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故人来
想写这篇文章已有数月之久，每一临纸，辄思绪纷发，不知从何下笔。直到学校放寒假，终于可以闲下来，从容品味和静静回忆。
我把复刊以来的《文学遗产》全部搬出来，放在办公室地板上，按年份顺序排好，眼前便出现一座书城。然后一本一本打开，每一册都让我回忆起当年的阅读和往事，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写作冲动便油然而生。
打开第一本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号，绛红式封面，刊头用郭沫若字（1997年后改为集苏轼字），当时为季刊，但复刊号到了6月才出版，所以该年才出了三期。那时，我在中山大学读本科三年级，对于古代文学已有明确而浓厚的专业兴趣。在学期间我订阅了《文学评论》（1978年复刊）和《文学遗产》两份杂志，这一订就是30多年。当时，《文学遗产》每期0.8元，现在听起来非常便宜，但我那时每个月只有10元的助学金，订两份杂志其实是很“奢侈”的开支。同学问我为什么要订这两份杂志，我很认真地对同学说，我想以后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论文。同学听后笑而不语，我当然理解他们的想法。一个连正式论文都没有写过的大三学生，居然想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确实不知天高地厚，但这的确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文学遗产》复刊号，目录上列的作者是：闻一多、林庚、郭绍虞、夏承焘、徐朔方、季羡林、王运熙、王季思、傅璇琮、邓绍基等先生的大名，都是让人仰望和崇拜的大家、大师。也有极个别像葛晓音这样的“年青的同志”，显得特别珍贵，所以该期的“编后记”还特别予以表彰。
1985年第3期是很普通的一期，但对我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虽然是篇短文。当时我已经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我坚持细读《文学遗产》上的每篇论文，同时又有所思考。有时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一些文献的理解与上面论文所述不一样。1984年第2期上廖仲安先生的《沈德潜诗评述》中解释沈诗“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认为后句用了唐王建《新嫁娘》诗意。我对此句典故出处的理解与廖先生不同，我认为此句用的是《战国策》“卫人迎新妇”之典。我便把质疑写成读书札记，题为《“新妇”用典之我见》，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没有想到此篇简短的读书札记很快就发表了。在拙作之后，是刘世南先生的短文，他对“新妇”用典的意见与我完全一致。该期同时还发表廖仲安先生《对吴观澜、刘世南同志意见的答复》，可见编辑部对此审慎的态度。虽然发表的是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札记，但让我信心大增，从此，与《文学遗产》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篇短文发表时用了一个笔名叫“吴观澜”，取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意（后用这个笔名在《文学遗产》上发表3篇文章）。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我差不多每年都有一篇文章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在很长时间里，我有幸差不多每年都在《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这两大刊物上发表论文。发表时各有侧重，内容偏重“史”的论文投到《文学遗产》，内容偏重“论”的则发到《文学评论》。由于《文学评论》与《文学遗产》两家刊物崇高的地位与巨大的影响，而且有专业的、高层次的读者群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在上面发表论文，可谓是“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就本人而言，则有一种“附骥尾则涉千里，攀鸿翮则翔四海”的荣幸感。
多年以来，《文学遗产》一直强调在文学本位基础上进行学科融合的研究观念。强调从古代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出发，从文本出发，研究作家、作品及其风格，研究文学史发展脉络、传承关系和规律。按我的粗浅理解，坚持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这是《文学遗产》的不二法门。这种重要启示也影响了我的治学路子和研究方法。1987年，我进入复旦大学随王运熙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此后我的研究方向比较集中到中国文体学与诗文评上来。中国文体学研究，便是对坚持中国文学独特性思路的自然延伸。“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了消解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偏见与弊端，古代文学研究界流行从西方引进各种新理论，先是新方法热，后来又流行文化热。这些在当时都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无论是新方法还是文化学、社会学研究，终究不是以中国文学为本位的，容易产生浮泛空疏之病。从中国文体学入手去研究中国文学，其意在回到中国传统文字、语言、文章、文化语境中研究中国文学的特色，学理性与操作性都比较强，这是我选取文体学作为方向的理由。我研究中国文体学的论文，大多是发表在《文学遗产》上。2004年在福建师大举办的“文学遗产论坛”上，我提交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的论文，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上。当时，会上有专家问我，你提出这个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是属于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还是三级学科。其实，我提出建立中国文体学学科的用意，并不是按教育部研究生培养的分类去增设一个学科，而是主张应该给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地位，并加以学理性和系统化的研究。十年过去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这种提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发展最快的方向之一。近年来，《文学遗产》编辑部多次与中山大学主办中国文体学研讨会，共同推进中国文体学研究，并扩大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苏轼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保存了从复刊以来的整套《文学遗产》，不时打开来看看，总会有新的收获。在我看来，《文学遗产》就是一部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的缩影，从《文学遗产》发表论文的选题、内容、学风，不难感觉到有许多的转折与演变，其中有政治的、学术的，也有方法的。举一个例子，20世纪末，《文学遗产》开设了一个“世纪学科回顾”的专栏，刊载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史笔谈。1999年第4期刊载了曹虹、蒋寅和我所撰《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一文，在20世纪末，明清诗文研究虽然有些进展，但仍是需要呼吁“期待关注”的领域。