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难得九方皋
我们这一代学者和《文学评论》有很深缘分。1956年下半年《文学评论》（原名《文学研究》）筹办，正是我出生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学评论》被迫停刊，我们的青少年时光也在混乱与浑沌中度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党中央批准《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复刊，同时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1978年2月，《文学评论》复刊第一期出版，我们刚好进入大学读书，从此成为《文学评论》的忠实读者。三十年来，我经历了从《文学评论》的读者到作者，从年轻作者到资深作者的过程。《文学评论》给我带来许多幸运与荣誉，在我的人生中刻下深深的痕迹。
1982年，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并考取硕士研究生，随黄海章、邱世友先生学习古代文学。1984年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主要从事通俗文学文献（车王府曲本）的整理研究，但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是在传统的诗文与诗文批评方面，遂于1987年考到复旦大学，师从王运熙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当时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正在带领复旦大学一批老师撰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全面系统地研究批评史上的名家、名著。我与王先生商议，希望能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问题作为专题研究，另辟蹊径。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确定为《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20世纪80年代，高校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条件还相当差，也还没有各种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束缚比较少，研究生读书有些散漫，但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比如，那时申请博士论文答辩，并不要求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其时正值经济高涨，全民经商，高校教师颇受冷遇，有“穷教授、傻博士”之说，许多人不做学问，忙着经商、下海，所以名校博士生毕业之后在高校找工作，基本不成问题。既然申请学位和找工作都没什么压力，读书就比较从容了。在复旦大学读书三年，是我在学术研究中进步最快的阶段。这大概由于学术积累到一定阶段开始收获，也可能因为中山大学与复旦大学不同的学缘与学术传统起了互补的作用。
1989年上半年，我进入撰写博士论文的关键时刻，社会环境纷纷扰扰。下半年论文初稿写成了，一边修订，一边想试试投稿。在此之前，我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还没有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比较有影响的论文。1989年10月，我从博士论文中抄写了《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的一章。此前，学界已注意到中国文学批评中“南北文风不同论”，拙作进而从《文心雕龙》中提取“江山之助”这个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更具普适性和理论意义的重要命题，并溯流追源，进行比较系统的学理性讨论和理论阐释。抱着大胆尝试一下的想法，我把稿件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信件投入邮箱后，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当时能在《文学评论》上刊出论文的，基本都是前辈名家，而我还是默默无闻的博士生。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收到来自《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来信，责任编辑胡明先生告知我，《江山之助》一文已被《文学评论》采用，并安排在1990年第2期发表。论文发表后，我收到刊物，惊喜地发现拙作被排列在当期古代文学栏的第一篇，我想可能是题目比较宏大之故吧。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1990年至1996年《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评奖活动，获奖论文共11篇，《江山之助》也是获奖论文之一。由于获奖名单是按论文发表时间为序的，拙作又忝列第一篇。（获奖名单刊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第一次给《文学评论》投稿便获得出乎意外的成功，首战告捷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学术自信心因此大增。我的学术研究水平的明显提高就是以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江山之助》一文为标志的。此后若干年，我正当盛年，精力充沛，撰写论文进入欲罢不能的痴迷和“喷发”阶段，我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从1990至1998年九年间，我在《文学评论》连续发表了8篇论文。从1990年起至今，我在《文学评论》共发表18篇论文，同时在《文学遗产》发表了20多篇论文。我于1990年博士毕业，1994年凭借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全校文科教师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上排名第一的业绩，破格晋升为教授。最近，王兆鹏教授告诉我，根据他的统计，自2000年以来，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在全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中篇目数量是最多的。虽然论文发表量不足以说明作者水平之高下，但至少表明，我在评上教授之后，学术研究仍不敢松懈，并且持续得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青睐。
我想，人生有许多可能性和偶然性。我在治学上取得一些成就和影响，与治学初期即受到《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的青睐和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这大概就是人生的一种因缘际遇吧。如果一开始投稿就屡遭败绩一无所获，恐怕撰写论文的兴趣、学术自信心以及学术影响力或多或少是会受一些影响的。
