“光明影院”还没有制片这个专门的分工。
王海龙找到陈红：“师妹，你愿不愿意去做统筹的工作呢？”
陈红有些疑惑，她并不清楚具体要做些什么。
王海龙对她解释道：“这份工作需要你去督促大家按时间把稿子写完，并且制定一些工作节点。”
陈红接受了任务，一心想着要和大家一起，把“光明影院”的事做好。
作为“光明影院”的第一位制片，陈红的工作并不轻松。为了保证无障碍影片的质量，新加入的志愿者都会参加一次培训，之后再领取撰稿任务。当时“光明影院”一共招了三四十个撰稿的同学，后来又陆陆续续招了一百多位志愿者。所有这些志愿者的培训和撰稿工作，都由陈红一个人来组织。因为缺乏成熟的管理系统，陈红刚开始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纸上记录大家的工作进程。
这项工作听上去不难，可是非常琐碎，也非常耗时。每到周末，陈红和“光明影院”的其他核心成员就会聚在一起，商量下一周需要完成的任务。之后，陈红就要利用工作日的时间去完成统筹。
研一的课程很多，晚上10点，陈红上完课回到宿舍，室友们陆陆续续上床睡觉了，寝室里安静下来，她的工作时间却刚刚开始。凌晨1点，陈红仍然坐在电脑前整理着排班表。桌上的手机振动起来，微信上是几十个置顶消息，页面上冒出了小红点——还有人在给陈红发消息汇报着自己的写稿进度。
陈红揉揉疲惫干涩的眼睛，打起精神认认真真地盯着屏幕，嘴里小声念叨着：“这部影片应该加快进度了……这部录制时间再调整一下……不能耽误总体时间。”
她打着哈欠，一点一点地调整着表格。黑夜里，只有电脑屏幕还在发着微弱的光。
除了安排时间表，陈红还要督促大家在规定时间内交稿。陈红知道，写一篇稿子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她自己也写到过凌晨4点多。为了让大家安排好时间，及时提交讲述稿，陈红会在交稿前几天细心询问每一个人的情况，提醒大家按时完成。
经过一两轮的催稿，陈红对大家的交稿效率心中有数了。她把重心放到经常拖稿的同学身上，工作效率明显提升。但陈红一直很担心，催稿的工作会让自己在大家心里的印象大打折扣，好像自己只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催稿机器”。但没办法，为了不耽误电影的制作进度，陈红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繁琐的制片工作有时也会让陈红烦心。“光明影院”几乎占据了她所有的课余时间。她有时候会想，如果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志愿者，或者只是一个撰稿组成员，那她还会有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可事实上，在成为制片后，无论是学校的社团活动还是实习，她都很难挤出时间参与了。连室友都打趣说，陈红课余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光明影院”。尽管有时候陈红也会觉得有些委屈，但她知道，只有自己在做制片这份工作，既然已经承担了，就应该负起责任。正是这份责任感，让陈红一次次地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
2019年4月14日，“光明影院”迎来了自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公益放映日，这一天，也是陈红的生日。这次活动是“光明影院”创办以来第一次向社会展示自己的成果，同学们希望让观影的每一位观众都感受到大家的用心。项目组当时准备了很多存储无障碍影片的U盘，希望可以把它们送给视障朋友。活动前一天，看着桌上的U盘，陈红突然想到：一个简单的U盘怎么让它显得好看呢？
