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
中国近代建筑界中，有一位前辈不可以不纪念，那就是汪坦先生。汪先生“由于种种原因”，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得以充分发挥他的学识。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他做了三件意义重大的事，这就是：一、主持了《世界建筑》杂志的创办；二、主持了我国近现代建筑的普查和研究；三、主持了《建筑理论译丛》的翻译。同时，他还参与了深圳大学建筑系的早期建设。
这几件大事我都没有掺和，自有别人来写，我只能写一写我和他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琐事，作为纪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头两年主要是红卫兵造反，是党内高层斗争，教师里主要是那些“学术权威”遭难，被戴上“反动”帽子，挨批挨斗。汪坦先生和我一样，都是“逍遥派”，每天到系里参加“学习班”组织的活动，喊万岁，唱语录歌，看看叫人晕头转向的大字报。人人忧心担心兼而有之，但无可奈何，只能诚惶诚恐地等待不可知的命运。
1968年夏天，“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革命”从此就革到了教师们头上。学习班办了些日子之后，汪坦先生和我都被弄进了“牛鬼蛇神”的特别学习班，汪先生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一腔热血献身卫国而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不过，那些陈年老故事早已弄清楚，所以不久便“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我却被逼着、诱着要承认在《外国建筑史》教科书里“恶毒影射攻击共产党”。我在枕头底下藏了一大瓶“敌敌畏”，准备“顽抗到底”。这期间，我和汪先生见不到面，只有下乡收麦子的时候看到他，精神还好。不过，工宣队不许我们叫他汪先生，那是“四旧”，应该叫老汪。对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如此轻慢，我实在叫不出口，干脆，不如带半点玩笑，叫“老头儿”。就这样，一直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叫了整整八年。
过了一年，1969年夏天，伟大者一句话，知识分子要走“五七道路”，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者、文艺工作者和一些机关干部，要下乡务农，“自己养活自己”，以求“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各自在江西省鄱阳湖南岸办了一个挺大的“五七农场”，汪先生和我都去了。这两个农场，前身都是劳改农场，当地血吸虫病闹得很凶，为了保护劳改犯的健康，把他们迁走了，空出地盘来给我们这些“臭老九”们去“接受再教育”。我们的命竟比劳改犯的还贱。
汪先生和我分在一个连、一个班，他已经五十多岁，对他有点儿照顾，给他睡下铺，我睡在上铺。每个人的铺位大约是七十厘米宽。天气非常热，拥挤而又不通风的棚舍里日夜的温度都有四十几度。头几个月，我们的工作很乱，好像工宣队还没有做出什么规划。我们把劳改犯种下的稻子收割了，打场脱粒，也搬运水泥、砖头、钢筋、煤炭，搭建厕所、浴室。或许是为了照顾几位年长一点的，汪先生和另外几位老人家就留在砖场里。场里有些小搬运的工作，汪先生咬咬牙，“锻炼、锻炼”，三个月下来，就能挑得动240斤的担子，这期间挑断了四根青竹扁担。每次断了一根，他都很以为光荣，放大嗓门哇哩哇啦给我炫耀一番。
