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杂记

二、杂记

北窗杂记

（一〇八）

六月下旬到浙江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我一向不习惯于开会，难得去了一趟，倒挺有收获，这就是承蒙同济大学的张松老师送了我两本书，一本叫《乡土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陆元鼎和杨新平主编，一本是《关于城市遗产保护的探索与思考》，由张松和王骏主编。张松老师可害苦了我，那天长途旅行，本来很疲劳，一拿到书，我就放不下，累极了才昏昏睡倒，连鞋子都没有脱——太不好意思了！

张、王两位老师编的那本书，是张老师主讲的“城市历史与文化保护”课程的学生作业。张老师自己在书前写道：这门课“主要包括中外城市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欧美多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保护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历史街区调查研究与整治技术，文化景观保护与旅游观光开发，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和发展趋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历史演进，保护规划的编制，遗产管理与开发利用等内容”。这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这本书的篇章都是从学生“较为优秀、较为独特”的课程论文中选出来的。从论文中看，张老师这门课程讲得很鲜明、很系统，因而也很成功。我脱离教学工作已经很久，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学校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有这一门课。我希望有，大家都有。张老师讲的内容，都是当代最新进、最重要的知识，是基础理论，是当代建筑师和规划师非掌握不可的思想和知识。这门课张老师已经讲了七年了，更叫我钦佩的是，张老师已经在这个课程上组成了教学团队，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唱独角戏。这说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学科建设是很先进的，眼光是很宽阔的，他们不把自己的工作束缚在一个思想，一个方向、一个中心上。这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有的眼光和气度。教育和学术要进步，就得搞“百花齐放”而不是搞“众星捧月”，这样才能保持对学科发展的敏感性，保持工作的先进性，至少是不至于落后。

如果情况允许，我会再一次细读这两本书，而且写些读书笔记。——当然，一定要准时睡觉，而且脱掉鞋子。

今天先写一段笔记，就从读陆、杨二位老师主编的那本书说起。在那本书的第12页有两小节很有趣，前面一小节说的是：“2004年，建设部‘某领导人’在所作《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保护》的报告中曾指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当地老百姓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永远是目的’”。这句话之所以有趣，是它连弯儿都不绕，直愣愣地回归到五十年前批判梁思成先生时的那些高论去了。保护“不是目的”，那当然就不必干，甚至不该干了，因为怎么能花人力物力去干“不是目的”的工作呢？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意识，干什么都有目的。不是目的，那就是毫无意义，干那种事，就是劳民伤财。不是吗？不过，既然不必甚至不该保护，那么，建设部弄些“历史文化名城”出来又是为什么呢？那不纯粹是没有目的的废话吗？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当年的建设部主管之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差不多没有一个是“保护”得成功的了。

那么，“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去掉了“不是目的”的古建筑保护，至少是没有历史文化遗迹的环境吧！真干脆！这就是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吧。原来经历了几千年文明时代的当今生活竟是那么简单。但那“图画”，画什么题材才是“有用”的呢？而且是“适应时代”的？

紧接在这节“某领导人”的话后面，是陆元鼎老师的一小节话，那里说：“建筑历史遗产即历史文化古迹保护的目的，是要为今天所用。它作为历史、文化资料，供人民参观以获得知识，增加爱国主义思想和凝聚力，是保护的目的”。

这段话很容易懂，因为它没有概念和逻辑的混乱。这段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很委婉地说明，“保护”历史文化古迹是有“目的”的，是“良好的人居环境”所必需的。

据我所知，历史的事实是，世界上好像所有的古代人民，都曾经用极坚硬的石料建造过一些纪念性建筑，毫无疑问，他们是希望这些石头建筑能带着当年的信息传至永久的。它们有什么“用”呢？这“用”，就是陆老师说的那种文化追求，那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愿望。在张老师主编的那本书的第130页，有城市规划专业学生马玉荃的作业，那里引用了文化部孙家正部长的一段话，说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经济是基础，民主政治是保障，文化是灵魂”。文化是灵魂，有灵魂才有生命，这是文明人类的普遍的、共同的认识，而文化是从来不排斥历史文物的，文物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它的“用处”不大吗？

张松老师在书的前言《写在前面》里记录了一则很有意义的事情：

2007年5月14日，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欧洲最古老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他指出：“有一千年历史的博洛尼亚大学，现在的墙壁四周还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一根水泥柱顶起来，防止它倒掉。当然，它一方面保护了千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种精神、一种美德。”

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不过，前面提到的那位建设部的“某领导人”，不知怎样评价这些残墙和这些水泥柱，“保护不是目的”呀！何况它们确实是不大“适应时代”的某些纯功能“需要”呀，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精神，什么美德呢？但温总理接着说：

“我们培养的人，应该是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学习理工科的，也要学习人文科学，学习文学和艺术。同样，学习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也要学习自然科学。”

这几句话，真正是切中时弊，搞建设工程的，不可以没有“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修养，否则不免就会弄不明白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弄不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觉得文物遗产的保护“没有目的”。但不管中国人怎么看，怎么想，文物遗产保护现在已经是在世界范围里汹涌的浪潮。这说明，人类的文明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而我们一个主管建设的长官居然对这个时代很不了解，真是遗憾。难怪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就会那么叫人难以看懂。

一个多月前四川发生的那一场大灾难，刚刚从救死扶伤转向灾后重建，温家宝总理就在布置工作的时候郑重地提到了抢救文物。他到了北川，还说：“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于是，文物工作者和民间人士就以充沛的感情着手研究羌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江堰和二王庙的维修和再建也很快开动了。对历史遗产和文化生态空前未有的重视，都开启了我们国家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这些都关系到建设“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因为人居环境的好与不好是非常复杂的，“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毫无疑问，居住环境的这个“好”，是包含着文化贮存的厚度在内的，正如孙家正部长所说，构建和谐社会，“文化是灵魂”。重建后的灾区也是不能没有灵魂的。

张松老师所编的书里，可以读到他的学生对不要灵魂的城市建设的很多批评。例如，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何为写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产生矛盾时，很自然就会以顾全大局为借口，舍弃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国家的历史名城有几座是真正的历史名城？就是这些为求发展完全不顾遗产的行为导致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现在的世界遗产（数量）甚至还不如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国土面积勉强只抵我们一个省的国家”。

另一位规划专业的孙婷则写道：“盗墓者会因盗窃国家历史文物受到严惩，然而，当一整片历史街区被拆除、城市文化丧失之时却无人受到相应惩罚，于是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也就失去了严肃性。因而划入强制性保护的历史建筑会被开发商任意拆除，理由很简单：‘这个历史保护的牌子不算’。开发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银行可以获得利润，政府可看到相关指标的增长，在多方利益驱使下，历史保护规划轻若鸿毛，公平公正性荡然无存，利益被吞噬的只有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

规划专业黄俊卿的作业论文的题目是《浅析中国名城保护中的若干问题》，他一开篇就写：“历史名城，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的历史见证，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物种的重要物质因素。保护历史名城，能够传承、延续和发展历史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城市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保护好这些遗产，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保护历史名城，是历史的潮流，也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需要”。这段话干净利落地说明保护历史遗产是有目的的，这目的是意义深远的，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也就是“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的需要。

我在这里信手摘录的学生作业，写得多么好。他们中有好几位，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梁启超前辈的名言：“不但要开民智，还要开官智”。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来说，这个建议真正说到了关键点子上，看来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改变我们国家骨子里的痼疾。更进一步，关烨同学写道：“其实城市历史文化与文化保护应该是全民运动”。

张松老师36个学时的课程，不算多，但张老师为它写出了中国第一本专业课程教材，于1999年正式出版，这可是一件不简单的学术工作。从他的学生的论文作业中，可以很清楚看出他的课程的出色，不但给了学生思想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而使命感是做好文物建筑和历史城市保护的最根本的保障。

张老师能够在教学工作中培养了学生们对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城市的使命感，这是因为他自己对保护民族文化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写作和编纂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内容扎扎实实，绝不是趋名逐利的应时之作。我这个老教书匠，多少有点儿能力判断这几本书的写作和编纂要花多少时间，费多少脑筋。我也能大致估计出，如果他用这些时间和脑筋再加上学生的打工去逐利，他会发财到什么水平，这是当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老师们多半走得很起劲的阳关大道。但是张老师却花功夫和精力去做了那么多对国家大有好处的学术工作。他“犯傻”，他“亏了”！

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富的国家这些年却成了毁灭历史文化的大屠场。“保护不是目的”，那就是说：不需要保护。在我们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当权的人这么说了，还有那么一条螳臂挡得住大破坏的车流！这不是老牛拖着的吱吱呀呀的木轱辘破车，而是火力强大的坦克车。

为什么一向被认为文化保守的中国，竟会沦落到如此这般模样？这是，我觉得，几千年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迟钝，没有科学思维。关烨同学在论文里引用了《三联生活周刊》王朔访谈录里的一段：

“前些日子有记者问法国总理社会党总书记‘你觉得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他说‘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价值观念的输出。’”

这是一个叫人吃惊的判断，虽然或许有些人听了会不高兴，甚至愤怒，但它有道理，我们再看何为同学在作业中写的一段话：

“中国人是一个热衷于追逐时髦、喜新厌旧的民族。从古到今，多少事例证明了中国人这一特征。古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汉灵帝时，就已经盛行胡饭胡床。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就埋下了种子。佛教来了信佛教，基督教来了信基督教，连宗教也成了流行。”

这几句话说得多么硬，多么重！（先允许我在这里插一句，佛教和基督教到了中国，都大大简化了，大大功利化了，甚至混进中国的泛神崇拜里去了。）如果有一位文化史专家来帮何为同学丰富并且完整这个判断，那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研究。我们上山下乡见到，连很穷僻的乡村里，小学生们都会叉开双指作“V”字状来表示对某项成功的庆祝。全中国，现在还有哪个人记得自己的生日应该叫“母难日”，一大早先给母亲叩头，全天要吃素，表示对母亲生育之恩的感谢，为她祈祷祝福。相反，个个人都会吹蜡烛，吃蛋糕，唱那句洋歌。还有什么“千纸鹤”、“圣诞卡”之类的洋风洋俗。中国人“世界化”了。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但我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在世界上竟没有一点竞争力，确实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见到过一些饱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历史信息、艺术水平很高、保存状况还不错的村子，彻底免费地给它们写了书、测了图，甚至做了保护规划，直到帮它们申请了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村民和地方政府还是毫不怜惜地破坏了它们，并非有什么必需，并非为了发展，也并非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仅仅是因为漠不关心，懒于动一把手。如果有利可图，那就破坏得更干脆、更彻底、更振振有词了。村民们对先人的创业、开拓、发展、建设，竟连丝毫的感情都没有。至于长官们，那大多就更不用提了。我们为抢救一些宝贵的乡土建筑遗产，屡战屡败，已经习惯了，仅仅为了对文化事业的良知，才坚持到了如今，并且还准备继续干下去，直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规划专业的关烨同学在前引法国总理的话之后，接着写了一句：“金钱确实托不住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到哪里去讨尊严！

不妨再看一段规划专业王朔同学的话：

“教育可以振兴一个民族，但教育也能毒害几代人。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受教育者对于知识的舍弃与保留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从现行的教育背景观察，高中时代理工科的同学占了近六七成，关于历史文化的课程急剧缩水。目前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相应的历史涵养并没有跟上，对于中华文化并没有多大的情谊。”

看过王朔同学的这一段话，再请回味一下温家宝总理关于教育的那些话，我看，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教育工作的重要失误之一了。

1952年之前，北京大学也好，清华大学也好，都是综合性的，理、工、农、医、文、法各学院基本都有。理工专业的学生，都必须选修一两门文法学院的课。因为这些学院汇聚在一个大学里，课外的交流机会就很多。以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来说，同方部、二教和灰楼，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有文法科大教授的学术讲座，记得有一次在同方部，朱自清、李广田和陈梦家三位老师一起讲新诗，各系的学生把个好大的教室都快挤炸了。在二教，我听过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听的人也不少。灰楼的音乐室，常常有表演和讲课，谁都可以去听，1948年冬，我在那里听过马思聪的表演和讲解。一般情况下，总是理工科的学生听人文学科的报告多，所以，经常性的交叉感染使那时候理工科学生的脑袋并不干巴。

1952年，搞了一场全国性的“教改”，主要的内容是：学习苏联，大学专业化，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农业大学、医学院等等，界限分明。理工科大学还要再进一步专业化，分成了地质学院、钢铁学院、机械学院、航空学院、船舶学院等等，各自完全独立，自建校园。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批判为美国式的教育体制，是资产阶级的，于是这教改便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梁思成先生一向重视建筑学的人文意义，再三表达把建筑系划归文化部领导的愿望，当然成了批判对象，自讨没趣。这笔账被人们记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曾经上了大字报。

于是，我们的理工科青年就被割断了和人文教育的联系。2004年，一位电子系的研究生和我坐一辆小轿车到航空航天大学去参加一个纪念“五四”的会，他一路上跟我抱怨，说清华大学一点人文气息都没有。这正是那次“学苏”教改的后果之一。我早就脱离了学校的活动，搭不上腔，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抱怨，就有希望。

在张松和王骏两位老师编的这本书上，传达了“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的思想，书里的论文，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个论点，很有力量。我希望我有可能再细细读这本书，并且做好笔记，像个学生。

“理论只要掌握了青年，就掌握了未来！”同济大学张老师培养出来一批热心于文化保护的青年，功德无量。但是，恐怕只有同济大学一个或者三五个学校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和历史担当还远远不够，而且我担心，当这些青年有能力影响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建筑遗产已经没有几个了，或者已经变成钢筋混凝土的，并且全身挂上大红灯笼了，像当今那些“历史文化名城”那样。

2008年7月7日

附笔：

写完了这篇杂论，刚刚是7月7日。恰好有一位北京大学法律系2004年毕业生来访，我问他：知道7月7日是什么日子吗？他一脸惶惑，不知道。我再问，知道9月18日是什么日子吗，也不知道。我简直感到悲哀，看来保护卢沟桥和北大营绝不是没有用处的，虽然它们不是“适应时代的良好人居环境”。

（一〇九）

奥运会的热浪中，“更高、更快、更强”的节目间隙里，我拿起了一本不大、不厚、不重的书，翻了几页，便兴致勃勃地看下去。它是一位认真的热心人朴实地写写他三十年来保护古城古镇的片段经历。没有精雕细刻的描述，也没有高昂激奋的表白，正是它轻描淡写、出奇的简洁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异常地亲切，把我的心捕捉住了——对不起了，“鸟巢”和“水立方”中的英雄们，我关上了电视。

书的作者是阮仪三老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授，书的名称是《护城纪实》，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怪我懒于读书，到它出版之后五年才看到，惭愧，惭愧。

我早就听说过阮仪三老师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镇）保护的贡献和获得的成就，不过因为我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走的是“上山下乡”以农村为对象的路，所以总是“南辕北辙”，跟他没有机会见面。这次拜读了他写的这本《护城纪实》，才知道我们遇到的困难和见到的世态竟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执著地克服困难上，我的干劲，也是能力，就比阮老师差远了。我到后来被迫不得已大致只能满足于写写村落的研究报告，偶然有机会才呼吁呼吁文物建筑保护而已。

阮老师早期的工作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他带领学生们到乌镇去，要在上海人民广场乘长途汽车到桐乡，再坐“二等车”（即坐在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行李只能抱在怀里）到乌镇。这种自行车是营业性的，坐在书包架上，随着车子的左拐右弯，人体前仰后合，车轮碾过一块石子，便会震得一跳，以致“后臀尖”会和铁架子硬碰硬地较量一下。十几分钟下来，壮汉也会弄得浑身酸痛，何况下乡长途。到了工作地点也还会有难处，例如山西平遥，“由于饮食很不卫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染上了菌痢，大家都带病坚持工作。工作很紧，要放大照片，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馆会做，我只得到太原买放大机和相纸、药水自己放。借不到任何车子，好多时间都花在走路上”。

虽然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阮老师们，但是因为我们去的多是穷乡僻壤，所以在艰苦上也还敢说上两三句。20世纪90年代初，下乡的交通还很原始，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的老同学劝我们不要到永嘉县去，因为从杭州到那里，路况很坏，每天平均有死人的车祸八起。但我们还是坚持不顾一切地去了。长途车竟和市内上下班时间的公共汽车差不多，要玩命往上挤，上去了还未必有座。第二次去，因为带了八个学生，为了安全，包了一辆“小面包”，清早五点从杭州开车，破车子一路修了又修，到永嘉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洗把脸躺下，按预定计划七点钟开始工作，分秒不让，学生们好样儿的，个个精神抖擞。只有一位女学生不大高兴，因为带去的一把吉他丢在了车上。有一次，在安徽黟县关麓村，好不容易，从一位老先生手里借来一批纸质文件，高高兴兴进城去复印，居然全城没有一处可以复印的地方，不得不玩命地抄，直抄得手指捏不成拳头，只能抄些当时匆匆忙忙判断为有用的材料。第二年，觉得还有许多材料很有价值，再到村里去，那位老人家已经去世，没有人知道那些文件的下落了。——我趁机推脱一下，我们写的研究报告常常深度不够，资料太少是个重要原因，请大家包涵吧。

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困难还算不了什么，真正的难处在于可能会遭到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阻挠。阮老师在这本《护城纪实》里写到了好几则经历，有几次遭到的阻挠十分富有故事性。这本书第一次印刷只有三千册，读者未必容易买到，我就多介绍一点吧，好在这几段“故事”非常精彩，阮老师和读者也大约不至于批评我抄文章骗稿费。

1984年，阮老师带着学生奔波两天，到了现在已经名声遍天下的周庄，找到镇政府，表示愿意免费给周庄做一个规划。镇长不含糊，说：“你们从上海老远跑来帮助我们，知道你们是好意，但是我们许多人认为不必要。你们同济大学自己搞研究搞教学，我们嫌烦，你们这次做好了就不要来了”。更叫人伤心的，是昆山县的县委书记对人说：“同济大学什么阮老师到周庄搞规划，要保护古镇，这是保护落后，不搞发展是错误的，你们不要支持他们”。保护文物建筑就是妨碍发展，就是坚持落后，这不但是20世纪80年代常有的观念，就是到了现在，这种观念也没有改变，时时会从官员们甚至学术工作者嘴里说出来，我们也听得多了。

更有趣的是1985年春季阮老师到了江南水乡极漂亮的黎里古镇，找到镇上的领导干部，表示完全义务不收一分钱给古镇做个规划。不料，镇上的什么长官说：“我们怎样建设由镇上说了算，不用你们来过问，老街古宅没有必要保护，妨碍现代化的一律要拆除。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到我们这里来搞什么教学，我们不欢迎”。阮老师还想说点儿道理，这位官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很忙，你们不要来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不容阮老师再开口，镇长先生竟用双手把他们推出了门。并且在院子里向办公人员喊道：“这几个上海来的老师，食堂里不要卖饭票给他们，不留饭。”那个时候街上还没有卖饭的，把老师和同学们气得掉眼泪。“后来再去其他两个镇，同样也大败而回。”这一段故事可以当电影脚本用。

“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这是20个世纪伟大者留下的“思想”之一，他早就说过，对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要“不给饭吃”。这位镇长先生不愧为“好学生”。

类似的遭遇我们也经历过，不妨再插进几句来说说。那是1991年，我们到浙江省的诸葛村工作，村民们待我们十分热情，但是，几天之后，市里接连来了几个干部，板起脸来审问我们，终于把我们赶出了三块钱一天的供销社小旅店，要我们住到一间八面透风、满地鸡屎的拖拉机房里去，那已经是11月底，寒风很硬了。幸亏一位村民见怜，叫我们到他家没有完工的新房壳子里去住了几天，我们才完成了调研工作。十年之后，当时的村支部副书记才告诉我们，把我们赶出小旅店的那天，市里来的那几个人是备着铐子的，因为不慎说了一句大话，被我用一句更大的大话唬住，才没有敢下手。这次遭遇足可以写一篇小说。

本来是要写阮老师的书，给我激动得竟掺了私货，跟着附带上了我们工作的一些情况，这倒不是为了沾光，而是为了说明，在我们这个三千年前出了一位“后无来者”的孔老先生的国度里，愚昧和骄横依然那么普遍而有力。

再往下写，我的私货就掺和不进来了，因为阮老师勇于也善于跟愚昧和骄横做斗争，而我们却绕开了。在这本小书里，他反复多次写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很佩服，也很惭愧。

例如，“传来消息说”，乌镇要“开膛破肚”，在茅盾故居旁边开辟专给“首长和外宾”使用的停车场，“我知道后，很着急，第二天就赶到乌镇去，镇政府正开会研究如何开路（通向停车场）的事，我们冲到会场，陈述了利弊，这个会被我们搅散了”。但他还不放心，立即“专程上北京找到罗哲文、郑孝燮两位专家”。是“第二天”呀，是“立即”呀！是冲到会场呀！是赶几千里路到北京呀！为了抢救古镇，有几个人能这样行动？

大学教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地位不高，影响不大。实际工作中，能起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一个乡镇的什么书记。有几次，我在县里软声软气说了几句劝阻地方官破坏文物“打造”靠不住的摇钱树的话，立即遭到白眼，成了“什么狗屁”！可是，阮老师当真争取到了几位地方领导的支持。例如，1999年5月，湖州市政府聘阮老师为顾问，他就在受聘会上放炮，批评湖州市领导“把湖州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历史遗存的美丽水乡城市变成一个没有特色的平庸的城市。现在优美的古镇南浔，送上门来的世界遗产，还搭足了架子不理睬，（他们不感兴趣，反应很冷淡），对保护历史文化，对合理建设城镇毫无认识”。他很干脆地说，聘他做顾问，他就要过问这件事。在场的市委书记坐不住了，当面把南浔镇长找来，这才达成了保护南浔古镇的一致意见。

阮老师很清醒地看到，乡镇文物建筑群整体的保护，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干部的认识问题，“乡镇领导干部大多文化不高，……觉得没有必要做什么规划”，“有了钱就要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面貌，于是拆了老屋建新房，仿照城市中的样式开大马路、造大楼房”。因此对送上门来做规划而“不收一分钱”的同济大学师生们很不理解，“非常冷淡”。更糟糕的是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干部，如市长，也有不理解文物保护意义的，例如1996年的遵义，做了个规划，要把遵义会议旧址周围的房屋全部拆光。评审的专家们“大惊失色”，要求整体保护那条老街，“但是当时的遵义市长不以为然，认为老街破旧，要旧貌换新颜，要尽快地显示政绩，很快就把老街拆光了”，改建了一批假古董。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专门发文件批评这次错误事件，但这位市长却立即“得到上级的赏识和提升”。这是一出荒诞剧。市长的上级，官阶可不低呀！他会有大量下级在地方掌权呀。

另一方面，就更加难办了，那就是地方干部们和他们的上级，早已经跟开发商达成了协议或默契，有了利害关系。最叫人伤心的就是福州“三坊七巷”的横遭破坏。三坊七巷在福州的市中心，街巷完整，不但有大量明、清两代的房屋，更重要的是有林则徐祠堂、陈宝琛和邓廷祯的故居等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建筑。阮老师们很早就给这块大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宝地做了个保护规划，但是，福州市主管官员找港商进行城市开发，觉得名城保护会添许多麻烦，把阮老师们做的规划废掉了。“1993年，港商来福州大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看中了三坊七巷这块宝地”，开发商当然会看中三坊七巷，因为它正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是黄金宝地呀！他们也做了个“规划”，只把已经确定要保护的几幢明、清民居保存下来，而把周围其他的民居都拆掉。在这块地段“四周盖一圈38层的高层住宅，小区中央设计了一幢巨大的中央商场”，阮老师说：“这个方案只为了满足开发商出房率的要求”，而使保护区完全失去了意义。阮老师和一些专家一起，虽有媒体的支持，仍然“并未能阻止福州市对三坊七巷的破坏”，坊、巷拆掉了不少，幸而由于缺乏资金，周围一圈高层建筑只造了八层就撂下了。到了2000年，福州市又打算改造三坊七巷。港商认为赚不到多少钱，境内的房地产开发商经过精打细算，认为只有把三坊七巷全拆光都造成高层楼房，才可以投资。阮老师正巧在福州，听说这件事，赶紧找到主管的副市长，打算阻止这项缺德的开发。不料，副市长一开口就堵住他的嘴，说：“这件事你不用来管，上级领导部门已经定了，没法改变了。”于是，阮老师不得不到中央电视台去上“实话实说”节目。这事影响不小，一个月后建设部出头找了福州的官员们来商量，阮老师也参加了。福州市领导说：“改建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这块地已与港商签订了协议，预付的款项已经支用，不开发房地产无法还债，所以势在必行。”这叫什么道理？做错了事不但不改，还要赖上更进一步的错误来“弥补”。港商卡住了福州市的喉咙了？不把老祖业赔尽就不行了？阮老师不让步，再次发言力争，最后建设部长拿出了国家的文物法、城市规划法和福州市总体规划来，指明福州市的做法是违法又违规的。这样，三坊七巷才侥幸暂时逃过了一劫，阮老师说：“后事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这一件开发公案的幕后主角是“港商”。还有一些开发公案的主角则是“特种”关系户，例如昆明文明街的拆除。昆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明街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经过几年破坏之后侥幸遗留下来的唯一一条老街，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最后一点“历史文化”痕迹。但是，1998年，“这一地区已作为房地产的开发项目，老房子将全部拆除，已有房地产公司进行了实地勘察，制定了规划设计方案，拟定于当年年底开始实施”。这又是一件有法不依的公案，可又是碰巧了，阮老师正在昆明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会议，于是，他去找了昆明市的规划局长，这个局长又恰巧是阮老师的学生。他告诉老师，规划局也不同意，“但市里不让他们管，他们也无法管”，因为开发商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亲属，既然“开发商是通天的”，便并不需要规划局批发用地执照，所以“市里也无能为力”。

好一个阮仪三，他又跳出来干预这桩公案了。他当即写了一份呼吁书，在那个有云南省长、昆明市长、建设部长和国家文物局长出席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年会上宣读了。机缘巧合，这个呼吁书不能不起作用，于是，昆明的文明街总算保了下来。阮老师就这件成功事件写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行为，是一种维护法律、维护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公益性活动，而房地产的开发是商业行为，以获取利益为前提，要房地产开发商去保护历史遗产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的）本质所决定的，所以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福州三坊七巷和昆明文明街，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有许多内情，实际上是利益的取向和对文化的认识。”

福州的三坊七巷和昆明的文明街是很典型的例子，全国许许多多城市和乡镇的建筑文物惨遭破坏，“内情”大多和这两处相仿。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的“主管单位”不是无能为力，便是“身陷其境”，掺和了进去。怎么办呢？阮老师喊出了一句：“我们这些专家有责任来督促和提醒。”照道理说，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督促和提醒之责，不过，专家们当然更应该有“责无旁贷”的自觉。“做了过河卒子，便当拼命向前”，岂能袖手旁观。可惜，在阮老师的记述里，我们多次看到，有些名声地位都高于阮老师的“专家”甚至身当其位的官员，却往往退缩一步，只是鼓动阮老师打前锋，自己扮演一个“跟进”的角色。这是国情，我们也无可奈何。但是，这“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的人生哲学耽误了多少大事，当初“破四旧”的时候，怎么偏偏漏掉了这个误国误民的传统“人生智慧”，没有把它批倒批臭呢？这大概是因为另一个最高“思想”，便是人人应该当上级官员的“驯服工具”起了作用吧！

我没有见到过阮老师，不认识他，从这本《护城纪实》看来，他是一位有担当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位拍案而起的“行动派”。书里写到的事情，都是他亲历的，而且是一旦知道了什么破坏历史文物的臭事，便挺身而出，立即投入“匹夫有责”的斗争中去，不会推推躲躲，拖拖拉拉。

阮老师的这本《护城纪实》，每篇写一件事，每件事都是他的行动，每个行动都透露出他的责任心和实干作风以及他的“斗争智慧”。其中，最有噱头的是写他为反对地方政府修建一条可能破坏周庄环境的公路的经过。不妨摘要写在这里，请大家看看。1998年年底，这条公路已经定位放了线，周庄镇长告诉了阮老师，他立即表示反对，“但苏州市没有理睬”，虽然他这时已经是苏州市的城市规划顾问。1999年9月，公路已经动工，他写了封信给苏州市市长和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希望改变线路。传回的消息说：“照原方案施工。”2000年1月，公路开到了周庄镇边，垫好了路基，阮老师不得已给江苏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信，也抄送给了苏州市长。反应是：主管副市长下令交通局、规划局、环保局、旅游局和园林局的局长到周庄实地考察。他们回去写了一份报告给市长，说这段公路对周庄古镇没有影响。但他们同时给阮老师打电话说：“你不要见怪，我们是奉命行事。”市长接着又叫市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去考察，结论当然也是“奉命行事”式的。阮老师写道，下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当然不会顶撞领导关照的事。于是他给江苏省领导接连写了三次信，可是都没有作用，连回话都没有。2000年3月，阮老师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上说了这件事，并且把周庄镇长请到会上说明利弊。到会的专家一致反对这段公路的选线，要求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干预。建设部随即拟了一份文件下达江苏省建委。省建委派了一位副厅长到苏州调查，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题是“路已经开了，只好让它通”，然后拟了一些靠不住的承诺。阮老师仍然坚持原意见不松口。2000年7月，苏州市召开苏州古城区规划评审会，阮老师又在会上提出了这件修路的事。与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院士和阮老师一起找到苏州副市长，他承诺“将此路暂停”。但是工程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停，2000年9月，浇上混凝土路面。次年开春，苏州市召开“三讲评审会”，市领导严厉批评周庄镇镇长不服从上级领导，要追查责任。镇长私下对阮老师说：“我们绝不能把古镇环境丢失在我们手中。”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考察了周庄，对那段公路的建造“觉得惊讶，不可思议”。接着，上海和中央的各种媒体报道了这件修路的事。其实，早在同年3月，上海《城市导报》和《建筑时报》也曾经报道过周庄修公路的事，苏州市副市长在报纸上批了几个字，是“不吃这一套”，真有要当“烈士”的气概。阮老师说：这位副市长是要“表示其权威性和霸气”。对这次11月的舆论热潮，苏州市领导于12月底通过上海市宣传部门向新闻单位“打招呼”，要求停止有关报道，不准再作追踪。并且说：“阮教授危言耸听，要出风头，在周庄开路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且准备苏州要召开记者会澄清情况。看到这里，我心里厌烦透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并不复杂，并不深奥，官儿们个个人精似的，会听不懂么？会想不透么？都不可能。而且我心里又很紧张，也很沉重，我深知官儿们在我们国家的权威，阮老师一介书生，能坚持下去么。但是天佑我材，他坚持了，他成功了。我们大家一起舒一口气吧！

我同时也敬佩同济大学建筑学院，20世纪80、90年代，阮老师满腔热情去抢救文化遗产的时候，常常要“只尽义务、分文不取”地给人家做规划，而全部费用都由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承担了。好大气。这就是学校主持人的眼光和胸襟。我羡慕企盼之至。

最后，我不能不坦白，读这本书之前，我对阮仪三老师有点儿误解。是什么呢？我到他工作过的村镇里去，常常能见到一些不地道的东西，拆掉了些什么，假造了些什么，乱建了些什么，不免心里不高兴。向当地的主管人问问，他们总是简单地回答：“阮仪三做的规划”。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规划虽然是他和他的学生们做的，但那些败笔，那些违反文物建筑保护和文化城镇保护原则的烂污，却大多是在做规划前就有了的，或者是后来违反了规划而做的。他反对过，他防止过，都没有成功，责任不在阮老师，他反倒承担了“冤案”。我很惭愧我过去的粗疏。

