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
——追忆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缅怀的文字，却总觉难于措手。因为和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在一些会议场合见过几次面，皆来去匆匆，所谈不多，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对先生的记忆只是一些总体感觉和大致印象，所以迟迟不敢下笔。现在想来，这种感觉与印象同样弥足珍贵，它是经过时光淘洗之后镌刻在心中的印迹，永远无法抹去。
1984年我在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由于我对建安七子有深厚兴趣，当时尚没有建安七子文集的出版，就产生整理一本《建安七子集》的想法，于是突发奇想，给傅先生写了一信，谈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傅先生的一封短信。他很赞同这个想法，但又含蓄地说，中华书局已约了其他学者在做这项工作。我收到信，庆幸这个消息来得很及时，使我避免“撞车”。这是我第一次与傅先生的书信联系。现在想来，当时给傅先生写信确实非常冒昧，自己信息闭塞，孤陋寡闻，而且在文献整理方面的知识准备其实也很不足。傅先生那时研究与行政工作都相当忙碌，还专门给一位素昧平生、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回信。随着自己年龄与阅历的增加，每想起此事，愈加感悟傅先生对年轻人的特别爱护之情。
1998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唐代文学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说来惭愧，我对唐代文学并没有特别的研究，当时之所以参加会议，主要出于一个不那么学术的“功利目的”，便是借会议之便去贵州探访花溪、苗寨与黄果树瀑布等胜地。那时，手头刚好有一篇题为《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的论文，便提交作为参会论文（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此行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踏访了诸多名胜，而是认识了傅先生，第一次亲承他的指教。傅先生对拙文颇为欣赏，大概因为该文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去研究唐代判文的，可能还比较新颖吧。我已记不清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我和傅先生在黄果树瀑布前第一次合影留念。那时，傅先生身体偏弱，而精神健旺。2008年12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在傅先生的建议下，我被增补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我没有参加会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研究是最为繁荣、成就最高的领域之一，以我极为有限的成果，并没有资格增补为理事。傅先生之意，应是希望我能为唐代文学研究多做一些工作，尤其是唐代文体学方面。
2000年4月，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即将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写信向傅先生求序，没想到傅先生欣然应允。我喜出望外，赶紧告诉傅先生，书稿先排印，序可以慢慢写，不必赶，等序写完之后再加上不迟。当时傅先生的腕疾已相当严重，手掌和手指都变形了，颈椎、腰椎似乎也都有问题。但他在一个多月内，便通读完这部数十万字的书稿，并撰写了一篇长序。傅先生在序末特别点明：“2000年6月中旬，北京六里桥寓舍，时当数十年来未有之高温。”我读到这段，眼前不禁浮现傅先生抱着羸弱病体，在京城酷暑中挥汗写序的场景。令我尤为感动的是傅先生在序中说：
我读这本书，以及读《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
傅先生这里“八个字”的总结和“四句话”的演绎，既精心概括又饱含感情、文采斐然，它不仅是傅先生对我个人的评价，而且是对后辈学者应该具有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的热切期待。我一直认为，傅先生对于年轻人的提携和鼓励，总是不吝赞辞的。作为被称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前辈的勖勉之辞，万不可浅薄到因此而自以为是，沾沾自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傅先生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他注意到我在文体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便热情来信，约我撰写一本《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的书。这不但是信任我，提携我，其实，也为文体学研究指出一个富有开创意义的新领域和新方向。我非常感激傅先生的青眼和指点，并在文体史料学方面有所用力。但由于自己有其他的工作急待完成，此项目进展很慢。虽然写了一些文章，但觉得并不是有系统的史料学研究，一直不敢呈教傅先生。现在，已永远失去向傅先生请教的机会了。
傅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学者，堪称学界的伯乐。古人诗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傅先生岂止“不藏人善”，更是能发现、挖掘年轻人之“善”，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说”其“善”，用其“善”。在文史学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界，被傅先生发现、举荐而成名的中青年学者，不可胜数。傅先生虽然不是高校的专任教授，但得到傅先生恩泽沾溉者众多，私淑弟子遍及海内外。由于傅先生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气度，受傅先生恩惠的年轻人，或受傅先生推荐出版书籍、发表论文，或参加傅先生主编的书籍编纂，或受到傅先生力荐而得以工作，其书稿或蒙傅先生赐序等，他们基本上是以学术为纽带缔结的师生关系。这在学术界可能是个特例。
在我的印象中，对后辈学者，傅先生从不摆前辈资格，也不以身份和地位居高临下、俯视他人，总是以一种平等、谦和的态度与年轻学者交往与交流。他在拙著序中说：
就我个人来说，吴承学先生比我年轻约20余岁，按照友人蒋寅先生《四代人的学术境遇》所述，在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代，承学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总有一种与吴、蒋都是同一代的感觉，因此每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谈，也无“忘年”之感。
