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摸索：无障碍电影是怎样炼成的

一、摸着石头过河

2018年1月3日，元旦假期结束。冬日的晨光里，北京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主干道上的车流慢腾腾地往前挪动着。

博士研究生王海龙刚从郑州的家赶回北京，打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学校。这位河南小伙子可谓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理工科出身，出于对传媒的热爱，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与了很多重大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他还对“声音”颇有研究，凭借良好的嗓音条件，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多部作品配音。“配音找海龙”，已经成为学院师生的共识。于是，提到“为盲人讲电影”，老师们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位热心、专业的同学。

坐上车没多久，王海龙突然收到电视学院陈欣钢老师发来的信息：“海龙，在学院吗？我们在谈一个录音配音的项目，如果在的话可以过来一块儿聊聊。在学院206，给盲人讲电影，感兴趣不？”

出租车在拥堵的朝阳路上开开停停。王海龙还没吃午饭，饥饿的感觉一阵阵袭来。在低血糖的眩晕感中，他急急忙忙地打字回复道：“非常愿意。不过我还有20分钟到校。能不能等等我？”

很快，他收到了回复：“可以，我们在206等你。”

和后来所有报名加入的志愿者一样，王海龙忐忑又期待地踏入学院。从进门的那一刻起，王海龙的光明之旅正式启程。

会议室里，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师们、学院项目的负责老师们围坐在一起，等待着他。这些老师未来将会和他有无数次的会面，其中的一些还会和他一起挤在小房间录音，一起敲定第一部无障碍电影成片，一起为大赛熬夜准备，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些来自歌华的工作人员，一半以上都是电视学院的系友，他们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想和学校一起做一件能够回馈社会的事情。当时距离全面脱贫攻坚只剩两年时间，大家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助力脱贫攻坚，满足人们更广、更公平的知识文化需求。

一群做电视的人一拍即合，想到了“电影”这个切入点。

听完老师们的介绍，王海龙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学院打算做一个为盲人讲解电影的公益项目，暂定名称为“光明影院”。而那场会议中提到的许多细节，早已模糊、消散，让王海龙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最后定下的第一个任务。

会议明确了第一部片子要做《建军大业》。从零开始，要先建军，也就是要有一个团队，王海龙成了团队的第一人（学生志愿者），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人。

歌华的张涛老师描述着自己心里项目未来的样子，他信心满满，侃侃而谈，坚信这个项目一定能做成、做好。他那期待的目光落在了王海龙的身上：“海龙，你把这个项目做好了，你就是带领大家的人。”

电光石火之间，王海龙想了很多，最后都变成了惶恐。项目甚至还没有一个轮廓分明的影子，这么大的任务，能做成吗？

但无论如何，他领着“建军”的任务，走出了206。

万事开头难。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王海龙和参与项目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着前行的方式。

电视和电影，都是视觉和听觉结合的艺术，是同一根茎开出的并蒂花。但给盲人讲电影，相当于要把占据其中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重要元素——视觉元素去掉。

这要怎么做？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抱了一颗公益的心，且去尝试。

肖泓院长和赵淑萍老师都是老媒体人，她们见过的节目种类多，样态丰富。老师们想起了曾经在广播电台中听到过的电影，那种电影叫电影录音剪辑，是把一两个小时的片子做成30分钟的版本。这种艺术形式在上个世纪曾风靡一时，如今虽不吃香了，却是传媒发展历程中现有的形态，是项目酝酿时期唯一的抓手。于是，在老师们的建议下，王海龙着手去做电影录音剪辑版本的《建军大业》。

把电影音响剥离出来，变视觉形象为听觉形象，必须进行一番广播化的加工过程。奔着这条思路，王海龙的第一步就是写稿。为了尽可能还原，他买来同名小说作为参考，对着原片，一帧一帧地扒出剧本，细到每一幕的时间、地点、情节、台词。