灵光一闪，陈红觉得似乎可以在盒子上绑一个红丝带，便兴冲冲地跑到了学校的超市。顺着一排排货架找去，陈红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红丝带。她只好又跑到校外，连着找了好几家店铺，买回来了好几款不同的红丝带。试来试去，陈红还是不满意。最后，她跑到学校花店，买来了扎花束的那种丝带，颜色鲜红漂亮，而且宽度也很合适。找到合适的红色带，陈红一刻也没有犹豫，一直在学院待到了半夜，绑了20份左右的小盒子。这一个个绑着红丝带的小盒子摊在桌面上，就像志愿者们一颗颗鲜红的爱心，在等待着送到盲人朋友的手中。办完活动，陈红特别开心，她觉得这是“光明影院”和自己的缘分，也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4·14放映活动后，“光明影院”的成员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开始筹备参加“互联网+”大赛。大家在之前的工作中就逐渐意识到，无论是撰稿流程、配音事项，还是审稿规则，都没有一个明确、清楚的说明。借此机会，陈红和其他成员一起，仔细梳理了当时“光明影院”整个的规模、流程和规章制度，将这些落实成了文字。
从那之后，“光明影院”的工作更加系统化了。通过筹备比赛，陈红才体会到，肖泓院长对于“光明影院”的构想还很深远。陈红回忆说，肖泓院长希望“光明影院”只是一个小的撬点，希望将来能够从出版环节开始就有无障碍这么一个环节，希望无障碍理念能够覆盖全社会。比赛结束后，陈红发了一条朋友圈，配着文字：聚沙成塔。
在陈红看来，“光明影院”离不开每一个志愿者的努力和付出，也许很多人只是参与了一次活动，写过一个稿子，并没有长期坚持下来，但她还是觉得，每一个人都重要，都不可或缺。“光明影院”3周年时，陈红来到录音棚，她走过大厅里一排排红色的展柜，上面展示着“光明影院”获得的各类奖项。陈红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奖状，心中感慨万分。学生本来就是一个善良有爱、乐于奉献的青年群体，他们不会去计较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只要觉得事情有意义有价值，就会去做。志愿者们的公益之心和专业能力，是“光明影院”越走越远的重要支撑。
作为“光明影院”的第一位制片，陈红几乎见证了“光明影院”学生团队管理模式从无到有、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全过程。很多志愿者都和陈红一样，满怀热情加入，坚守一份责任。在一次次的写稿、配音、放映中，大家对“光明影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这群年轻的小白杨，一路摸索着，用自己的热情和知识，驱散黑暗，传递光明。
五、为了“精准扶贫”的小收音机
“光明影院”成立的初衷，便是为视障朋友铺设文化盲道，让每一个盲人都能和健全人一样，走进电影院，享受一场文化盛宴。可现实生活里，仍有许多盲人朋友不方便走出家门到影院去欣赏无障碍影片，这是“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面临的又一道难题。
每年5月的第3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也是“光明影院”的大日子。
2019年，在指导老师们的带领下，大家决定在5月19日举办一次放映会。为了给盲人朋友留下难忘的回忆，志愿者们决定准备一些特殊的纪念品。
肖泓院长首先提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制作好的无障碍影片装到U盘里，送给视障朋友，这样他们在家里也能随时享受电影了？”
大家纷纷赞同，可转念又想，如果只是一个单独的U盘好像缺少了一些纪念意义。
就在大家冥思苦想时，王海龙想到一个好点子——把U盘装到一个打开之后就会自动发出声音的小盒子里。
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可去哪儿找这样的小盒子呢？
王海龙想了想，既然是要一打开就能发出声音，那不就是高中时物理老师所说的光敏材料吗？“我们自己找材料，找厂家来做！”
确定了方案后，王海龙一刻也没有耽搁，立马发动大家从各种渠道寻找光敏材料。很快，志愿者们从网上找到了合适的材料。王海龙非常兴奋，与商家谈好价格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学院，办理经费申请等相关手续。
时间一点点过去，距离5·19放映日越来越近，采购材料的钱还没有汇过去，工厂没办法开工，王海龙越来越着急。他只能跑到学院办公室里，询问老师汇款的情况。5月的北京，气温将近30度，阳光灼热，王海龙一路跑到学院已是满头大汗，他焦急地拜托老师：“老师，麻烦您了，我们这事儿真的很急，是给盲人朋友做电影的。”