2008年8月20日

附记：

这篇杂记刚刚写成，2008年8月26日的《新京报》在《核心报道》版上就发表了一篇《北川重建畅想：三年产值翻三番》，“以大爱为重建主题，规划建设世界级的‘爱心园’和年产百亿的工业园”。这报道占好几栏，很大的篇幅。

报道的主角姓陈，他的头衔有：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中国策划科学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CCC/VN）特聘策划专家。凭这些头衔，他在北川又弄到了“重建发展顾问”的头衔。

陈某人“以大爱为主题，对新北川县城进行总体品牌定位。他为北川设计出五张名片：‘大禹故里，大爱之城’、‘生态绿园’、‘未来硅谷’、‘中国首善’、‘世界爱都’”。他还说：“北川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旅游目的地。”

报纸发表了他的两个规划方案。第一个规划是建设“世界级的爱心园”；第二个规划是“爱心大道连接新旧城”。“爱心园”的规划是陈某人从北京、天津等地“召集”了七位“点子大王”组成的“灾后重建爱心创意专家团”策划的。

“爱心园”设在北川老城一侧，以玉皇山顶的圣坛为中心，“圣坛的建筑形式融合了羌族风格、汉式皇家祭坛形式、玛雅金字塔形式。塔高及台阶数应与地震死难人数有关（注：我记得这数字大约是八万）。此外，还有一座高51.2米的“大爱碉楼”和一座12层高的“爱心圣塔”。51.2米是呼应地震发生的5月12日，12层高大约也是类似的凑合，或许那个塔是五边形的？陈某人“还想创作一尊女神像，高度不低于美国自由女神，取名为大爱女神”。“力争在2010年以前把北川建设成全世界著名的大爱文化传播圣地，羌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时间只有两年。

第二个规划我不再介绍了，差不多的“神”。

至于“点子大王”们的“产值翻三番”和“年产值百亿”的“创意”则没有具体刊出。其他的我也不介绍了。

《新京报》是很认真并且很兴奋地发表了这么一篇很长的报道的。

如此创意、点子和打造！这些董事长、研究院院长和策划专家，他们就是“中国式”市场经济必然的弄潮儿吗？八万人的生命，多少家庭的残破，就是他们抓住的“机遇”吗？不论历史多漫长，汶川的事故还是叫人悲伤！

2008年8月27日

（一一〇）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建筑界曾经一波又一波地闹腾过许多“理论”，我年老昏聩，记不全已经有过些什么了，只好举几个脑子里残存的写出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禅学、语言学、符号学、形象思维、性心理学、场论、高技派、后现代哲学、后后现代哲学、解构主义、解解构主义、诗学。最近似乎又陆续出了几个“主义”或者几个“学”，我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拜读了。勉强去读，也是像幼童时期读孔老圣人的语录那样，一只手指头按着一个又一个的字，嘴里喃喃地念，念完了，脑子里没有一句整话，只觉得头晕。例如最近趁国学之风冒出来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建筑理论：“推动一件事情的进步，并不见得一定要在它进步的方面上实施一个推力或者是拉力，而是可以在任何方向上产生一个力，然后让社会生命体产生它自己的内力、反应，并使它们朝着一个进步的方向走。”我不知道有几位年富力强的朋友能扛得住这样的折磨。

我学术底子薄，弄不清，这种现象究竟是建筑学扩大了理论天地，丰富而又深刻了呢，还是建筑学太贫乏，被各种“主义”乘虚而入，占领了本该属于它的理论天地。

玄奥的高水平论文，看不懂就看不懂吧，我退休都二十年了，不碍事。那就看些浅近的文章消遣。

昨天，2008年9月4日，晚来读《南方周末》的“民生”版，这一版的眉标是“在这里，读懂中国”，所以我爱读。这一份，在它的“名人谈民生”专栏里，发表了著名演员濮存昕口述的《豪华剧院为谁而建？豪华为本还是观众为本？》编辑先生在头前的提要里说，濮存昕批评“各大城市的剧院越建越豪华，其设计却常不为普通观众考虑，只在乎‘文化地标’的外形。他认为剧院应回归到它本身，最普通的民众，也应有权利到剧院去观赏艺术”。

这篇访谈录主角不是建筑业的人士，他不讲深奥的哲理，平平实实说来又渗透着哲理，这样的文章，当今建筑界的人多数是不屑一读的，但他打中了我的心，我倒觉得，我仿佛从《南方周末》找到了我久违了的专业园地，也找到了一位专业的同道。《南方周末》订阅的人并不很多，所以我把它的摘要抄在这里，给建筑界的朋友们看看，濮先生大概不致反对吧：

“现在到新世纪，国家大剧院出来了，上海大剧院、杭州大剧院等等全国几十个新修的大剧院都出来了，按说我们是什么好剧院都有了，可是这些外观奇特、造型新颖的大剧院，这些城市文化地标，投资巨大，装修豪华，却不是演出的最佳场所。

就说说梅兰芳大戏院吧，它的剧场分为三层，第一层观众得仰着头看戏；第二层最合适观看，还设了5个包厢；第三层高空俯视看戏。但这个剧场的设计者还能够在两侧的墙体边设一些座位搞了个四层。我相信，剧场有一层足够了，我不相信二层是最佳看戏的位置。

再比如国家大剧院，那么豪华，外面停车场很大，中央大厅很大，供观众休息的地方太小了，早到的观众只能坐在台阶上。而且剧院里的空间那么大，卫生间却非常狭小。进剧场，舞台空间非常大，台下的座位距离非常紧逼，很不舒服。

而且你相信吗?它的剧场VIP二层居然和舞台没有通道。我们演出结束后，首长接见我们演员，我们只好带着妆穿着戏服，逆着观众去见首长，太费劲了。

再比如音乐池，在演没有乐队的剧种的时候，比如话剧，前排的观众是看不着演员脚面的。戏曲表演的演出，特别重视手眼身法步，你正面看不到脚面，要侧过来才能看。如果这个舞台能够沉一点，让观众席有最佳的角度就好了。

国家大剧院一层看戏间距还算舒服，到三层就跟壁虎一样看戏了，看一场戏下来，累死了。

现在很多剧院的剧场演歌剧合适，演戏剧太大了，大了以后，一些静态、细致的东西不太容易传出去。真正演戏剧的剧场，我觉得观众应该在一千人以下。超过一千，我们就对不起坐得远的观众。

观众是戏剧的终极。只有观众最终的参与，和我们一起创造，戏剧才完成了。观众怎么看这台戏剧，观众坐在什么角度上看，怎么样能够看戏最舒服，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的设计是只为中间、正中的观众服务的，边上的观众就有损失，如果二层和一层间距高了，观众就只能俯看，感受就会损失很多。舞台离观众距离太远，就影响不了观众。……”

“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作是一个标志性建筑。”这句话显出濮存昕对建筑的“非专业性”来了。“标志性建筑”现在已经简化成了“地标”，据说这是网络改造语言的成果之一。至于“地标”这个词是不是够明确，够精确，那就不必细究了，迷离马虎，这才是“时代的语言”。咱们还是接着往下看：

“我们建新的剧场或改建剧场的一个标准应该是什么?第一是专业性：一个剧场功能除了专业化、现代化，应该非常实用；第二应该从观众的角度去体会这个剧院，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去体会剧院的后半部。这种体验，是建设者和设计者必须完成的。

但从许多现在建成的大剧院来看，显然业主和建设者、设计者都没有为观众和演员这样做。不管是我们的地方领导，还是负责的文化官员，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作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和那些商用的高楼大厦一样，就是个普通的城市地标。”

（瞧瞧，“地标”来了，他不外行。）……

“我很担心，这些豪华的剧院，它是为谁建的？它们能够有那么多的演出吗?显然不可能。谁是它的主人？我知道它们的命运大部分将是终日闭户。我期待着它们的管理方能够为观众着想，提供好的服务，让它真正打开大门，让每个普通老百姓走进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濮存昕说的这些情况，本来是咱建筑界最应该非常敏感地抓住的话题，不知为什么，这类话，近年来似乎听不到也看不到了。或许是我看杂志太少，交往也太少的缘故吧，问问别的吃建筑饭的朋友，也都说很少见了。这就不免有点儿不正常。建筑界不说这类话题，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早就全都明白，一贯认真对待，不必再多花时间和精神去啰唆；另一个是，如今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甚至感觉，陌生得很了。既然濮存昕指出了近日新建成的剧院，那些花了大钱建造的剧院，有这么多最起码的功能问题，可见这第一个原因不存在，那就只好据第二个假设推断：建筑界对建筑的功能性问题已经很没有感觉了。据“道家”的说法，“表皮建筑”或“表层建筑”，“在今天看来，是有着属于它的更深层的意义的。简单来说，现在许多建筑师的作品已经摆脱它的实际功能了”。“摆脱”，多么潇洒。

濮存昕，还有我，多么老土呀。还在说公元前1世纪书上的古老话。建筑师早已经超越尘缘，追求更深层的意义去了。这深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咱们别再说了，待一边去吧。什么“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笑掉大牙了！

不过，这位“道家”的话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其实“道家”在修炼到可以“辟谷”之前，还是要靠别人喂养着的。什么人养他们？就是那些追求造“城市文化地标”的人，那些当权派！他们是不必考虑“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高质量的演出”的。

濮存昕上面讲的是建筑的功能质量问题。如果有几位建筑师或者建筑学学者还记得我们公家造房子的方针是“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话，恐怕我们是不能回避建筑的经济这一个大问题的。可惜，这些年似乎大家已经忘记了那个建筑方针，或许是我不大留意时事，这个方针是不是已经撤销了？

造房子不能不考虑经济力量的大小，考虑这经济力量属于谁和什么权力能掌管这些经济力量。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从乡下老农到皇帝老子都懂得。咱们“市场化”了之后，老百姓有钱的，就买别墅，买豪宅，买大户型；钱不够的，就买经适房。再缺钱，就到“城乡接合部”去租一间农家余屋。如果买了一套中等房子，接着就是搞装修，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计算着做。什么样的墙，什么样的地，都根据自己有多少钞票来定。没有哪个人傻帽儿得把几个月的饭钱用来买一套最牛的进口沙发。

但是，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一遇到“公家”出钱的事情就全不管用了。于是，凡共和国的公共工程，从来就讨论不清什么样的建筑合适。只要管事的人一表态：这钱出得起，于是建筑设计就失去了一条很重要的优劣标准：经济！一个贫困县，十来个工作人员的衙门，能造一幢十几层的办公楼。这样的新闻隔三岔五就能在报纸上见到，也不知是批评还是提倡、推广。何况工程一动，随时可以追加预算，没有人对这一点承担责任。“实用、经济、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建筑方针的三条剩下了两条，就像挺稳的三脚架丢掉了一条腿，横竖都站不住，摇摇晃晃，就看有权的人怎么说了。其实，那个建筑“方针”，本来便是专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家出钱造房子而定下来的。如果私人或者专制政权花钱，那么，“方针”里便不必提“经济”而提“坚固”就够了，像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在公元前1世纪提出来的那样。方针的这一个变化，是20世纪50年代便说清楚了的。

濮存昕说：“从国家到各省市到地市，现在都在建设自己的大剧院，投入资金越来越大。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投资是26亿；重庆大剧院投资15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11.4亿；广州歌剧院投资10亿；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10亿；杭州大剧院投资9亿；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连地级市的宁波大剧院也投资6.19亿；广东东莞大剧院投资6亿。”这位出色的演员不会是傻瓜，但是他“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这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话，现在说，通不通由你，干不干由他，谁也管不着。那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有资料说糟蹋了一百多亿元人民币。这座多花钱少办事的大楼也许砸不死人，但它砸伤了多少人的心！也砸晕了多少人的脑袋瓜！是邪，非邪，谁来评说？

现在许多文章里爱引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土地为什么就会出泪水？因为爱土地就意味着爱农民。爱农民就会出泪水吗？艾青那时候会，现在也还会！为什么？因为农民过去苦，现在有很多还苦！

我带学生下乡进村做研究工作，一次住十几二十天，大部分情况下是在农家住、农家吃。有一次，在福建，一位同学生了点儿小病，我带他到村里唯一有几种药可买的小店里，店主拿出一些药来，我一看，有效期已经过了十年。十年呀！店主笑笑，说：“农村嘛，就是这样子！”前些年，政府办好事，推行正规化的义务教育，想不到农村里有些孩子却因此辍学。为什么？因为一搞义务教育，就要提高教学水平，正规化，只得“撤点并校”。学校少了，有些山村的孩子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能上学。小小孩子，怎么行，只好不上学。于是，政府再办好事，学校可以寄宿。但那些小孩子还是来不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铺盖，也交不起伙食费。我们跟家长聊天，他们说，一个小鬼，养在家里，不用花钱，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如果吃饭睡觉要花现金钞票，那就拿不出来。我们熟悉这种情况，山村孩子，有许多就是在奶奶被窝里睡觉的，哪有自己的铺盖。没有铺盖，怎么住校，何况还要伙食费！

我们在陕北，喝过村民的黑豆汤，很稀，一大锅水里熬着一把砸开了花的黑豆。农闲时节，就只喝这汤过日子。在山西，煤矿区里，汽车路边就能看到多少矿工们的“巢居”和“穴居”，跟几千年前的大概不大会有多大差别，因为它们已经简陋到底了。

所以，当我看到我们的城市里一些用多少多少亿的钱造的“有重大意义”的什么建筑物的时候，我很不能理解！我不在乎它们的形式如何，设计人是哪个国家的，我也多少在建筑杂志里见到过当代世界上流行一种争奇斗怪的新潮，也就是“道家”的“表皮建筑”。以当今的结构技术，几乎什么样的建筑都能造得起来，但我毫无兴趣。

没有什么建筑理论或者社会思潮可以说服我接受那些用公家国库钞票堆砌起来的“创新”的建筑，造在当今我们的土地上。我为我们的土地流泪，因为它现在还承载着许多没有摆脱贫困的农民，我熟悉他们。他们也是国库的主人。我不怕我们的什么有重大意义的建筑物平常一点、朴实一点。当今有些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在规划设计这类建筑物时候的第一条原则便是节约，甚至其中有一些或一部分是临时性的，时过境迁就可以拆掉。而我们的奥运会建筑连国际奥委会都觉得花钱太多了，曾经要求我们“瘦身”。

当一些建筑师们和作为某种“喉舌”的媒体眉飞色舞地陶醉于中国建筑终于融入了世界潮流，达到了世界水平的时候，他们可曾想到，外国的那些奢侈的“新潮”建筑是私营企业花钱造的，我们的这些“世界级”建筑却是用“国家”的钱造的，而我们国家的主人，一多半是农民。

我们为什么不看一看世界建筑界更普遍、更大量存在着的求真务实的一面而只看那些富得流油的国家，甚至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库主人的钱跟他们企业主的奢华浪费“别苗头”！即使在那些富国里，大把花钱的建筑也不是一哄而上、成群成堆的，而我们的平均国民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26。抛开这个基本国情去谈什么建筑的这个那个的世界意义，真是怪事一桩。我们的农民的生死完全不在建筑师的价值观理论范围之内了？也不在拍板者的考虑之中了？

抄一首宋初诗人郑云叟的作品给大家欣赏：

“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

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

当今外国杂志上是在流行一种非理性的、纯以造型之奇特为主导的建筑设计，这牵涉到建筑的“美观（造型）”问题，是在经济发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当然会出现的一种纨绔子弟的罪过。说它是罪过，因为他们浪费了应该由全人类享用的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资源不仅是这一代人的，而且是子子孙孙的，现在由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在糟蹋，这种糟蹋便是对后代人的掠夺。我们远远没有“富起来”，但祖传的虚荣心催使我们失去了理性，也投入到了子孙的掠夺者的行列。

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都已经承诺，要节约有限的地球资源，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但是，近几年，我们见到的，在建筑工程上的表现，却是在向反方面飞奔。连最起码的、前几年刚刚颁布的对玻璃幕墙面积的限制都没有做到。当今是玻璃幕墙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冬冷夏热，要用多少能量来跟大自然较劲。钢铁呢？在设计中不是设法去节约它，而是拿它来大量挥霍，把几十层的大楼房悬挑出七十米，要费多少钢铁？但是“道家”却说它是“有功德的，对中国的进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这走的是自杀性的路程，只有罪过，哪里有功德！鸟鹊搭窝，用的是断枝残叶，我们却用钢铁！钢铁的冶炼要大量用煤，而我们这片国土上，煤矿事故不断，以致冶炼钢铁投入的还有工人的生命和他们妻儿老小的泪水。

我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说着说着就要走回原始社会去。但用消费促生产，用生产促发展，都应该有分寸、有长远的考虑和规划。

我一向主张建筑设计要创新。但创新不能走火入魔，不能抱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那种狂妄的态度。要尊重人民，要尊重生活，要尊重未来。

在国际性的竞标中，某些中国人在文化上缺乏自信，业务上更跟不上世界潮流，成了老土，看到外国人搞的仿佛“前无古人”的设计，就失去了自我意识，草率“吹捧”，以表示自己对世界、对潮流的理解和包容，从而提高自己的“档次”。其实，当今的世界五花八门，试看目前正在威尼斯举行的国际建筑创意双年展，主题却是环保和节能，很有忧患意识，并不提倡一个赛过一个地花钱。

而且，那些当代烧钞票的洋玩意儿也并非有多少崭新的“创意”。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整个欧洲的文化界都掀起了“左”倾的浪潮，反体制的未来派、立体派就抢占了造型艺术的舞台。在革命的激励之下，俄罗斯的一些左派建筑师怀着把“旧世界打它落花流水”的激情，抛弃了建筑创作的一切传统和惯例，掀起了象征主义和构成主义之类的狂热，伙同造型艺术一起，力图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所有的建筑设计，都应该使用当时最新的材料和最高的技术，所得到的建筑形象都应该是“前所未见”的。甚至还在十月革命前的1909年，极左的未来主义者提倡“工人阶级的机械美学”，主张把机械的形象直接搬用到建筑上来。十月革命刚刚胜利，1919—1920年间，苏俄建筑师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办公大厦，塔身有三大块，悬挂在一副叫做“无产阶级的脊梁骨”的螺旋形钢结构上，每块都会旋转，分别是一年、一月和一天旋转一周，说是表现了最新的“四维空间”观念。1922年劳动宫设计竞赛，大部分的方案都有象征性，把建筑的整体或者局部做成无线电塔、起重机、齿轮等等样子。同年，举行了苏维埃宫的非公开设计竞赛，西方的“左派”建筑师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都参加了。柯布西耶提交的方案是一座很夸张的钢结构，尽力表现工业的力量，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时间，形形色色的“主义”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技术和经济的限制，都不可能实现，仅仅是画了些“畅想”的形象而已。于是后来，就把它们统统叫作“未来主义”。到了20世纪之末，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人便重新“发现”了这些苏俄早期的建筑设计，给它们出版了精美的大开本书，剔去了它们火热的政治内容而汲取它们无拘无束的想象力。那是一份兴奋剂，在“高技派”的设计中发生了很强的影响。当然，这种合流终于只能是“精神上”的，建筑不论怎么狂放，也和雕刻、绘画差之甚远，不可能那样自由。所以，苏俄建筑的范例一度再归于冷落。然而随着近来欧美经济、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电脑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设计工具之后，一些超级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又重现了早年苏式兴奋剂的作用，不过洗刷掉了苏俄当年狂想建筑的“革命”主题而只剩下了高科技崇拜罢了。这样的“创意”已经快有一百年了，比起当今严肃的环保和节能来，老掉牙了，什么新鲜！

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嘛，总是要适应建筑物的各项功用、适应材料和结构的限定性、适应人们的审美习惯的，当然，更要遵从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这两个人类万万不可疏忽的原则。建筑应该充满人文精神，它关心人的健康生活，肯定人的美好情感，抚慰人的心灵，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并且悉心保障人的长远发展。建筑师要有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的关怀”是建筑师职业最光辉的一面，这才是“哲理”。那座CCTV大楼，亮给人的只有炫耀、蛮横和唯我独尊，纵使你有生花妙笔、如簧巧舌，你也改不了千百万人已经给了它的“大裤衩”徽号。这叫“口碑”！不过，这个徽号还没有反映它对一大块地段视觉环境的破坏。

流行风总是流而且行的，早晚会过去。待这阵风过去，那些作品就只好陪着北京边上那座“福禄寿”泥娃娃形的“天子饭店”一起见证愚昧和霸道了。建筑是社会的编年史，我们有些建筑正在书写当今社会的破碎和缺乏责任感。

附记：

这篇杂记在抽屉里压了很久之后，正要寄出，10月29日的《北京晚报·世界新闻版》刊出了头条新闻，大标题叫《美媒评出世界最丑建筑》。这条新闻真够新的，是头天，即2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综合了多个地区的民意，刚刚评选出来的。新闻的副标题点出了当选“世界最丑”的基本根据是“耗资巨大、设计怪异”。晚报刊出了九座建筑的简介，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其中八座附出了照片，以示其丑，六座标出了造价，以示其贵。这些既贵又丑的建筑中，有一些曾经在落成之初受到过很高的揄扬，例如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1982年落成的时候被伊丽莎白女王赞誉为“现代世界的奇迹”，苏格兰国会大厦曾被誉为“民主政治高飞”的典型，一时的辉煌而今都成了笑话。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造的一幢国会大厦，招来的批评是“其壮丽的大理石与木头材质与大部分罗马尼亚人的贫困形成强烈对比”。而贝聿铭设计的克利夫兰摇滚名人堂，设计人自认为是“大胆的几何图案”，咱中国建筑师应该都知道，简单的几何形确实是贝聿铭的设计标志，但“人们并不欣赏，很多人认为该建筑并不实用，而且同8400万美元的造价毫不相称”。

《北京晚报》的新闻里说：“这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选出的世界最丑的建筑物中有5个与2001年福布斯选出的世界最丑陋建筑不谋而合。这些建筑的共同点都是花费巨大、试图建立当代甚至未来风格，但却被当地居民、建筑师视为‘怪物’。”咱们一些理论家们是不是太偏爱花费巨大，并不实用的“未来风格”的怪物了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用不着把话说得那么神！

2008年9月

（一一一）

两个人，相差刚刚十岁年纪，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玩不到一起，进入中年，便渐渐有话可谈；待到了老年，十岁的差距便抹平了，老哥们儿，彼此牵肠挂肚，是寻常的事。

1982年，我到罗马参加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的一个学习班工作，前任所长英国人费尔顿还常常在研究所出入，和我们一起活动，那时候他63岁，跟班上的小青年们不大能十分融洽，我53岁，便成了他的朋友，七八个月下来，相互觉得投契，以后三十几年，每年五六封信的往来，赠书论学，渐渐忘记了几万里路的海天阻隔。再加上他好多次给我争取了免费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会前会后，还能促膝长谈。费尔顿是于20世纪中叶成熟的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唯一的文物建筑保护教材的作者。就是他，在教材里把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所阐述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定义为文物建筑保护的“道德守则”。我和他的交往，就像灯芯草掉进了油缸，只一个劲地吸呀吸，我始终把他当老师。

2005年，事情开始变化，他的来信少了，年底来了一封信，诉苦健康状况不行了，最后一句是“你也老了呀！”第二年，等呀，等呀，直到年底31日下午五点钟的最后一个邮班，收到了他的信，一共三句话，第一句是祝愿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在2007年能有好的课题；第二句是索要一幅中国地图，标上我们工作过的地方；第三句说，他那只本来健康的右眼也出了毛病，已经动过三次手术。又过了一年，2008年1月5日，收到了他的新年贺卡，只有一句话：“我坐进轮椅里了”。整整一个2008年，我照常给他寄我们出版的书，也按时节问候，但始终没有回音。我不敢多想什么，只强迫自己把牵挂集中到他的右眼。

不料，2008年12月22日，收到费尔顿妻子蒂娜的信，告诉我，费尔顿先生已经在11月14日去世。我心里一直嘀咕着的其实就是这件事，而不是真的嘀咕他的眼睛，但这件事终于发生了。蒂娜写道：“我和一家人都十分悲伤，但这却是他企盼着的，因为他去世前十分衰弱，并且已经89岁高龄。”我已经能够理解，高龄而病重，真的可能是生不如死，我泪眼模糊地接着看蒂娜写道：“我很宽慰，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他从前的学生，从全世界各地写信过来吊唁。本地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讣告。……追悼会将于2009年2月7日星期六中午2时整在诺威齐主教堂举行，是否出席，请通知。”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这个追悼会呢，虽然满心愿意。于是，立即请年轻朋友找出费尔顿前年寄来的照片，拿去放大，准备明年2月7日挂到工作室的墙上，再献上一束鲜花。

在这封报丧信里，还装了一页写于2008年1月11日而没有寄出的信，信是用费尔顿的口吻写的，但显然是蒂娜的代笔。里面有一句话说：4月份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坐进了轮椅，并且咳嗽厉害。这个“4月份”，应该是2007年。蒂娜说费尔顿在去世前非常衰弱，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就在2008年1月的信里，费尔顿爵士说了两段话，一段是，从我们寄去的书里看来，“浙江省的村子最美了，我希望它们不致为污染所害。我读报获悉，中国有一些地方污染得很厉害”。另一段是，“1982年和1984年，我到中国调研了六处世界遗产，它们是长城、紫禁城、周口店、莫高窟、兵马俑和泰山。我最揪心的是紫禁城的防火措施不足。救火车要花不少时间才能到达火场。我曾建议就在紫禁城里设一个消防站，不知道现在设了没有？”

这是一位毕生从事文物建筑保护的英国老人，在万里之外，坐在轮椅里，捂着心口，强忍咳嗽，对一个中国人说的最后的话。这两句话，既没有表达他深刻的学理，也没有表达他精湛的技术，但表达了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博大无边的胸怀，“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就关怀着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分它们属于哪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对人类历史负责的事业。这个事业要求一切从事的人有献身的精神，不可以一心追名、一意逐利。短短两段话，塑造了费尔顿崇高的形象。二十几年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我们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工作，我知道他不为别的，就是只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尽管这些文物他这一生不可能见到了，哪怕瞄一眼都不可能。

他为什么在给我的信里只提中国村落的保护和紫禁城的防火？因为这两件事都和我有关。

先说紫禁城的防火。记不清是1982年还是1984年那次他来考察，正好我被派去陪他，帮忙做翻译。那时候，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中出来，百废待兴，各方面工作还远远没有恢复，有些设施还十分落后，有些工作秩序还没有建立，这惹他揪心。他进了太和殿上上下下看了一眼，问：太和殿若有火灾靠什么发现？答：靠管理员眼睛看见。问：有几位管理员？答：一位。问：管理员待在哪里？答：坐在门口。他看见门口只有一张书桌，朝东，便问：管理员几分钟回头一次去看西边有没有火警。大家哑口无言。一位故宫的“干部”说：大约十分钟一次吧。他问：万一西北角起火，十分钟能烧到什么程度？有人答：这倒不知道；还有人答：烟气也能闻到。他紧逼一句：我要知道，等看到火、闻到烟，要烧到什么程度？大家都哑了。他却笑了，说：看来你们要等太和殿烧成灰才能知道怎么回答我。走出太和殿，他回过头来又问：管理员上厕所在哪里？答：在院外胡同。问：来回多少时间？答：大概十分钟吧。问：管理员上厕所，有人来替他吗？答：没有！他很不高兴地自言自语：管理人去上厕所这里便没有人管了，一天几次，每次十分钟！下月台走到大院里，他问：这里有防火栓吗？一个小伙子很兴奋地回答，有，有，过去就把铸铁井盖打开，给他看。他站到井口，问：压力多大？水量多大？没有人回答。又问：从这里到屋脊有多少米？还是没有人回答。他再问：这个院子里有几个消火栓？回答倒有，但更惹他生气，原来回答说只有一个。他说：这个消火栓的水喷不到屋脊上，差得远。而且，只有一个，管什么用！他看了看周遭，问：有消防车吗？答，有。问：在哪里？答，在外面什么什么地方。我记不得了。费尔顿又觉得好笑，再问：管理员发现火情，怎么向消防主管报告，请求消防车？答：打电话，再赶快跑去。问：跑多远？答：十分钟左右。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有了火情，十分钟才能发现，十分钟才能报告到消防站，你们倒不着急。边说边走，来到太和门前，看看门里门外的高台阶，说：你们的救火车会跳高吗？原来，不会跳高的救火车还真的是根本进不了院门，即使有消防站，有救火车，也压根没有用处。离开太和殿，上了宫墙，走到故宫西北角，俯首一看，一个大院子里堆着大批木料，十几位木工正在干活，刨花和碎木片堆了一地，更糟的是还有一个三脚架吊着个瓦罐烧开水。费尔顿老先生简直生气了，跺着脚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指着筒子河说：河这边根本不许有明火！

那时候，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刚刚开始，许多工作还来不及做；一方面，大概难以推托，有些管理工作也确实不够认真。我没有跟费尔顿说文化大革命的事，说了他也不可能听懂，只好由他生气。这种乱糟糟的情况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致到了生命的尽端，他还念念不忘消防站。相信这几年太和殿等等地方的防火一定大有改观，但我已经不可能告诉他了。我尽我的记忆写下那天的场面，写得很琐碎，仅仅是为了把费尔顿认真细致的作风传达给大家，作为一种纪念，或许，也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提高总是没有止境的。

费尔顿先生也以他的实干作风关怀着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当他收到我们最初出版的两本研究成果之后，立即来信说了三件事：第一，他拿着我们的书到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院去，请一位精通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教授看，共同讨论。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做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除了对建筑学的贡献之外，更是建立历史档案、补足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方面，给回答中国历史里的某些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探索途径。他们鼓励我们务必坚持干下去。第二，费尔顿先生说，干这件工作是要花许多钱的，在欧美，都由基金会支持。他问我，是不是需要他介绍几个基金会。第三，他准备找人把我们的成果一一都译成英文出版。他的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把乡土建筑研究一直坚持下来了，没有受到发财之风的多大干扰。尽管有几位教授说我们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或者是没有本领干实际工作的人；甚至批评我们每年带些学生上山下乡是误人子弟。

费尔顿先生给我们联系了好几个基金会，最大的是盖蒂基金会，但我们把一大摞正规的申请表寄过去，答复却是：本基金会只支持国家级的大项目，你们的工作团队太小，工作规模太小，总之，一切都太小，他们照顾不了，劝我们另外找钱。费尔顿也来了一封长信，说，他是盖蒂基金会的评审委员，讨论我们的申请的会上，他说服了好几个委员投了赞成票，但是还达不到规定的数量。他说，事先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的工作组竟会这么小，只有三个人，他以为我们至少会有一个相当大的研究所，几十个工作人员。他说，三个人做这么多的工作，简直难以想象。

这以后，他私人先后给我们寄来了三笔钱，同时，给我们找到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也连续资助了三年。这个基金会的章程是每个项目至多连续资助两次，仗着费尔顿先生再三说项，给了三次。有了这几笔钱，我们才能一年同时做两个课题，一个成果交给台湾的龙虎文化基金会，报偿它的预支稿费，另一个在大陆出版，我们要交一大笔出版费。工作十分紧张，干得非常辛苦，但毕竟大陆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成果了。可惜因此赶得太急，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深入，也只能这样了，要做得细致深入一些，就会没有饭吃。虽然外国朋友对我们工作的意义评价很高，但我们自己人却看不上眼，冷嘲热讽，甚至当众斥责。我们毫无办法。