解说：回到斯烈的师部，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

周恩来：我周恩来对朋友是从来不设防。

解说：说着，周恩来掏出了自己的枪套。斯烈的一众手下见此状，纷纷抬起枪来，扣上扳机。

音响：举枪和扣扳机的声音。

解说：周恩来镇定地取下枪套，打开盖子，向斯烈展示，里面并没有枪。他愤怒地将枪套拍在桌子上。

音响：砰的一声。

周恩来说：斯烈，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解说：斯烈仍是端坐于前，不苟言笑。

…………

2018年1月，志愿者王海龙正在录制无障碍电影《建军大业》

一部时长132分钟的电影，凝聚成52页、26630个字的文档，他们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初稿完整写完后，王海龙请来歌华的张老师，两小时的电影情节很快被删减为45分钟。接下来，就该把删减后的剧本转化成音频节目的脚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名叫《建军大业》。”这是电影录音剪辑版《建军大业》的第一句话。王海龙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在删减后的剧本上穿插解说，使其和电影音响融为一体。

1月份的北京特别冷，王海龙每天一个人捧着个电脑转悠，找到合适的地方，就关起门来写脚本。脚本完成了，他又忙不迭地开始录音、剪辑，全都用的是自己的设备。整个过程对王海龙来说，是孤独的，也是迷茫的。

也有人来问他：“海龙，你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

他回答：“在弄一个给盲人听电影的东西。”

要是对方细问起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弄成。好在凭借从前做音频节目的经验，总算是做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音频产品，交给学院的老师们听的时候，反响都还不错。

寒假前，事情发生了转折。

王海龙和学院的老师们带着做好的《建军大业》样片去歌华，歌华的工作人员提出，解说应当与机顶盒中的电影原片时长同等，而且歌华未来会上线一个无障碍版专区，供盲人订阅，也能避免侵犯版权的问题。

歌华的提议与学院老师们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

在王海龙尝试制作第一版《建军大业》的时候，老师们前往北京市盲校、盲文图书馆等地，了解受众群体的想法。

在北京市盲校，老师们惊讶地发现，盲校里也有操场、跑道、篮球架、乒乓球台，孩子们不仅上课、运动，还会使用手机，同样也对文化知识有很强的诉求。当然，并不是所有盲人都可以获得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许多偏远地区的盲人依然面临着教育资源短缺、就业渠道狭窄等问题。通过问卷调查，老师们获得了一个数据，在中国1700多万盲人群体中，高达70%—80%的盲人从事低端服务行业，最普遍的，便是盲人按摩。也就是说，即使各地都有特殊教育学校，但盲人接受到的教育很有限，从校园走出去之后，能够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跟他们自己的预期相比，有非常大的出入。

各种形式的调研信息抛出了一个一致的问题：盲人群体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平等地接触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在看电影这个社会娱乐方式上，盲人能不能和普通人一样看电影，而不是去看一个打了折扣的、被缩短了的电影？

以上的种种思考和碰撞，使项目掉转方向：从音频产品变成了等时长的无障碍语音服务。

寒假里，王海龙带着这个新任务，重新出发。

肖泓院长提出，要在电影的旁白和音响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解说。但要实现这一点，面临着“时间少、画面多”这两个困难。《建军大业》是一部战争片，有大量枪战和游行的场景，一帧画面里，可能既有游行的宏观场面，也有人倒在地上流着血的局部细节。王海龙发现，一闪而过的信息量根本不是文字能够追逐得上的。

王海龙想，如果有一种语言能够跨越黑暗的障碍，瞬间把爆炸性的信息带给受众，那就好了。但现在还没有这种方法，也许创造它就是自己的使命。

王海龙决定先拿出片头10分钟的小段落，进行尝试。他反复拉片，看了不下100遍，到了这时，才觉得画面给他的震撼，真正入了脑、入了心。王海龙想，应当把电影的总体情节讲清楚，再把总体情节和局部情节串联起来，把每一场戏的戏剧冲突讲清楚。在这些前提下，如果有讲述的时间，再去创造意境，描述环境、色彩、光影、服饰等。