拼命劳动，超负荷地劳动，这是我们这些“臭老九”的普遍状态。说实话，这倒不是因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大大提高了觉悟，而是因为有点儿赌气。为了贬损知识分子，伟大者说过些莫明其妙的怪话讥讽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行，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猪也抓不住。那些工宣队的“师傅们”，就天天反复念叨这些光辉“思想”，好叫我们知道远远不如农民聪明和能干，要“夹起尾巴做人”。一来二去，“臭老九”们肚子里都有气，拼命地干活，干得出色，就是证明自己价值的一种方法。这也许很幼稚，白白糟蹋身体，但是，当时只有这样才能出一口气。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伟大者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肚子里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用了，要大换班。所以，既然身在农场，那就趁劳动的机会锻炼锻炼身体以待将来吧。工宣队把这种“活思想”叫做“人还在、心不死的复辟梦”。但心底里的事他们管不着，而教师们心照不宣，个个干得很凶，甚至把从附近生产队请来当教练的贫下中农都累得受不了，跑了。跑了就跑了，有一天连队厨房要杀猪，一位又瘦又小的女老师，自告奋勇，拿起尖刀只一下，就干脆利索地捅死了那头大猪。工宣队怕知识分子因此又会“翘尾巴”，立即敲打了几句，大家不作声。过些日子，又要杀猪了，一位美国留学回来的年长老师，也是上去一刀就成功。这次工宣队便没有作声，大家心底里痛快。
汪先生本来很胖，干活减肥，眼看就去了肥膘，瘦了下来的他常常摸着平平的肚皮，自以为得意，不过皮肉松松，往下耷拉，实在不大好看，我常常跟他开玩笑，故意一惊一乍地叫他扎牢腰带。他其实心里还有鬼，几次悄悄地跟我翻扯，说文化大革命前辛辛苦苦刚刚学得入了门的日文，看来只好丢了。那个环境里，不但平日没有时间温习，即使两个礼拜有一天的休息日，也累得只想伸直了腿躺一躺，何况身边有的是告密者，拿起一本日文书来，被告到工宣队那里去，吃一顿训斥也实在不是滋味。工宣队一知道什么人谈谈专业或者学术上的问题，马上就会嗅出“阶级斗争新动向”，摆起架势“教育”一顿，常说的攻心语言就是：“还想翻身当臭知识分子？别做梦了！这辈子再也别想了，拉倒了吧！”但汪先生真是所谓“死不悔改”，不说说就不痛快，他当然知道我绝不会去告状邀功，所以就悄悄跟我说。不过我倒是劝他别再想那个日文了，保住健康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他找不到同情者，有点惆怅。虽然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挖空心思找些有价值的书来看，但我并不是糊弄他，而是因为，我觉得，在那种时势下，能活到六十岁大概就到头了。
过了些日子，我们土建系的连队变成建筑工程连了，专门负责造房子。工宣队说这是发挥我们的特长，不过，当然要教导几句警惕专业思想复辟、要死心塌地当工人之类的话。我当瓦工，汪先生的任务是给我供砖、供灰浆、供水。我这个人干活喜欢当“拼命三郎”，动作快，也讲究质量。汪先生的工作量跟着上了码，尤其是要挑重担上脚手架。这一下，汪先生的犟脾气就全上来了，不停地咬着牙干，供应足了，就很得意地装怪腔怪调向年轻的供应工喊喊叫叫，觉得挺有面子，过瘾。他嗓门大而亮，情绪又高，成了脚手架上一景。有一次，大概是砖呀，水呀，灰浆呀供应得太足，竟把脚手架压塌了，好在汪先生年轻时候曾经是篮球运动员，反应快，一把抱住了脚手架的立柱，没有跌下去。脚手架是朱畅中先生搭的，倒塌的时候胡允敬先生正在下面铲砂，三位老前辈闹了一场戏，把大家吓得够呛。工宣队觉悟高，警惕性跟着就高，打算抓出一个阶级斗争事件来，暗地里招人去谈话，弄了几天鬼，抓不住什么，只得不了了之。
吴良镛先生也负责给瓦工供砖供水供灰。有一天，不知是什么意思，当工地主任的连长，弄了一小段内墙给汪、吴二位先生砌，一根线，一人一头。二位老师一上来就较上劲了，简直玩命。这一位砌到了中点不顾另一位，回头就升线，那一位只好不看线，猛赶，赶上了，领了先，也回头就升线。工作面上的人都惊呆了，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喊大叫地想制止他们，他们不理。我也大叫了一番，请他们别胡来，他们也不给我面子，我只好上去把线扯了！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便都停了下来。等他们喘息了一阵，才弄明白，原来是对工宣队员的口头禅“臭老九什么都不会做”的反感在心里郁积得多了，一当上“技术工”，便发泄了出来，恨不得一天就垒一堵墙，互相不满对方干得太慢。