大概是1996年年底吧，费尔顿来信报告喜讯，说他和国际最大、最重要的文物建筑保护机构的主持人已经商量好了，把乡土建筑保护作为世纪之末的例会的主题，在北京开，推动世界各国重视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他们要求我们承当这次例会的主角，准备一个主题发言和一个大型展览，并且先琢磨出一个《北京宣言》的草坯。他说，忽视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性的失误，他们希望借我们的工作来推动一下。他还代这个国际机构草拟了两份分别致中国有关机构的建议，把草稿寄了来，叫我提点儿意见。这本来是促进我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大大好事，可惜，我们等了两年，国内国际双方机构都没有丝毫音讯过来。后来，1999年，这第一个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开了，会议的决议文件就叫《墨西哥宣言》。如果费尔顿的那个建议按原先的设想实现了，那么，国际上至今唯一的有关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文件就会以《北京宣言》为名。咱们中国是全世界乡土建筑遗产最丰富、最有特色的国家，不知有关的决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件事之后，费尔顿陪着续弦夫人到北京来做私人旅游，我们见了面，他说：“很抱歉，我没有能帮中国一把”。我的双眼一下子就模糊了。

至于翻译我们出版的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认为只有和我们合作才能翻译，因为书里有许多古文、楹联、匾额，有许多地方性建筑的术语和民俗活动的记述等等，但是那样的合作对我们这个只有三个人的工作组来说，是难以承担的。因此，翻译的事也只好作罢。

为了我们的工作，费尔顿爵士承受了太多的无奈。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上，忍着疾病的煎熬，还记挂着大气的污染是不是会损害最美的浙江省乡土建筑，记挂着紫禁城的防火设施有没有完善。这真正是一个学者、一个无私的文物建筑保护者的胸怀。他索要一张标出我们工作过的地点的中国地图，我想，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他多么希望看到那张图上一大片又一大片地标出，我们在那里工作过了！

无私地爱着的人一定有痛苦，因为并非一切都完美。我也有痛苦，因为，正如费尔顿爵士说的：“你也老了呀！”我怕，我怕不久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到费尔顿爵士，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您在我们书里见到过的那些美好的村落和建筑，有许多已经零落如泥了。或许，或许我们师生俩——老哥儿俩，会相拥痛哭！

2008年12月25日

（一一二）

坤亨：

关于诸葛村的保护工作，我近三四年来没有提什么重要意见，因为保护规划的重新修订已经委托给浙江省的专家了，我不想干扰他们的工作，只偶然就眼前所见说些料想他们一定会同意的建议，比如拆除北漏塘东岸的钢筋混凝土的仿古商业街，四周山上及早种树，维修老房子的操作要细致之类，还支持你修复了水口的节孝牌坊和穿心亭。

上星期又到诸葛村去了一趟，见到新居住区已经有模有样，标准很高；高隆冈和马头颈一带形成旅游服务区也大有希望，很高兴。在高隆冈和马头颈建设新服务区，位置很合理。一来除了马头颈南端外，那里本来就是近年形成的商业区，有些老店铺建筑质量并不差，经营者是现成的，有少量房子需要改造一下，工程量不大。二来高隆冈和马头颈的位置很好，对游览古村的人很方便，对新区、老区的居民也很方便，以后又是村子的行政管理中心所在。三来，马头颈南端老房子不多，有几幢，质量不高，有点儿损失还能忍受。但是其中有些功能性房子，如茧站、糕饼作坊、糖坊、箍桶作坊、篾竹作坊、小五金作坊和铁匠铺等等，还望尽力保住，它们是旧诸葛村经济状态和手工艺的标志，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其中有一些的旧功能会失去，我希望把它们变成原功能的陈列表演场所，千万不要一扫而光。我相信，再过若干年，这些手工艺作坊会成为很可贵的文化遗产。像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金矿村的保护区里还有打马蹄铁的作坊，有工匠在劳作，虽然是表演性的，也很有意义。我们这个民族总不会永远愚昧下去，有朝一日，旅游的人一定不会只关注“吃、住、行、游、购、娱”而要求长历史文化知识。四来，高隆冈和马头颈虽然和老村区的联系很近便，但二者很容易分割，所以它们的变化，对老村区影响不大，连看都看不到。如果由于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高隆冈和马头颈作为服务区还不够用，那也很容易解决，从马头颈向公路边发展就是了，那里对旅游者也是很方便的。

待高隆冈和马头颈改造得差不多了，就尽快把北漏塘东岸的那条煞风景的新商业街拆掉。诸葛村现在对各地古村落的保护已经多少有了“样板”的作用，那条街不但破坏了诸葛村的入口，而且还可能被别的村子当作像乱搞“八卦”那样的“先进经验”来模仿，那就造孽了。

因为新的诸葛村保护规划不知哪年哪月能做成，所以我10月初多管闲事，写了个《建议》给你，那些工作你们抓紧去做，将来规划做成了，也不会是错误的。

诸葛村的保护已经大体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要多做些细致工作了，例如恢复绍贤先生家的粮仓；整治白酒坊的西口，尽可能恢复原状；重建大公堂的戏台等等。这座戏台的藻井原是“百鸟朝凤”式的，请务必精心做好。一个古村落，遭到过破坏，大规模复建是不可以的。但诸葛村基本完整，有几处破坏，相对所占比例极小，那就不妨把其中某些特殊部分复建，当然是尽可能接近原物的复建，要多多细致地征求老人家们的意见。

我觉得，白酒坊东端口外小广场现在固然便于停汽车，但实在不成样子，最好尽可能恢复原状。记得是本来有一座小祠堂，有一堵照壁。那个文化大革命时造的大礼堂很煞风景，不但正面和全村的风格不协调，而且从北漏塘那边远望村子，本来建筑的天际轮廓非常活泼多变，被大礼堂插了一个长长长长的屋脊在中央，呆头呆脑，完全破坏了可爱的天际轮廓线，给村子的美打了个大折扣。所以，我建议，把旧市路的那所空下来的小学校舍改为大礼堂，或者，索性在新区里另造一幢大礼堂，而把这一座拆掉。古村落的保护以1949年为下限，是考虑到把它们当作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建筑的标本。1949年以后新时代的标本另外选择，不要混杂。

其实我今天写这封信原本不想谈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拿起笔来就这么写下来了。我本来要写的是：诸葛村还要更目标明确地、系统化地挖掘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整理好，把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帮助年轻人丰富知识，提高修养，使诸葛村成为一个生动的乡土性历史文化课堂，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诸葛村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价值很高，它不应该仅仅作为一座景观美丽多变的村子供人欣赏，还应该，更应该，作为一座乡土文化博物馆和图书馆。年轻人来了，不仅是看新鲜，而且应该像进了一所学校，学到宝贵的知识。当然它应该是一所很活泼生动、很形象化的学校，很轻松有趣的学校。

本来，作为一座年轻人学习文化历史和知识的学校，是每一个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村子都应该做到的，这是它的义务，这是发挥它固有价值的最重要方面。这一点，是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当代文明国家的人都认识到了的，都努力去做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把文化村落仅仅当作摇钱树，上上下下一提起来，就是“经济效益”，甚至为了无节制地赚钱，不惜作假，不惜瞎吹，恣意破坏文物村落的历史原真性。旅游部门开大会小会，办各种低俗的活动，假模假样地摆弄文保村落，例如满村高高挂起红灯笼，都挂出花头来了，而文物主管部门在这种大破坏的恶浪前反倒无声无息，听之任之。我并不反对诸葛村和任何一个村落通过发展旅游业以获得经济效益，但只顾经济收益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做出更大、更高级的贡献，贡献出它的历史文化蕴含，有助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要把一个文保村子建设成一座历史文化博物馆，首要的当然是保持住村落的原真性，进一步还要下功夫把它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蕴含发掘出来，展示出来。一方面搜集实物，一方面做文字记录，整理成若干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给它们建立各种专题的展览馆，写成各种专题的书，拍成各种专题的碟片，如此等等，采取措施贡献给社会，不但给大众长知识，还可以支持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这样，诸葛村的价值才算基本体现，诸葛村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责任才算完成，你们对国家甚至世界的贡献才算成功。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长期维持甚至扩大旅游业，增加经济效益。

你们现在正在编写的《村志》是这项大工作的一个课题，此后你们还要编写村史，这两件事是基础工作，应该领先去做。接下来就要撰写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专题并且同时筹备建立展览馆，现在已经有必要立即选择人员、组织班子了。他们一要着手收集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实物；二要收集各种相关的专题知识。这是一件工作量很大的文化工程，是必须抓紧时间立刻动手去做的重要事业。道理很简单，这些文化工程所必须依靠的实物资料有很大的部分由于长期以来失去用途，不被重视，大多不是没有了，便是坏掉了。例如有关宗族和村子的行政管理、土地、房屋、经济、生活、人事等等各方面的契约、文书、信件、手札、账册、笔记等文字资料；灌溉用的龙骨水车，水牛拉的犂耙，打稻的谷桶，油榨，雨天人们穿的皮面钉鞋、蓑衣、斗笠，五花八门的油灯盏，暖炉、暖桶、“狗气煞”、鸡笼，煮茧缫丝的整套设备，纺车、织布机、绣花绷子等等。对你们诸葛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经营中药业的书籍、文案、处方、契约、账册、信件、笔记，还应该有整套的、什么都不缺的制作中药的工具。至今和这些实物相关的知识和史料几乎全部都在几位老人家的肚子里，一旦哪一位老人家记不清楚了，诸葛村就失去了一份档案；失去了一份档案，诸葛村的文化史就失去了一章专题；失去了一批实物，诸葛村的文化史就失去了一间展览馆，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你们诸葛村还禁得起多少损失？这是一件立即要抓紧做的工作，一天都不能迟缓，更不可以轻视，不放在心上。要立即把合适的人找出来，分课题组织起来。一天都不能耽误了！

收集到的东西，要分类、编目、登记。凡易损品，如纸质的文件和照片，在收集到的最短时间内便制作复制品，妥藏原件。

你们诸葛村村民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要做好这件工作，虽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这次我看到的几章《村志》的初稿，写得大体可以，比先前那位大学教授写得好，待再经过五六位老人家补充修改，更详细深入一点，就能达到不错的水平。同时如果你把村里的活跃分子按题目组织起来，让他们理解收集各种实物工作的意义和他们的责任，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努力去筹备几个展览馆，写几本相关的专著，从而大大提高诸葛村对国家社会的贡献，这可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依我粗浅的知识，我认为，诸葛村至少可以成立这样几个展览馆：村史展览馆、宗族制度展览馆、民俗展览馆、药业展览馆、农耕展览馆、手工业展览馆、诸葛亮生平事迹（包括历代有关他和他的事业的传记、著作和诗文）展览馆。其中有些展览馆，如民俗、农耕、宗族制度等应该扩大到收集浙江中部各地（乃至更大范围）的资料，因为并非每个村子都有可能保护它们、都有可能设立展览馆，而在许多方面，它们又可能有不少很有文化历史价值的东西，包括在诸葛村已经失传了的东西。这样做去，诸葛村就有可能成为浙江中部，乃至浙江全省的一个农耕文明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心。我说“研究中心”，意思就是，它不仅向一般旅游者开放，更彻底地向全国的文化历史研究者开放，欢迎他们来，给他们准备好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可以在诸葛村开全国性的小型学术会议，等等。那样，诸葛村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地位就高了，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匆匆来去的旅游点了。

我更希望你们的工作在全国起带头作用，导致还有别的一些村子也动手来做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的文物村落保护工作就算功德圆满，真正提高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如果我们的乡土村落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保护一座村落的建筑群体，而忽略了利用乡土文物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并且由于一再迟误，错失了时机，待老人家都不在了，各种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和生产的遗物也都没有了，那就会根本没有办法补救，那么，我们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这件工作，其实我早就对你提起过，而且一有机会就再说一次，但看来你并没有放在心上，我很焦急。现在已经到了事情成败的紧急关头，我再说一次，希望你有更高的抱负，永远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把手上工作的历史文化意义想得多一些，对自己的贡献要求得多一些，高一些。赶紧动手去做。再也拖延不得了！

这件意义重大的工作或许由市里牵头更合适，也需要市里出一笔不小的钱，但我不便于去说，你看情况办吧。我总会支持你们到底的。

问好！

2008年10月

又：

11月初，我和李老师一起去了一趟江西，先参观了南昌边上新建市的汪山土库。这座大宅占地有一百零八亩，是由九座三至七进合院式高级住宅并肩联排形成的，正面有三百多米长，修缮工作做了一半，很细致，很认真。可惜它西头还有一百来米长的一段破坏得太厉害了，只剩下些残基，修建不修建还在犹豫之中。这个话题先放下，以后再说。

现在要说的是福安的银光灿书记到南昌把我们接到了兴国县的三僚村（山寮才是原来的村名，近年为了“提高档次”才改为三僚村）去看了一天。这个村是中国形势宗风水的“首都”，曾文辿和廖瑀是这里的土著，据说杨筠松在这里住过几年，他是曾、廖二位的老师。直到现在，村里的壮年男子还有大半出去从事看风水的职业。所以，这里一向被认为是形势宗风水术的祖地。旅游部门给它起了名号叫“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在村门口立了好大一座石牌坊。

我一向认为风水术是欺人的迷信，看了三僚村之后更加坚信这一点。不过，有两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

第一件，头天晚上，我刚进宾馆休息，那些“权威”的风水师，闲聊中就向我揭发诸葛村的“八卦”是假的。他们到诸葛村去过，仔细“研究”过，说，它的“形局”和八卦毫无关系，我绕着圈子问他们，是不是听到过什么议论？他们说没有，靠的是风水术的“真本事”。看来他们对那套迷信的“理论”还是很认真的。

瞎编了个“八卦村”这件事，起初的责任不在你们，但你们一直没有认真拆穿那个无聊的骗局，就不能完全摆脱责任了。现在再要公开向世人承认那是个骗局，你们大约会有一些新的难言的困难，那么，挖掉中塘里的太极阴阳鱼，就此不再去宣扬八卦，等待人们把它忘记，也算是一个改正的行动吧。我担心的是人们大概很难把“八卦村”忘记，因为连一些根本不“懂”风水术数的大学里教书的“风水大师”，也已经把你们这个“八卦村”认真当作他们胡吹风水术的“铁硬”的论据了。还有好几本厚厚的风水书里，有专门一节写诸葛村的“八卦”，甚至画出了一幅地图，把“太极”、“八卦”画得像一只车轮，从中塘为太极，放射出八条笔直的巷子来，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到诸葛村来过，滑稽而无聊。

面对着曾文辿的后代，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给诸葛村辩解。我只说了一句：诸葛亮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候被封为法家，他其实是个大儒，而“儒者不言堪舆”是读书人的传统。就这样模模糊糊，混了过去，随他怎么理解吧。我看，那个给你们扣上“八卦村”帽子的“领导”，倒真正是个法家，机会主义者。

在中国文化史上，诸葛亮堂堂正正，名垂千古，你们不去弘扬，却从不入流的风水术里去认一个什么“八卦”来，真是莫明其妙，而这“八卦”又被那些祖传的风水“大师”论证出来是“假冒”的，劣而又劣，我不替你们心疼吗？心疼死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步步认真，不能苟且贪图一时之利，这是教训。

进了三僚村，又撞上了另一个尴尬问题。三僚村已经乱拆乱建弄得乱糟糟，老房子不多了，新房子又并不合乎村民们牵强地诌出来的各自的风水环境。他们征求我对这座村子的保护意见，我只好说老实话。想不到一位旅游局的人插嘴说：诸葛村那么多假造的“老房子”，不也搞得很红火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搞？我吃了一惊，银光灿书记说了一句公道话：诸葛村没有假冒的老房子，都是真的。那位先生嘟嘟囔囔地说：那钢筋水泥的一条街，多长啊！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可真不是滋味！老话说：一颗老鼠屎能臭了一锅粥，这就叫报应！

我知道，造那三十九间钢筋水泥的商业街，也不是你们的错。那个乱做主张的人升官了，把个坏名声甩给了你们，而你们又一时拿不出五六百万元钱来把它彻底清除。这毕竟是一大笔钱，我不要求你们立即倾家荡产来拆掉这条烂污街，但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个教训，而且尽力争取早一点儿还原这里的自然风光。请您记住：这里是村口，是诸葛村给人家第一个印象的地方，是你们的脸面。

诸葛村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稳妥而有长远的目标。正是因为如此，诸葛村成了许多人参考的样板。三僚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熟悉诸葛村，对诸葛村有感情，不知道我对你们寄予了多么重的希望。但他们把诸葛村当作一个经营成功的实例来说说，认为凡诸葛村能做的，他们就可以仿着做。这种情况是你们的光荣，但是“标兵”不好当，你们因此背负了一种责任，一种历史的责任。你们要时时注意你们的工作可能会对全国的乡土文物保护有什么影响。

前些年有几个江南村镇曾经红极一时，但现在已经听不到夸赞它们的声音了，听到的只有批评甚至否定。虽然它们的旅游业现在还远远比诸葛村旺猛得多，但我相信，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已经不能和诸葛村相比了。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那些村镇只有一时的商业价值，而诸葛村有很完满的人文价值。这样的信心我是有的，否则，我已经老成这副样子了，为什么还要年年到你们村去几趟，为什么还要细细地看你们的《村志》稿？

你利用诸葛村有限的旅游收入，投资经营，另外开辟财路，并不追求村子本身旅游收益的最大化，这是你十分正确的思路。而有些村镇的经营性破坏，正是因为只把发财致富几乎百分之百地寄托在旅游收入的最大化上，以致把古老的村镇弄成了一个拥挤而喧闹的市场。更糟糕的是村镇建筑大都失去了原真性，要回头都已经不可能了。

你把旅游收入主要建立在集体的经营上，而不采取“全民动手”式的“群众运动”，人人争做“商战之雄”，因此保持了诸葛村质朴的乡村面貌，安详而平和，洋溢着家常生活的气息，没有处处飘扬起招牌、广告，却保证了村民适当的利益。这又是你的一条正确的思路。

我希望你继续坚持这两条思路。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形成全村人们共同的思路，这样，诸葛村才会永久地成为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不致被急功近利的压榨式发财举措毁掉。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也是识大体，顾大局，具有长远历史眼光的象征。我希望诸葛亮的后代能继承先祖的优秀品质，无愧于“诸葛大名垂千古”。

2008年12月

（一一三）

一位大智者说过，人类的社会史极其复杂丰富，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随手从历史中找出一串例子来证明他的一句蠢话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位智者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得到一点启迪，就是如果引用历史前例来论证什么事情的是非，最好用历史学的方法多考虑些方方面面，以免说“蠢话”。

眼前的例子是，有人引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改造的“成功”来论证我们当前旧城“改造”的某些做法是理所当然地正确的。拆掉平民的小屋，沿街起造四五层高的楼房，宽阔笔直的大马路多么有气派，“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这样的论证是最简捷、最“有力”的。但是，它的问题就出在简捷上。世界很复杂，历史也很复杂啊！巴黎离我们很远，香榭丽舍大道的改造是19世纪中叶的事，离我们也很远，不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要求我们多想想那些事才能有点儿明白，不至于犯糊涂。“举手之劳”便拿起一百多年前几万里路以外的事例来论证我们当前的什么举措之合理，那是很有点儿危险的。20世纪下半叶，咱们有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不断被骂，被贬为“最没有知识”的分子，或许也不无道理。

一百六十年前巴黎大刀阔斧地改造，是非成败之争，直到现在并没有完全停止。参与争论的，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主持巴黎城市改造的奥斯曼并不否认，那次大改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夷平无产阶级起义时进行街垒战争的环境，因为曲折、狭窄而密如乱麻的小巷是起义者筑街垒的好地方，而镇压起义的政府军的马队和炮队却使不上劲。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遗憾地说：“炮弹不懂得拐弯。”那时劳动者起义是经常发生的，统治者便打算借改造之机，一来把城市贫民大批赶出巴黎城，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难以集结；二来减少打巷战的条件。总之，那场改造不但是为了开发房地产的经济利益，也是为了镇压劳动者的政治斗争。所以，生活在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法兰西内战》和《论住宅问题》两本书里一致谴责奥斯曼搞的巴黎城改造是“汪达尔人式”的，意思就是“野蛮”的。

或许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吧，现今我们有些大学教授们和大学生们，一看到书里写着“阶级”，一听到有人说着“阶级矛盾”，甚至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立刻就面现鄙夷之色，嗤之以鼻，用挖苦的腔调斥之为“红色的”，“过了时的”，“经过歪曲和污染的”。冒牌货泛滥而造成灾难之后，正牌货一定会受到些牵累，这是当然的道理，何况咱这个民族又有对需要多动脑筋的事以“不求甚解”为豁达潇洒的传统，从来不惯于做理论的思考，何况又赶上如今以钞票为唯一追逐目标的世态。

不妨再看一看别的同时代人对巴黎改造的评论。

1854年，巴黎改造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期间，著名的法国漫画家杜米埃发表了两幅作品，一幅画着脑袋大大的奥斯曼，右腋下夹着一个丁字镐，左手握一把灰铲，一副拆房子能手的样子。他嘴唇紧闭，嘴角下挂，双眼直瞪，神情十分刚愎。右手握着什么东西的钥匙，我看不懂，好像是个保险箱。说它是保险箱，我也有点儿根据，因为另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老绅士，从楼上窗子往外眺望，画下题的一行字是：“房产主：这么干太好了，你们再拆一幢房子，我就能把所有的房子都加两百法郎的租金”。这两幅漫画画出了巴黎大改造给房地产业主带来的巨大利益。

另有一幅作于1853年的佚名漫画，画的是一幢当时沿街五层新楼房的剖面，房子里有各种人的生活。底层住着的可能是房主人的家庭，分为两间，临街的房间里有一个人弹钢琴，另有男女两个人兴高采烈、前仰后合地手拉手放纵地跳舞，靠里边的一间是厨房，一个戴礼帽的人正端着大杯子失态地仰头狂饮，旁边站着厨娘。这底层住的是刚刚暴发的资产者，新科的阔佬，得意忘形，然而尽显粗俗本色。这前后两室之间夹着楼梯间，墙上写着“底层”两个字，三个绅士，一个贵妇和一个“少爷”，正互相招呼着登上楼梯，面对底层住户并不打招呼。第二层住着的是旧贵族家庭，房里装修豪华，满铺地毯，一对夫妻分坐在壁炉两侧，那位男子伸出臂膀打了个舒筋活血的大呵欠。这时期贵族已经趋于没落，其中一部分沉沦到了住进这种临街楼房里，但仍然无所事事，懒洋洋地混寄生的日子。顺楼梯往上走的只有一对夫妻。三楼住着一户中产之家，不失体面，但一间房里挤着大小六个人，虽然一家子亲情融融，但没铺地毯，稍稍有点儿寒碜。楼梯上有一个男子正往上走。四楼层高小了很多，隔成两间，分住着两家小市民，前面一家只有一间卧室，一对短装打扮的夫妻在逗狗；另一间空无所有，一个绅士模样的外来者向前伸手拿出一份字据，对面站着个小瘪三模样的人，一身短打，向前弯着腰，摊开双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或许这是一幕讨债场景。楼梯上只有一条狗向上走。上面一层是阁楼，天花板只比脑袋瓜子高一点点，隔为三间，一间住着个画家，正打开一扇采光的天窗画模特，一间住着一对有四个小不点儿孩子的夫妇，另一间则是一个贫病交迫的老人半躺在地上窝囊着，头顶上支一把伞挡着雨漏。

这幅画画于《共产党宣言》发表五年之后，画家是不是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红色污染”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画家们大多是对社会现象很敏感的人，他们不可能不认识到社会的贫富分化，这种现象本来早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被人认识到了，而且认识到了贫富分化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城市里有穷人区和阔佬区(1)。那么，19世纪中叶，巴黎城改造之后，穷人们都住到沿街楼房的阁楼上去了吗？不，没有，大批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这场改造赶出了城市住到“花都”的外围地带去了，那种地方笼统都可以得一个名字，就叫“贫民窟”。因为穷，所以那儿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区，一闹起瘟疫来，穷人就是主要受害者。早在公元64年，古罗马城大火，1666年，伦敦大火，就有人认为是皇帝和国王怕瘟疫暴发而纵火把贫民窟烧了个干净。

奥斯曼的大拆大改并没有根本改善巴黎贫民的生活环境。甚至都没有改善还略胜于无产阶级贫民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环境，1983年，我初到巴黎，一位在那儿已经住了两年的朋友带我上了埃菲尔铁塔，他叫我注意看看被那些大马路切割成块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贴在马路边上的房子都是整整齐齐的四层至六层的，檐口一个接一个，虽然单调得发呆，但至少还利索。可是，那些小区的内部，大多还是塞满了改造之前留下来的房子，拥挤并且杂乱，生活环境不但没有提高，甚至由于沿街房屋的遮挡而降低了。许多人就是凭它们判断奥斯曼并不真想改善一般市民的居住状况。不过，它们毕竟都是些砖瓦房，大概不至于形成像郊区那样的真正的贫民窟。

那么，居民是不是都满意市区里壮观的林荫道呢？并不，有许多居民抱怨他们对这些林荫道的陌生感，以及它们给居住区带来的陌生感。在奥斯曼的改造之前，窄小曲折的街巷和住宅是一体的，它们共同形成一个亲切的生活环境。街巷里就有从他们家里溢出来的日常生活，邻里关系很密切，有交往，有相互的帮助，充满了友谊和亲情。小店小铺的老板是为住户日常生活帮忙的朋友，住户可以放心地委托他们办一些琐碎的事情，如代买一些日用品之类。小铺也是邻里们会面的场所，他们中有不少家庭几代都是朋友。宽阔的大马路切割进活跃而安宁的居住区之后，高速驰骋着的是陌生的车辆，堂皇的商店里拥挤着的是陌生的男女，老板娘的脸也是陌生的，没有情绪回答顾客不论多么善意的问候。被切割成小块的旧街巷区里，人们的交谊范围小了，可以托死生的朋友也不容易有了，工作完了回家，就蜗牛般蜷缩在高楼阴影下的小房间里，生活的天地太局促了。德国的社会思想家本雅明虽然赞赏奥斯曼的工程，但不得不承认这工程“使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开始认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化”。他也承认，改造后的巴黎只是“拿破仑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碑”。还有很不少的法国历史学家则指责奥斯曼是“刽子手”，“粗暴地斩断了巴黎的历史”。

1983年秋天，我第一次到巴黎，承蒙华揽洪先生亲自驾车带我参观了巴黎和它的正在建设的几个卫星城，还参观了枫丹白露。但是，跑来跑去好几天，他一次都没有带我看看香榭丽舍大街，只是有几次穿过而已。在巴黎，他带我看的是玛海区、塞纳河南（左）岸、圣母院和两座小山等奥斯曼没有下过手的几个老去处。提到香榭丽舍，他很反感地说：那儿只有一个协和广场可以看看，汽车还乱得很，很难接近，你自己去吧，我不陪了。还记得华先生说过：“香榭丽舍不是巴黎人的，是外国人坐在菩提树下喝着咖啡互相傻看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知道巴黎什么地方可爱。巴黎人要过自己的日子。”

巴黎人对城市大刀阔斧的改造有这样的抱怨，当今北京和许多中国的城市里也有同样的抱怨。过去，上海的弄堂是居民们的交谊场，老头在那里下棋，孩子们在那里跳绳，妈妈们出去办事可以把孩子托在邻居家，主妇忙不过来的家庭，一天三餐连夜宵都可以在弄堂口的小饭店里包月，顿顿由小伙计送到家，月底结一次账。北京的胡同之所以被人怀念，也因为它是居民最亲切的交谊场所，从少年到白发翁妪，那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发小”，一辈子的哥们儿。现在，这样的生活都没有了。当然，这些变化绝不仅仅是由开辟大马路那一件事造成的，但大马路确实是促成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也还是个重要的原因。六十年前我一进建筑系，现代城市的各种变化就在老师的讲课里提到了，世界各国也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提出来。一种极端的是消解城市，如美国的凤凰城，但它不过是利用汽车本身来解决汽车给城市带来的拥堵，人们的疏离反而更强化了。而且这种办法也只有在美国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里才行。一种是发展和完善居住小区，企图用它们来复兴过去城市里一个个小小生活范围里的生态，所以当时把小区叫作“邻里单位”，撩起对亲切的邻里生活的回忆。还有一种是建设卫星城，也就是把老城市的发展分散，用一群小城市来代替一个老城无限的扩大。再有就是在旧城外侧另建新区。即使建新区，也都在新区里规划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一种理念是，安全而便捷的、悠闲而有趣的、健康而文明的步行交通是人性化的宜居城市所必需的，并不是只要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交通线。“现代化”的本质应该是人性化。按上述各种新方法试验的城区，我在欧洲和美国都去参观过，就我有限的耳闻来说，像北京这样，以一个有无比历史价值的旧城为中心，一圈又一圈地向外“发福”过去，七圈八圈，都快接上天津了，倒确实还没听说有第二个国家这么干过。更加叫人觉得奇而且怪的，是在一环又一环地向外发展的同时，这个似乎十分尊贵的核心北京故城，却又被毫不留情地破坏了一片又一片，已经破坏得快无形无状了。这是不是也是“汪达尔人式”的做法呢？不过，我对当今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一窍不通，本来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赶快打住。已经说了些外行话，只好肃然敬请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且说，1948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这时候，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大唱“明朗的天”了，我们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关于解放军准备攻打北京城的种种消息，最叫我们动心的是：人民子弟兵为了保护北京古城，不让它遭到严重的破坏，已经下定决心，攻城时候不使用重武器，不惜用血肉之躯去死打硬拼。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万分感动，兵不血刃，解放军就赢得了人心。

但是，北京城和平解放不久，忽然间决策人脸色大变，北京市市长说北京老城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建设或者改造都要付出十分可观的代价。旧城成了包袱，还可以另辟新区呀，这本是一件困难不大的事，只要把老城撂在一边不就把包袱卸下了吗！梁思成、陈占祥两位老师（还应该提到华南圭先生）提出了把新的市中心建在西郊，那一片地方早已有了个名字就叫“新北京”。那样做，旧的保住了，新的也建设了，两全其美，这岂不很好。全世界，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对他们的古城巴黎、罗马、伦敦等等都是这样用另辟新区的办法保住了的呀！但是，难以理解的是，不知为什么，伟大者很不高兴地说：“有人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呀！”于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核心就一定要放在早已料到承担不了它们的旧城里，终于导致把旧城大肆拆毁了。这真是一个叫人百思不解的谜，非理性的谜！说实在的，要保护住古老的北京城，虽然有难度，比19世纪中叶奥斯曼面对的困难却要轻松多了，因为老北京的街巷系统无论从布局上说还是从尺度上说，比巴黎的更容易整顿。如果把现在已经达到的北京市建成区面积和古老城墙以内的面积相比，它们相当于手掌和大拇指甲之比。为什么不把古城保下来？谁知道？或许是“金銮殿情结”起了决定作用吧！当然，保下来，也不能三十年不维修。适时整顿，小规模合理的改动，只要合乎古城保护原则精心做去，留下来的老北京城也完全可以是“宜居”的，更不用说那无比的历史文化价值了。

现在有人把古老北京城的毁灭来和巴黎的改造相提并论，说是“进步”，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巴黎城不过开辟了几条大马路，古城的大部分还是保留了的，而北京的大拆大改还在开发商“积极性”的推动下进行得“如火如荼”，七零八落的那些文保区，事实上也并没有什么保障，只要开发商看上了，来一场可以随意解释的“微循环发展”和“有机更新”，就什么都留不下了。

