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的万里校书记

微信上的万里校书记

《晚明小品研究》一书写于1995年,有幸列入“文学遗产丛书”,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青眼,此书修订本列入“博雅撷英”丛书。我利用半年多时间,重加校理。修订完成时,特地写了一篇跋语:

是书为余旧时之所作也。曩岁校理明人小品,沿波讨源,荟为斯编。屡承师友勖勉,然常惴惴不自安,唯恐贻讥学林。夫壮岁为文,每若宿构,御风而行,朝发暮至,淋漓快意,而不暇他顾。迩来搦翰,则如行舟于八节滩头,无复向时之轻灵。今此书重付剞劂,再理往篇。噫!落叶难扫,鬓侵易惊。鸿痕一一,如梦前尘。二十余年,俯仰之间耳。惟夫世重小品,以其旨永而神遥也。挹其胜者,恍若陟彼高冈,振衣长想。或见杏花疏雨,杨柳轻风,其妙处有不可形容者。时当长夏,烹茶独赏,书卷亲人,不啻暑热中之清凉散也。

这篇跋语,表达了一种感慨。此书写于二十多年前,当时尚年轻,精力健旺,思维敏捷,写得相当流畅。但年轻时毕竟还不成熟,思想与表达或有粗疏不当之处,而且当时学术还不太强调规范,所以有许多文献,只列出某书某卷,没有注出详细出处。现在翻阅查对,自己也搞不清这些文献当时从何而来,是第一手资料还是转抄的第二手资料。而拙著是研究晚明小品方面较早出版的著作,后来有些相关论著所征引的文献,又是从我这里抄录和转引的。这些文献在晚明小品研究界互相沿用,这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担心以讹传讹。

本次修订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核对引文,为所有文献找到第一手资料。虽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需要详细的文献信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列出引文的详细出处,也便于他们引用与核对。我希望修订本尽可能做得更为严谨,为学界提供比较可靠的文献。

最初阶段核对引文的工作,主要是请学生做的。我要求全部文献要找到好的版本一一加以核对。发现问题则一一标出,由我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改正了不少初版时引文的误漏之处,有些甚至错得很离奇,深感前人“校书如扫落叶”之说,言之非虚。核对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大概在两、三个月内,绝大多数的引文就核完了。剩下十多条材料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和文献数据库中无法找到,校对工作进入比较艰难的扫尾阶段。我先在自己学生的微信朋友圈中求助,很快又解决了一些问题。最后只剩下七、八个遗留问题,有些文献有两可之说,需要研究决断。有些引文的第一手文献非常难找,若采用转引的方式,我又心有不甘。我下决心利用在交稿之前做最后的尝试。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交稿之前,这些问题最终基本得以解决。

回想起来,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都有一个故事,虽然艰难,但对我来说,都觉得有趣。下面略举几个,以飨读者。

一、著名的作家,名字居然“待定”

明初有一位著名作家,说是“著名”,其“名”却是有争议的。王袆(1322—1374),字子充,与宋濂同门。其名“王袆”,或作“王祎”,如《辞海》《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皆作“王祎”,《晚明小品研究》初版沿用作“王祎”。按,今古书籍中二者皆有用之,比如《明史》作“王祎”,《四库全书总目》则作“王袆”。两种写法都有权威的文献依据,似乎都说得过去。但是,“王袆”和“王祎”,读音不同,意义迥异,就一个人的名字而言,必然是以其中一种为准。

我和学术界朋友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认应该以“袆”字为是。有几个理由:首先,根据宋濂《文宪集》卷九《送王子充字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七《王氏兄弟字说》二文中,文中明确说明王袆之名,意在指衣服,故必然从衣。此二人皆与王袆同时,所说应可信。其次,王氏兄弟三人王裕、王袆、王补(见《逊志斋集》卷二一《常山教谕王府君行状》),兄弟取名偏旁应该相同,故以“袆”为是。第三,最重要的是,王袆自己署名为“袆”而非“祎”。名从主人,应该以本人的署名为准。

我曾通过微信向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请教,他告诉我,王水照先生的高足侯体健博士提到,王袆有署名手迹的图片,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我即通过微信请教侯体健先生,他说,这是他的师兄弟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说的。他又马上与慈波联系,即时得到回复: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一书对此问题已有专门讨论。王袆署名手迹图片来自书前附有图片(附图一),上面清楚自书其名为“王袆”,此可为确证。慈波先生又谓,多年前,香港何冠环先生就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记不清论文的题目,但其意思即认为应该为“王袆”。一个字,前前后后折腾了不少时间,结果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但经过一番探索,最终能得到确证,对我来说,长了见识,有了进步,对于拙著的修订本而言,也减少了一个小瑕疵。这种探讨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味,也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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