待歇过气来，两位先生自己也觉得滑稽。如果这时候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场，一定可以写成一篇长期受压抑的人的什么什么心理现象的论文。这种状态，在我们大家的玩命劳动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其实连工宣队员都看出来了，所以到农场的头几天装模作样地参加点劳动，后来实在吃不消，不敢和“养尊处优”的“臭老九”较劲，就远远躲开了，天天躲在工棚里“开会”。他们自从“占领了”上层建筑，一年多来抽着烟卷摆出一副“教育者”的样子说三道四，早已肚子鼓起，干不动体力活了。这次不到一个钟头的垒墙大战之后，吴先生被调去专责伺候春天刚刚种下的一百来棵树，汪先生又回来给瓦工供应砖、水、砂浆，他跟另外几位“壮工”央告一番，仍然跟我搭伴。就因为汪先生供砖、供砂浆，供得十分及时，所以我们这个组合砌墙的进度始终是全连第一名。
虽然是基建连，但农忙时节也要参加插秧和收割，汪先生和我还是一对搭档。我插秧，汪先生供秧，我们的速度也是全连第一。汪先生很在乎这个第一名，为了保持“荣誉”，他总唠唠叨叨嫌拔秧送秧的人太慢，送来了一批，就跟小青年们抢秧，抢到一簸箕，赶紧在没膝的稀泥里摸爬滚打，十分艰难地给我送来。有一次抢得凶了，竟跌倒在田里，弄得一头一脸都糊满烂泥。全连队的人本来都很敬重他，但这一脸烂泥却引得大家都很开心，仿佛忽然都成了京剧脸谱专家，七嘴八舌讨论他的脸应该属于哪一类角色。
工宣队是以“教育者”的身份来管理我们并且来给我们当“榜样”的，所谓“言传身教”，可惜，他们的表演实在很丢面子。一到农场，知道那里血吸虫闹得厉害，就一方面高谈阔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方面宣布他们个个都有“老寒腿病”，不能下水田。但在我们为防虫而在下水田前往腿上抹二丁脂的时候，他们的责任心就上来了，过来说些讽刺话，挖苦知识分子怕苦怕死还怕小虫。二丁脂结膜起作用需要半小时，他们却看我们一抹上就赶我们下田。农场的水，不知含什么成分，一条新毛巾，几天之后就变硬了，而且变成了深深的铁锈色。吃的、喝的、洗的都是这种水。只有场部（那时叫团部，因为农场是军事编制）有一口很深的好水井，所以各连（大体一个系为一连）的工宣队员和军代表都到场部吃饭。夏天汛期来到，一望无际的鄱阳湖水高出堤内我们住的棚舍屋脊好几米，工宣队员忽然都不见了，不来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了，原来都回北京开会去了，多么多么重要的会，等等。
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里面不免有些叽叽喳喳的议论，为了加强对教师们的思想统治，各连工宣队早就选拔出来一些教师当“干部”，也当耳目。他们往往比工宣队还厉害。工宣队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批评“臭老九”的时候只会无限忠于伟大领袖，引几句红彤彤的语录来上纲上线，一般都归结为“一条死路、一条活路，两条道路任你选”。而这些从教师里选出来的“改造得比较好”的样板，发起威来就比工宣队员更加厉害多了。有一次，我和一个这样的样板分子两个人值夜班，就是通宵巡逻。那几天正好美国人发射了一枚什么新式的卫星，据说深夜能看到它像一颗流星在天上划过。我们俩就使劲在天上找。找着找着，我犯了糊涂，说了一句：“美国人的卫星在天上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田里转”。第二天天亮，我刚刚躺下，就被工宣队差人传了去，大训了一顿，结论是：“离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远了，”如果不下定决心洗心革面，那就救不回来了。接着，全农场的广播喇叭都播出了那位一同值夜班的什么分子写的批判稿，一直播了两个礼拜，直到另一个倒霉蛋说的什么话被报了上去，才把我换了下来。广播稿里最叫我听得进去的一句话是：“你在教材里恶毒地影射攻击伟大的党，你不思改过，前债未了，又添新债，你好大的胆子。”这一来，倒叫我把已经几乎忘记了的“前科”想了起来，吓出一身冷汗，从此整天不说几句话，也躲着汪先生。虽然他的“历史案子”早已了结，但是工人阶级还捏着辫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再翻出“旧案”来。当时这是寻常的事，我怕连累了他，有些“人”轻则会说他跟我“乌龟找王八，臭味相投”；重则会说“两个人凑在一起说些见不得人的鬼话”，那他就会有大麻烦了。可是汪先生从来不躲我，依然放足了大嗓门跟我谈话，那种情况下的信任和关切，我真是永远记得感谢。