还应该再提醒一下用巴黎的改造为老北京的遭遇辩护的人，请他们注意：奥斯曼改造巴黎，是在19世纪中叶，那时候，不但专制政府用暴力镇压城市下层人民被认为是必要的，而且，在欧洲，乃至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思想还刚刚萌芽，远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的文物建筑（城市）保护理论。法国的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是1887年才制定的，那时候巴黎城的大拆大改已经结束。而且，关于文物建筑（城市）保护的科学是一百年后才真正趋向成熟的。国际性的组织和原则性的共识都形成于20世纪中叶，20世纪下半叶逐步完备，直到21世纪之初还在继续这个过程。这时候，早已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法国人十分敏感地认识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潮流，巴黎城在这时期之初便停止了它南部蒙巴纳斯的高楼群建设，市长先生为在蒙巴纳斯造了一幢高楼认错道歉，允诺以后再也不在老城区造高楼了，而且那已经造了的一座待到了使用期限便立即拆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给巴黎规划了几个卫星城并且开辟了西郊德方斯新区，避开了老城，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对老巴黎城动手动脚。香榭丽舍大街上，汽车都挤成团了，解决的办法是除了利用新区和卫星城分散城区功能外，就是开辟地下交通网，而不是开拓马路。在东欧、西欧，还有韩国，许多城市的航空站和地铁站联着，苏黎世的航空站就在地铁站上面，下了地铁，上一层滚梯就进了航空站。在那些城市，朋友们陪我参观游览的时候或开汽车或乘公交，送我上飞机就都乘地铁，因为它最准时可靠，而自驾汽车倒容易误事。

写到这里，快收尾了，箭在弦上，有两段话不得不补上。

第一，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线性的，着眼于开路。他在巴黎市内开辟出380公里的道路网（其中有宽阔林荫道137公里）之后，改变了巴黎在中世纪形成的街道体系，代之以巴洛克式的街道体系。他又建了总长800公里长的供水管和500公里长的下水道。他沿新道路建设了许多高档的文化学术建筑和商业建筑，巴黎人口从此大幅增长，人均收入从2500法郎增加到5000法郎，整整翻了一番（这里当然有把穷人赶到城外去了的原因）。他还借道路拓宽的便利，开办了公交马车，拥有570匹马。巴黎确实“现代化”了。而北京的破坏则是把城区土地卖给了开发商，成片成片大范围地彻底拆除，而穷人照样被迁出到外围郊区。这不是改造，是毁灭。是资本力量的无敌的胜利。

第二，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在整个世界对文物建筑保护还没有多少认识的时候，虽然有了法国人雨果和梅里美的呼吁，毕竟离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的建立还差得远。而北京城的大肆破坏，却是在国际上关于文物建筑和历史城市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十分成熟，并且成了世界性的共识之后。这时候，中国早已加入了文物建筑和历史城市保护的国际组织。当今，各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我们已经有了担负保护之责的承诺。我们愧对世界。

我又犯了毛病，想起来，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回来，他们会不会把“汪达尔人式的”这个定语用电脑发过来，给我们的城市破坏决策者。

我们考虑问题，总不要忘记弄清楚这个问题产生时的历史条件，这是学术工作者起码应该有的常识。否则，还真有可能像伟大者说的那样：知识越多越糊涂。

城市史和建筑史，要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基本的历史条件，为的是帮助人们认识当前城市和建筑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助于认识它们发展的方向。城市史和建筑史不是专门讲艺术、形式和手法的，那是另外某些课程的任务。城市史和建筑史因此就要讲社会，讲政治，讲经济，讲文化，讲生活。要讲这些，就避不开阶级分化现象。罗马斗兽场，北京故宫，只讲它们的柱式和拱券或者斗拱和彩画，行吗？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思维方法，城市史和建筑史这些科学的任务，就是帮人把这种方法的运用自觉起来。千万不要把年纪轻轻的学生引导得太功利、太狭隘、太麻木了，也不要太简单化、技术化和实用主义化了。

2009年4—5月

（一一四）

咱中国人对孩子一向很宽容，有一句熟话，叫“童言无忌”。我老了，很想给老人们也争一个可以随意谈话的待遇，叫“老话请便”。七老八十的人，见到了什么，有点儿意见，顺口说说，年轻人觉得有趣，就听听，觉得无味，就笑笑。觉得气不打一处来，那就宽宏大度，别跟老家伙较真。

写到这儿，年轻人就知道今儿个我要唠叨了。唠叨什么呢？就是关于咱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的问题。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固定的专业，说话肤浅甚至发昏是常事，所以动笔之前先申请一个“请便”的待遇。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这些年当然大有成绩，论文和套书着实出了不少。那么，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有个建议，肚子里憋了好多年了，没有敢出口，今天进了“八零后”觉得应该有免罪金牌了，就说了吧！

这建议乃是：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当前还是应该回过头来，走梁思成先生的老路，再做几辈子田野调查工作。这是一条不应该忽略，不应该躲避，更不应该轻视的非走不可的老路。而且已经是急如星火，赶紧非走不可的老路，再不走，不要多久，觉得心眼儿干枯了，再去调查，不免会“临岐彷徨”，因为右边路上的历史建筑被拆光了，左边路上的历史建筑被“打造”了。

拆光和打造正在迅速蔓延，我不知道，再像近几年这样无情地扫荡下去，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是不是很快就只有整天待在图书馆里把那些有限的老材料翻过来倒过去地“深入”下去了。没有史料，这史学怎么研究呢？是早已穷尽了一切了吗？是早已识尽了奥秘了吗？不大可能吧！

我们曾经有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历史看成是“观念”、“思想”、“立场”的舞台。举着唯物主义旗号的人，在史学领域里大搞唯心主义，还要操作一场又一场的大批判。有几个干建筑史的人实在忍不住，私底下说了一句：“我是史料学派”，就被狠斗了一阵子。

现在未必还有人再去重复那种“斗争”了，但是，轻视史料的观念的余毒似乎未必已经克服，否则，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不多的人在做当年营造学社做过的“上山下乡”的调研工作。虽然还在做调研的人不是完全没有，已有的成果也确实叫人高兴，可惜是没有形成风气，没有形成局面，没有把实地调研当作建筑史学发展的命根子，至少是一个长时期里头等重要的工作。“写写调查报告”是一种酸溜溜的贬低别人工作成果的话，踏踏实实在做这种工作的人自己也往往如此“自谦”，为的是告诉人家自己其实也懂得更“高档”的学术工作。于是，“适可而止”，撂下实地调研工作就去干“高档”的研究去了。

这和出版工作有关系。出版工作片面叫唤要提高“学术”水平，不写高档文章而只有调查报告的科学成果就几乎不能出版。勉强出版了，又删去“不大美观”的“纯技术性的”测绘图和照片，只要“艺术性多”的。经过“压缩”，那不成套的图确实是“水平不高”的了。只见雕刻极精的牛腿而删掉牛腿所在位置和榫卯的图；只见纤美的门窗格子而删掉整块门板的图；美则美矣，精则精矣，但却是残废！出版社讲究市场，学术工作者只有那点儿工资，贴补不了出版费，谁来解决这个矛盾？“这真是个问题！”

有些人写论文学会了开几百本的参考书目，却不肯把“图集”之类列入，似乎那样会降低论文的“学术品位”。不开就不开吧，却又大大咧咧地盗用人家的工作成果，这当然会伤及另一些人的工作情绪。更糟糕的是工作单位评个人成绩，调查报告也要低几档，而七拼八凑，用千奇八怪的外国“理论”，写些根本没有亲眼见到过的建筑，甚至根本不必提建筑实例，只说些“哲理”就可以顺利过关。事涉升迁，有人就只得迎合了耶。

如此这般，实实在在的调查测绘工作就更没有多少人乐于去做了，谁不知道沙发比板凳舒服。倒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实地调查对象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很难下断语的问题。一座古建筑在没有把它纳入一篇论文的时候，还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它的价值。很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时期，才有另一些人的学术工作会发现这一座小庙、一间败屋的历史地位。那么，实地调研怎样选择目标也是个难题。因为如果把还没有充分认识其价值的东西都放到一边去，那很可能就错失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关键资料。

这个问题很有点儿像怎样确认一座古建筑的历史文物价值。很可能，一座古建筑在不短的时间内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但经过一些人的研究，发现了这座古建筑的历史文物价值原来很高，如果当初把它拆掉了，破坏了，那真是太可惜了。应对这样的问题，欧洲的一些国家，文物建筑的界定，就立足于凡超过一定的年限，如三十年或五十年的建筑，一律都自动成为文物保护建筑。美国有些州的立法也这样。1983年，我在意大利就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培训三千名给文物建筑立档的专门人员，以后还要陆续增加。去那个机构听他们介绍了情况，他们的任务就是给每一座建筑物，不论新旧，一律按一个很详尽的规则立档，予以保护。后来我又到过奥地利的维也纳，详细参观了它的古建筑档案馆。当时的主管人叫阿赫赖特纳，年龄不小了，那档案馆里就给维也纳的每一栋房子，不论新老，既包括一些大有年头的，也包括一些很摩登的，都建了档，很详细。

这种做法，就可能把建筑史研究资料和文物建筑保护的基础资料合而为一了，也就是，每一幢建筑都是文物，也都可能成为建筑史的材料。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对我们国家来说，恐怕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是完全不可能那么办的。一个意大利，面积不过相当我们一个稍稍大一点的省份，三十年前，就以三千人的规模，办班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才了，而且还要办下去。落到我们国家，要有多少人才行？要真干起来，倒是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就业机会。不过，这当然只能是个国家性的行为，咱搞建筑史的人自己做不到。

奥地利和意大利可以办到的事，咱们国家也不会办不到，要迟些年再办就是了。不过，这件事倒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建筑史学术工作者可以赶快组织起来，利用全国第三次文物建筑大普查的工作成果。我们建筑史工作者只要从普查成果中选择一小部分去深入研究就够了。这次文物普查，某一个特小的省就开了三万七千多座建筑和村落。

这倒叫我想起了当年汪坦先生组织的全国性近现代建筑大普查，还陆续出版了由各省负责撰写的一批书。可惜我没有参与汪先生主持的这项工作，也因为知道这项工作绝不是我能学得来的，所以并没有注意。但当年参与了那项大工程的人现在还有不少，如果有合适的人和组织把这项工作的方法移用到中国建筑史的长远研究工作中来，那么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就会有一个大跃进。我不知道建筑学会能不能来主持这项工作，像当年组织中国近现代建筑普查那样。否则我们大概只能眼睁睁看许多建筑史的基本史料毁灭了，个别人，谁都挽救不了它们。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虽然大家努力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但是，其实还有许多许多历代的古建筑没有被建筑史家见到。或许可以说，没有写到的多过于大家已经熟知了的。所以，我觉得，眼前当务之急，还是像当年梁思成先生那样，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量放在田野调查工作上。而且不是慢吞吞地做，是要急如星火，因为古建筑，尤其是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风格变化最大而又面对飞快拆毁的危险的乡土建筑。那个本应在中国建筑史著作中占很重要地位的乡土建筑，正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乡土建筑的建筑史是不完整的，西方国家近年来也已经觉悟到这一点了，“眼光向下”了。欧洲人正式研究建筑史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他们的城市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受工业化冲击，而且冲击的力度远远不及咱们摧毁得那么彻底。这个历史情况使他们的工作比咱们轻松得多。

我新近到晋东南去了一趟，看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古建筑，从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有。那一座宋代的大殿，看了真是惊心动魄，可是，以前出的书里都没有提到过它们，而以后的建筑史著作，不提到它们恐怕就不合适了。这类实物，急待乐于做田野工作的学者老师们光顾。

任何一种史观，没有大量的史料，恐怕就难以确立。只写史观而不提供充足的史料，也是白费力气。论从史出，史从史料出，这才是真正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想起当年“思想改造”大潮一个比一个汹涌，我所在的教研组里两位前辈老师，一遍一遍把那厚厚一本《反杜林论》都读熟了，煎熬了几年，一章一节的“新”教材都没有写出来，苦死了。如果那时候索性请他们去做田野工作，实地调查，恐怕成绩会很可观了。

想想当年营造学社的工作在梁思成、刘敦祯两位老师的主持下，短短几年就有了很好的成绩。独乐寺、佛光寺、应县木塔等等这些中国建筑史中的最基本的内容，都是骑着毛驴去找到的。1939年初冬，他们从北京流亡到昆明，住处还没有安顿好，就带着几位年轻人到四川做田野调查去了。一去几个月，结果是收获很丰富，有一些成果，是写中国建筑史根本绕不过去的，如那些汉代石阙。现在的工作条件比梁、刘二位老师工作的条件好到不知多少倍了，驴背精神还是要继续发扬的。文献工作当然也很重要，但它的急迫性远远不如田野工作，看书查档毕竟还可以有来日，而实物却天天都在失去，来日无多了。有些已经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建筑，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来的环境，连一张合适的照片都难拍了。

而且我觉得，建筑史工作者，老师们和专家们，如果上山下乡去做一做田野工作，他们的学术水平必定会提高一步。有一些长久以来公认的看法，大概会被证明未必正确，有一些长久以来得不到结论的问题，大概也会合理地有根有据地解决。至少，思维会活跃一些，会开阔一些。身体也会好一些。

话说得不少了，还没有说到正题上，其实，真正要说的话是，咱们还需要“营造学社”，不是一个，而是几十个。现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从业人员”几乎百分之百是教师，教师编制有限，他们又有教学工作量，有致富工作量，剩下来做学术工作的精力不多了。为了争学历、评职称，挤出点儿工夫做做课题，并没有毕生献身的可能；只身打拼，谈不上做系统性的田野调研。这学术工作也真是不大容易做到高处，难为他们了。专业研究机构嘛，一是规模小得可怜；二是致富工作量也不少；三是常常不得不承担“上面”交下来的大任务，很难再稳定地、有规划地做多少该做的研究工作了。

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对自己的建筑史没有专业的有组织的研究机构，眼看着历史遗存又山崩一般地失去，真是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咱们建筑遗产的枝条上花儿已经零落得很了，但是，以此生相许的折花人儿呀，你们在哪里！这句诗有点儿风流余韵，写着玩儿吧。

“人之将亡，其言也善”，老头子说话只是“善”而已，并不自认为一定正确。絮叨絮叨，凑个热闹。

2009年7月

（一一五）

1980年9月27日—10月10日，世界各国的旅游业同行在马尼拉开了个国际会议，通过了一个《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宣言里有一段是：

“必须有控制地使用各国的旅游资源，否则它们将有遭受破坏甚至毁灭的危险。绝不能为了满足旅游需求而损害旅游区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环境以及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最基本的旅游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所有旅游资源都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旅游资源保护措施。保护历史、文化和宗教胜迹，在任何时候都是各国的基本责任。”

1982年8月21—27日，国际旅游世界会议又通过了《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业守则》，其中第5条是：

“为了当前和后代的利益，应保护包括人文、自然、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旅游环境，因为它们是全人类的遗产。”

1999年10月1日，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世界旅游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通过的《旅游规范》第4条说：

“旅游政策的制定与旅游活动的开展应当尊重艺术、考古和文化遗产，应对这些遗产加以保护，代代相传。应当特别精心地保护和维修博物馆以及考古与历史遗迹。……从文物所在地和文物本身的接待参观中所获得的收入至少有一部分应当用于维护、保存、整顿和修缮这一遗产。”

这些文件都是国际性的，它们凝聚着世界各国旅游业者的良知、智慧和经验教训。它们思想的核心，就是把文物保护置于上位，而把旅游置于下位。

现在，旅游业已经成了世界第一产业，如果不再三强调在旅游业活动中必须首先保护好旅游对象，那么，旅游业很可能就毁了文物。正因为这是个现实的危险，国际旅游界才会一遍又一遍地呼吁旅游业界要保护文物，否则会自己毁了自己。“风物常宜放眼量”，国际上是很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

而且，他们所说的保护文物，毫无疑问，是指按国际文物保护界公认的原则来保护。1994年，我在瑞士巴赛尔的世界文物保护工作者和旅游业经营者的第一次联席大会上，亲眼目睹七家国际旅游业巨头推出代表，庄重地向大会承诺，从这次会后，他们要尽力把旅游业转变为文化事业。其实，在这次大会之前，欧洲人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热爱，早已使我感动了。当你看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那个斯考特常去喝啤酒的地下酒店和奥地利维也纳那个莫扎特常去喝啤酒的地下酒店，虽然十分简陋，却都成了文物保护单位，要去吃点什么，需提早两个礼拜预约才成，这种情况，不能使你感动万分吗？从小学生到青年男女到老人家，在文物前面和遗址地里，那种肃穆的和谨慎的态度，我永远也不会淡忘。

就是他们，一次再一次地发表了宣言、守则和规范。

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呢？我所知道的，我们国家旅游业的口诀是办好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这六件事就行了，目标只是挣大钱。至于文化、艺术、历史，在旅游业界大概是很少有人想一想的，偶然想到了，大概也不过是为多挣钱下的作料。

当今咱们的情况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破坏力量是房地产开发商；乡土文物建筑的主要破坏力量是旅游业。政府把破坏文化遗产的机会给了他们，他们搞破坏的动力是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支持他们的是笼罩一切的事关官员升迁的GDP挂帅的大现实。文物建筑保护，不是直接大把挣钱的行业，就靠边站着去，起一点儿点缀太平盛世的作用。细细一想，有些事儿，是可以搁到以后缓缓再说的，例如造别墅、造摩天大楼、造什么形象工程之类。但是，至少，教育和文化事业是绝不可以让路的，事关人的质量，耽误不得。别的文化事业问题且搁下不提，只说文化遗产保护，就不能再迟缓了。道理很简单，就是真实的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再生的，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谁也没有能耐把它们再挽救回来。

房地产开发商怎么地、怎么地破坏着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我先不在这里说，因为他们的破坏是简单不过的拆除，一次性见效，而且干脆彻底。旅游业破坏乡土建筑文物，倒不是立即简单地拆光老房子，而是提出“开发”、“打造”、“提高”甚至“展现古村价值”等等冠冕堂皇的话，似乎比城里的开发商还更懂得些文物的价值。但是，其实，旅游业眼中的文物的价值，不过是现成的市场价值而已。文化？文化是什么东西？能管饭吃吗？我就曾在浙江省某县絮絮叨叨对县领导讲他们县里某村的文化历史价值，希望他多多关心，而被县委书记当面斥为“什么狗屁”，而且重复两次。我也曾在山西省某县对着掷骰子赌酒的县委书记的后脑勺讲他们县里某庄园的文化历史价值，讲了足足半个钟头，书记连头都没有回过一次，我至今不知他的嘴脸是什么模样。

文物，尤其是完整的文物聚落，是什么？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见证。所以，凡懂得点儿事理，有点儿自尊的民族，莫不宝爱自己的文物和文物聚落。相反，自古以来，凡侵略者，都知道在征服某个民族之后，首先重要的是毁灭他们的典籍和文物。只有最没有出息的民族，才会自毁文物，自毁历史的记忆。同样的原理，文物必须保持它们的真实性，绝不能被“打造”，绝不能被“提高”。只有真实，它们才能见证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因此，当今世界上，文明一点儿的国家，也就是懂得点儿自尊的国家，都是把文物保护放在上位，而把旅游开发放在下位，尽管旅游业大把大把地搂钱，也一定要在文物保护原则允许的前提下去发挥它的能耐。这就是国际的旅游界为什么要那么郑重地、那么明确地给自己定下了规矩的基本道理，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重提。咱们中国，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置外于文明世界？

如果按照文物保护工作居上位、旅游业居下位这样的科学理性精神办事，那么，发展旅游和文物保护并没有多大的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只要到欧洲一些历史古老的国家去看看就明白了。那里的城乡，有许多还很完整地保存着中世纪的面貌，甚至点缀着古典时代的断壁残垣，一石一瓦，并没有“现代化”。其中有一些地方，经济转型了，人口增加了，古老的城乡难以适应新的需要了，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大多是在老村旁边，适当的距离之外，再开辟一个新区就是了，并没有把那些在钟楼守护之下，开满了月季花、盖满了常春藤的古老村落拆掉。黄昏时刻，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的工人下班回村，在用木头搭起来的小酒店里一坐，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都有。住在新区高楼大厦里的劳动者，有一些也会驾着最新的私家车，到附近古色古香的小村里去，找老哥们儿享受一个温馨的夜晚。礼拜天，小村的居民们开车二三十分钟，来到公路边上一家超市，把一个礼拜需要的东西买回家去，这就齐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在欧洲并不少见，难怪四五年前，在广东惠州，壳牌石油公司来到海边建炼油厂，地方上打算把地段上一座古老的石头村落拆个精光，让公司多得些空地皮，不料被厂方赶紧制止了。他们喜欢这座古色古香的小村落，留着，作为厂子的很有浪漫色彩的部分。

从惠州回来不久，大概过了两个冬夏吧，2008年深秋，贵州省一座非常完整、朴素又美丽的苗寨，像博物馆一样浸透了苗族文化的一切，却遭到了劫难。旅游公司把它看上了。看上了什么呢？不知道，很难理解，只见公司把村子前部改造成一条时髦的商业街，卖本地的和从外地贩来的手工艺品，村口对面造了一条半环形的长廊，几十个开间，钢筋水泥的，装遍了彩色的电灯。贵州山区地广人稀，只要把新街往左或者往右挪出一百来米就不碍古村多大的事了，为什么偏要塞到村子的眼眉前呢？何况还要拆掉一部分老房子！这件事是旅游局干的，怪了，他们叫旅游者跑这么老远去看什么呢？看时尚文明，县城里就很漂亮，何必到山村里去看呢？就是这家旅游公司，还在苗族村寨前造了三座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这两种建筑，正是区别侗寨和苗寨的标志性建筑。旅游公司就不懂得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原状而不允许错乱吗？这次改造苗寨，动静很大，开了全国性的现场大会，旅游杂志给它出版了专号，一份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头版头条吹捧了这件“工程”，标题是《把时尚文化引进古村》，得意至极。再补述一句：那座苗寨，三年前刚刚上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等不及了吗？谁允许旅游部门这么蛮干呢？无法无天！

这个苗族村子文化生态的破坏是有前例可追的，如云南的丽江，那条主街上几乎已经没有一家房子是原状的，全都改成了铺面，后墙拆掉，露出了天井里的树木花草。铺面上，有的拆来“千工床”的花板钉在檐下做装饰，有的锯来晒禾架的梁柱做栏杆。这种改造大概是小店主自己动手干的，手工粗糙，歪七扭八，且不说历史风貌已经破毁殆尽，那种马马虎虎临时凑付的“风味”，实在叫人难受，这还能合乎它早已戴在脑门上的“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吗？

那个名气可能更大一点的湖南凤凰城，改造得真是“脱胎换骨”。江边上大造钢筋水泥的“吊脚楼”，奇形怪状。大桥上的三层楼酒家，把山区江边小城搞成了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何况那成千上万只红灯笼，真“挂出水平来了”。沈从文笔下那么撩人心窝的小城，变成了一座以奢华代替了简朴、以矫揉造作代替了率性真情的怪物。就这么一个叫人难受的东西，居然还被保送进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

知不知道“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更多、更好、更持续地保持其原貌”？

山西阳城县有一个“皇城村”，掌权人有点儿神通，他一意孤行，连村名、村史都是假的。村里的建筑、花园等等，也有一半上下是假的或者改造过的，起初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有通过，立马去申报“历史文化名村”，不知怎么一来，很快便通过了，不久又得了个“四星级旅游点”的称号，旅游业立即大大兴旺，收入超过了它的煤窑。那个大有非凡能耐的掌门人，被选拔为很体面的人物，戴上了好几种光荣称号。但是一座本来确实非常精致的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古村寨却永远消失了。

这几个风头十足的“古”村“古”城，经过各式各样的宣传，旅游业固然热火朝天，但是，它们还有真正的本来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吗？它们目前的红火，恰恰是反面教材，成了败坏风气的典型。它们和紧追它们而致富的村落成了样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致给以后全国文物村落的保护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就这样愚昧无知吗？各界风气的败坏，是国家最大的危险，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我们绝不反对村民们发财致富，只要有机会，我们还会为帮助他们脱贫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我们不能赞成走这些竭泽而渔甚至坑蒙拐骗的“脱贫致富”的路子。我们的民族还要延续，还要发展，还要在世界上活得正直体面。不是吗？这一切能简单地用一个短时期里的GDP成绩来衡量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旅游业取财之道就是保护好旅游对象，让它们真实地面对世界。游山护山，游水护水，游览到哪里，就爱惜到哪里，不可以诛求太狠，不顾山水和文化历史财富明儿个的死活。

对旅游对象的没有分寸的野蛮压榨，表现之一是对风景点和文物点的旅客人数没有限制，常常大大超过文物点的合理容量。自从咱们国家实行了长假制之后，旅游之风大盛，这是长智益神的好事情。为了宣扬这件事，几乎每年春秋两个长假之后，报纸上都会发表大大的一幅照片，居庸关长城上，红男绿女，前胸贴后背，挤成了大疙瘩，再挤成了堆，龇牙咧嘴，动弹不得，照片下还要加上一段热烈歌颂国泰民安的图说。有一年五月初，一位斯里兰卡的朋友来了个电话，毫不客气地呛白了我一顿。他说：“你们就这样虐待历史文化遗产呀？还是世界遗产呐。你又不是不懂，文物的原真性都毁了呀！对长城会有损害呀！为什么不抗议呀！”他不知道，长城上的这个“野蛮”的场面，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可以大致相仿地见到。报纸是当好事儿登了照片炫耀一番的。各种媒体还宣传过好几回，长假期间，故宫也能一天卖出十三四万张门票，口气挺高兴。但这完全是超负荷运行，对文物单位不负责任。

西方的意大利，东方的日本，都拥有文化历史价值很高的文物建筑，每年从它们身上所得的旅游收入可不少。但是，意大利也好，日本也好，并不无限度地开放文物单位。例如，意大利的鲁迦和奥维埃多等地，每礼拜各自只有一次“市集”接受旅游公司的旅客。各个旅游公司，有一份经过旅游业界协商的配额，按照这个配额组织那一天的游客。平日里这些旅游热点都很安静，只有寥寥无几的一些零星散客，显得冷冷清清。当地住户，各干各的事。也有一些旅游点，天天开放，但各个旅游公司按日子有严格的游客限额。日本的一些神宫和御花园，每天的接待量都很少，保持着那些地方高雅的美。外国游客想去参观，如果没有提早许多日子的预约，是办不到的。有些参观点，预约已经到了几年之后，几乎近于开玩笑。这样严格的制度，没有什么人啰唆。当然会有许多人多么想看却看不到，也只好怨命，反对不得。不少认真的文化旅游的爱好者，其实心里还是很钦佩这样的管理，反倒觉得放心。

20世纪80年代，一个经过很多年研究的结论出来了，这就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壁画和雕刻由于大量游客的呼吸和皮肤蒸发的影响，可能会受到酸性的伤害，于是，旅游业立刻接受建议，向保护专家们承诺，很快就去协调，减少每天的游客数量。我当场见到这一幕。

严格限制旅游容量，当然就会减少旅游收入，但这是保护文物的最基本措施之一，它保护了历史文物，也保护了民族的尊严，这是对人类的文化史负责，谁能反对？这样的严格保护之下，意大利的旅游收入也已经超过了工业产值，靠的是保护得好，管理得好，而且可参观的对象多，并不是像烂西红柿那样成堆贱卖。

十八年前，我在江西婺源做过两年乡土建筑调研工作，今年春天想去回访一趟，订了个十天的活动计划。哪里知道，旅游开发商无法无天，竟把国家公路都闸上了，买路钱是每人一百八十元。到了我最心爱的李坑村，道路都限得死死的，一条故意做作的羊肠小道贴着宽不了多少的水沟走，水沟里挤满了船和筏子，但是很难想象它们怎么能动弹。小道的另一侧，挤满了摊贩，卖些景德镇的假古董。进了村，家家改装成铺面，也卖所谓旅游产品，一家挨一家，排得密密麻麻。过去这里本是一条十分安静的水街。街尽头，原来有一座书院，园林化的，有日池和月池，有藏书楼，有幽静的天井，遮天大树下一片绿色的空气。那是我以前在婺源最喜欢的一处建筑，现在竟没有了。我十分心疼，对同去的朋友说了一句话，批评这种野蛮“开发”，当即有一位又高又壮的村民放大了嗓门冲着我喊：“许你们发财，就不许我们发财吗？”这句话，我好几年前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了，被记者先生当作经典性的话语写下来封堵批评者的嘴。其实呢，村民们靠祖宗遗产挣几个钱，贴补日用，甚至办点儿村子里的公益，这当然很好，但如果依靠糟蹋祖产来支持全部生活所需，培养出好吃懒做的晃荡子弟，光着膀子闲逛，这就离败家不远了。当年我们在婺源工作的时候，父老们告诉我们徽商的没落，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一代又一代吃祖产的生活把子弟养成了寄生虫，成天抽大烟。这次只待了两天，伤心，我们就放弃了预定的计划，回家了。

所以，理所当然，面对文化遗产，首要的事情是想方设法去保护它们，发挥它们的文化价值，而不是拿它们当作不要本钱的金银矿。保护好了，利用好了，当然可以赚钱，目前，有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是，不论能赚多少钱，它们的原始价值，便是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的教育功能，永远要放在第一位，所以绝不可以使它失去历史的真实性。旅游行业，本质上是文化事业，不是那个“六字方针”所能指引的。旅游必须提高档次，说的是文化的档次，不是吃喝玩乐的档次。

保护文物建筑或建筑群，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一门独立的事业。应该是“保护”来规范和促进“旅游”，而不是“旅游”来破坏“保护”，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共识，我们不可能推翻这个理性的结论。

最后，我再絮叨两件事：

第一件：今年之初，外省某地一位“文物贩子”，我的老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亲眼目睹的乡土建筑珍品被拆卖的情况。某地一个县，贩子们抢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展之前，把那里最后一批遗留下来的建筑珍品扫了一遍，破坏惨重。说了一半，这位“文物贩子”竟然哭了，他说：“我贩了三十年的建筑木雕构件，从来都是旧城拆改时候收来的，我没有拆过房子。我喜欢它们，我心痛呀！”另一位朋友，曾经长期担任县里的博物馆长，早已经退休了，被请出来参与某省的第三次文物建筑普查，也给我来了电话，说，“惨不忍睹呀，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了”。他们那个省，最后登记了将近四万个新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竟没有一座还比较完整的古村落，没有一座呀！唉！

第二件，为什么会闹成这样？我赶一次时髦，到“国学”里去找一找病症所在。这倒并不难，原来眼前这种文化上的颓势的根子就在咱们几千年的文化里。不过，这种话说起来太远，便也太迂，简单地说说，请看“国学”最最经典之一的《孟子》。那里，一开篇，就是梁惠王急冲冲地问孟轲，您老人家远道而来，是不是“将有以利吾国”。孟子从王、大夫一直往下数到庶人，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国”的事关系太大，咱弄不清，就只说说眼眉前的事儿，说一句：“上下交征利”则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就“危矣”了，这可是差不离的吧。

要完全不谈“利”，那不可能，等于把人都轰到生产队食堂去吃大锅饭，最后弄得大家没饭吃。但是如果一切都只向钱看，至少，教育和文化事业就会垮台，一些年轻人的毕生追求也会有不小偏差，危险已经露头了，这可使不得！

保护文物建筑和聚落，这是一种向前看的、长远的眼光，一种全面发展的眼光，一种历史的眼光。以“向前看”、“长远发展”、“一代超过一代”的“理”，主张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的主张，才是短视的、浅薄的、看不见世界前进的愚昧。请记住，文物建筑保护这门科学，是20世纪60、70年代才成熟的，和人类登月同时。这时候，不是人类的发展停滞了，不是人类向后看了，而是越来越快地发展着，向前看得越来越远了。在发展迟缓的时代，世界上是没有保护文物建筑这一说的。正因为发展得快，人类才想到要保护文化遗产。所以，保护文物和发展经济是亲兄弟。

以上写的，都是作为文物单位的村落的保护和开发的关系问题。这类村子并不很多。现在，我们亲眼见到，确实还有一些普通的非文物村子，在城市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青壮年进城打工去了，丢下妻儿老弱在村子里“留守”，因而一天天，田地荒芜了，房舍破败了。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利，即使迫切想开展旅游也搞不起来。这本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早期发展过程中都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一方面城市繁荣了，一方面农村衰败了。

