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回忆
我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跌跌撞撞，一路临险涉难，居然也走到了“八零后”。大概是“普世现象”吧，这几年老了，便喜欢回忆，回忆的都是青年时期，甚至少年时期的事。最能叫我高兴的是上山采酸枣、下河摸螺蛳一类的轻松顽皮。但是，不论多么轻松顽皮，回忆里都会有那些像父母一样照看着我们这批小混蛋的老师们出现。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摧残，学校都隐蔽在荒僻的大山深处，学生们远离家庭，寄宿在学校，一年半载才能回家一次，不但学习和生活交给了老师，连小命都交给老师了。我早就打算写一写那些我一辈子都感激的老师，可惜总不得动笔，时间毕竟远了一些，记忆太零碎了，写不好不如不写，真是师恩难报啊！
今天倒是有了个缘头，叫我想起来写一写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这缘头是，刚进入“八零后”，我的腰就不行了，坐着疼，医生认为不必治了，凑合着再过几年就差不多了。一位可怜我的人听说了这件事，给我送来了一套“护腰”，是钢片儿拼成的，把它裹在腰上，坐着就不疼了。我忽然想到，这不就是梁先生的“铁背心”么？当年的同学们都知道，梁先生的脊椎得过一种病，大概是一种什么骨髓的炎症，病后就不得不靠一件“铁背心”支持着他。那个伤天害理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梁先生被他的一伙学生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之后，天天要做体力劳动和参加学习班，他挂着“牛鬼蛇神”的黑牌子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小靠垫，因为如果没有靠垫，他就腰疼得坐不住。我现在，也一样，要有这么一个靠垫才能坐得住。上礼拜到长城脚下去看看几座村子，天热，不能穿“铁背心”，我就提着个靠垫上车。
一辈子没有什么成绩告慰几十年来的各位老师们，想不到却仿了梁先生这么个模样。
其实我没有资格称为梁先生和林先生的学生。因为我在大学里瞎耽误了两年之后才转到建筑系从头学起，那时候梁先生和林先生已经不教课了。梁先生忙于北京市的保护和建设，例如跟陈占祥先生一起做以西郊为北京市行政中心的规划，还要做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其实，国旗的图案也是梁先生开了一个通宵夜车亲自动手画出来的，原设计人不过提了个意向性方案：上角一颗大星，它侧下方分布着四颗小星，都是徒手画画的，并没有确切的定形、定位制图方法。就是说，不可复制。是梁先生把四颗小星提到大星的一侧，确定了它们的位置、角度、比例和制图方法。不过梁先生对这件事从来不再提起。林先生那时身体已经十分孱弱，只得给梁先生当高参。
说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所敬仰的，首先并不是二位老师设计了什么、规划了什么，或者写作了什么等等“立功”和“立言”的事。我们最敬仰的该是他们的“立德”。而知识分子的“德”，在一个长达三十年的时期里被极度地丑化了。
为了弥补，请允许我把近年来一些书上记录的真实情况抄一点，不仅仅为了梁先生和林先生，更是为了重建新派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做一点工作。
纪念老师，竟要抄别人的文章，这事情太出格了，不合常理也不合常情。但是，我要抄的二位老师的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前面写到，那时候我不过是避难在高山峻岭之间的一个中学生，混混沌沌，吃不饱、穿不暖，我那时候当然对梁先生和林先生一无所知，而世上的规律是“时穷节乃现”，二位先生的“节”，也就是“德”，却是那个艰难困苦的时候“现”得最辉煌。虽然梁先生和林先生的事迹已经由别人写出而且正式发表，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习惯于读正经的原书，我怕这些本应该代代传述的历史久了会被遗忘，所以就再传述一遍，何况，我真诚希望当今的知识分子在重建道德自觉的时候有能起激励作用的榜样。
1940年冬季，林徽因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先后来到四川省李庄的月亮田小村，它紧靠长江的北岸，在宜宾市下游不远。当时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期，不幸林先生的肺结核病复发了，头几个礼拜体温一直在40度以上。李庄没有医生没有药，林先生连一点治疗都没有，熬着，听天由命。梁先生到重庆去给营造学社筹措工作经费，几乎空手而返。不得已，二位先生只能靠变卖细软度日。他们的好朋友，美国人费正清，这时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做联络文化界的工作，到李庄来看看聚在那里的一批中国的顶尖学者，见到了梁先生和林先生的情况。报告传回美国，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便来信邀请梁先生和林先生到美国去讲学，同时治病。梁先生回信给费正清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1)
二位先生不但没有走，竟在林先生的病床前搭起了板子，整理1939年撤退到昆明后出长差做的四川古建筑调查，并且着手写作《中国建筑史》，同时指导两位年轻人制图、写论文。
1944年，日本侵略军曾经攻打到了贵州省的都匀，那儿离李庄不远。后来，梁从诫问林先生，“如果那时日本人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先生回答：“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又问：“那你们就不管我啦？”重病着的林先生握住从诫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2)
我知道，几年前，有一个老人，独自来到月亮田，瞻仰，凭吊。抬眼望见远处扬子江的闪光，他，泪流满面，回头，进屋，扑到两位老师遗照的跟前。
“天地有正气，沛乎塞沧溟”，那时候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样的一首诗，懂得这首诗，准备着像文天祥一样正气凛然地以身殉国。
梁先生和林先生，在李庄月亮田干些什么呢？尤其是林先生，病得那么重，还能工作吗？还想工作吗？
想，想的！干，干的！
早在1939年，在日寇的逼迫下，刚刚逃亡到昆明，深秋，梁先生和一些同事们就恢复了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工作，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四川奔走。重病中的林先生则在家教儿女读书，自己也读书，中外古今的书。1940年年底，林先生带着儿女到了李庄，和梁先生会合，先生重病，刚刚好了一点，立即开始工作。什么工作？写论文、读书、种菜、补衣服袜子、到镇上去卖带在身边的首饰。八九岁的从诫整天赤脚穿着草鞋，二位先生没钱给他买一双鞋。身体再好一点，梁先生和林先生就着手编写《中国建筑史》，梁先生还和年轻人一起亲笔画了许多《中国建筑史》的插图，画得太累，腰酸背痛了就把下巴颏架在茶杯口上画。到了晚上，还点起两盏昏黄的菜油灯继续画。林先生的任务是把这本书译成英文，打算托人带到美国出版。同时，梁先生还把在四川的工作成果编印成《营造学社汇刊》（七卷）。《汇刊》是石印的，梁先生患着严重的脊椎关节硬化症，他穿上护腰的铁背心，亲自动手操作制版和印刷，虽然纸张粗糙而且软弱，印数很少。