老师拍了拍王海龙的肩膀，安慰他：“别着急，一定会尽快的。”
走出办公室，王海龙直接坐在了学院门口的楼梯上。他脑海里闪过无数个方案，仔细思考着是否可行。焦急之下，他已经想到自己去筹钱，赶快给工厂打过去让他们开工，实在不行，他甚至想要自己去找修理电器的师傅，问人家找一找工具，跟人家一起自己焊几个材料出来……
王海龙从楼梯上站起身，下定决心，无论多难都要想办法把事情办成。他再次回到办公室，没想到，他申请加快审批的钱款已经办好了手续，赶在下班前汇了过去。这让王海龙又惊又喜，心里压抑的情绪一瞬间化作泪水涌出。
虽然激动，但王海龙清楚这只是第一步，平复好心情，他马上和厂家联系，催促起进度。但由于汇款耽误了一些时间，厂家告诉王海龙，可能来不及做完了。王海龙就让工厂先做300个，赶上进度。两天后，厂家将做好的两个样品寄了过来。
确认无误以后，王海龙便抓紧时间研究小盒子的设计。虽然时间紧张，但大家都尽力想把小盒子做得更精致一些，甚至还给小盒子上添加了盲文的设计。
为了在放映活动前顺利做完小盒子，王海龙联系制作盒子的商家，直接从北京赶到了廊坊的印厂，和工人们一起研究盒子里安放电池、喇叭、USB接口等零件的位置。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王海龙在印厂赶制出一份样品，带回学校给老师们过目。大家都很满意，现在就只差盒子内的光敏材料了。
5月14日，距离放映日只有几天了，材料终于制作完成，可发货地在深圳，怎样才能保证材料准时到达呢？王海龙心急如焚，在手机上不停地查询着两地的运输时间。
“这些东西飞机能托运吗？我查的高铁得8个小时……”他一遍一遍地催促厂家，终于在16号顺利拿到了300个材料模块。
本以为一切即将顺利结束，偏偏这时候，他发现有的模块出现了问题。
王海龙将模块放进小盒子里，一打开盒子就传出了熟悉的声音：“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他满意地将盒子关上。谁知这盒子是关上了，可声音依然没有停止。这下急坏了王海龙，他赶忙将情况反映给厂家，厂家也十分抱歉，表示可以直接将模块全部退回，到工厂返修。可北京和深圳的距离遥远，这一来一回的时间，他真的耽误不起。
没有办法，王海龙叫来3个志愿者。4人将所有模块挨个听了一遍，分出有问题的，装好带到了学校门口的手机店。店里的维修人员给他们一个一个地重新焊接。几个人就守在一边，焊接好一个就重新听一个，直到确认所有模块都维修好了。
走出手机店，夜已经深了，王海龙拿出手机一看，竟12点多了。但他第一反应不是马上回去休息，而是担心时间不够了。他叫来一辆车，将所有材料模块送到了廊坊，开始进行最后的装盒工作。放映日前一天晚上凌晨3点多，满载着爱心的小盒子随着快递来到了王海龙家里。他担心一个人拿不下，便叫上了自己的师弟到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5·19放映日，两人抱着沉甸甸的300个小盒子，来到了放映现场。
看到王海龙抱着盒子过来，志愿者们纷纷上前帮忙，把准备好的U盘一个个仔细地放到了小盒子里。放映活动正式开始，主持人拿着小盒子，用话筒对准它，慢慢将盒子打开。王海龙站在台下，屏住呼吸，攥紧了手，紧张又期待。只听话筒里传出舒缓的声音：“欢迎来到‘光明影院’……”台下瞬间沸腾，大家纷纷拍手叫好。王海龙终于也松了一口气，紧紧攥着的拳头松开，手心里满是汗水。这些日子以来的担心和焦虑终于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放映结束后，志愿者们为每一位嘉宾都送上了这份特殊的小礼物，看着大家的笑容，王海龙也笑了。
小盒子是“光明影院”成长路上一次重要的尝试。9月，志愿者们再次创新，制作了新的播放设备——小收音机。志愿者们已经提前将录好的无障碍影片音频编好了号码，录入到收音机中，这样盲人朋友们只需在家里轻轻一按，便可以听到精彩的电影了。提到小收音机，温莫寒回忆起一件趣事：有朋友做完手术后不方便用眼，便用“光明影院”的小收音机当作消遣。所以，小收音机惠及的其实不只是视障朋友，还有在生活中不方便或无法用眼的人。这也是“光明影院”在传播和宣传阶段为之努力的目标：将无障碍的理念普及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