这是另一种问题，和文物建筑保护没有关系。但这种情况，我们见到了，也很挂心。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如何快一点度过这一个历史时期。

2009暑假

（一一六）

文物保护，是一件向前看的事业，是向前看的人的事业。

文物建筑，包括被定为文物的各种大小聚落，它们的第一个属性是文物，第二个属性才是建筑。文物建筑的基本价值是见证某地、某时、某些人们的生活状态，包括物质的和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等。文物建筑保护，首要的就是保护住文物建筑所携带的这些历史信息，力求真实、力求永久。

所以，从纯粹的理念来说，文物建筑，包括文物村落和城镇，就是某个时期的建筑、村落或城镇的标本，不能再发展。打个比方，文物建筑犹如博物馆里乾隆皇帝的龙袍，尽管姑娘们身上的时装年年变，而这件龙袍不能变，因为它是文物，它要见证一种历史，政治、经济和工艺等等。当然，和乾隆皇帝生前的龙袍相比，博物馆里的已经丧失了许多历史的真实，它久矣夫没有了乾隆皇帝的体臭，倒添了些杀虫剂和干燥剂的怪气味。但这是人类至今还不能克服的困难，并不是理论的片面或工作的失误，贤者是不责备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的。当然，文物工作者还是要努力去发现和创造更好的防潮、防腐、防老化的方法，不断地进步。

文物建筑保护，包括各类大小聚落，就有更多的无可奈何，从最小的说起，例如，要装避雷针、装消防系统、装卫生间，甚至可能要装电梯，等等。但只要保持这些装置的可识别性和可逆性，也同样无可指责、无可反对。

但是，复杂得无法比拟的大小聚落，从村子到乡镇，怎么办？20世纪，在欧洲有过一场关于文物建筑保护方式的争论，有人提议“博物馆式的保护”，有人反对。后来，争论双方都偃旗息鼓，不再啰唆，因为，一句话，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就是了。双方其实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建筑的历史原真性，而又都承认，文物建筑保护，比其他各种文物的保护有更大得多的困难，何况，国际上，文物建筑保护的对象正在很快地扩大、增容，从个体的“杰出”的建筑物扩大到了它们的环境，又扩大到了城市，扩大到了农村，扩大到了工业厂房和设施。差不多每十年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某种保护方法显然是远远不足的。

但是，有一点原则绝不动摇，这就是，尽管有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保护文物建筑，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它们作为历史真实见证的价值，要最大程度地追求它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人类不要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来欺骗自己，欺骗子子孙孙。所以，万法不离其宗，还是那几句老话：文物建筑的第一个属性是文物，第二个属性才是建筑；文物建筑的基本价值是作为标本见证某地、某时、某些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和思想文化状态，不是仅仅因为它们“好看”。文物建筑保护，首要的原则是真实地、永久地保护它所携带的这些历史信息，文物建筑保护科学，就要围绕着这个基本目标发展。

道理并不复杂难懂，但实践起来确实困难多多，尤其是要保护那些有人们居住着的充满了活力的村落。在这样的课题上，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完全满意的结果，只能力求一点一点去接近它。目前，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作为文物的乡村聚落附近开发一个新区，但有些村镇的老区可能因此而空心化了，不能认为完全合乎理想。例如，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一些往日的采金矿的人居住的村落，尽管还保存着住房、邮局、药店、铁匠铺等等，甚至配备了铁匠、邮递员、药店伙计等等，还有些穿着19世纪服装的姑娘们在路边坐着刺绣，毕竟是表演性的，都有上下班时间。美国阿利桑纳州则还保存着一些印第安人的旧村落，什么都齐全，甚至还有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堂，早已不过是陈列和表演。意大利的奥维多和路迦这样的中世纪小城，也已经早就“空心化”了，只有冷冷清清几个旅客东张西望，但它们保护得规规矩矩。还能给人不少很逼真的历史文化知识，并非毫无意义。一些负责策划“救回”失去了活力的老区的外国专家，他们似乎并不着急，并不在乎哪一天工作能达到什么水平，但他们绝不言放弃，绝不“修正”，更不会“批判”理论目标，只是一点一滴地努力着，兴致盎然，有一丁点儿新的主意，就高兴得不得了，仿佛解开了一个什么“决定性”的扣子。看上去并没有功利心，只是对工作充满了兴趣，就像伽利略气咻咻地爬到比萨斜塔顶上，扔下一大一小两块石头一样。他们不大呼小叫地喊什么困难，总是微笑着讨论，充满信心，更没有一次听他们怀疑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观念和理想，提出马虎、简便、大概齐、差不离就行之类的馊主意。也没有听说过哪个政府干得心焦，动摇了，决定放弃。早就听到过一种“说法”：中国人重功利，眼光近；西方人重理想，眼光远。大概至少在文物建筑保护上看来是这样。总之，文物保护是一项历史性事业，凡投身这事业的人，要从容一些，要看得长远一些，不惑于一时的成败得失，而相信历史，相信未来，相信文化事业的价值。这是一个千年万载的事业，不能提什么“三年一变样，五年变大样”之类的口号。

作为文保单位的乡土聚落的保护，目前在我国是困难重重。困难来自许多方面，其中最普遍、最有“理论性”的则来自相当多的建筑界和城乡规划界的人们。这些人们用最简单化的方式去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箴言，因此总要求作为文保单位的聚落也“发展”一下，而他们的“发展”，无非就是出于经济的和功能的目的，更糟糕的是会迎合旅游业的口味造些无根无据的亭台楼阁之类的“景观建筑”，“打造”一下，或者造些宾馆餐厅之类的服务建筑，“激活经济”。连退一百来米或者隔一条小河沟把这些建筑放到新区去都不肯，似乎一点都没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意识。连穷山僻壤之地的一些小小村落，都是在这种“发展观”的推动之下一天天、一步步丧失了它们无可比拟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建筑师和城镇规划工作者破坏文物村镇和建筑的原因是他们不能理解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就是那句老话：文物城镇和文物建筑的第一属性是文物，第二属性才是城镇和房屋。这是做好历史文化城镇和建筑保护的根本认识，关于保护的一切工作都从这一点出发，否则就一定会犯错误。可惜的是，这样的错误在咱们国家是太普遍了。

要某些城镇规划工作者或建筑师接受文物建筑保护的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实在太难、太难，所以，在一些文化档次比较高、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国家，都有一种制度性的规定，就是，文物建筑保护工作是一门专业，这项工作必须要由经过专门培养的专业文物建筑保护师来做。没有经过专门培养的任何一位建筑师，不论多么杰出，甚至伟大，都没有资格做文物村镇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这个规定实在非常重要。可惜，在咱们中国，至今还只有个别大学有这门专业，然而应该聘用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单位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普遍的认定是：凡建筑师就理所当然可以胜任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其实，设计新建筑和保护古建筑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各有自己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虽然有密切的关系。

一位只受过村镇规划和建筑设计教育的专家，通常看重的是村镇和建筑的发展，是“开发”它们，“打造”它们，而一位文物保护专业的工作人员，他倾全力去做的却是留住村镇或建筑物的历史的原真性和可读性。这在具体工作中是相差很远的，价值观不同嘛。所以，一位专业的村镇规划人员认认真真，规规矩矩，花了很大力气做了一番工作，结果竟毁灭了一个文物村镇或者建筑的珍贵历史信息，这是常见的事。“破破烂烂”和“落后”是他们蔑视历史村镇和建筑物的常用语，其实，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有了上千年沧桑的村镇或建筑物，它们的历史信息正有许多恰恰隐藏在它们的“破破烂烂”和“落后”之中，这些正是文物建筑和村镇的历史价值所在。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谓“发展”，指的是不停顿的运动变化，包括老朽腐烂。历史村镇和文物建筑的保护科学和技术就不发展吗？就没有发展吗？当然不是。不过它所保护的和所发展的跟当前新建筑所追求的大不相同罢了。文物保护工作者追求的是文物建筑和村镇的历史原真性，而普通的建筑师和城镇规划工作者追求的是见新，甚至不惜为了见新而损伤文物建筑和村镇的历史原真性。就乡土建筑保护来说，村落街上一个铁匠铺，虽然矮小、破损、黑不溜湫，早已“没有了使用价值”，但它非常重要：当年的手工农业生产，怎么可以没有铁匠铺？所以，为了见证农业村落的历史，必须保护它，尽管它早已熄火。然而在当今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看来，这铁匠铺有伤观瞻，必欲除之而后快。江南小镇，保护工作者希望留住它们安宁、清雅、文化品位比较高的气质，而建筑师和规划师则总要借“发展”为名，大大“开发”它们的商业潜质，以致使它们几乎家家开店，户户摆摊，把一座出过多少文人学者的村落变成了一座酒肉小镇。甚至大肆建造假古董，以致把村落糟蹋成一处给人以虚假知识的场合，失去了原来拥有的真实的历史价值。“假作真时真亦假”，原来的古村成了伪知识的陷阱。

文物建筑保护工作者并不是顽固地不承认发展的历史意义，他们只是认为，不同性质的事物应该各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文物建筑保护这门专业正是人类文明最新发展的成果。古代是没有文物建筑保护这个观念的，更没有这项专业，有的大约不过是和兴造技术同时产生和同步发展的房屋修理工作。

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比较早的史实是1517年拉斐尔被教皇利奥十世任命为罗马文物古迹总监，他恪尽职守，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审定了一项全面修复罗马古城的计划，主持了测绘还存在的古罗马建筑的平面图和剖面图。1519年，拉斐尔在致教皇利奥十世的一封信里写道：“您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保全已经不多了的古代建筑，它们是古代祖国和伟大的意大利的光荣……它们至今仍在唤醒灵魂对美德的追求”。那时候，作为文物的建筑还是那些纪念性的建筑，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荣耀古人，是唤醒美德。这个关于文物建筑的价值观一直长存到20世纪中叶，在这几百年时间里，并没有重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划时代发展，文物建筑保护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并且不断有重大进步的时期，观念不断创新。公认的若干观念是1964年联合国支持下在威尼斯成立的ICOMOS的第一个文件上确立的，那个文件确立了现在普遍公认的文物建筑保护原则，但是，那个《威尼斯宪章》还依旧是把有纪念性意义的大型古建筑叫做文物建筑。此后，国际上大致每十年有一个重要的文件产生。20世纪70年代把文物建筑保护从个别的大型古建筑扩大到它们的周围环境；80年代，进一步扩大到保护古老城市的整体；90年代，又进步到保护乡土建筑；到了21世纪初，文物建筑保护事业吸纳了工业建筑遗产，一步步扩大了文物建筑的范围，每一次新的扩展，就是对人类文明价值崭新的认识，就是文明观念的一次创新和发展以及文明领域的一次扩展。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依然生气勃勃地发展着。

所以，文物建筑保护意识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最新的发展成果之一，并不是什么陈旧的保守思想在新时代的返潮，它带动了好多种科学技术的进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充实了人们的知识。所以，从长远发展看来，作为文物保护着的村落是不会衰落的，只要保护工作做深入，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和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文物村落一定会恢复生命力的。不过，那是另一种生命力。在我们国家，要提防的，倒是不要“热”过了头，过于动手动脚，破坏了它们本真的历史价值。这个弊病现在不但冒头，而且蔓延，甚至近于失控，在许多地方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例如北京旧城。

完整的思想应该是：作为文物的古村落必须严格予以保护，尽可能维持动手保护时它们的历史原貌，不能在这个范围里再“发展”。政府支持保护范围里的原住户在附近另行建设新区，发展新的生活，包括在新区内经营保护区的旅游业带来的商业和服务业。

再多说一句题外的但却是有关的话：即便在新区里，旅游所带动的商业和服务业也最好是集体经营而不是个体经营，以免弄得到处是店招、广告、红灯笼之类，一个个无序竞争；并且还要维持旅游业和相应的商业、服务业的合理规模而不是追求短期内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要培育居民的历史文化意识和公益意识，培育他们的责任感。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早已做到了的。

我们中国人，面对这类问题，总是太过于重视“实际”，而不习惯做本质的、系统的理论思考。只狠批“理论脱离实际”，而从来没有批评过“实践脱离理论”。由于这种片面的思想教育，多少年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训练得太过于“现实化”了，缺乏理想，缺乏历史感，缺乏想象力。只会近视地“实事求是”，从而失去真正创造性的探索精神。甚至沦落到以为“发展”就是“发财”，“发财”就是“发展”，以为发财才是“硬道理”。目前，一个本来保存得很好的古县城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完全荒唐的口号，叫做“坚持保护开发并重”，这是一种标准的折衷主义口号，貌似“全面”、“公允”，其实抹煞了主次轻重，其结果当然就是保护成了空话。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对一个民族有恒久价值的文化积累。

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历史的见证是不能假、不能错的。它既不能丑化，也不能美化，它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打造不得也开发不得。乾隆皇帝的龙袍不能发展得缝上不锈钢拉链，杨白劳的棉袄也不能发展得用锦缎做面料。这些就是文物学的命根子，很简单。但是，你可以用最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去保护它们，你去发展吧，只要有钱，尽你过瘾。

人们开始真正琢磨文物建筑保护的原理和原则是在19世纪中叶。那时候，正是工业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城市建设大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历史建筑的破坏，从而破坏了城市里历史信息的积累。最先认识到这个危机的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建筑师，主要是更敏感的作家和画家。作家，例如西欧的雨果，东欧的果戈里，还有另外几位，差不多同时喊出：“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呼唤文物建筑的保护。画家，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画家，则哀伤地沉溺于画些古建筑的废墟，又美，又有凄凉的感伤之情。正是作家和浪漫主义画家所提出来的“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引导了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开展。在咱们中国，这句话大概不必提“石头的”这三个字，不妨径直地说：建筑是历史的记录，建筑是历史信息的携带者。

中国是个历史信息很贫乏的国家。一位美国学者阿瑟·赖特（Arthur Wright）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历史记录。一千五百年的官家正史记载下来的事件的数量是算不清楚的。”但是，咱们国家倒有两位大有学问的人并不这样评价我们的史书，一位是宋代的王安石，他说，中国的《春秋》无非是些“断烂朝报”而已（《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另一位是梁启超，他说，中国的正史是“专为帝王作家谱”。（见《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见同上）而咱们现代人要认识历史，当然不能只从识那些专给君臣们看的“帝王家谱”和“断烂朝报”。而那些我们想知道的老百姓的事情，只有他们造了反才能写进史书，那几页书里，就充斥了“贼”和“寇”这样的诅咒，甚至还有“生食幼儿”这样的记载。于是，那些记录了平民百姓生活和文化的古建筑，我们的“史书”，就成了我们重要的、宝贵的历史知识的来源。它们记载的历史信息，比那些“帝王家谱”和“断烂朝报”更加丰富、真实，也更加生动。

研究历史，固然并不能把那些“官史”书本子完全抛开，同样，也不能把那些被欧洲人称为“石头的史书”的古建筑抛开。

这就是文物建筑的主要价值，它们的价值远远不是建筑师们偶然也会欣赏的感性的美观。就因为建筑界中许多人一直对古建筑只是作为审美对象，他们并不懂得古建筑对历史、对文化、对人民的认识价值，所以他们总想“打造、开发、提高、改善、发展”古城、古镇、古村和古建筑个体，完全不能理解文物建筑保护人员为什么那么珍惜古建筑、古村、古镇、古城的真实性。他们也有“好心眼儿”，以为“开发”了，不论是旅游还是工商业，都对老百姓有利，有收入，生活改善了，多好！我们从来不反对利用古建筑挣钱改善生活，但我们有一道界线，就是不允许使作为文物的古城、古镇、古村、古建筑失去它们的历史原真性，这是一个原则，一条必须守住的底线。建筑师眼中的古城、古镇、古村、古建筑和文物保护者眼中的并不一样，这一点是本质性的，一定要弄明白。欧洲人在20世纪初就明白了这一点，那时候他们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高度。有不少他们已经保护了整整一个多世纪但至今还是冷冷清清、人烟稀落、不能赚钱倒不断赔钱的城市和乡村，现在仍然照原样保护着，赔多少钱也保护着，绝不放弃。这是因为他们比咱们站得高、看得远。如果在我们这里，这些城市早就被发展掉了，开发掉了！如何对待有历史价值的城、镇和乡村，已经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这些话会有人不爱听，但还是说了吧。

我们这个挨过了几千年的民族，为什么对自己的历史这么无情，对自己的文化这么无知，这么急功近利？日子还长着呐，不要只看眼前！

2009年9月

附记：

文物建筑的保护，并没有多么深奥难懂的大道理，所难的，无非是“利益”，而利益，则大多和“开发”有关联。这几天，北京西河沿街的扩建引起了“拆派”和“保派”的又一番较量。11月14日的《新京报》发表了两派的主要论点。保派着眼于西河沿街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拆派的主要代表竟是宣武区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贾文静先生。贾主任的基本论点是什么呢？居然是那一句：“一个老街区不能仅是保存，更需要发展。”就是我在这篇杂记里讨论过的那个“硬道理”。由此可见我讨论这类事儿不是无的放矢。贾主任说这样的话并不稀奇，他脑袋里大概还把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当成了“负担”，而不是能有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宝贝。文物建筑，作为“物”，可能是有碍于一条交通线的简单规划的，这位副主任看得见，能理解；而文物建筑作为“文”，是可以促进社会更健康地发展的，这位副主任就看不见了，不能理解，虽然以他的职务，他本来应该多想想文化的发展。现在，当个中等文化官员的人，当个能承担西河沿街规划师的人，大多出国留洋过不知多少次了，请问，如今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像咱北京这样大拆大卸的？你们看到过没有？出国干吗去了？人家往往为了保护文物而限制私人汽车。我家窗外的大路，通往一个很有名气的高档地区，私家小车一串串从早到晚奔驰不停，难免时时有堵塞。但是有两路公共汽车，两节车厢的，从来都空空荡荡，简直是白白给大路添堵。这种现象，本来可以借助规划和管理来改善，但是，现在大概想都不能想，因为要借私家车市场来“拉动内需”，繁荣经济。但是，北京老市区的交通呢？还能等吗？早就应该从大规划下手，从管理下手，减少或者限制私家车的活动了。满城的文物建筑，为了给私家车让路，今天拆几幢，明天拆几幢，到大权统揽的决策人明白过来的那一天，文物建筑还能剩下几幢？它们可是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携带者呀！是不可能重建的呀！将来吃后悔药也救不了这个损失。世界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经验，有了教训，为什么咱们不认真吸取呢！“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堑并不需要人人都亲自去吃，就像耗子药不要人人都去尝一尝，才知道它能毒死人。人类的智慧已经可以互相传播了，为什么要大家都从原始人做起呢？何况，整个北京老城区仅占现在规划市区面积的5.76％，而且目前残存的已只有其中的1/4，即占规划面积的1.44％，它能妨碍北京市的“发展”吗？或者说，北京市的“发展”躲不开它吗？

一位将近90岁的老人，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不几天，在病房听到北京西河沿乱拆的事，拿起电话，找到区政府的有关负责人，说了几句话，气得大喊一声：“你们要我死呀！”真个是“以身殉城”的悲剧场景！我当时想起了两句诗：

“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11月14日补充稿）

又附记：

《新京报》11月15日AO2版发表了学者周展的一篇短文，里面详细介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调查、专题研究、修编、评价、论证、审批过程，审批之前，还公示一周，有2.6万名各界群众去看了公示，并且提出了意见。2004年11月10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规划”。这个规划因此就有了“权威的法律地位”。什么叫“权威的法律地位”呢？依我的理解，就是要严格执行规划，否则便是“犯法”。可是，周展先生说：如此这般严肃谨慎地制定和审批通过的“法”，竟“没被严格执行”。为什么？“就因为缺少相应的监督与问责机制。”我合乎逻辑地说一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没有相应严格的“临督与问责机制”，破了就破了，拉倒，这是不是过于儿戏？没有人负责，应该怎样处理，怎样向老百姓交代？自从这个规划通过到现在，违反它的事件已经不少了，今年7月份梁、林二位先生的故居被拆和目前的“西河沿事件”是新闻媒体公开后才引起广泛反对的。但是，舆论纷纷，却不见应该对那份规划的实施负责的人说过什么，干些什么，好像并没有这么个人或这么个机关单位，“自治”了。周展先生说：“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北京市人大机构的注意。”“注意”就够了吗？那个有“权威的法律地位”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是个什么玩意儿？

（11月15日又补充）

（一一七）

老朋友何晓道写完了一本书的初稿，这书的名字是《江南明清建筑木雕》。我住在他那个开满了桂花和芙蓉花的小院里，一边看稿子，一边擦我湿了的眼角。正如诗人艾青那一句诗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生长在江南，我熟悉江南土地上的人和物，而这本书稿正是写江南风物人文的。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登陆，我所在的小城就一次又一次遭到了飞机的狂轰滥炸，甚至还洒细菌。学校不得不搬迁到农村里躲避，这给了我机会去熟悉村子和农人，从此一辈子都把江南农村当作故乡。

晓道写的是木雕，木雕依附在家具上和房屋上。抗日战争那几年，我们住在山区小村的祠堂或者庙宇里，正是木雕最丰富的场所。我个子比较高，老师把我排在上铺，晚上钻被窝，衣服就搭在房梁上，盖住那些精美的雕刻，怕的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响，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磕破了头倒不在乎，万一伤了眼睛可不得了。日子长，总会知道一些雕刻里的故事，熟悉几个形象，“童子功”嘛，这些是到老也忘不了的。

寒假时间短，不回家，闲下来到村子里逛，有机会就卖乖，帮农家用模子压年糕，混几块糯米团吃，阿娘们和阿婶们会给我们几块夹了砂糖的。过了冬至，家家户户的阿娘、阿婶还有大一点的阿姐，就把橱柜搬到河埠头，泼上水用湿巾细细把它们擦净。这可是一件费心的工作，因为上面的雕刻非常精致，得有大耐性才能做好。我们学生仔帮不上忙，倒有了机会去欣赏家具上神气生动的浮雕。阿娘、阿婶虽然一个字都不认识，却会把雕饰的故事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这也是她们的暂息。都是些什么故事？是“木兰从军”、“苏武牧羊”、“岳母刺字”、“薛仁贵征东”、和“杨家将”之类。我现在信手写下了这几个题材，因为在当时，这些是我们最爱听又终生不忘的。当然，还会有“游园惊梦”、“楼台会”和“拾玉镯”之类，但战火下的少年们不爱听那些，听过便也忘了，现在写上几句，是从晓道稿子上抄下来的，为了显得写文章认真。

擦洗家具，一定要在灶神菩萨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之前完成，否则灶神菩萨不高兴，那背后的小报告就会揭发多于美言，家主难免至少一年不顺溜。灶神菩萨虽然跟百姓成天在一起，而且负责向天上的神灵打小报告，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其实很落寞，连个木雕像都没有，至多是红纸上印一幅粗糙的版画像，贴在灶头烟囱根上的小龛里。座前有一只或许缺了口的小碗，装些稻米，初一、十五插上几炷香，插到米里。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因为我要取得发言权。第一，我在江南出生、长大，我在那些木雕的老家里熟悉了它们；第二，长期生活在农村，能理解晓道，知道他为写这本书要付出多少心力和感情。我用这两点来弥补其实我是木雕艺术的外行。

晓道能写出这部书来，不是因为他上了美术学院，写过学位论文，或者得了名师的指点。不，没有。二十几年前，晓道刚刚从少年升班为青年，“拯救全世界劳动者”的历史使命已经只剩下笑柄，他得找饭吃。他瘦小力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没有正经读过几年书，日子怎么过？非常偶然地，听一个陌生人讲了贩卖建筑木雕的事，他试了试，还行，虽然市场很不景气，但能支持他勉强活下去。于是，他忍饥耐饿，独自个儿下乡串村去收购木雕，又独自个儿闯到上海城隍庙去摆地摊。收购、运输、摆摊，每个环节都有人来欺侮，除了忍气吞声、咬舌头尖子吃亏，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就这样，他尽心学习、钻研，终于精通了这行业，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恰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雕饰精致的古老建筑构件和木器的身价大涨，他的存货给他赚了些钱，没有挥霍，没有张扬，他拿出藏品在宁海县城成立了一个“十里红妆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十里红妆”，就是富饶的江南地区出嫁女儿时候由嫁妆编队形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十里红妆博物馆”就是嫁妆博物馆。这嫁妆品类之繁，制作之精，可真是夺人耳目。大致和博物馆成立同时，他写了一本叫《十里红妆》的书也正式出版了。再晚几年，他又出版了一本《门窗格子》，都经过名门出版社。

办博物馆和写书，认真的而不是“自费印制”的，要有不低的文化和学术水平。他，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学生，后来初中毕业，要怎么刻苦学习才能达到成功，那简直是个谜。他甚至学会了写散文、写诗，想象力丰富，文采斑斓，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也写了房屋和家具雕刻装饰的学术论著，便是这本《江南明清建筑木雕》。就算有天分吧，那钻研的努力也是不待考查就能知道的。二十几天以前，我在他书房外阔大的檐廊下对他的写作说了短短的一句什么，他转身就进书房，抱出一大摞稿纸来，双手端着，从胯间一直顶到了下巴颏。这就是他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积存下来的稿子，废了，可是没有丢掉。老弟，我真感动，见到我的泪珠了吗？

他如今正忙碌着张罗建造一所、也许是两所，比现有的大好几倍的“十里红妆博物馆”，也可能是另外起个什么名字的博物馆。因为展览品将不限于嫁妆，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筑装饰雕刻，还有家具和用具，二十多年来他精心挑选、舍不得卖掉的精品。我去看了其中一所的地址和设计图，规模很大，在一座风景极好的山坡上。宁海人有福了，江南人有福了，也许，全中国的人都有福了！

我知道，一定有文物工作者或者爱好者会怀疑这样的博物馆的合理性，因为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这些建筑雕饰留在原处、原建筑物上。

我一直有这样的主张，但是，我二十多年来的“上山下乡”，亲眼见到，它们中有许多精品早就无家可归、无枝可依了，它们寄身的旧居早已片瓦不存，否则，它们也不可能被晓道买来。晓道流着泪对我说：不坍不拆的房子上多么精美、多么便宜的雕刻他也不买，“我心痛呀！”买它们，是抢救它们。造公共博物馆，就是收容大批已经流浪着的木雕艺术品，免于散失或者被人深藏不露。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它们的故里，已经“现代化”了呀。

二十年前，大约是1991年，我到台湾去探亲，有一天，几位台湾朋友非常热心地把我拉到近海的一片什么地方，那儿曾经有过一座纺织厂，不知道是关闭了还是迁走了，丢下几座很高大宽阔的厂房，它们已经转变成了仓库，还添了满膛的夹层。这些仓库干什么用了呢？存的全是重彩的或者本色的木器和木雕，从地面起重叠好几层，一直到屋架下弦。这些出色的艺术品全是从大陆买过去的。台湾朋友很气愤，要我表个态，痛斥一下“文物贩子”，他们准备立即响应，搞一个抵制从大陆拆买建筑木雕的运动。但是，我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些木雕，在那几座高燥的仓库里是享福了，有人重视它们，精心修整，那有什么不好。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上山下乡着手乡土建筑研究了，这工作是经常要跟木雕打交道的，但一件件的事着实叫我伤心。我曾经到浙江东阳一个以建筑木雕名世的村子去，那里有一座远近皆知的大宅，它精雕细刻的门窗、牛腿、梁架、藻井实在叫我吃惊，大开了眼界。但是，有一家却把雕花门窗都换成了新式的玻璃窗。我赶紧问一位在屋檐下烧菜的中年汉子，拆下来的老窗扇弄到哪里去了？他用趿拉着拖鞋的脚丫子踢一下廊前冒着火的红泥缸灶，说：“烧掉了，当柴！”接着又补了一句：“不好烧！”我问，还有剩下来的吗？他向着楼梯底下抬了抬脚，说：“你到那里去翻翻看”！我钻到楼梯底下，使劲翻了几遍废物和垃圾，一无所获。那位汉子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找这些干什么，一钱不值的，点火也不旺”？撅了一下下巴颏，说：“村里多得很，你去问问看！”最后给我的是一声冷笑，大概笑城里人眼眶子浅、大惊小怪吧！

也就是差不多的年份，我到了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工作。有一次，溜达到了村西的旧木料市场看看，柱子、板片、梁枋和整段的楼梯，堆积如山，大多是建新安江水库的时候从将要没到水底的淳安县城乡拆来的。那时一场大雨刚刚过去了三两天，地上坑坑洼洼，布满了泥水坑，我小心翼翼，一蹦一跳地踩着水塘里的什么疙瘩下脚。蹦跳了几下，觉得疙瘩很硬而且不滑，弯下身子，用手指头抠抠，仔细看看，原来是精雕细刻的牛腿、驼峰、角背、瓜柱、雀替等等。也偶然再垫上一块门窗隔扇上的腰板、天头、蹚板之类。我心跳得像开机关枪一样，问老板：“怎么用这样的宝贝垫脚？”老板连眼皮都不眨，冷冷地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卖不出去的，下雨天垫垫水坑倒蛮好，大小合适，又不滑！卖得好的是楼梯段子、柱子和楼板”。后来我到江西的婺源，也见到了同样的场面。

就在婺源和黟县，我们还见到，农民们就利用十分精致的格子窗充当农具架。下地回来，一进门，就把锄头、镰刀、斗笠、蓑衣等等挂到花心格子上。这倒确实很方便，不过，那些精致至极的格子就成了破烂。我劝老农爱惜它们，老农总是笑笑回答：“这东西，没有用的”。

我看到这些情况，起先是怨农民们文化低，不懂艺术。但另一件事又给了我一场刺激。我们到黟县工作的时候，一天，在长途汽车站候车，跟一位在东北某美术学院工作的教授闲聊，他说，他刚刚从祁门回来，那里的建筑装饰木雕是徽派木雕中的最精品，他到祁门去，就是专门为了买木雕，而且已经干了多年了。我问他怎么买？他笑笑，回答：“太方便了”，看上了，就把整栋房子买下，雇人把房子拆散，拣出木雕，装上箱子，托运到学校去，别的就不要了，随人捡走。他在祁门只管找对象，付钱，其余的事都有当地的老熟人替他去办。“很方便的”，他说。

如此这般，有只要结构大件的，也有只要雕刻饰品的，“人遗之、人得之”，乡土建筑还能存在几年？我当然很希望有人想个什么办法来管一管。于是，就给在文物机关干点儿事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没有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一声长叹。他说：民间建筑木雕、家具、日用品，根本就没有被专家们放在眼里、从中整理并提取一类文物出来，所以管不着。文物，也是只有乾隆六十一年以前的才禁止出口，以后的，还鼓励出口，好赚外汇。他并不是个闲事不管的人，我想让他多知道些情况，告诉他，到咱们中国来搜购这些不算文物的文化遗产精品的外国人，就都住在某市、某巷口上的某饭店里，那儿是个中心。台湾人嘛，那就是“多中心”了，福建省、浙江省沿海就有几处他们的桥头堡，台湾市场上不但有现货，还可以买期货，买主提出要求来，就有人到大陆来搜求，或者由代理商办理，保证按期交得上货。但他表示无法制止出口。外汇要紧，这是政策。