没有利，也谈不上有名，学术工作却都在很高的标准上进行。当时，国民党当局曾经约请梁先生到重庆去当一个大学的校长，如果去了，当然生活会好得多，林先生的病也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但是，梁先生和林先生毅然拒绝了那个邀请，坚持他们的学术工作。“利者人之所趋也”，但梁先生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学者，学者就不能为名利诱惑。我们现在一些打算把名利和“学问”打在一个包里背着的人，总是说：“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做了，或者打算做些不该做的事。我真怕他们的聪明坏了他们的人品。
在患着重病而坚持工作的期间，孱弱的林先生还忍受着刻骨的痛苦，便是1941年她当空军的亲弟弟在对日本轰炸机的空战中牺牲了。到1944年，心情稍稍平定，她挥泪写了一首长诗《十一月的小村》，悼念弟弟。诗里有句：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哦，不！我不能把诗删节，要把林先生说的“你给了”的一一抄录下来：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纷纠！”(3)
总而言之，为了灾难中的祖国，为了“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献出了从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的一切，包含生命。这不仅是对亲人的悼念诗，这还是林先生的自许，当然也是梁先生的承诺。
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梁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杀身成仁”之类的事情不会有了，梁先生的高尚品格在日常的工作中和待人中照样发出光辉。
20世纪50年代之初，新中国成立，大秩序很乱，我们的课程往往要见缝插针才能排上，高庄先生教的木工课竟排在每礼拜天上午，整个半天。同学们心里不大痛快，请求不要在礼拜天上课。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能跟高先生学习，这机会多么难得；不但要上课，下了课还要追着去学。”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越来越体味到高先生那精致到“一眼眼”的“审美神功”的可贵。受过高先生的教，真是幸福。
高先生来任教之前，我们就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大约是在一次系务会议上，李宗津先生向梁先生推荐了高先生，说到他的艺术水平之外，还说到了他的火暴脾气。梁先生当场拍板聘请高先生来，至于脾气嘛，梁先生把手一挥，说：“从我开始，我们人人都让他三分。”
从1949年秋到1950年夏，梁先生和林先生带领建筑系的老师们日夜工作，完成了国徽的设计，国务院召开专家会评审，大家一致起立通过。梁先生请高庄先生给国徽塑造一个浮雕品，以便多种场合悬挂。高先生接受了任务，在大热天玩命一样地投入了工作，把他那精致之极的审美、造型功夫充分发挥了出来，不但是做浮雕，而且对原图案做了些小小的然而重要的改动。但时间当然花了不少，梁先生以极其诚恳的大师风范和坦荡的胸怀回护着高先生。1950年的国庆日将要来到，国徽等着悬挂，事情已经很紧急，梁先生还是多次说服中央领导再等他几天。一位领导，彭真，急得亲自来到学校催促，梁先生在风口浪尖上镇定地说，他可以担保高先生一定能把国徽的艺术水平再提高一步，最后的作品一定是非常杰出的。这样重大的事情，梁先生敢于冒多大的风险，承担下责任，保护一位艺术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自己没有丝毫的计较，显示出了一位真正学者坦诚宽阔的胸怀。
最后的结局果真是皆大欢喜。
三十年前，1969年1月末，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所在的这个大学曾经有一个十分隆重的场合，全校师生列队集合，对学校实施工人阶级专政的“工宣队”宣读了一份文件，并且传达到全国。文件说：梁思成、刘仙洲和钱伟长三个人是反这个又反那个的“分子”，还宣布梁思成和刘仙洲已经老了，“用处不大”了，天大地大的“恩情”是把他们“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给饭吃。但梁先生没有吃多久就孤独地过世了，只有七十一岁。
正是这类经过某人画圈的文件，粉碎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底线，至今堕势难抑。
梁先生的风范是永远值得尊敬的。他一生奉献于学术，从来没有为名为利刻意地去“打造”自己，去“占领”某个高地，去构筑“哥们儿”阵营。他只是脚踏实地襟怀坦荡地工作，为了祖国，为了历史。他连“检讨”都是独有一格的：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反右”的信号《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他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就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种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墙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在极其险恶的处境中，梁先生坦然维护着他的所信所爱，也许这是书生之蠢，但蠢得多么可敬可佩。现在这段话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成了文物建筑保护者的宣言。
那篇文章之前，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筑界发动过一场批判“复古主义”的运动，梁思成先生和位高权重的北京市市长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梁先生说：“人们的认识会不断进步，会越来越认识古建筑的价值，（拆掉古建筑）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这时候，林徽因先生已经病重不能起床，她对前来探望的一位官员说：“后代子孙懂得被你们拆掉的古董有多大价值的那一天一定会来的！”五十多年过去了，这场保卫祖国文化的缠斗将会给人们什么认识呢？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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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2) 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见《建筑师林徽因》，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3) 见《林徽因文存》，陈学勇编，200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