傅先生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我们则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代学者。这两代学者都经历过文化的浩劫，都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理想主义色彩。傅先生曾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几年，我们这些学者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噩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那时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追求看来是那样地吻合，人们真纯地相信，我们应当尽自己的一点微力来奉献给这个重新给大家带来希望的美好的社会。”这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那时的心声！作为有着直接师承和学缘关系的两代学人，上一代的成果以及他们那种以学术为生命、坚忍不拔的优秀品德，一直是下一代效法的典范。当然，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学者受到政治压力与思想束缚毕竟要短暂得多，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与眼界都有所不同，研究环境、文献资料等条件更为优越。我们的困扰恐怕不是直接来自政治的重压，而是在名缰利锁的诱惑下如何保持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这让我又想起傅先生的话：“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学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应该是，自己所作的，要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在学术行程中得到认可。”傅先生积50年的体悟之言，值得做学问的人好好回味，并深深铭记。
帮助提携年轻人，是傅先生晚年重要的生活内容，甚至可能是一种精神寄托。他对年轻人的请求，似乎来者不拒。他对年轻人的评价与扶持，往往以称誉为勉励。他对年轻人的求助，真是不知疲倦、不畏麻烦，超负荷地承受。这就让人想起《世说新语》里的一句话：“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并非不知疲倦的明镜。所以他有限的精力被分散了，许多精彩的研究被打断了，而他的生命也渐渐被耗损了。
2015年6、7月间，傅先生已病重住院一段时间了，身体状况很差。有一天，我接到某出版社的电话，他们拟编纂出版一部大型词典类的书，请傅先生当编辑委员会主任，傅先生又推荐几位学者当副主任，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我一贯很少参加这些普及类书籍的编纂撰写工作，但傅先生之命当然是不敢违的。不过，想到傅先生在病中仍放不下这些琐事，还为之劳心费神，真是百感交集，很无奈，很心痛。
傅先生对于年轻人的提携、推荐、美誉，引起过一些议论，也是另有原因的。他对人、对书的评价有时或许会失之于宽，这可能是因为傅先生心地良善，碍于情面，对来自各方的请求无法说“不”吧。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傅先生这一代学者年轻时曾生活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中，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不但影响这一代学者的思想，也影响他们的心态。有些人变得刻薄寡恩，有些人则变得慈悲宽容。傅先生年轻时是受害者，备尝抑压之苦，所以对年轻人的需求与困难能特别同情与理解，也特别关照。我想他是在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所以，他对年轻人提携和表彰的殷勤真切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其实，傅先生对年轻人有一种很高的期待。他在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中说：“我们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这大概是从司马迁以来中国文人对“名山事业”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传统。我感觉到，傅先生在与年轻人对话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年轻时代所受到的“政治重压”以及老年时所遇到的世态炎凉。
傅先生为人撰序，习惯通读全书再作序，不作浮泛客套之论，他完全了解作者与书稿存在的问题，但是他又设身处地，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意见。比如，他在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言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该书存在的问题。其实，傅先生在寄来书序时，另附数纸，列出原书稿中存在一些文献和史实上的问题，提出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同时为我寄来相关的参考资料，以供修订之用。他之所以急于把序寄给我，就是希望我能赶在书稿排印之前，先吸取他的意见，把书中的错误去掉，把书稿修订得更好。他深知书稿存在的问题，但并不留在序中揭出，以示高明，而是私下沟通，让我直接改进。傅先生给后辈学者的书序，多以温婉、含蓄的方式，给人以改进、提高的机会，既体现其严格要求的原则，又细心呵护着后辈学者的自尊心和学术声誉。这是一种仁厚长者之心，也是温柔敦厚的处世方式和传统修养。我回想起年轻时，在一些论文答辩、学术评议等场合中，有时发现别人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那种“硬伤”，则痛加贬斥，令人难堪。这固然有认真执着的一面，但潜意识里或许也不无居高临下的优越之感。而今思之，对比傅先生，真是感愧交并的。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与傅先生联系，那时傅先生正当盛年，而我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傅先生已飘然远逝，而我亦臻耳顺之年矣。回想往事，慨乎岁月流逝之速，对造化与人生益多敬畏之感。也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对傅先生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同情之理解和感恩。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