如此这般，有谁能责备何晓道？那时候他是个没有摆脱穷困的瘦弱青年，他要谋生，凡不犯法的事都可以做得。在做的过程中，他刻苦学习，提高了审美水平和历史文化修养，于是，他的追求又进了一步，他把经手的价值比较高的民间木雕艺术品一一留下，积存起来，没有散掉到市场上。近十几年来，民俗文化艺术品的价值终于在内地也被社会承认了，于是广阔的农村又被只图财利而并不真正爱护文化遗产的人来回搜刮。我又见到了另一种破坏，例如，为了收购木雕，把整个硬木橱柜拆碎。这时候，晓道却已经成了江南木雕艺术品重要的收藏家，而且是大家。他抓紧空隙时间从事木雕艺术品和家具的研究，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写了并且正式出版了的三本著作，读者反应都很好，早已销售一空，正待再版。近几年又沉下心来做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写了这本《江南明清建筑木雕》。他为地方办了公共木器、木雕艺术博物馆，目前还在扩大充实。我们国家没有世袭大贵族，近百余年来的著名艺术品收藏家，不是都走过相同的道路吗？购买、出让、再购买、再出让、又再购买，半辈子下来，文化艺术水平提高了，成了专家，对国家的艺术品收藏做出了大贡献，名列大师之林。晓道的收藏对象是民间艺术品和工艺品，扎扎实实补上了我们国家千百年来收藏和著述的一个不该有的大空白。只要哪位朋友读了他的著作，参观了他创办的博物馆，都会大开眼界，大有得益，都会赞赏他的贡献。

“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民间艺术品，还有更加丰富得多的民间日用品和劳动生产工具，也都是很美很巧的。话说开去，即使那些并不以美观见长的工具、农具、车具、床具、餐具、儿童玩具、生活用具，一切人们创造的器具，都早就应该被系统化地收集、保护和研究了，早就应该有干这番大事业的大动作了。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文物主管部门的眼界不要再局限在千百年来“帝王式、贵族式、文士式”传统的那个极其狭窄的范围里了。我们曾经高唱过劳动人民的赞歌，但对他们的创造和生活毫不关心，没有兴趣和尊重的感情。“民俗博物馆”或者“乡土文化博物馆”的普遍建立和大规模发展早就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业，它们的内容应该覆盖文化史直至生活史的全部。这件事，迟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损失，而且无法挽回，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子孙。其实，培养和发动一批“志愿者”去干，是可以大有成绩的，比衙门里吃官饷的好多了。当然，前提是要有几个认真负责的组织者。

我就告诉读者朋友们，何晓道已经应我的请求，着手搜集我梦寐以求的过去“贫下中农”（底层劳动者）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各种农具、工具和衣、食、住、行、养等等生活中的一切用具了。读者朋友们，你们知道扁担有多少种吗？知道有些种扁担有多么精致美观吗？还有取暖器、便器、压被角的铁娃娃，等等，有千种万种啊！都有很美、很巧的。可不要让它们消失啊！你们也动手吧，赶快！

最后，我要向这本书的读者说一件不可不说的事。今年夏初，一个晚上，晓道来了电话，告诉我，哪个县、哪个村的几幢已经有了文物身份的大小宗祠被“收藏家们”拆得破败不堪了，快要倒坍了。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买卖建筑木雕，从来都只收购那些城乡大拆大改时候卸下来的部件，绝不去拆完好的房子。我爱它们呀！那些人硬是拆好房子呀！我心痛呀！”我无法安慰他，我的泪水也湿了话筒了。我建议他，把那些遭到厄运的房子都拍下照片来。他拍了，有上百张惨不忍睹的野蛮场景。但是，他还是没有写下最叫我难受的话。那些话，我也不便写！

2009年11月17日

（一一八）

去年，2009年，整个下半年，每天早晨拿到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北京市北锣鼓巷的消息，那里有梁思成、林徽因两位老师故居的存留问题。虽然早在2005年年初，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已经斩钉截铁般地规定：旧北京城里所剩不多的老建筑，都要“整体保护”。这就是说，北京旧城区，既不能“有机更新”，也不能“微循环改造”，因为“更新”和“改造”，不论有机无机，不论微循环大循环，都跟整体保护是背道而驰的。可惜，北京市这个手续办得有板有眼才通过、公布的规划，就跟许多类似的规划一样，不过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鬼话”而已，并没有谁把它当真。开发商下手大拆大卸北锣鼓巷的问题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梁、林二位老师故居的大部分已经成了一堆废墟，跟圆明园相差无几了。所不同的是，圆明园是外国侵略者一把火烧掉的，梁、林二位老师的故居是咱们自己人拆掉的，虽然整整六十年前，欢迎解放军进北京城的震天锣鼓声和鞭炮声，曾为一个保护古城的承诺而更加响亮。

一位深受敬重的文物保护界的前辈专家在病床上听说这件事，质问北京市有关的一位什么“长”，这位身负其责的“长”回答：“我不知道呀……大家都不知道。”随后又好像也知道一些情况似的说：“现在可能已经都拆了，您看怎么办？”专家说：“还没都拆，剩多少，就要留多少。梁思成、林徽因当初那么保护北京城，我们现在就应该好好保护他们的房子。”这位“长”又说道：还有人说，“梁思成没在这儿住过”。原来他并非真的不知道那房子被拆，而是耍技巧搞“兼听则明”而已。不过搞得太拙劣，那位老专家生气了，斥责一声：“胡说！”并且指出，现在北京市的规划既然说老城区要整体保护，“你照规划办事不就行了吗”？

终于，撇开那个花了多少人力、财力制订却并没有人在意的《规划》，文物部门只好重新再宣布一下，梁先生和林先生的故居应该整体保护。可惜，这时候，它已经被拆得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部分，更远远谈不上什么“整体”了。

这时候，我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建议，故居已经不能重建了，但也不可以彻底消灭，造一个玻璃罩子，把残剩的断烂遗存保护住就行了。我没有提怎样写展品介绍，心里有个想法：可以用它来证明马克思说的“资本的冷酷无情”。

不久，2009年12月15日，《中华建筑报》第8版刊登了一则消息：《文保志愿者拟订梁林故居保护方案》。我看了这个标题，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我们文保志愿者已经有能力来做这么重要的、矛盾重重的收拾残局的方案了。当今世界上，文物建筑保护领域里，志愿者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十分活跃。志愿者有各种各样，年少的是调皮捣蛋的小学生，礼拜天由老师带领着去打扫文物建筑，尤其爱到郊区去打扫古村落或者修道院，主要的活儿是抡起条帚来比试比试武功，打扫嘛，有那么几下子架式就凑付了。但一年去几次，一辈子都会记得要爱惜历史文物，愿意为保护它们出力。这是品德教养。老的就动脑筋帮正经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做点儿工作，比如辨识古老的拉丁文、考证古籍的版本年代等等。正当年的，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其中之一是在议会里审查本地的保护工作。

我祝愿我们文保志愿工作者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一天比一天有见识，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受到支持和尊重。

我忧的是什么呢？是梁、林二位老师故居的保护方案本来应该交给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去做，制定这样一个遭过严重破坏的遗址的保护方案，毕竟需要并不简单的专业知识和更多的想象力。志愿者们一腔热情，辛辛苦苦到现场调查，写出一份《北总布胡同24号场地概念性设计探讨方案》来，受托方是认真的，但委托方是轻率的，他们是缺乏有关知识呢还是根本不打算认真做一份规划呢？他们当然应该知道，欧洲一些文物保护方面比较有成绩的国家，连正规建筑师都没有资格从事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除非他们再经过百十来个学时的进修，考得文物建筑保护师的专业资质。我们国家没有这种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专业资质制度，但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志愿者去做，毕竟是太难为他们了。

文物建筑保护志愿者是应该受到欢迎的，许许多多国家都把组织这样一个队伍当作一件正经大事来做。我们在这方面很落后，理应花大力量来发展、培养这个群体，但是，目前在具体工作上，我们还是以中规中矩地办事为妥。我们应该认真一点，文物建筑保护毕竟是一项专业性很高的工作，需要经过全面的、专门训练的人来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才是修“破房子”文物应该有的态度，它们可不是普通的破房子。不过，我知道关键之一是咱们根本没有文物建筑保护这样一种国家承认的专业，那么，总应该有资深的设计规划工作者吧。再不行，咱们总还可以开个诸葛亮会，或者举办个全国设计竞赛。可是没有谁认真去对待过这件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已经几乎成了最讨厌的事。

这则消息里还说：“经多方呼吁，有关部门曾公开表示要对梁、林故居进行原址保护”，这句话就太怪，难道“故居”还能异地保护？异了地，一个房壳子，还是“故居”吗？故居是比任何一种古建筑都更不能离开故地的。就故居来说，“址”的真实比“屋”的真实更重要。

不过，当然，说到文物，故址上的屋也是改造不得的，更是拆不得的，没有屋，人在“故址”怎么住呀！活不下去的！

再往下看，《中华建筑报》的这个报导就更加把人“导”得糊涂了。它说，“有关部门”“公开表示”：“保护方案由该地块开发商拟订，经专家论证和公众讨论修改后，再由政府批准实施”。喔嗬，文物保护方案“由该地块开发商拟订”，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呀？这个“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是开发商的秘书办公室吗？根据“有关部门”的这段话，是不是可以推断，这份由“文保志愿者拟订”的《梁林故居保护方案》就体现了“该地块”开发商的意志？至少从行文上判断，一点不错，它确实体现了开发商的意志。不信，便请看这段话之后，立马是下一个大段落的大字标题，写的是：《引入商业运营机制》，嘿，老板们反应之快，“立场”之稳，真是又机灵又“敬业”，叫人佩服。不知为什么，咱们政府机构，那么多的人员，那么高的大楼，却总是对一些紧迫的事件做不出那么快、那么干脆利落的反应。有些事件上甚至可以说“麻木”。不是吗？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在“可能已经都拆了”的时候，直接负有责任的官员还说，“我不知道呀”，进一步又说：“大家都不知道。”如果他们说的是真话，那可是太“那个”了！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是在梁、林故居快要被拆光的时候才在舆论的推动下仿佛大梦初醒未醒做出犹犹豫豫是非不明的反应的。又在舆论紧逼之下，半年之后，才确定故居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我所知，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和长长的时间，于2004年年末正式成文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早已确定了要整体保护老城区里的老建筑，那么，落实那个“规划”该是谁的责任？为什么在大老板脚下都闭上嘴了？

吃了公家饭，总要给公家办事呀！保护梁、林故居，还那么“难于启齿”吗？学一学开发商吧，如何？

请看开发商多么地“雷厉风行”！他们是怎样在所谓梁、林故居“保护”方案中表演他们的机灵和快捷的。就在那个《引入商业运营机制》一节中，有那么一段话：“方案提出，不采取完全复原的方式，而是进行翻新设计，既节约成本，也容易被投资方接受。从功能上看，纪念馆分为休闲区、纪念区、商业区和学术区四个区域。商业区的运营可为纪念馆提供维护管理费用，同时带动该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看呐，看呐，这个所谓“保护”方案原来是要“进行翻新设计”，这绝对是世界首创的概念翻新。它的优点竟是“容易被投资方接受”，只有讨得了投资方的欢喜，管理费用和文化产业发展才能有保证，是这样吗？志愿者朋友们呀，你们是上当了呢，还是一时糊涂了呢？这不是上海“新天地”共产党一大旧址的布局吗？虽然档次和规模大大降低。

我不轻视财主，发财不容易，也要靠智慧和努力。但是，我认为在北总布胡同大动干戈的房地产商和日后的开发投资商，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意义的程度，更没有懂得要尊敬梁先生和林先生对文化、教育的贡献。他们对北京老城、对学者故居的大拆大毁已经铁证如山地证明了我对他们的评价，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些投资方接受和理解对梁、林故居的保护？为什么要讨得他们的欢喜和认可才能动手办点儿正经事？

我不是梁先生和林先生的好学生，受到他们的直接指教很少，但是我相信，二位老师在天之灵不会接受这个“保护”故居的方案，更不会同意方案制作者所说的：“这个方案强调了梁思成、林徽因在文物保护、建筑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也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方案已经“保留了故居的文化价值”。

当今这个时代，发财的路子很宽很多，但不论走哪条路，都请不要亵渎了我们自己民族的杰出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老师曾经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奋不顾身地工作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他们在连吐血都没钱医治的情况下坚守岗位，抢救民族文化的遗产。他们甚至准备好了在敌骑铁蹄入侵的最后关头以身殉国。他们的历史地位，还需要哪一位开发商来鉴定吗？

文保志愿者朋友们，我尊重你们的志愿，我也支持你们的努力，我更希望你们把文保工作看成一种文化工作，一种精神性工作，你们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民族的质量！

（一一九）

天寒地冻的日子，我应朋友的邀请，跟各路专家一起，到河北省的一个古镇去了一趟，开个会。这个村子很大，曾经有过很光辉的历史，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凡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古老村子，十之八九，都会有漂亮的古建筑。这个村子就有过二十八座庙宇、高耸的文昌阁、宽阔的大戏台、五开间的宏伟牌楼，以及七十多座规模大、档次高的豪门大宅和大量高质量的四合院民居。可惜，近几十年来，先闹了一场彻底的“破四旧”，又闹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接着是伸胳膊踢腿只顾发财致富，再加上民间生活的粗俗化，所有那些精美的古迹差不多都拆光了或者“改造”了，只剩下两座大院比较完整。街上的店铺也都改变了面目，变相又变色，不再有一致的风格了。

历史文化遗产的惨遭摧残，是全国比较普遍的现象，现在要选出一座村落，原状还比较完整，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历史标本，保护下来，已经非常困难了。河北省的这座村落，照它的原状看来，毫无疑问，本来大有资格当选为这种标本，可惜现在只能引起人们一声又一声的叹息了。

或许是“物极必反”吧，近一两年光景，有一些曾经把历史文化遗产当“遗毒”抛弃了几十年的古村，忽然摇身一变，热心起“保护”古建筑来了。广东、福建、浙江、山西、云南、贵州等等地方，都有这样的古村“重建”风，这不，风又刮到河北省来了。这是不是像欧洲中世纪末演过的那场戏，马背上挥舞着砍刀的“蛮族”把古典时代辉煌的建筑破坏得七零八落之后，又要闹起“罗马风”或者“古典复兴”来了？但是，一看就知道，不是！欧洲的罗马风和古典复兴都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起始的标志，很有创造力，前程辉煌，直到开创了一个建筑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而咱们现在一些地方的“收拾旧山河”，不过是一种刺激旅游业的发财策略而已，这也叫作“拓宽思路”。既然创新无能，就只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求助于可能胡编瞎诌的过去。但这些仿古建筑，徒然更鲜明地暴露出几十年里审美能力和生活趣味的低俗化，看了叫人心痛。更糟糕的是，黔驴技穷，竟求助于编造古村落的荒唐传奇来了，把风水术数的无稽之谈吹捧到了神奇的地位，骗得一些旅游者晕晕乎乎地上了大当，完全背离了旅游的有积极意义的基本宗旨：长知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嘛！

我冬天去的河北省的这座村子，运气还好，现在领导人和负责复建和修缮工程的人都挺认真、挺实诚。仿古建筑做得很地道精致，但他们都一一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新的“古建筑”的位置变了，有的甚至离原址达四百米上下。有的新“古建筑”因为当年破坏拆除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所以“复建”就不得不照清代官式的做，样式和风格跟原来的地方建筑有不小的差异。有的还做了些改变，以适应当代的要求，例如，把新文昌阁弄成一个好大好大的建筑群，以适应当代旅游业的要求。所好的是，他们并没有拿复建品冒充真古董来欺人的意思。这种实实在在的作风很叫我高兴。

下午开座谈会，依年龄大小排发言次序，老汉我是第一名。我客客气气地夸奖了一番仿古建筑的认真精致，造得不错，不过，想拿它们争一个“文物”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了。当地的领导朋友自己早已有这种认识，所以也不用多说。于是我就无话可说了，完成了任务，便埋下头来，一心一意地剥瓜子吃，挺香的。

接着便是两位旅游界的头面人物先后发言，主要是一位资深教授，什么主任，他先高高兴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年初，旅游业已经被列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了，很得意的样子。旅游业赚得红火，这我知道，不过，它能不能算作一种“产业”，我不明白，因此仍然继续剥瓜子吃。

接着，这位旅游业界的资深人士说：“听了刚才那个教授说，这座镇子已经不能算文物了，我很高兴，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以前我也见到过一些城镇村子，造几处仿古的建筑，就想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最希望我们认同那些伪劣的“假古董”，这位教授老实坦率的“高兴”倒刺了我一下，一分心，掸了一颗瓜子落地，便不去捡，专心听他继续往下说。他说，“地方领导人要明白，‘支柱产业’跟文物是真是假没有关系，‘假古董’不能算文物也碍不着挣钱。旅游业工作做得好坏的标准就是挣钱的多少。游客带一口袋的钱来，叫他空着口袋回去，这样就算工作做到家了。”

开这个座谈会之前，吃午饭的时候，镇子的领导人曾经说过，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了这个村子。这位旅游业的行家里手提出这件事当了活教材，他说：“你这样说活就没有意思了。你应该说，乾隆皇帝第一次下江南，路过这镇子，吃了你们有名的蟹肉馅饺子，美味叫他难忘，以后他几次下江南，就是为了弯到你们这镇子上来吃那种馅的饺子。这样说就对了，就是搞旅游业的人应该说的了。你们村子可以大搞饺子宴嘛！”

听到这位教授“传道解惑”的这一节课，我真的大吃一惊。虽然我早就对咱们国家的旅游业头头们把自己的工作归纳为“吃、住、行、游、购、娱”六字真言，很不赞同，斥之为歪曲旅游的真实意义，太低级，但还做梦也没有想到旅游业在被封为国家“支柱产业”之后，竟会有行业权威人士如此赤裸裸地提出了这么个“骗”字，这算得了“六字真言”之后的第七个字吗？

做人和做事的起码规矩是“诚信”，除了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可以“兵不厌诈”之外，这诚信是不随职业或行业而有变化的道德底线。我在上小学之前，家住在一个中等城市里，叔叔们带我上街，都会指着各色店铺里柜台上都有的一块黑底金字的木匾，给我讲解“童叟无欺”四个字的意思。想不到，真正想不到，七十五年之后的今年年初，我竟亲耳听到一位高等旅游学校的一位领导人，会教一位镇上的干部要学会欺骗，把欺骗作为当前大红大紫的一种“产业”的经营诀窍。

我一向赞成当前国际旅游业界的基本共识，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一种求知活动。因此，保护旅游对象的原真性是第一重要的，拿它们来赚钱是次要的。文化活动和求知活动是育人的，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把“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相提并论，作为知识的源泉。我也曾经读过欧洲人的旅游手册之类的书，那里知识的丰富和深入使我吃惊，老实说，比历史书还解渴。我从德累斯顿到维也纳去，火车上同座的一位德国妇女不停地给我讲一路所见城市的历史和地理，我硬了一硬头皮，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说“内科大夫”。我吃惊之后又问她，为什么她的历史、地理知识这样丰富，她宽容地笑笑，回答：旅游呀！那次旅途的见闻，使我大开心窍，一有机会我就会向咱中国同胞说说。没想到，真正没想到，我们国家旅游业的头面人物竟会教唆准备开发旅游业的地方干部先学会骗人！人家的旅游业使人聪明，我们的旅游业会把人弄糊涂，看看一车又一车的年轻人高高兴兴出去旅游，您不提心吊胆吗？岂止是多花了冤枉钱而已！

在咱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某个省里，十几年前曾经有一位很“能干”的官员，以开发旅游业的“成绩”而出过大大的风头。他在一个很隆重的省级会议上发表了长长的讲话，在报纸上占了好大的一块版面，讲的是他“开发”旅游业的“思路”。他说：“旅游资源处处有，就看领导敢不敢下手”，“旅游业就是要无中生有，虚中生实”。不妨把这两句“经典”性的话简化一下，就是要能骗、能造、能吹！他的“思路”的“杰作”之一是给他属下的某村胡诌了一个“八卦阵”的风水形局，给这个村子改名为八卦村。说实在的，这位官员倒是抓住了当前文化水平之下的群众心理，这个八卦村的旅游业有点儿起色，于是，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很快就出现了太极星象村、阴阳五行村和越王勾践屯兵窖等等“敢想敢说”的旅游点。

“诚信为立身之本”，“民无信不立”，独独旅游业可以立足于胡编乱造吗？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好心人的信，信里说，某地许多人解释不清的某村“七星八斗”的布局，现在有了答案了，是某风水大师经过仔细踏勘后辨识出来的，如何如何之神。我祝贺这位风水大师又会挣到一笔可观的报酬。不过，我要告诉朋友们，这一定是假的。因为村子里有“七星八斗”的说法，其实是很普通常见的习俗，在很宽阔的地区里广泛流行，尤其是比较富裕的血缘村落。“七星八斗”这四个字里，“星”指的是长明灯，“斗”指的是水井，“七”和“八”是流行的口语说法，意思就是“好多”，就跟“乱七八糟”、“七上八下”、“歪七扭八”、“七零八落”、“七嘴八舌”、“七老八小”、“七子八婿”、“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口头话一样。“七星八斗”，是用来赞扬一个管理得很好的村子的，说它有不少长明的路灯，就是“七星”，有足够的丰满的水井，就是“八斗”，七、八并不是确数，也就是说，这个村的公益事业做得好，祠堂里的管事人或者社首负责任。当然，有“七星八斗”的村子，其他的公益事业也会做得好，所以，这是村子的骄傲！有面子。

不要再给当代的风水师们当吹鼓手了。

可怜那个“八卦村”，终于觉悟到了，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该靠骗人赚钱，但是，现在要想摆脱那个曾经出过风头的“八卦”会牵扯很多，已经很难了，这大概也算得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吧。不过，比起鼓吹瞎编乾隆皇帝吃蟹肉馅饺子的滥故事来，这个“八卦村”还是有点儿节制的，因为，第一，它的当家人没有打算把旅客的钱包吸干；第二，只看看八卦图，还不至于诱发胃肠炎。

感谢那位旅游业的的专家，承他告诉我，旅游业的“六字真言”倒已经真的加了一个字，成“七字真言”了，这个得附骥尾的字不是“骗”而是“学”。但是，“学”什么呢？学筏工讲的黄色故事吗？学摊贩讲的如何鉴定假古董吗？总得先把旅游业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意义弄清楚吧，何必惜墨如金！

最后，奉劝旅游爱好者两句：

第一，捂紧你们的耳朵；谨防进去得太多！

第二，捂紧你们的钱袋；谨防出来得太多！

2010年4月13日

这篇杂记的文稿写完，“第一读者”大为不满，说：论证咱们民族的先辈讲诚信，总得引用“圣人”孔夫子的话，他说过很多，何况如今咱们正花大钱把他的思想推向世界。文中引街边小店柜台头上靠柱子树着的那块“童叟无欺”小牌子岂不是太寒碜。老汉我不禁拊掌大笑，答曰：如今杂货店的小老板比孔圣人可有面子多了，他们有钱呀！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圣人就已经“如丧家之犬”了，如今还提得起来吗？

附记：

2010年5月3日中午，凤凰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作家王蒙先生介绍了一位地方长官对他说的话：当今的旅游“建设”是“先造谣，后造庙”。这句话一语中的，够准确，又精练。那么，咱们这个民族还能继续用这种方式去骗钱吗？这种“精明”的“创造性”，自己糟蹋自己，老师前辈骗学生，伯叔阿姨骗子弟，能把咱们这个民族糊弄到什么样的境地？这堕落，不仅是知识的，更重要的是道德的。这样的“文化教养”，不是民族的自残吗？

《中国经济周刊》5月4日“新闻”说：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阳谷县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临清县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重修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等。而黄山则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

看来，即使随他们去闹，能耐也不过如此，武大郎水平而已！但西门大官人成了文化名人，那场面可是少儿不宜的！

人还是有点儿自尊心为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的是无毒GDP，不是无耻GDP！

（一二〇）

年过八十，终于老了，这才体验到什么叫记忆力衰退，原来它不是“渐行渐远”，而是跟拉电灯开关一样，叭嗒一声，一件事便再也想不起来了。不过，它也会有几次反复，说不定哪天就会有陈谷子、烂芝麻忽然闪进脑子，但是，那些似真似幻的故事要求证便难了。于是，有一些年富力强的朋友就逼迫我写几段回忆录，不写，便不给饭吃。不给饭吃，即使对我这样的老糊涂来说，也是怪可怕的惩罚，我便运气调息，想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有三个时期倒是还有点儿事情可记。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三是上山下乡搞乡土建筑研究时期。正好是少年时期、壮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前两个时期虽然也很有些重要的情节，不过那是全民族性的事件，我的经历跟许多朋友的一比，简直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不妨先把它们撂下。第三个时期，倒是有点儿我个人的特色，虽然未必能吸引多少人的关心，但也会有人觉得有趣。

其实，这第三个时期和前两个时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日寇侵略者在南京杀死了我的三爷爷和小姑姑，也把我从滨海一个中等县城赶到了农村。整整八年，随学校上山下乡，在祠堂里住宿，在庙宇里上课，在老乡家里洗衣服，煮白薯吃。那些淳厚的农妇，以仁慈的心对待我们这些连衣服都洗不干净的孩子。我们把从田里偷来的几块小小的白薯请她们煮，她们会端出一大盆煮白薯来，看着我们吃下肚去。我们发烫的脸都不好意思抬起来对她们说声谢谢。这岂是此生能忘记的。

第二个时期，在学校里遭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的冲击，见到了恶，也见到了善。好在闹了两年多，学校里就要“斗、批、改”了，把我们一批人弄到农场去“脱胎换骨”。农场可是美丽的，有无边的水稻和菜花，有高翔远飞的大雁和唱个不停的百灵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爽的环境，心想下半辈子务农也不赖。看来我身上流动着的还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父母的血。这一身血早晚要流回土地里去。

祖国苏醒过来不久，八十年代初，我就凭着被农场生活唤醒了的对乡土的爱，去找了我在社会学系读书时候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询问他那里有没有机会让我去做乡土建筑研究。看来费先生还有很重的顾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叫我不妨去问问翁独健先生。我以前不认识翁先生，但还是骑着自行车进城到他家去了一趟。他正在藏书室里翻书，我说了来意，他没有停手便摇摇头，我只得辞了出来。这件事正好证明我的愚蠢，那正是“心有余悸”还担心“七八年来一次”的时候，闹什么新鲜事儿。

于是，老老实实回学校，仍然干我的外国建筑史和外国园林史的研究。“隔山打牛”，挺滑稽的，何况只能从老书本上识牛。

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一晃几年过去，来了机会。1989年浙江省龙游市的政府领导人居然想到把本县村子里一些高档宗祠和“大院”拆迁到城边上的鸡鸣山风景区去，弄成一个“民居苑”。为了干好这件事，邀请我们建筑系派人去帮他们把那些要拆迁的房子测绘一下。系领导同意了。我从五十年代起便负责一门叫作“古建筑测绘”的实习课，当然在奉派之列，带着学生去了。那年代的学生学习努力，工作认真，很快便完成了任务，于是向我和另一位女老师李秋香提出要求，带他们到附近村子里再参观一些古老民居。这建议跟我的兴趣合拍，便答应了他们。

第一个想到的主意是到建德去。大约五六年前，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认识了建德市的叶同宽老师。他天分高，可惜“成分”也“高”，上不了大学，便坚持自学，终于成材，那时在一个什么政府部门做建筑设计工作。龙游跟建德相近，可是，他在什么部门工作呢，一点也不知道。但我还是带着学生到了建德。从火车站进城，上个长坡，迎面就是园林局，我们敲门进去打听，真是老天有眼，正巧叶老师就在园林局的技术科里工作。

叶老师是一位心肠火热的人，我们把愿望一说，他立即答应接待，先安排好了住宿、伙食，又立马带我们游了一趟千岛湖和一趟富春江。也看了几个小村子。

随后，我们到了杭州，住在六和塔附近，因为我们在六和塔上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把该做的工作做完，一身轻松，就到浙江省建设厅，找到了当副厅长的一位老同学。谈了一会儿，他知道了我们对乡土建筑有兴趣，就说，他老家永嘉的楠溪江流域有一大批很美的农村建筑，正好，他过几天就要去出差，如果我们乐意去，他可以带上我们。我和李秋香立即决定，先把学生们带到东阳、义乌看看，送他们上了火车回学校，我们就跟这位老同学到楠溪江去。

送走了学生之后，还有三五天时间，我和李老师都不是喜爱城市繁华的人，杭州虽然风光旖旎，毕竟还是一身城市气，于是，立即决定回建德再住几天，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好的老村子。这一回去，收获可大了，叶同宽老师把我们带到他老家新叶村，对我们此后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来说，这竟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我们当时见到的新叶村，简直是一个毫发无损的农耕时代村落的标本，非常纯正。当然，说的是建筑群和它的环境，不涉及政治和经济。它居然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一座文峰塔，据说，整个浙江省几百上千个村落就只剩下这么一座塔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过去倒曾经有过上百座。村子里其他各类建筑如住宅、宗祠、书院等等的质量都很高，保护得也很好。村子的布局，它和农田、河渠以及四周山峦的关系也很协调，简直是一类村子的典型。

我和李秋香都很兴奋，一面走走看看，一面就商量起怎么下手研究这个课题来。

待回到杭州，第二天清早搭上副厅长的车，一整天不曾太耽误，破路上磨磨蹭蹭，赶到永嘉已经天黑了，店铺都早已关上了门。小吃店也都打了烊，敲开一家，求老板给个方便，每个人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找了一家宿店睡觉。

第二天清早就下乡，楠溪江两岸的村落一下子就把我们抓住了。借一句古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这是我们以后二十多年来对楠溪江不变的赞誉。初看，那些房子虽然都很亲切，又很潇洒，但是，似乎又都很粗糙，原木蛮石的砌筑而已。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什么吸引了我？哎哟，原来那原木蛮石竟是那么精致、那么细巧、那么有智慧，它们都蒙在一层似乎漫不经心的粗野的外衣之下，于是就显得轻松、家常。看惯了奢华的院落式村舍，封闭而谨慎，再看这些楠溪江住宅，那种开放的自由随意的风格，把我们的心也带动得活泼有生气了，仿佛立即就能跟房主人交上好朋友。这真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我们是从温州乘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北京的。路上，我们兴奋地把一个研究计划讨论定形，只待动手干了。但是，经费呢？怎么办？总得有几个车票钱吧。“一钱难死英雄汉”，这是武侠小说里的老话，连秦叔宝那样的好汉都被逼得上市去卖黄骠马，我们能卖什么呢？只有一辆破自行车！总不能带着学生一起行军吧，好几千里路呐！

几年前建议费孝通先生和翁独健先生领导起来去做的工作，难道还依旧是空想？放下不做，那可是太可惜了，农村里拆旧建新的风已经刮起来了，我们当然不反对造新房子，但总得留下几处这么美的老村子呀。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忽然出了个奇招：先做新叶村，问问叶同宽老师有没有可能向建德的什么单位筹点儿路费。我们精打细算，把人力压缩到最低，第一次去四个人，要四个人的来回车票。

就这样病急乱投医，有点儿滑稽。不料宽厚的叶老师回了信：可以！很快就把钱寄过来了。那时候他是一位极其平常的普通技术人员，甚至还不是正式进了编制的人员。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了，我们跟叶老师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次面了，我从来不问他，这笔钱是他从哪里筹来的。我隐隐觉得，这钱是他私人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公款里报销这笔路费。找人去“筹”？没有一丁点儿借口！是叶老师开动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工作！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去返还这笔费用。数一沓钞票递过去吗？那是亵渎，我宁愿一辈子背着这笔债，活着，就努力干！

我们的工作得到的第二笔经费，是系资料室管理员曹燕女士把卖废纸的钱给了我们，这钱本来是她们的“外快”福利！钱不多，但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心意！我们买了胶卷、指南针、草图纸之类的文具。

第二年，1990年大约三月底，李秋香带学生动身去新叶村之前，我陪她到海淀街上去买一只摄影用的测光表。那时候我们都不会摄影，尤其估不准正确的曝光量。用的是三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老相机，根本没有自动装置。一路上，我们细细地讨论了研究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估计他们这第一次的主要任务便是测绘，正式的调查放在秋天动手，那时候我便没有课了，可以一起去。他们走了，我这个年长的老教师，心里嘀咕着：从杭州到建德去的公路还在修，要乘多少时间的公共汽车？不知道！村子里没有电话，我家里也没有电话，整整一个月，生死不知。唯一可以给我一点宽慰的是毕竟有叶老师在那里，我们都信任他。

