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的万里校书记
《晚明小品研究》一书写于1995年，有幸列入“文学遗产丛书”，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青眼，此书修订本列入“博雅撷英”丛书。我利用半年多时间，重加校理。修订完成时，特地写了一篇跋语：
是书为余旧时之所作也。曩岁校理明人小品，沿波讨源，荟为斯编。屡承师友勖勉，然常惴惴不自安，唯恐贻讥学林。夫壮岁为文，每若宿构，御风而行，朝发暮至，淋漓快意，而不暇他顾。迩来搦翰，则如行舟于八节滩头，无复向时之轻灵。今此书重付剞劂，再理往篇。噫！落叶难扫，鬓侵易惊。鸿痕一一，如梦前尘。二十余年，俯仰之间耳。惟夫世重小品，以其旨永而神遥也。挹其胜者，恍若陟彼高冈，振衣长想。或见杏花疏雨，杨柳轻风，其妙处有不可形容者。时当长夏，烹茶独赏，书卷亲人，不啻暑热中之清凉散也。
这篇跋语，表达了一种感慨。此书写于二十多年前，当时尚年轻，精力健旺，思维敏捷，写得相当流畅。但年轻时毕竟还不成熟，思想与表达或有粗疏不当之处，而且当时学术还不太强调规范，所以有许多文献，只列出某书某卷，没有注出详细出处。现在翻阅查对，自己也搞不清这些文献当时从何而来，是第一手资料还是转抄的第二手资料。而拙著是研究晚明小品方面较早出版的著作，后来有些相关论著所征引的文献，又是从我这里抄录和转引的。这些文献在晚明小品研究界互相沿用，这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担心以讹传讹。
本次修订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核对引文，为所有文献找到第一手资料。虽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需要详细的文献信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列出引文的详细出处，也便于他们引用与核对。我希望修订本尽可能做得更为严谨，为学界提供比较可靠的文献。
最初阶段核对引文的工作，主要是请学生做的。我要求全部文献要找到好的版本一一加以核对。发现问题则一一标出，由我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改正了不少初版时引文的误漏之处，有些甚至错得很离奇，深感前人“校书如扫落叶”之说，言之非虚。核对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大概在两、三个月内，绝大多数的引文就核完了。剩下十多条材料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文献数据库中无法找到，校对工作进入比较艰难的扫尾阶段。我先在自己学生的微信朋友圈中求助，很快又解决了一些问题。最后只剩下七、八个遗留问题，有些文献有两可之说，需要研究决断。有些引文的第一手文献非常难找，若采用转引的方式，我又心有不甘。我下决心利用在交稿之前做最后的尝试。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交稿之前，这些问题最终基本得以解决。
回想起来，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都有一个故事，虽然艰难，但对我来说，都觉得有趣。下面略举几个，以飨读者。
一、著名的作家，名字居然“待定”
明初有一位著名作家，说是“著名”，其“名”却是有争议的。王袆（1322—1374），字子充，与宋濂同门。其名“王袆”，或作“王祎”，如《辞海》《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皆作“王祎”，《晚明小品研究》初版沿用作“王祎”。按，今古书籍中二者皆有用之，比如《明史》作“王祎”，《四库全书总目》则作“王袆”。两种写法都有权威的文献依据，似乎都说得过去。但是，“王袆”和“王祎”，读音不同，意义迥异，就一个人的名字而言，必然是以其中一种为准。
我和学术界朋友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认应该以“袆”字为是。有几个理由：首先，根据宋濂《文宪集》卷九《送王子充字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七《王氏兄弟字说》二文中，文中明确说明王袆之名，意在指衣服，故必然从衣。此二人皆与王袆同时，所说应可信。其次，王氏兄弟三人王裕、王袆、王补（见《逊志斋集》卷二一《常山教谕王府君行状》），兄弟取名偏旁应该相同，故以“袆”为是。第三，最重要的是，王袆自己署名为“袆”而非“祎”。名从主人，应该以本人的署名为准。
我曾通过微信向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请教，他告诉我，王水照先生的高足侯体健博士提到，王袆有署名手迹的图片，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我即通过微信请教侯体健先生，他说，这是他的师兄弟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说的。他又马上与慈波联系，即时得到回复：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一书对此问题已有专门讨论。王袆署名手迹图片来自书前附有图片（附图一），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此可为确证。慈波先生又谓，多年前，香港何冠环先生就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记不清论文的题目，但其意思即认为应该为“王袆”。一个字，前前后后折腾了不少时间，结果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但经过一番探索，最终能得到确证，对我来说，长了见识，有了进步，对于拙著的修订本而言，也减少了一个小瑕疵。这种探讨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味，也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