我当时说：“明清诗文研究的总体水平也相对落后，假如与唐诗研究等领域相比，只能说是‘第三世界’。即使在明清文学史中，诗文研究也是最薄弱的，举个极端的例子，研究诗文的论著总数还不够《红楼梦》研究的三分之一。”而在新世纪十年期间，明清诗文研究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1年《文学遗产》刊发周明初教授《走出冷落后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综述》一文，刚好是对我们三人谈所作的续篇。他引用了我的话之后说：“自那时至现在不过是短短的十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十年中，明清诗文的研究迅速走出原来冷落寂寞的境地，不再是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而是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热门领域。”这确是事实。《文学遗产》在推动明清诗文研究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重读《文学遗产》这几十年的论文，发现一些论文当时发表颇有轰动效应，而现在看来，却成为过眼烟云；有些当时似乎反响平平的论文，却越读越有味道。当然，从学术史的眼光看，这些都具有反映风气的价值。当时代不断变化，而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就不免出现一些不成熟，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不断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领悟到许多丰富的意蕴。而对于学者来说，可以通过这种现象思考学术生命的问题。那些有持久生命力的论文，无不是在求实基础上求创见、在文献基础上出理论的。而那些有问题之作，除了作者知识水平所限之外，不是过于趋时，就是过于浮躁。我本人也犯过一些低级错误，主要因为心存先入之见，带着观点去看材料。我经常用自己犯下的错误当作教材给学生“分享”：一定要重视文本的原始语境，千万不要带着需要和观点去理解和取舍材料。希望错误能转化成为“教训”的资源。
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有许多学者是《文学遗产》发现和拔举的，这方面我有亲身体会。我听别人说，陶文鹏先生多年前初到《文学遗产》时，曾从原已拟不刊用的稿件中发现一文，后来采用了，那正是我的稿件。我从未向陶先生问过此事，但我觉得，对一位毫无相干的年轻无名作者青眼相待、鼎力支持，这确是《文学遗产》编辑部的一贯风格。1994年《文学遗产》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文学遗产丛书”第一辑，这是《文学遗产》杂志的配套工程。在徐公持、陶文鹏先生的大力推荐和支持下，拙著《晚明小品研究》列入其中。同一辑有曹道衡、程毅中等著名学者，我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受到如此信任，感觉是受到很高的礼遇。后来拙作《晚明习气与晚明心态》获“《文学遗产》1997年优秀论文提名奖”，《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1998年至1999年度优秀论文奖”，这是对我持续的鼓励。2011年我有幸成为《文学遗产》新一届编委会成员。虽然，我忝列多家学术刊物的编委，但能成为《文学遗产》编委，感到格外荣耀。我曾经针对现在许多学术刊物编辑以居高临下姿态对待作者的习气，强调编辑的“发现”与“服务”意识。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不少学者是经《文学遗产》发现而成名的。在学术期刊界，对名家锦上添花的多，对年轻学者雪中送炭的少。《文学遗产》的一个肯定和鼓励，可能就是年轻学者腾飞的关键助推力。这方面我是受益者，也总怀有一种感恩的心绪。多年以后，我主持《中山大学学报》，就把发现年轻人，扶持年轻人，给他们自信，为他们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将此看成一种对学界的回报。
近数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化的时代。《文学遗产》复刊以来的出版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特殊个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学术刊物曾经的艰苦岁月和曲折历程。《文学遗产》复刊时为季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改为双月刊，移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移往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整个版式、纸张有重大改动。1997年改回中华书局出版，刊头字改为集苏轼字，并一直沿用至今。2000年改为《文学评论》杂志社出版，2001年旋移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起第三度由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开始，扩版重新设计版式，并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出版。2012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当然可以说《文学遗产》得到许多出版单位的支持，但换个角度来看，《文学遗产》复刊后在很长时期内，其出版似乎给人一种出于经济压力而辗转彷徨、上下求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出版社与学术杂志都有过相当困难的时期，当时甚至有许多作者给编辑部去信，表示为支持杂志能办下去，宁愿不要稿费，我也给编辑部写过类似的信件。相信许多读者与我一样，每期的《编后记》是必读的，在20世纪90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困难”。1994年第6期《编后记》说：“向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坚持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老中青专家学者致以敬礼。”又说：“专业刊物如本刊者，也因面对困难（主要是经济困难）而只能勉强维持现状。”1998年第6期《编后记》：“本刊虽然在经济生存条件方面长期处于困难境地，但在广大作者与读者的悉心支持下，我们终于又过了一年。”我重读到最后这句话，不免感慨系之。《文学遗产》作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全国最权威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期刊，曾经经过如此困难的时期。虽然那种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不要忘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环境恶劣、学术低迷之际，仍坚守着崇高的学术理想、学术品格与学术标准，这也是这个刊物一直受到学界敬重的原因之一。
《文学遗产》创刊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它复刊以来，一直是我学术上的精神家园。重读《文学遗产》，对我来说，是学术上的旧梦重温：不禁想起了许多人，许多事。三十四年，往事如烟，又历历在目。在寒冬之夜，这些回忆令人心暖。《文学遗产》60岁了，却是一个“不老的传说”。它似乎显得越来越年轻英发，越来越厚重大气。因为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学术个体，它还承载着中国学人群体的学术理想，洋溢着他们的学术精神。
（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