大约四月底，或五月初，忽然，一天，李秋香带着学生们回来了。在走廊里，他老远看见我就挥手，高声喊：“完全可以成功！”赶紧让她们坐下，问：“成功了哪些，测绘还是调查？”答：“都做了。”问：“可以写成文吗？”答：“可以，暑假后完成！”

大约九月份吧！她交出了一整本稿子，五万多字。我连忙看，好家伙，居然只要把照片和测绘图配上差不多就可以成书了。当然，这种工作要做好，去一趟是不够的，有些情况还不够肯定，有些大范围的平面图还要补测。那么，问题又来了，眼看着可以有大成功的事，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再请叶老师想办法吧？

恰好，台湾允许大陆的人去探亲了。我想也许我可以到海峡对岸去弄点经费来。我去了，带去一本《外国造园艺术》的稿子，在台北的重庆南路找到一家出版商，山东人，卖给了他，拿到几百美元。

回来，我和李秋香带着另外一批学生到新叶村去了，把该补的工作都补上，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已经有了铁打般的信心。信心一上来，就坚定地确认，这个乡土建筑研究工作，是应该在全国规模化展开的。全国的展开，不过是我们的傻念叨，但我们自己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坚持做下去，还是有可能的。

新叶村的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村里的几位老朋友们陪我们造访了十几个村落，最后选定了二十几里外的诸葛村作为下一个课题。楠溪江嘛，只好再待一两年了。

这时候，楼庆西老师自告奋勇，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组合中来，我们形成了“三人帮”。

第二年春节前夕，我带着新叶村的书稿又到了台北，找到了一个建筑师的组织，跟他们约好，由他们出书，有多少收入都归他们，但先得给我些钱，我好着手往下做。这是高利贷。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出了几本书之后，大陆的出版社也会答应做了吧。跟学院申请经费，那是不可能的，在一次学生设计作业评分会之后，有几位教授竟然大声评论我们的工作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吃饱了撑的”！我们只好听着，万一压不住火，抬起杠来，说不定会闹得连暑期实习的学生都不分配给我们，我们能找谁画测绘图呀！没有测绘图，书的价值可就差了一大截了。

这本书在台湾倒是出版得非常快，但是，想不到，书的作者署名竟是那家建筑师组织的头头了。从头到尾，书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为了几个钱的经费，我竟把书的著作权都卖了吗？但我怎么去争呢？隔三差五，警察局的小头目还要到我家找我“聊聊天”呐！我一百零五岁的老母，几十年不见，多少相思，但为了怕那个满脸堆笑的警官，竟舍得催我快回大陆。

正在为难的时候，台北一个大学的建筑系邀我去讲讲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我去了，讲了。特别讲了讲我们在新叶村工作的时候，只有四五里路距离的另一个村子里有一组日本人也在做咱们乡土文化的调查研究。他们照相是黑白的、彩色的各两套，一套是照片，一套是录像，一共四套。而我们却只有一个营造学社留下的照相机，用的是黑白胶片。那些日本人，见到我们的寒碜相，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们不必拍照了，以后要什么照片，向我们要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们。以后中国乡土文化的研究中心肯定在我们日本”。讲到这里，听讲的学生们就有了点儿动静。我这个经历过整个抗日战争的人心里很难过，大声喊：“不可能！我们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研究中心建在中国”！一下子，学生们站了起来，又鼓掌，又呼喊，非常激动，有几个男女青年，走上来围住我，说：“坚持下去呀”，“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可以去参加工作吗”？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哪儿有什么两个中国呀，我们又能在文化工作上一齐打一次抗日战争了！

当天晚上就有一家出版社来了电话，约我第二天早晨在某个餐厅见面。我准时去了。出版社的老板很客气，也不乏热情，说了许多恭维话，目标就是，把我们每年的成果交给他们出版，他们可以预支稿费作为我们的工作经费。我提了一个每年需要大概多少钱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我马上给楼庆西打了个长途电话，问问学校这件事可不可以做。第二天，来了答复，说是完全没有问题，连什么什么人的钱都能要。于是，这件事就定了，我写了个条子，签上我的名字。我要的每年的费用比我们在新叶村的花销高一些，因为考虑到还要把工作面扩大，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开辟。那样，不但交通费要高得多，而且不可能都像在新叶村那样，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人总是要吃饭的，还要睡觉，吃饭睡觉都要花钱，这是硬道理。甚至，我还想到，如果能一年完成两个或者两年完成三个课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份书稿自己另找出版社，在大陆试试如何！

有了点经费，多了一个人，我们就同时开展了两项工作：诸葛村和楠溪江中游村落的研究。

工作经费有了，就要动手干。不料，一年前把我们带到楠溪江去的当副厅长的老同学却忧心忡忡来劝阻我们了。他说，他是用小车把我们带去的，那很安全，而我们带着十几个学生乘长途汽车去，那可不行。因为，这条路线上，当时的记录是平均每天要发生死人的车祸八次，太危险了。不死，丢一条胳膊也够呛！

但是，楠溪江的村落太美了，人文气息太可爱了，不写它们，我们的工作会留下永远的遗憾。我们横下一条心，非去不可。不过，我们让了一步，包一辆中巴车去，毕竟有了出版社的预付款。那天很早钻进车厢，门一闭合，我们多少还有点玩命的感觉，“风萧萧兮易水寒”，生死由天。那车太不争气，大约是烂泥公路太颠簸了吧，一路抛锚，一路修理，晨前五点从杭州出发，后半夜两点钟才到永嘉。车子在瓯江边上修理的时候，我们见天上好大一个月亮，才知道那天是中秋节。

到了楠溪江中游一个预约好了的蘑菇罐头厂，吃了一点东西，倒头睡下。天一亮，就起来，按计划开始工作。男男女女的同学们，利利索索，神气活现，不喊累，不迷糊，我们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

就这样干了两年，成果出来了，厚厚的一份楠溪江的稿子，交给了台湾那家预付了钱的出版社。诸葛村的嘛，还得再干一年才行。

不久，书倒是出版了，美编大过了一把瘾，把正正经经的学术著作的版面弄得花里胡哨，“桃红柳绿”，像儿童读物。原来，这家出版社就是以出儿童读物为主的。署名呢，封面勒口里面倒是有短短一排小于臭虫的字印着我们所在学校的名字。要找我们几个工作者的名字可难了，原来印在勒口的背面，也就是从来都空着的夹缝里，称呼是“主持人”，模模糊糊。字的大小嘛，大约和跳蚤相仿。倒是并不寂寞，因为有杂志社全体三十一位工作人员的名单陪着我们，包括资料、印务、业务、财务等。只是没有清洁工。

更叫我们心里难过的是这些书在大陆不发行，买不到，而我们本来是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引起社会注意，推动研究抢救下一些村子。

我们看了这部书很吃惊，但是，我们毫无办法，我们还需要他们的预付稿费，否则，我们怎么工作呢？对于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决不动摇，但我们的困难和坚持，有谁知道，有谁理解，有谁能帮助呢？

于是我们只好豁出去了，不动声色，继续向这家出版社交稿子，一年一本，换取他们的出版和预支稿费，更要争取乡土建筑被人认识和重视。当时，我们的共同追求，就是只要这件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能够逐步被理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毕竟是为了国家的文化积累和民族文化的提高而工作的，如果仅仅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早就另干别的了。

不过，事情很不顺利，出了四本书之后，继续把一本又一本的稿子陆续送去，而且是题材比较好，资料比较丰富的，却一本又一本地积压着，十几年过去积压了将近十本了，还没有出版的消息。一次又一次的追问，都只有模模糊糊的应付。我们并不图因这些书的出版一下子成了大名人，发了大财，但我们确实希望这些书能促使更多的人认识乡土建筑的价值，一起来动手研究，一起来动手维护。我们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颐养身体而上山下乡的，我们为交过去的稿子像石沉大海而焦急。

好在我们还留了个心眼儿，那家台湾出版社每年提供的费用做了一个课题后还能剩下一点，我们拿余钱再做一个课题，精打细算，吃苦耐劳，一年或者两年可以另外多写一本书，这成果就可以由我们自己处理了。英国有一家基金会给寄了三次钱来，在依规矩交了学校什么科室的“提成”之后，其余全部都用到了工作上，而且仍旧是精打细算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

参加了上山下乡做测绘的男女学生，吃苦耐劳，没有半句怨言。到福建去工作，一位学校足球队的队长，饭量大，每餐吃了一大碗干饭之后，就“暂息”了，等大家都吃够了，放下筷子，他再来把大碗小碗打扫干净。

又一次，在陕西，调查黄土窑洞，也有两位大小伙子没有吃饱。有一天，正好需要到县城里去找资料，就叫他们俩搭伴去，特别叮嘱他们，“工作细一点，不着急回来，午饭在城里吃，吃好一点，记得要发票，回来找李老师报销”。不料，午饭前他们就赶回来了，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李老师一看见他们就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了。

其实，同学们早就知道我们缺钱，总是帮我们节省。第一次到楠溪江工作时候，乡间只有机耕道，也没有公共交通车。哪天工作的地点远一点，就得早早起身去抢雇一辆三个轮子的“蹦蹦车”。比四个轮子的便宜了一半多。车小人多，大家就站着，车底盘又很单薄，所以这一辆车上重下轻。机耕道上老车辙一层叠一层，“蹦蹦车”几乎是跳着舞走，真是“蹦蹦”得厉害，有过好多次险情。有一天，在我们前面有一辆“蹦蹦车”，扬起漫天尘土。我请司机开慢一点，跟前面的车拉开点距离。不料，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没有那尘土了。我们把车开上去，下车一看，那辆“蹦蹦车”掉进江里了。幸好天旱，江边露了土，没有发生大事。出了这样的险，同学们仍然十分镇静，没有过一句扫兴话。

诸葛村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就到江西省婺源县去了。楼庆西先从安徽过去，我和李秋香为了顺便看望叶同宽老师，便乘汽车从建德、开化过“十八跳”这条路。不料，到了衢州。再向前去就没有公交车了，因为这一路当时土匪猖獗，车辆已经停开了。小客店老板说，土匪怕官，所以都知道哪些牌号的车不能抢，这路上，一个礼拜总会有几辆不能抢的车来往，运气好了，可以搭上回头车。我们在路口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一辆回头空走的公家车。坐上车，司机叫我们把照相机、钱包等等放在明处，万一土匪来抢，立刻奉上，就没事。那天在车号的保护下，平安到了婺源，住在清华镇。后来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公安分局的头头们叫我们雇用他们的囚车跑点，可以万无一失，一天二百五十元，否则难保安全。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鬼哭神号般地跑村，但他们不给任何凭证。有这样几天的囚车经历，倒也是一辈子的有趣话题。

有学生们的努力，我们把出版社提供的费用精打细算，再加上中外朋友们的零星支援，终于陆陆续续又额外挤出了几本书稿来。这时候大陆的出版社有了点活气，三联书店、重庆出版社和河北出版社，陆陆续续把我们用余钱写的几本书拿去出版了。毕竟乡土建筑自有它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书多少引起了一些大陆学者朋友们的留意，产生了一点点影响。渐渐地，以村落为单位的综合了地理、历史、文化的乡土建筑研究终于成了乡土建筑研究的正宗、主流，取代了单纯的艺术性或者技术性的以单个建筑为题的研究，于是，乡土建筑研究的价值、地位大大提高了。在我们的推动下，乡土文物建筑的保护，也以整个村子为单位了。住宅、寺庙以外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必须的建筑，受到了研究者和保护者的重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依靠二十多年的经验，提出了乡土建筑作为文物时的保护原则和方法，这原则和方法也已经被文物主管机关认可、接受，成为主流而普及了。

从浙江省新叶村开始的乡土建筑研究终于成了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虽然我们最重要的代表作或者只在台湾印了几本，或者还把稿子压在台湾的出版社。

这时候，我们这个小组又添了一个罗德胤。

正在这口子上，发生了三件叫我们高兴的事。第一件，台湾那家出版社息业了，不得不把积压在他们那里的我们几本书的原稿送到大陆清华大学出版社来出版了，也因此不得不按照大陆的出版规矩表明我们三个人是这些书的作者了。一出版，就有两本书得了碰头彩，一等奖。可惜书的装帧设计还是那家台湾出版社做好了的，把书搞得很贵，又不成样子。第二件，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把二十年前我们在台湾出版过的四本书重新出版了，印制都比较精致大方，没有了儿童读物式的花哨，像正经的学术著作了。同时，也正式标出了它们的作者的名字。第三件，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我们得到了老同学主持的规划设计院的经济支援，谢退了台湾那家出版社的钱了，我们只要实实在在地工作，像一个真正的学术工作者那样实实在在地工作就行了。

但是，还是有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咱们大陆的出版社忽然改制了，都要我们支付出版费才能出书，价码可不低，于是，我这个老头子就不得不再去募化。向人讨钱，毕竟不是愉快的事情，有时候难免斯文扫地。好在早些年已经把读书人的傲骨粉碎了，既然能在权力前为苟生折腰，当然更不妨为抢救文化遗产把腰对折，来个“百炼钢成绕指柔”。

乡土建筑研究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工作，我们的方法原则也大体在前二十年里成熟了。我们国家有几十万个村落，乡土建筑变化多端，到现在连它有多少个大系统都没有摸清。应该做的事太多了，而在当前的建设中，开发中，乡土建筑又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日夜去抢救还来不及，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挣钱之余顺手做些工作是万万不行的。我们要的是工作成果，不是要出几个声名赫赫的“专家”、“学者”，名留青史而又口袋饱满的。

真学者都是老实人，缺心眼儿的！

但是，家徒四壁，这最后一段黄泉路怎么走？唉！

2010年5月

（一二一）

二十多年了，一进春季，我就会一天翻几回月份牌，看阴历三月三到了没有。倒不是因为那天是玄天上帝万寿的日子，村子里迎神赛会，热闹得不得了，而是因为，季节到了，南方的田野里，油菜花会金光灿烂地闹到天边，中间闪烁着一片又一片的鲜绿，那是水稻秧苗田。那种生机勃勃的美，不是天生的，而是农民弟兄们辛苦培育出来的，格外地动人。

我年年下乡多少次，村子里的朋友们知道我的喜好，冬尽春初第一次邀我去，总是在三月三前后，我几乎是次次不漏。虽然不是年年去同一个村子，但去新叶村的次数确实是多一些。

我们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是从新叶村开始的，理由之一就是它美，尤其是三月三前后。当初，我们连路费都掏不出来，在建德县旅游局设计室工作的同宽是新叶村人，我们在很早之前就相识，是他，给我们筹了四张来回火车票。到了村子里，吃、住在他兄弟同猛家。同猛是个从早干到晚的人，一天说不了一句整话，招呼我们的是同猛嫂子。为了让我们吃好，她常常连夜磨豆腐。山野菜抽了嫩芽，她便提着个竹篮子上山去采，女儿一放学就帮着择。男孩子像他爸爸，小学生，一天说的话不会比他爸爸多，但是奇怪，却能跟我们带去的大学生们玩在一处。我们的日子过得快活，工作干得很顺利。

同宽老师是个既热心又细心的人，虽然在城里工作，却时时关心着我们在村里的生活。有一次，我们多带了几个学生去，他就向城里的一个宾馆借到了好多张新床，弄了一辆大卡车运到新叶村，放在一座还没有完工的房壳子里，我们的学生就有了弹簧床睡觉。这些铁床很重，同宽老师一个人把它们扛上车，卸下车又背到那房壳子里，一张又一张。那天，是他因病住院治疗好久刚刚出院的第二天。

下雨了，同宽老师从城里骑车几十里赶回家，给我们的学生每人买来了一双拖鞋。看见我们蹲在路边吃豆腐丸子，转身就去买了一瓶卫生酒精和一盒消毒棉花。我们工作日子多了，又带我们到村边一个解放军兵营里去洗澡，学生们弄得比在学校里还干净些。

整个新叶村，所有的人，都支持我们的工作，有求必应，不求也主动帮助。早已退休了的老乡长、老会计，几乎天天从早到晚掺和在我们中间，伸胳膊抬腿，也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自己答不利索的，就去找明白人打听。有一次，要测绘一座规模很大的宗祠，请他们帮忙借高一点的梯子。他们说先去各家找一找，不料，过不了多久，二位老人家竟扛着一把特别长的梯子跌跌撞撞地回来了。我们的学生一哄而上去替换他们，他们却又忙着把梯子竖了起来，架到了大梁上。

每天要做两板豆腐的昭荣先生，是同宽的小学同学，一到傍晚就来问一问，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我们请他帮忙搜寻各种纸质资料。他认真得很，山神庙的签、春节的门联、门神，不断地找来。更加意外的，是有一天汗流浃背地挑来了两箩筐的书，四十多册，一看，竟是全套的《玉华叶氏宗谱》，可把我们乐坏了。又有一天，我独自到他家去讨教村史里的问题，坐在里间。谈到天快黑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吃了晚饭再走。我怕太麻烦他老妻，硬是站起来就走，他只好送我出来。想不到，堂屋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连黄酒都已经斟满了杯子。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稍稍一犹豫，还是装糊涂出来了。他们夫妻俩站在大门口，一脸的失望。从此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心里装着沉重的感谢。

到第二年深秋，在新叶村的工作将近结束，我们又要再找第二个课题了。几位朋友一趟一趟地步行带着我们看尽了周边的村子，找不到合适的，他们比我们还着急。后来，终于选定了诸葛村，那是同宽读中学的地方，离新叶村不远。

到了诸葛村工作，我们还是忘不了新叶村。诸葛村商业发达，居民早就到全国各地甚至香港去开拓了药材市场，我们住在街上的合作社小旅店里，两块五一天，非常好。也交结了几位镇上的热心人，处处照顾我们，甚至为我们当了一次意外的“保卫”，使我们逃脱了一群手持棍棒的民兵的拦截和追捕。但是，镇上生活和村里生活气息不一样，我们还是会隔几天就抽空搭上蹦蹦车到新叶村去转转，去享受那种农村味的友谊。

有一次我独自个儿去了新叶村，进了同猛家，同猛夫妻俩下田去了，我四周一看，厨房的格子窗里，他们的孩子围金，正向外张望。那孩子一整天都不会说一句话，玩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几个人把他扔得高高的，他都不吭声。我从堂屋走到厨房去找他，他却一转身溜出了家门。我独自上了楼，从同猛床上拿了“竹夫人”，下楼，掏出照相机来拍了照。这是一位研究古代名物的朋友托我的。拍完，滚上床打了一阵瞌睡。快到该做晚饭的时候了，围金才悄悄回来，一看，手上提着一篮子栀子花，这种花挺香的，可以炒来吃。原来他一声不响上山给我摘野菜去了。

还有一次，也是我独自一个人从诸葛村过去的。那年大旱，草枯树凋，但老乡长一定要叫我带些橘子走。上了山坡，进了橘园，一看，赖赖巴巴，橘子不成样子。他爬上爬下，采不到几颗好果子，又急又恼，气头上用劲撅下了几把带叶的树枝，挂着几只病恹恹的橘子。歪打正着，这些枝条倒还挺有画意，我带回家插瓶子，可好看了。但是，不久，信息传来，老人家走了，跟着，老会计也走了，我心里那个痛呀！

就这样，二十年下来，或者专门去一趟，或者过路去一趟，总是断不了去看看新叶村的老少朋友们。哪个姑娘出嫁了，哪个小伙讨了老婆，都知道。同猛家的一子一女，一个当了拖拉机手，一个嫁到邻村，很难见到了。但只要一进村，老的、壮的，都认得。无论哪一家，进去，坐下，就能吃饱肚子，还有家酿的米酒喝。少的也知道我们是谁，拉上他们的小手，都不发怵，妈妈早就告诉过他们，跟上老爷爷，哪里都能去。

但是，我们每次去，都会沉重地感到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可爱的新叶村不断地拆旧建新，一天又一天地淡去了它朴素天真的面目，淡去了它农耕文明的性格特征，淡去了它的亲切和宁静。我们并不要求每个村子都保存它们的旧貌，但我们希望保存很少几个有时代代表性的村落。新叶村本来是一个可以说完美的典型。

终于，前年好消息传来，建德市领导下决心要恢复新叶村的旧貌，他们都知道我们因此会很高兴，于是便来打了个招呼。这几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破坏了大量非常优美而且历史文化信息量极丰富的古村落，现在，有了这么个另辟蹊径的市领导班子，我们还能退后吗？于是高高兴兴地去了！

但是阔别了几年，这一回，我们是乘着市里高级轿车去的，是被西装革履的人们簇拥着去的，是在城里最高级的大宾馆睡足了才去的。

到新叶村口，在已经被改为村政府的大祠堂里息了一下，我们几个人就被市里领导和记者们簇拥着到了文昌阁前。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都是我们多年的铁哥们儿，还有他们长大成人的儿女。一见到他们，我兴奋，他们也兴奋，大家都跑了几步，就拥到了一块儿。正在叽叽喳喳互相问候，忽然一个人举着个什么东西赶了上来，叫着喊着把朋友们轰开，生生弄出了一块空地。我一愣，就被这个人拉进了空地，眼前塞过来一只话筒。气还没有喘定，他就一本正经提了个什么样的高深的问题，我眼角一瞟，不远处还立着他的伴当，扶着摄像机。我这个人，一向不算很暴躁，这时候却发了火。他推开的是什么人？是多少次招待我们住过吃过的人，是给我们扛过高大的梯子、搭过架子的人，是陪我们十里八里到四方去看过许多山村的人，是用扁担挑着两大箩筐家谱给我们送来的人，是我们不必打招呼就随时可以到他们家床上睡觉的人，是从柜子深处找出母亲的嫁妆让我们拍照的人。他们是二十几年来我们天天记挂着、感谢着的亲人！这样的亲人，怎么可以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开。于是，我一言不发，扭头抛下记者先生就走了，走到我每次到新叶村来都邀我去吃饭的昭荣家。他在，他大儿子也在，我们快活得不得了。可惜，我是在一个小“队伍”里，不好意思脱离大伙儿，又一次推脱了老朋友家的午餐。因为我早告诉过他春天准来，他的妻子，一位很利索的老太太，显然已经为这顿午餐准备很久了，这时脸上又铺开了遗憾的笑容。那份遗憾，我从心里感受。但是我实在不能脱队坐下，于是，我和昭荣相约，明年准来吃饭。

今年年初，忽然收到了一份大红帖子，建德市政府邀我到新叶村过三月三，节后还有些人一起讨论一下新叶村的复原方案。过去嘛，叫我去一趟，打个电话就行了，今年这邀请函大大的，手指一弹嘣嘣响，我不自在起来，虽然很高兴去讨论这样一个课题。但是，心里已经没有了过去会朋友甚至回老家的那种又亲切、又兴奋的感觉。

准时到了建德市，被接进了不知几星级的大酒店，豪华得很，转悠半天也闹不清怎么才能到登记了的房间里去。好在有服务员赶过来引导，没有弄得迷失在蜘蛛网似的过道里。晚上想洗澡，进了卫生间，那么多圆的、方的、带把的、用按钮的大大小小疙瘩，一个个闪闪发光，我该动哪一个呀！于是便想起同猛家的热水壶和大木盆来，我这个没药可治的土包子呀！于是，我靠在窗前，眺望富春江迷人的山水夜色，村子在哪里？老朋友们知道我又来了吗？明天第一个挤上来搂抱我肩膀的会是谁？思念消减了一点我的陌生感。

第二天，正是三月三的大节日，乘宽阔安逸的商务车到了新叶村，文昌阁前的广场里居然没有一点点庙会的气息，“净过了场”，连一个摊贩都没有。广场空空的，一周圈拉上了绳子，还挂上了一片片的红绸带，地上满铺了一层浅蓝色的塑料毯子。面对着文昌帝君，搭了一个三层的台子。我一下车，就被牵着登上了台子的最高层。居中坐下，正好可以呆头呆脑地望文峰塔。广场里排着椅子，广场外缘站着几层来赶庙会而不知道眼前会闹什么把戏的乡人。接着，仪式开始，主持人介绍了坐在台子上二十来个人的身份，一个又一个，这个过程里，圈子边缘的人们发现这场仪式跟他们毫无关系，不演戏，也不耍猴，便一个又一个地走开去了。轮到了介绍我，我一时激动，用巴掌圈在嘴边，向乡人们喊了一句：“我相信你们会认识我！”我，我是什么人呢？是你们的铁哥们儿呀！你们不要丢下我啊！但人群里并没有老哥们儿回应，我泄了气，只好坐下。本来挤在广场边上赶庙会的乡亲们是来买一碗又香又嫩的豆花吃的，这是新叶村三月三有名的美食。今天，今天那豆花担子挑到哪里去了呢？天气还有点儿凉呀！

台上的贵宾介绍完了，广场边上的人也走散完了。于是乎，我一抬腿下了台子，一溜烟找老朋友去了。哥们儿没有一个来到小广场看我们在台上的呆相，我刚才也是心里难过，才空喊了几句。

不料，事情没那么简单，刚刚走出小广场，马上左右臂都被人抓住，一看，是穿着花衣服的礼仪小姐，过来要搀着我。虽然我眼力很不好，还是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但是一旦被扶持，我就难以摆脱了，只好低着头走，挺难过的。

先到了昭荣家，因为他家正在从文昌阁进村的路口。推门就见一桌丰盛的酒菜已经摆好。这可是我们有约在先的呀！我去年答应过他两口子今年三月三一定要喝一碗他家自酿的老酒。但是，前后左右跟着这么多人，这顿饭怎么吃呢？只好苦笑，湿着眼睑招呼了半句：“秋天再来”，就转身出来了。这可是我第三次在他们家推辞了满桌的酒菜，而且还带着敷衍性的承诺，心里很难过。昭荣的两个儿子，都已经五十贴边，这天因为过节，也赶回家来等我。老二是位书法家，还写过一本分析书法艺术的书，正式出了版。这天他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为我祝八十大寿，我一眼见到了，为了怕引起祝寿的话题，假装没有见到，可是心里那个激动呀——他们把我记得那么清楚！出来走了不远，两位兄弟追上来了，村里的小街小巷很窄，他们悄悄地地跟在后面。我发现了他们，立即把这对兄弟请到身边来，并且客客气气遣走了两位礼仪小姐。他们哥儿俩一上来就抓住了我的左右手，开口叫伯伯，我的心里终于涌上了软软的暖流。在小巷里三个人横着往前走，霸住了小巷，霸得开心，走了一家又一家，进去问好。忙着拍照的记者，多少知道些情况，笑着对我说：“你享受着两代人的友谊呀”！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就没有躲开他，倒希望他多按按快门。

这天是节日，家家都几代人团团圆圆，一桌子摆着满满的吃食，其中有传统的三月三专用食品，一种大大的丸子，不知道怎么做的，我也不问，反正好吃就是了，进谁家门都抓起来吃一个。两条巷子走完，肚子就饱了。只遗憾从同猛家出来的时候，嫂子和他们当上了挖土机手的儿子还在厨房里忙着，准备留我吃饭，我却没有好好告别。但她竟有足够的敏捷把一大口袋节日吃食塞到我身后的同伴手里。

乡亲们呀！下次我一定悄悄地一个人来，住下，把心里相思的难过化掉了再回家。但是，老乡长当木匠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还能见几面呀！”倒是同宽老师心真宽，在人群里喊道：“明年我钓一尾大鱼等你。”老天爷，你就成全了我们下一回吧！

2010年4月

（一二二）

梁思成老师的书斋里，南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不大又不长，刚刚好适合小小书斋的尺度。上联写的是“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下联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梁先生说，上下联都是集句。我知识浅薄，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它们的出处。正朝着这副对联，北墙上挂着一条不大的横幅，写的是“致远”两个字。

对联是太老师任公先生的亲笔，工整而清秀，没有题款。下联那个“去”字，很简单，但写得有点儿特别，底下那个三角形却写成了菱形，我是请教了梁先生才认定的。

我很少到梁先生书斋去，偶然去了，进门一出溜便坐到北墙根的一只条凳上，所以面对面把南墙上那副对联看得仔细。记得下联的空白处，任公先生见缝插针，散散乱乱添了几行小字，可惜我那时不懂事，没有用心把它们都记下来，现在只想得起个大概。这“大概”大概是：梁先生在美国学了艺术，而学艺术的人必须有白鸥和芙蓉花一般超脱的襟怀、高远的情操，否则就不能真言艺术，所以把这副本来挂在自己书斋里自勉的集句联给了梁先生，勉励梁先生加强修养。

那时候，建筑学在欧美是被列入艺术类的，对联上小字写的“艺术”，指的就是建筑学。任公先生用这副对联告诉梁先生，当个建筑师，不但要飞得高、望得远，还要“质本洁来还洁去”。否则，鼠目寸光，追名逐利，就专业工作来说，不过能当个匠人而已，就为人来说，便是不入流品的了。

那“致远”两个字的横幅，不是任公太老师写的，又刚好挂在我的头上，以致我不能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上面有没有太老师的夹批，我记不得了，恍恍惚惚好像有几个小字，说这幅字是“乡前辈”某人的手笔。但我这记忆可靠不住。“乡前辈”之说很可能是我问了梁先生是谁写的这两个字，梁先生才告诉我的，却被我忘记了。

那幅“致远”的含义和那幅集句联的意思是完全契合的，可见任公太老师对它们十分重视：做人要超脱一些，眼光要开阔一些，万不可沉溺于追逐名利。

这就是梁思成先生年青时期受到的一份“家教”，一位近代贤哲的家教。梁先生把这副对联和横幅分别挂在书桌左前方和右前方，是书斋里仅有的两件壁饰墨宝，抬头可见。显然，梁先生把它们当作终身的座右铭，努力去实践。

梁先生的学术工作几乎全都是在祖国最危急的时候进行的。他和林徽因老师一起，骑着毛驴，走进太行山，历千辛万苦，去寻觅可以作为民族历史和文明见证的古建筑，既为了担心日本侵略战争爆发后可能遭到的破坏，也为了打破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遗产研究的垄断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最危急、最艰苦的时期，梁先生和林先生双双蒙受着贫困和重病的煎熬。他们一家住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叫月亮田的三家村里，好不容易从北京带出来的一点点细软已经卖光，看不起病，买不起药了。林先生患的是肺结核，长期高烧不退，还咳血，却没有最简单的治疗，只能躺在床上干熬。梁先生则穿着铁背心，用茶杯托住下巴颏，忍住腰部炎症剧烈的疼痛，坚持写作《中国建筑史》，还画插图。同时，用古老的石印方法，在荧光似的油灯下，一页又一页地亲自动手印刷《营造学社汇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江边的小村里，二百本汇刊的出版，意味着什么呢？不只能是意味着这个苦难的中华民族决不会倒下去吗？

在这样贫病交加的生活中，更不幸的，是林先生唯一的亲弟弟，一位英勇的空军战士，在一次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壮烈牺牲了。林先生痛苦至极，过了好多年，才能强忍悲痛写了一首长诗纪念他。

这期间，一些美国朋友了解到梁、林二位老师的情况，诚心邀请他们过去，好好治病。但是，梁先生答复他们道：“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难免死在刺刀和炸弹之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大地上。”

病弱的林先生则回答幼小的从诫兄说，她和梁先生已经决定，万一日本侵略者打到了月亮田，他们将义无反顾地跳进长江。她告诉从诫兄说，这是有气节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无力回天时候的老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顾不得你了”。