他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实践中的几点发现：片头描述出品方信息时，若按照画面逐帧读字，会使声音不平稳，应整合利用片头时间段，使其更协调；视频编辑中，声音成段、画面成组是规律，讲述也应成段、成情节地展开；文字应力求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可借助盲人能够理解的事物，用恰当比方进行描述；声音空场不应超过5秒，以免引起疑惑、不适等。这些方法后来写入“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撰稿规范，为后来一批批电影提供了创作模板参考标准。

王海龙拿着手记和10分钟的实验品去和学院的老师们讨论，得到一致好评。老师们也结合理论知识，提出不少制作方法，整个团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感到清晰了许多。最后，他用一整个寒假的时间完成了《建军大业》完整版无障碍电影的制作。

当时的他以为，做一批电影，应当是一群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去做的课题研究，是一个点状的项目。他没想到的是，从第1部到前5部，从前30部到一年104部，现在的“光明影院”已经由点及线再到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这比当初老师们在206提出的设想，更大、更广，也承载着更多盲人朋友的期待。

二、上千次的暂停与回放

《建军大业》制作过程中，“光明影院”团队的老师们意识到，这事儿真能做成。

但只有王海龙一名志愿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扩大队伍，寒假之前，“光明影院”招募了一批学生志愿者，蔡雨同学就是其中的一员。蔡雨本科就读于电视学院，因为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本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听到师哥王海龙的召唤，这位既有爱心又有能力的北京姑娘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她希望和海龙师哥一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事情。

在“光明影院”还是两手空空、什么成绩都没有做出来的时候，最早加入“光明影院”的这批志愿者成为实践的先锋队，他们的探索为后来的燎原之火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招募完成后，所有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让两位老师（赵希婧老师和陈欣钢老师）、14名学生，分3组制作5部电影：《建军大业》《我的战争》《钱学森》《大唐玄奘》和《战狼2》。

随着《建军大业》在寒假期间磕磕绊绊地做出来，“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的基本版式也就确定了。

当时，2017级硕士研究生蔡雨和两名同学一起写《我的战争》，每个人分到40分钟。

3月19日，大家开了一次集体会议，每组都要拿出自己的片子一起讨论。《我的战争》和《建军大业》一样，有非常多的战争场面，很难描写。蔡雨记得，会议上大家讨论出一些方法，她归纳为总分总的写作形式：先写宏观的情况，比如几方在对峙，再写一些具象的，就像拍片子的时候切近景和特写，然后再拉远景，说说总的情况。

精益求精的写作需要时间，在肖泓院长的反复催促下，前5部的文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是陆续完成了。

这时，王海龙接到一个通知：5月20日全国助残日当天，“光明影院”制作的无障碍版《战狼2》要在北京市广外南里社区进行放映，同时宣布“光明影院”项目正式启动，其他4部也要尽可能在放映前完成。

虽然这个通知令所有人倍感兴奋，但是距离5月20日已经没有多少天了，而且影片基本都还停留在脚本审阅阶段，大家也还没有进棚录音。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没日没夜地“泡”在录音室，加班加点进行录制。“光明影院”那时还没有自己的专属录音棚，录制工作在学院二楼一个非常窄小的录音间进行。为了确保录制时没有杂音，空调不能开，门还得紧闭着，尽管5月份尚在初夏，挤了好几个人的小黑屋里还是热得像蒸笼一般。

《建军大业》是王海龙用自己的设备录的，《战狼2》则是他在学院录音棚录的第一部无障碍影片。尽管在家里练过无数遍，真到了现场，身边还有那么多人盯着，王海龙不免有些紧张。加上《战狼2》的情节又很复杂，主角和海盗搏斗那段，先是一拧再一摔，然后一踢，绳子一套，最后一拽，那一套动作很快。王海龙一边念，一边比画，出了一身的汗。当时肖泓院长来探班，和他坐在一块，听他念，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同样也是大汗淋漓。