在伟大者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忽然成了死敌而拉倒了之后，我们回到北京。有好几年我依旧处于“拉一把就回来，推一把就过去”的“敌我之间”的位置上，老是干体力活，如守菜窖、掏粪坑、扫厕所之类，汪先生则正式“回到人民队伍”里，有资格“为人民服务”了。不过，我们有几次被召去参加同一个批斗会，“接受教育”。有一次是批斗我们系美术教研室的一位全系最年长的女教授康寿山先生。批斗的事由是她染上了感冒，不请假而两天没有来上班，事后又没有补假条。几位中年教师，一上来就火力很猛，“上纲上线”，给她戴上了“蔑视工宣队”、“抗拒思想改造”的罪名。康先生跺着脚大哭，喊道：“以前那几天发烧，我带病来上班，你们不知道吗？我这么大年纪，这种常见病的药家里都有，自己吃吃休息两天就好了，如果到校医院去看病，打病假条，跑来跑去，病反而更重了，这样的事，你们真的不懂吗？”她这么哭喊，按当时的惯例，叫做“态度不老实，有对立情绪”，于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革命派的火力就更加猛了不止一倍。我是被叫去听着“受教育”的，自然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汪先生和另一位女美术老师华宜玉先生也一言不发，这在当时很犯忌讳，至少可以上纲为“不服气，向工人阶级示威”，是立场问题。我心里着急，使劲看他们二位，华先生已经涕泪满面，甚至出了抽泣声；汪先生眼圈通红，嘴角发颤，身子烦躁地动来动去。那可真是难熬的折磨。其实，谁都知道，康先生从来办事认真，而且心地善良，平素人缘很好。在鄱阳湖农村劳改的时候，每逢干插秧、割稻、上屋顶补油毡这些比较累比较苦的工作，她总会找我搭伴，坦率地对我说，因为我懂得照顾她。但在这个她因为没有开病假条而挨批斗的场合，我实在束手无策，而且还为汪先生和华先生难过。心想：你们随意搭上两句不就拉倒了，康先生也不会怪你们。但他们一直没有开口。好不容易熬到散会，离开那幢教学楼一箭之地，看着四下里没有那些积极分子，我凑到汪先生身后，叹了一口气，汪先生回过头来，好像要把一肚子愤怒都向我发泄，连说了几句：“这叫什么道理”？我说：“那些批康先生的人，有一些也不过是表表态。”他说：“有那么表态的吗？上纲上线！那些人跟康先生一起工作了一二十年，还不知道她吗？”我说：“大家都怕工宣队。”他更来了火，说：“还能比我更怕吗？我都戴过美蒋特务帽子！”说得很激动，我怕他惹祸，就不再响了。
自从“白卷英雄”打开了大学之门，我们系也有了工农兵学员，由教师带着到工地去“开门办学”。有一次，到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办学，汪先生和我都去了。汪先生做技术工作，我负责打扫卫生，这是“贱活”，但工作量很小，扫完了就一整天无所事事地闲着，因为工宣队员并不到工地去教育我们，所以我就在一栋小工棚里呆坐着看“红宝书”。看不下去，就凑到汪先生桌边看他工作。汪先生可真是个“通才”，他干的居然是规划、设计输配电，竟没见他遇到了什么难处，只有一本教科书放在手边，偶然翻翻、查查。我们学建筑的人，说实话，对水、电、暖这些工程一向不大肯学，即使有课也学不好，甚至以不正经去学为荣，考不及格也不过哂笑一场。汪先生自从拿了这件工作，一直没有说过什么不适应的话，后来及时完成了任务，真想不到他还有这么一手。所以后来他自己拆改电视机、计算机之类，我都不觉得奇怪。整个建筑系，能这么干的，我知道只他一个。
汪先生的爱好和知识有没有边缘，我不知道。他爱好音乐，对西方音乐史十分熟悉，而且颇有看法，竟有胆量跟师母，音乐家马思琚教授辩论几句。他爱好哲学，从黑格尔到后后现代主义都能说个不休。相反，我却是一个在各个方向、各个领域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我这些回忆写到末了就只能写“佩服、佩服”。
但我更佩服的是他的品格，做人做得正，大事小事都正！
200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