记得《江山之助》一文发表之后，我曾给责任编辑胡明先生去信表达谢意。胡明先生来信说：不必客气，好的论文为我们杂志增添光彩！此后，他不止一次表达这个意思。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反复揣摩和体会胡先生这句话，我以为他的话不仅是对某位作者的勉励之情，更是道出《文学评论》普遍的用稿原则，那就是要发表有“光彩”的论文。论文何谓有“光彩”？以我长期阅读《文学评论》的体会，那就是有思想、有学术、有新意，个性突出、水平高超，在众多的文章中，让人眼前一亮的不同凡响的文章。我也一直把胡先生所说的“光彩”二字作为阅读和写作论文的指标之一。每一期《文学评论》新刊，我都尽快阅读古代文学的论文，从中领略各篇论文的独到之处。我在撰写论文时，则把“光彩”作为心向往之的目标。时常问自己，文章是不是写得有“光彩”。每篇稿件在投稿之前，一定要反复追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尽了全力把文章磨出“光彩”来。
无可讳言，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不尽公正之处，但我总是鼓励年轻学者和学生，不要被阴暗面所裹挟，要怀着学术界还是有良知和公正的信念坚定前行。我自己在学术道路的跋涉中，就经常感受到这种良知和公正的温暖。其中，就包括了《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的支持和帮助。由于我在这些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比较多，有人便揣度我与杂志和编辑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我理解和同情这种推测，它主要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不过，我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和相关编辑的关系，是纯粹而简单的文字之交。我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把论文写到自己满意，如此而已。我至今尚未到过《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的编辑部，与编辑见面的机会也极少。1989年给《文学评论》投稿，一直到了1997年，因为《江山之助》一文获得《文学评论》“1990年至1996年优秀论文奖”，我被邀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才第一次见到责任编辑胡明老师。他当时已担任编辑部的领导，行政事务比较多。后来，我的稿件的责任编辑就由李超老师负责了。胡明与李超两位，年资不同，为人各有特色，但都是谦和细致，非常尊重作者，耐心地与作者进行平等对话与商讨，绝没有时下某些编辑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让我感到亲切和感动。我在文字方面颇有洁癖，论文投稿之后，仍反复阅读，若发现提法未确、用字不稳，即如眼中沾尘，必欲去之而后快。一篇稿件从投稿到刊发，往往要反复修订。我自己也兼任编辑工作，深知这种癖好会给编辑程序带来一些麻烦，有人戏称这类作者为“老改犯”，学生则说我是典型的“处女座”性格，我知道这是委婉的批评。好在李超老师对我的“老改”之病从不以为烦，总是报以最大的耐心和宽容。
为了撰写这篇感言，我把自己订阅的从复刊以来的《文学评论》全部搬出来翻看。几十年来《文学评论》所刊发的论文中，确实不无平浅粗疏之作，但总体而言，当代许多重要的文学学术论文是在《文学评论》上刊发的，许多著名学者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论文。在我看来，《文学评论》就是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史研究乃至学者研究极为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中，优秀学者及其成果的被发现、被传播和被认同，最重要的渠道和方式就是在高层次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这种现象合理与否，有不同的看法。权威期刊不排除发表低劣文章的可能，而一般刊物也可能发表精品。论文的学术水平，是由它本身的质量而不是由刊物所决定的。判断学者水平与成就的高低，不仅看他在哪发了论文，发了多少论文，更重要的是看发表了什么论文，这是由同行所认定的，从更长远看，则是由学术史所认定的。这确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论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所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目前，学术刊物数量众多，但能够代表学术界最好水平的学术刊物的确如凤毛麟角。比如在文学研究界，《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就是优秀文学学者展示成果和学术对话最重要的平台。它们的认可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其特殊的地位和声望，是难以替代的。这种权威地位绝非仅仅因为它们在评估体制内所规定的级别——它们是由于杰出而权威，而不是因为级别而权威。
十多年来，我兼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对于学术刊物编辑工作的性质也有所思考。有些编辑喜欢夸谈“培养”了多少人才的成绩，我对此并不太认同。学术刊物在人才成长过程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我本人在学术研究中也经常获教受益于编辑，大至论文观点的提炼，小至标点符号的更改。但我认为，刊物不同学校，作者并非学生。刊物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在遴选稿件过程中“发现人才”。其实，“发现”的重要性绝不在“培养”之下。虽然，才华之士如锥处囊中，早晚会脱颖而出，但是关键时刻还是需要有眼光的人去发现和推荐。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黄庭坚诗则云：“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在众多作者和稿件中，发现人才，发现优秀稿件，具有这种眼光便是一种了不得的本事。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编辑行当又何尝不是“以识为主”呢！当代学术界的许多优秀学者，确实是被好编辑发现的。如果这些学者不被及时发现，其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有可能被耽搁甚至耽误了。我接触许多青年朋友和学生，在他们学海苦航中，若能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即被视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标志。这可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
《文学评论》编排体例上有一个非常独特之处，就是作者简介部分只标明“作者单位”，而不标明作者性别、身份、职称和已有著述等方面内容。在所有刊物中，是最简的作者简介了。这对于想了解作者身份的人来说，也许觉得信息不很充分。我不知道编辑部采用这种形式的主观用意，但客观上达到这样的效果：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让读者在阅读中完全凭论文的学术质量去判断，而不以作者的身份地位为先入之见。就我本人而言，比较欣赏这种形式。我所主持的《中山大学学报》的“作者简介”部分，也只列作者姓名、单位或居住地和通讯方式。
六十年来，《文学评论》肩负着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重任，同时，也担负着发现学术研究人才的重任。如果说对《文学评论》有什么期待的话，我的期待是，不仅要在《文学评论》上经常能读到著名学者的论文，更希望《文学评论》能不断发现和推荐年轻一代的新人佳作。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