“光明影院”学生志愿者在录音棚制作无障碍电影

王海龙记得当时陈欣钢老师也在场，提出了不少有用的建议。《战狼2》的打戏特别多，有些战斗镜头时长足足有10分钟，情节紧凑，音效杂糅。看完一些打斗片段后，陈欣钢老师却皱起了眉，他一边拿着笔在讲述稿上描画着，一边问道：“海龙你看，除了你一拳我一脚，谁打到谁的肋骨上，谁把谁打趴到了地上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录音室里的大家沉默着。陈欣钢老师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添加一些感情色彩。他当场在纸上写道：“一拳比一拳狠，一脚比一脚狠，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寥寥几句，把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很好地提炼出来，体现在稿子里。而大家再去听那一段的时候，都觉得能更好地带动听众的情绪，也弥补了难以描述更多画面细节的问题。

每一部无障碍电影的讲述稿，要经过审稿同学的初步校对、撰稿同学的交叉校对和老师最终校对，但其实没有所谓的定稿，因为修改永远不会结束。一直到成片之前，讲述人都会对文稿的细微之处进行修改。因此，想要成为“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必须具备出色的文字写作能力和讲述实力。

2018级硕士研究生杨明是第二批志愿者。她曾做过这样的统计：每部电影大约由300—500个镜头组成，每个画面需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讲述稿，也就是说每写一部电影，需要按3000次以上暂停键，反复观看，不断揣摩，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初稿，修改文稿的时间甚至多于一周。

在撰写《流浪地球》的讲述稿时，仅仅5分钟的电影片段，志愿者需要不停重复“暂停—回放”的动作，反复琢磨将近一个小时，才能交代清楚时空变化、人物关系、细节伏笔，而在讲述时更要控制时间，把握节奏，插空讲述，在提供足够信息的同时完整地留出电影原来的音效。对于这部科幻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来说，恢宏磅礴的场面讲述背后，是上千次的暂停与回放，是不厌其烦的琢磨与修改，是不惧付出的推倒与重来。

这样“较真”的暂停并不仅仅发生在撰稿的过程中。“光明影院”的制作组要完成撰稿、录音与后期三大任务，才能保证一部无障碍电影的诞生，在录音棚里、后期软件里，暂停键同样被不断按下。

电影《小兵张嘎》中有大量战斗场景，主角的动作与背景的隆隆炮声交织在一起。“原片真实的炮声比我的讲述效果好多了，我还是不要画蛇添足了！”抱着这样的想法，在《小兵张嘎》后半部分约8分钟的战斗中，2017级本科生李钰同学只用了数十字去释读激烈的战斗场面。

正式录音预留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6点，李钰买了晚上8点回家的高铁车票。但是磕磕绊绊录到战斗场景的时候已经临近8点了，李钰和师姐在棚里也已经待了将近6个小时。

“完了，高铁就要发车了！”李钰内心充满了焦虑，时不时地看手表，只想赶紧完成录音。

然而蔡雨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一次又一次按下暂停键，李钰的耳机里也一遍遍传来“缺东西”这3个字。

蔡雨放下耳机，严肃地问她：“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片子？”

“我没有偷懒，我觉得这里应该保留炮火的原声……”李钰想到之前每晚熬夜看片，甚至有几天通宵写稿，心里十分委屈，也不能接受“没有认真”的说法。

录音棚的气氛有些凝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李钰错过了这张不能再改签的车票，话里也不禁带了些怨气。

“把眼睛闭上。”耳机里突然传出一句话。

李钰愣住了，师姐又重复一遍：“把眼睛闭上，我把你刚录的那段放一遍，你听一下——”

隆鸣的枪炮声中，“罗金保把钟连长救了出来”，“嘎子把炮楼点着了”，这寥寥几字让战斗场面失去了很多表现主人公英勇无畏的情节。到了这一片段的后半部分，只剩下震耳欲聋的炮声。

听着听着，李钰突然鼻子酸了一下，眼睛里逐渐蓄起泪水。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好像本来自以为很完整的讲述突然变成了“注水肉”，而且水分大到让她自己都错愕。如果是影院的观众听到这样的讲述会有多么迷茫和失望，那一刻，她的心里满是懊悔。

录音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因为讲述稿的问题而按下暂停键，会因为录音员的音色与电影不匹配而终止录音，也会因为录音员的情绪不够饱满而重新调整。只有经过一遍一遍暂停、一遍一遍调整之后，送到视障朋友手中的，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能够看懂的无障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