几年前我只身来到月亮田二位老师住过的老屋前，居然看到了远处扬子江闪着耀眼的金光。我真的羡慕江中的每一滴水，它们竟被选中拥抱我们民族最优秀、最爱国的英雄们！

八年的浴血抗战，国恨家仇，刻骨铭心，梁先生和林先生一一亲历。何况梁先生还因公务而常常要到重庆去，那里日本侵略者曾经炸死过我们多少万同胞。但是，在大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军的转折之后，梁先生受委托以一个建筑史专家的身份，提出了在反攻时保护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不受轰炸的建议。我能够理解梁先生当时的心情——痛苦！因为我虽然比梁先生整整小了一辈，但我的亲人中有两位在南京遭到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屠杀，我自己也有死里逃生的经历，包括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梁先生出于良知，以全人类永恒利益的眼光和襟怀提出了他的建议，没有沉溺于仇恨。早在我从社会学系转学到建筑系的时候，潘光旦老师就给我讲过这件事，并且告诉我，这是国际上共认的“公约”。还说，“二战”末期，盟军在意大利一登陆，墨索里尼很快就放弃抵抗，宣布投降了，并且身陷俘虏之列。理由之一，就是怕意大利遍地皆有的光辉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盟军接受了他的投降，也妥善地保护了那些可贵的文化遗产，虽然最后还是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希特勒没有投降，坚持顽抗到底，造成了西欧文物的大量破坏，罪上加罪。我理解了梁先生对敌人的宽容，也理解了梁先生对文化的热爱，但经历过整个抗日战争，目击过它的残酷，我没有梁先生那样宽阔的胸怀。当然，我也理解，冤有头，债有主，仇恨总不能没完没了。“大同世界”毕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但是，梁先生却没有保住他自己祖国的、也是全人类最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之一——北京城，也没有能使我们全民族都理解保护自己祖国的多姿多彩蕴有极高文化价值的历史遗产的意义。由于这种文化的无知，如今大拆大毁历史遗产的事正在全国蔓延，甚至愈演愈烈。无知转化为野蛮。

这是梁先生的悲哀，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哀。全人类的悲哀！

要我们深入理解任公太老师的教诲，去理解“万里谁能驯”的白鸥和“天然去雕饰”的芙蓉，或许会有点儿隔膜。我们不妨从更容易理解的教导着手。1922年，太老师曾经在苏州给学生们做过一次公开演讲，把思想阐述得比较容易理解。在演讲的开端，太老师说：“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我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

任公太老师接着说：学做人，就得在“知、情、意”三方面下功夫。“知育要做到人不惑；情育要做到人不忧；意育要做到人不惧。”要不惑，就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要不忧，就是“建立仁的人生观”，不忧得失；要不惧，就得“心地光明”。在阐发“不惧”的时候，任公太老师反反复复地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着，“要不为劣等欲望之牵制。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就完了”。“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决不会成一个人。”这话就很重了。

任公太老师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只有“知育”，“就算知育吧，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总体智慧，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把它的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诸君呀，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了些断片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诸君啊，你要知道危险呀！……我盼望你们有痛切的自觉啊”！

任公太老师最后向年青的学生们呼喊：“诸君呀，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

把这些珍贵的教导浓缩一下，诗化一下，不就是“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吗？不就是“致远”吗？浩荡万里的白鸥，去尽雕饰的芙蓉，这是何等样的生命体！刻意追名逐利之徒能想象得出来吗？

2010年中秋之夜

（一二三）

二十多年上山下乡的乡土建筑研究，得到村里、县里许多帮助，但也遇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最奇怪的大概要算在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遇到的那一件了。那一件事没有学术价值，没有历史价值，也不很好玩儿，不过，既然奇怪，便也不妨写一写，给记忆添上点儿色彩。

1992年春季，楼庆西和一位研究生要到楠溪江去补充些照片，我和李秋香要到新叶村去把文稿结束，四个人乘火车到了杭州，一出站，楼庆西他们向东拐，来了一辆长途汽车，翻身进去，我们就看不到他们了。那边的公路还和两年前的差不多，每天都要夺几条命的。我忽然心里一紧，眼睛就湿了。

自知情绪不妙，赶忙转身和李秋香向西拐，出了广场，路边就停着到建德去的客车，上了车，乘客已经满座，很快就哆哆嗦嗦地启动了。那时候，公路刚刚开辟不久，半条路浮铺着碎石，半条路还在挖土，车子在举着小小的红色三角旗、吹着哨子的指挥员的调动下，一忽儿在泥土路基上颠簸，一忽儿在碎石路面上停下，等对面来的车过去。车上的人，包括司机和售票员，都不知道这车什么时候能到建德。着急也没有用，老资格的旅客，每逢停车，就跳下去抽一根烟，不急不躁。这样走走停停，很晚才到，在车站边一家小店住下。

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新叶村，把行包在老朋友叶同猛家撂下，就按计划开工，进了山坳。不料一动手就出了丑，为了给一座小庙拍照，我向后退了几步，掉进了山溪。这溪沟既不宽也不深，完全可以不当回事儿，却吓坏了李秋香。她把我拉了出来，还不罢休，硬把我押解回了同猛家，说是我太累了，脚下没根才掉到溪里去的。看她那副着急相，我只好装老实，待她转身再上山去，我就偷偷出村，搭了长途客车，到二十几里外的诸葛村去了。

诸葛村是我们头年秋天才选定的第三个工作对象。那时新叶村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楠溪江中游的也差不离了，经过叶同宽老师的推举，我们去了一趟诸葛村，进村看了小小一角，就拍板定案。决定要做这个题目，不但因为它的“硬件”、“软件”都很有特色和深度，而且凑巧见到了村里说话算数的几位老先生，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当时就决定把它放在下半年的计划里。

这次我独自偷空一个人去，一方面选定了当年秋天将要带同学们去测绘的第一批对象；一方面也跟合作社小客店的主持人谈妥了教师和学生们的居住条件和价钱，一人一天一块五角钱。

到了秋天，我和李秋香先到楠溪江去补充一些调查，楼庆西带学生们到诸葛村动手测绘几幢建筑，主要是大公堂。大约干了一个多礼拜，我和李秋香返身赶到诸葛村，替下楼庆西回了学校，我们和学生们接着干。

想不到，万万想不到，现在清晰地、有滋有味地留在记忆中的，不是那一番辛苦的工作，而是一场十分奇特的滑稽戏。

和在别处一样，诸葛村的村民们都很喜欢我们，信任我们。待了几天，我们就被一家又一家的村民留下吃饭。不添菜，不加汤，接过一双筷子，坐下来就行。是哥们儿，不嫌什么。家酿老酒总是有的，喝不喝自便。我很喜欢这样东一家西一家地随便坐下就吃。虽然我们有一位女同学负责买菜，请了做饭的师傅在大公堂后院里开伙，伙食挺好，但是，哪有坐在老乡家吃喝那么有滋有味？吃了，就添了一位朋友！朋友不朋友，关键在于互相信任，互相照应，当然，前提是为人正派。

雍睦堂大台阶下面，有个木匠老头儿，成天价辛辛苦苦做各种家具，我走累了，就弯到他的小门外，拍一拍手掌，他立即会把门打开，我们便坐在几块磨得光亮亮的大石头上瞎聊，是村子里的事，他什么都知道。一位开照相馆的胖老头子，整天敞开大门，坐在蒙着黑布的相机前面，但从来没有见到他有顾客。大概太寂寞了，我一从门前走过，他就会把我叫进去，拉到后面天井边沿，上有桂花，下有菊花，往藤椅上一靠，伸手接过热茶，老哥儿俩就慢慢地聊天。他对诸葛村的情况熟而又熟，大概也是什么都知道。相交了才几天，他便把珍藏的地方志翻出来借给了我。又有一位退伍军人，爱喝酒，什么时候都满脸通红，再三向我保证，他所说的村史和现状是最可靠的了，用不着去找那么多人。不过他专事农业，不像别人那样有空闲，只领着我在村子里转过几圈，把角角落落的陈年故事讲给我听。可惜他无论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小酒瓶，不时喝一口，我不大能确信他的话。

春天里热烈地表示欢迎我们到诸葛村来工作的几位耆老，依然那么热情，有几位简直像正式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找资料、调查，除了做测绘图，什么都干。还抽空来看看我们的伙食。

我们在诸葛村的工作，开始得这么顺利，真愉快。这样的工作叫享受，正是这种享受，支持我们一穷二白地却快快活活地工作，虽然当时写出来的书稿在大陆上连个肯接受的出版社都没有，因为出版社怕赚不了钱，赔本的买卖只有傻瓜才会做，而他们并不傻。正是一些人对我们工作的不能理解，造成了我们工作真正的困难：“这些人吃苦耐劳，为的是什么呢？总有个什么企图吧！”这也难怪他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难道还有什么例外？有了“假清高的”样式，就必有什么什么“见不得人的”企图，这个判断不正是不久前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和工宣队员刚刚“揭发”出来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本性”么？

于是，再过些日子，我们觉察，有些朋友见了我们仿佛有点儿为难。眼光依然那么热情，但是显出一丝局促。渐渐，他们很少主动地来关心我们、来参与我们的工作了。

我们慢慢回忆，早就有一种现象，不知为什么，市里的干部一个又一个地轮着来“看望”我们，问这问那，好像很有兴趣，但是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对我们的解释明显地不感兴趣。我们在新叶村、在楠溪江，都没有过这样的遭遇。这里来找我们的总是市里那些局的副局长，盘问了一通之后，问我，为什么没有带一份公家介绍信来？我心里不高兴，直愣愣地问他，我们来跟村民交朋友，还要介绍信吗？

有一天，村支书邀我们第二天到他家吃午饭，谈谈。那天中午，我和李老师在小客店里洗干净了双手，挺礼貌地等着他依约来接我们。但是，等了又等，他没有来，午饭时间过了很久，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街上买到什么吃的了，消费合作社的门市部只卖肥皂、袜子、灯油之类，只好熬到晚上才对付了肚子。

少吃一顿午饭，倒是符合近年反复见到推介的一种保健理论，说是隔些日子辟饭一两天乃是长寿的秘诀。但我们当时并不关心长寿，只很想知道村支书为什么没有能履行他的约定。

大约只过了五六天，小客店的主任通知我们，村子里要开干部会了，客房都得腾出来给开会的干部住。这个谎话当然编得太笨，小小一个村子，村干部开会哪里还要用公款住房子。但是，不管这个谎话多么笨，我们还是不敢跟小店老板闹翻。一来，他显然是奉命来驱赶我们，因为没有理，只好瞎编，因为不善于撒谎，这个理由编得很不高明；二来，我们不知道事件的底细，还是少惹是非为好。工作已经接近末尾，再坚持几天，凑合着把它干完，委曲点儿算了；三来，老板其实是位厚道人，我们如果吵吵闹闹，弄得他左右为难，谁来帮我们寻一个新的住处呢？所以我们同意搬出小店，但是请他帮忙给我们找个住处。

老板显然并不知道市里的长官们是要把我们赶走，所以真的动脑筋安排了新的住处。他挺不好意思地把我带到旅店东侧相邻的蚕茧收购站。秋末冬初，房子都闲着。他叫我去看，建议：男学生可以住在茧库里，地板上，四个人，正好挤得下；女学生和李老师一起可以睡到烤茧的大灶上，高高的，三个人正好绕大锅一周。那么，我呢？住哪里？他挠挠脑袋，想了一下，说，住到拖拉机库里吧，那里空着。带我到了机库门前，那两扇门东倒西歪，下沿离地面足足有三四十厘米高，根本什么也挡不住，万一起了风，能呼啦呼啦往里灌。我催他开门。他犹犹豫豫打开，呼啦啦从里面惊出一大群鸡公鸡婆来。一低头，只见地面上新的、老的鸡屎积了厚厚的一层。往上看，墙壁和屋顶都是用好多种材料的长长短短板块凑合起来的，零零碎碎，根本挡不了风。他无奈地看看我，问：能将就吗？刚说了，自己也觉得滑稽，只好摇头。

正在为难的时候，李秋香老师急匆匆过来，对我说：“有地方住了”。扭头又对合作社老板说：“你租给我们每人一套被褥！”老板本来就觉得自己理亏，一听说有了好得多的办法，立即点了头，就叫同学们跟他去把铺的、盖的抱过来。李老师带领大家转个弯到了不远的一幢半完工的新房壳子门前，说：我借下来了，收拾一下，凑合着住几天吧。我们进去，挑了三间背风房间，用稻草绳、水泥袋、碎木屑垫了几个铺位，唉！能躺下了，可是那大窗口怎么办呢？还没有装玻璃呐！李老师向合作社老板要来了一堆旧报纸，又熬了一小锅浆糊，乱七八糟蒙上了窗洞。南方初冬很少刮风，就这么着凑付了吧。

因为一天天工作挺累，小伙子、大姑娘倒是一躺下就能睡着。可是早晨的洗脸，十二月初，没有热水可不大好办。李老师又到近边人家去商量，有一家在外面做生意的，赚了些钱，刚刚买来一个电热水器。她赶忙帮老太太装上，老太太大大方方，答应我们早晨可以去洗脸。晚上躺下睡觉之前的各种零碎擦洗就拉倒了吧。那时候我们的男女学生都非常好，懂事，连个吭声的都没有。叫大家伤脑筋的是檐下墙头还没有抹灰堵眼，天已经冷了，招来许多麻雀落户，我们早晨醒来，看靠墙的铺位上落了一层鸟屎，有点儿恶心。同学们掸一掸，说几句玩笑话，也就拉倒了！

头年我们到诸葛村来选点的时候，正巧遇见村里、族里的几位耆老们聚在一家屋檐下讨论维修大公堂和丞相祠堂的问题，听我们述说了调查研究的打算，他们都很高兴，再三保证会尽力帮助我们。我们的人马开到了之后，头些日子，老人家们不但帮助我们的工作，还张罗我们的生活，给我们请了一位中年妇女在大公堂的厨房里做饭。有两位曾经长期在外地经营过药业的老人家和一位中学老师，说话好懂，一有空就来介绍村子的种种情况，还带我们到我们很难走到的角角落落里去调查、摄影。自从县里的干部来过几趟之后，尤其是把我们赶出合作社的客房之后，他们似乎也接到了某种“招呼”，躲开我们了。偶然在街巷里碰上，虽然还很关心我们，问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显得心里很不安。我们推测他们有不得已的难处，就尽可能地不去麻烦他们。

凑凑合合搬出了合作社之后，虽然生活很困难，但我们却坚持工作，不走。这种情况大概让市领导们不能理解，吓了一跳。终于，他们不得不亲自来处理了。

过了几天，一大早，村支部书记就来通知，市里某大牌“首长”要来找我们谈谈。我们不好拒绝，就在那八面透风的房间里请他们坐在积了一层麻雀粪的木棂上。来人中的头号首长是副市长，跟着的有几个局长之流。他们都面无笑容，一个又一个地提问题：为什么来？想干什么？为什么要研究村落？为什么要拍照片？为什么还要测量房屋？为什么要调查村子的历史？这些个“为什么”，半个月来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由几位干部轮流地问过了几遍，我们都十分耐心地一一回答过。但是，这一次来的人多，而且等级高，翻过来覆过去盘问得没完没了，我心里生气，说了一句：我们不但在诸葛村工作，明后天还要到附近的长乐村去干。一个局长之类的干部仿佛抓到了什么大题目，立即信口说了一句：“别人可以去，你不能去”！这句话可是有漏洞，我立即对李秋香老师说：“劳驾你记下来，我们回北京去找某人问一问，为什么别人可以去的地方我不能去”。我还故弄玄虚，念道了一位大人物的名字。这很叫他们几个人吃惊，摸不清底细，互相看了一眼，坐不住，站起来匆匆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李老师就一齐到长乐村去了。刚刚上路不久，后面就追上来了诸葛村的几位老年朋友，很远就大声呼喊我们。我们站定，等了一会儿，他们显然听说了什么，气喘喘地劝我们不要去，会出事的。这时候我的犟劲上来了，一口咬定非去不可。看看劝阻不了我们，他们忽然也来了气，互相对了对眼光，说：“那么，我们陪你们去，带路，保护你们安全”。我们早就看出来了，这些日子，村干部和老朋友们回避我们，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受到了约制。他们对“上级”的那些做法也不满意，这时候来了气。于是，他们和我们高高兴兴地并肩上路了，有说有笑，把闷在肚子里好多天的哥们儿友谊都发放了出来。长乐村离诸葛村不远，老人家们熟门熟路，绕到村背后把我们带了进去，看了宗祠、有楼上厅的老宅和几处公共活动的场所。时间不短，竟没有碰到一个村人，这倒也有点儿不寻常。

诸葛亮的后人们聪明，他们早就料到还会有什么啰唆事，就打算趁早把我们带回诸葛村去，不再往村里走了。我估计出不了什么大事，了不起当几天俘虏，不至于“斩立决”，坚持要穿街到前村口去，看看大宗祠的正立面和进士牌坊。我们听说过这座牌坊，全部是石质的，而且特别高大。我们可不能只看半个村子，丢下它的精华。几位老人家商量了一下，跺了跺脚，说：我们陪你们去，不过，要小心一点儿，不要赌气犯傻。我们答应了。边走边看，边拍照片，真是大开眼界。待穿过进士牌坊，绕过影壁，出了村口，前面水塘岸边黑压压拥着一大帮男男女女，真好像要“保家卫国”的样子。一见到我们露头，立即举起棍棒笤帚，大声吼叫了起来，很有气势。从诸葛村陪我们来的几位老人家赶紧抢上几步，把我和李老师挡在身后，向长乐村的人们大声喊了几句，他们其实都是熟人。对方过来了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双方叽咕了一会儿，长乐村上来的人就退回人群去，领头大喊大叫，男男女女猛向我们挥起胳膊做赶猪的动作，却并不上来真动手。我们这一拨就匆匆溜出来了。

保护我们探了这场险的有诸葛绍贤、诸葛达、诸葛子明、诸葛楠、诸葛岳成和前任村长六位老人家，都年高望隆，去年就应承过要好好支持我们工作而这些日子却有点儿束手束脚的。经过这么一次冒险，他们和村里的人们都豁开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恢复了原来的态度，又热情地帮助我们的工作了。我们之间本来并没有隔阂嘛！

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几天，市长和局长们忽然改变了态度，不但不再干扰我们的工作了，甚至还送来了满满一担橘子，但是并没有让我们回到一直空着的小客店里去住，大概仍旧希望我们早点儿走。

这一段诸葛村的故事居然动静不小，大概是兰溪市的官方到我们工作过的新叶村去“外调”了吧，我们的情况竟至于传到了建德市旅游局叶同宽老师和乐祖康局长的耳朵里。叶老师是建德市新叶村人，他和乐局长都是我们乡土建筑研究的第一位支持者。他们听到了情况之后，立刻一起到诸葛村来看望了我们，还进城向兰溪市的朋友们说明了我们工作的内容和意义，这或许是兰溪市副市长终于给我们送来了橘子的原因。过了两天，我们的工作结束了，叶老师和乐局长开来了一辆旅游车，把我们师生全部拉到了建德市的著名风景点灵栖洞住了三天，一面休息，一面游览，一面追补营养。晚上还拉我们去参加舞会。我们老老少少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精神和心态。

回到学校之后不久，兰溪市那位动了不少脑筋对付我们的副市长到北京来开会，到学校里跟我们会了面，还送了我一双皮鞋。这位副市长其实是一位老好人，本来在诸葛中学教数学。他那样对待我们的起因和方法，都不可能是他自己的创造，数学老师不会有这种心眼儿。几年后，诸葛村的书记告诉我，那次副市长率领了一批人来赶我们，是带了几个装备着脚镣手铐的警员的，却没有下手，可见他也并不轻举妄动。只是十几年前的一些做法还没有完全忘记而已。

我还要记下这位副市长的不幸。那个事件之后不几年，他带了夫人到杭州开什么会，会毕回兰溪市去，半途上车子撞到了路边的大树，他和夫人都当场死亡了。我很为这样一位数学老师的不幸悲伤！

我们现在到什么村子去测绘，不会遇到手铐脚镣侍候了，但可能会向我们索要一大笔什么费，不好对付，对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研究组来说，甚至更难对付！这也是新气象吧！

2010年12月初

附：

这篇杂记刚刚写完，还没有来得及伸伸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是某省某市要建一座一百多米高的观音阁，世界第一，几天后将要举行开工典礼，邀我带些人一起去参加盛典。

这样的盛典嘛，有吃有玩，大约还会有一个我从来不收下的厚厚的红包。飞机来去，不累！近年来，类似的邀请渐渐多了，大有成风的势头。

我从小就听说，观音菩萨是仁厚的。尊号前加上大慈大悲的称呼，搜尽释、道、儒三家，只此一位！而且小说家之流，在请他（她）出来救苦救难的时候，常常让他（她）以普通的村姑模样现身。估计有一米六七高的身量足矣！那座一百多米的高阁里要供多高的他（她）呢？

今年夏、秋，我两度住进医院。从窗子往下望，可以见到大台阶下，天天都有几位残疾人趴在地上，前面放一只小簸箕，叩头，叫爷，求过路人给一点施舍。我问医院的人，你们怎么对待他们？医院人苦笑，说：没有办法！我能看出来他们眼角上闪着同情却无可奈何的光。

我相信用建造那一百多米高的观音阁的钱，足够建造一个收容所来养活并且治疗不少残疾人的了。不要忘记观音菩萨的尊号前面是有“大慈大悲”四个字的，可不要亵渎了这位菩萨呀！

再想想，是不是还可以找出些别的类似的路子来造福于苦难者呢？

我是不会去参加那种渎神的会的，当然，我是个小小的老头，从来不是什么“人物”，只能长叹而已！

有朋友笑话我说，我在闹单相思，自作多情，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有一位新兴的、挺大的房地产老板，和我同姓同名，那个要造观音阁的城市所要恭请的，一定是那位老板，市长秘书犯了糊涂，才找错了电话号码，“谁看得上你呀”！我唯唯，心里倒舒服了一点儿。

2010年12月中

（一二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建筑工地又当技术员又当工会干部，日子不少。后来调回建筑系，给杨秋华师姐当助手，任务是翻译苏联专家阿谢甫可夫写的《苏维埃建筑史》。这本书不厚，在杨姐指导下，不久就译完了，于是，被调到胡允敬老师麾下，“用马克思主义”备课西方建筑史。那时候，教师少，有了任务就不免大家伙儿干。阿谢甫可夫建议学习莫斯科建筑学院，学生都要学中国古建筑测绘这么一门课，必修。当时，咱们的国策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关于建筑学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当然，我们系就得立即着手开设中国古建筑测绘实习。这个任务交给了黄报青、周维权和我。黄兄是系秘书，杂事很多，周兄的主要任务是教建筑设计，因此，我当然就得多为测绘课跑腿了。

准备开课的第一件事是要弄清楚它的目的、方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请阿谢甫可夫给我们讲了讲。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三点：

（一）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

（二）培养对建筑的亲切感情，这是专业；

（三）培养对民族历史成就的自豪感，这是爱国主义的根。

所以，他再三强调，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古建筑测绘，一定要用手拿着尺子一点一点地量，既不能马虎，也不能借助于“高科技”。

我们三个备课人和系领导人们，都很喜欢这些思想感情，立即照办。这个教学项目就一直做下来了，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了几年。

文化大革命之前十几年和之后的两年，我们的测绘实习都在近旁的颐和园，那里能提供的教材太丰富又太精彩了。经过几班同学的努力，我们把颐和园里精美的建筑都测绘得差不多了，兴致一上来，连佛香阁和德和园大戏台都拿下来了。有一些“园中园”，我们是当作一个整体测绘的，漂亮得很。只剩下西北角后勤部分还差一点点了。

后来，教学的方针发生了变化，学生们的测绘实习分了组，纳入到一些教师们各自的科研项目或者承包项目里去了。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每年多多少少也分到几个人。

年轻人生气勃勃，跟我们一起上山下乡，见到那么丰富多彩的地方乡土建筑，就觉得有兴趣，都欢喜得很，因此情绪兴奋。苦呀，累呀，当然不在话下，工作得还挺细致，真的是产生了对乡土建筑的感情。有多少次，我们见到负责测绘平面图和门窗细部的男女同学也爬上屋面去，坐在大脊上唱歌，我们要他们千万注意安全，不要太得意了，他们会扮各种鬼脸，出各种洋相来逗我们，表示他们很不在乎。

当然，干测绘，并不时时刻刻都那么快活，常常要在上百年没有人进去过的黑咕隆咚的角角落落里精确地量出各种建筑构件的位置和尺寸，快成精了的老鼠会循小青年们的裤腿往上爬。地上还积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少不了一堆一堆的蝙蝠粪。不大大收拾一下，尺寸就量不准，收拾起来，那“百年陈酿”般的臭气不用说了，还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埋伏。哎哟，说不定那断梁上还趴着一条蛇呐！晴天，太阳晒得人发晕。下雨天呢？在安徽歙县，有一个女同学想出了窍门，把打稻谷的大方桶侧着竖起来，蹲在里面画草图。那大方稻桶可不轻啊，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有一回，在江西婺源，一个经常整天不说闲话的女同学，搭了梯子，要上去量大梁的尺寸，不料，地面太滑，梯子一出溜，倒了。吓得几个男同学赶紧冲上去把她扶起来，还好，没有受伤。她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叫同学帮她再搭上梯子，一转眼又上去了。在浙江楠溪江，只有踏着矴步才能过溪进谢灵运后人聚居的蓬溪村，我们的测绘都在多雨的夏天干，一次，雨后水涨，急流及腰，几个男同学互相挽紧胳膊，淌着水过去，老师见了，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大汗。至于为了要比较精确的尺寸，有些大小伙子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摇摇欲坠的牌坊、祠堂门等等，那是常事。教师们提心吊胆，为了同学们的安全，再三说，高处危险，有些尺寸放松一点，按结构推算个近似值就行了。但是同学们不甘心，教师们几乎没有拦住过一次。只有出檐深远的官式大屋顶不好办，我们没有钱搭架子，又绝对不许同学们冒险上去测构架，就只好推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测绘图不注尺寸，只在下侧画个比例尺能看个大概就算了。由于室内的构架露明，而且匠作的规矩很细、很严格，所以推算的误差非常小，教学的效果完全可以达到。

1997年我们到莫斯科建筑学院去参观，一位教授给我们看课程表，他们那里依旧是从一年级一直到毕业班，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年年都有古建筑测绘实习课。而且只用手尺，不用仪器。我们请教了一下，他们还是强调，这主要是培养年轻人对先人创造的杰作有深入而细致的了解，有感情，从而养成对设计工作一丝不苟的作风和精深的审美能力。我很赞同这个意思。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建筑师，教学工作大概还是精致一点为好，不要心急。

我们几乎每年都有两三位同学，画测绘图上了瘾，完成了指定的任务之后，接着又跟老师要了新的题目，暑假不回家了。他们确实在这门课程中学到了不少有普遍意义的修养、知识，加深了对建筑艺术的感受力，倒并不是从此以后都成了复古主义者。

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的前辈领军人物，英国的费尔顿爵士，见到了我们一些测绘图的复制品，非常高兴。老人家来信说：我看不懂中文，但是我能了解你们工作的价值，你们的测绘图太好了。

上世纪90年代初，费尔顿爵士还在国际文物建筑保护机构里拿我们的成果为支柱，争取到了1999年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础，讨论乡土建筑保护的问题。他写信来叫我们做好准备，还要布置一个七米长的测绘图的主展区。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咱中国方面的响应，这个大会就只好改在墨西哥开了。1999年那次大会的文件就叫《墨西哥宣言》，而不是费尔顿爵士原来计划的《北京宣言》。

费尔顿爵士又向一个英国的基金会帮我们申请一笔工作经费。这个基金会是不能连续两年及两年以上申请同一样工作经费的，但是在看到了我们的测绘图的复制品之后，答应了费尔顿爵士的劝说，破例一下子给了我们连续三年的经济支援。我们得以实现了除每年给台湾一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某出版社一本书稿之外，同时还可以用余力在两年或三年内完成另一本书稿。这多出来的书稿，我们就可以在大陆出版而不受那家台湾出版社的限制了。能在大陆出版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著作，最重要的意义是帮助大陆同胞们认识乡土建筑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而进一步呼吁保护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虽然非常紧张，时间局促，还是不可能每一本书稿都做得很完美。何况，这些经费和台湾某出版社的预支稿费，加在一起也不过只能支援我们的“急就章”作业而已，要动动土挖挖坑，要跑几年图书馆，要观察春夏秋冬、四时八节，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了。从我国无比丰富的乡土建筑的抢救来说，我们权衡一下，认为还是以“差不离”的学术水平做这些工作为最合适：全国有价值的村落有多少呀！它们被破坏的规模有多大啊！速度有多快啊！但做这项工作的人有几个呢！在某些地方，村子里的头面人物，还要向我们索要费用才给我们开祠堂门、才给我们看家谱呐！还有些村人，见我们拍摄照片、测绘房子也拉下脸来索要钞票。

有一个村子，甚至要我们向全村每家每户付些钱，这可不是小数啊！他们以为我们写了书就能发财，哪里知道我们学生中有几个大小伙子在村里还天天吃不饱呐！

我们“两个老汉一个姨”，从来不敢马马虎虎，粗心大意地工作，但我们也不敢为了追求学术成果的“完美”而在一个一个的村子里多花时间，如考古学家要求我们的那样，挖些探坑，确定年代；如社会学家要求我们那样，在村里住过春夏秋冬。极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老村落正一个又一个地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不是一个又一个，而是一批又一批地破坏、毁灭。我们宁愿放弃做一个也许能永垂不朽的十全十美的研究报告，而做几个可以说得过去，却难免不十分完美的研究报告。这是大势所迫呀！扪心自问，我们的做法符合当前“抢救第一”的形势。我们遗憾，但我们心安。

叫我们十分不安的事也是有的。一天，我在楼下小书店里见到了一本书，叫《山西民居》，封面上印的是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王、徐、韩三位教授合著的。我很高兴，买了下来，打算学习一番。不料，拿回工作室，粗粗一翻大大吃了一惊，原来这本书里面竟有大量的测绘图抄自我们先后写的几本关于山西乡土建筑的书，却没有一个字写明它们的出处。

我连忙请一位年轻朋友“研究”一下这些图。他仔细看了，写了一份材料，材料如下：原来《山西民居》书上抄袭我们的测绘图竟达到88幅之多（全书图的数量为260幅左右）。

《山西民居》作者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篡改我们已经出版的古建筑测绘图：

1．将我们的古建测绘图复印，用草图纸或硫酸纸重描，之后将图片缩小使用。

2．图片主体处理完成后，统一将我们的测绘图中的字体、字号更改，将测绘图中的指北针、比例尺统一换掉。

3．将我们的古建测绘图扫描入电脑，在电脑中删去众多细节，之后将图片缩小使用。

在处理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测绘图，会做不同类型的改动。

1．总平面图中通常会为建筑和部分河流填色。

2．平面图中通常会将铺地和一些配景树删去；也会将我们的一张测绘图，拆成几张小图使用。

3．立面图中往往要略去部分砖纹、窗格栅和装饰纹样。

4．轴测图照样重描一遍，改成手绘风格而不作任何变动。

由于《山西民居》作者没有对建筑进行过实地测绘，因此在盗用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抄袭中的错误。

1．我们的古建测绘图中，对部分砖纹、铺地有示意性的表达，他们不加区分地照单全抄。

2．我们的测绘图在出版过程中，有部分标示错误，《山西民居》作者也跟着“将错就错”。

3．《山西民居》作者盗用我们的测绘图，比例尺常常标错。

这些可笑的措施，说明这三位大学教授并不是不知道窃取别人的工作成果是不合法也不道德的。他们以为玩一点这样幼稚的雕虫小技，就可以蒙混过关了，竟不知道，失足于学术剽窃，第一个骗不过去的就是他们自己。如果他们还有一点为人师表的良知，就该直面错误，决心改过。如果他们没有一点自责，那么，他们就是不值一提的人了，还怎么能当教师？教师是一个最需要道德自律的职业！但是，两个月来，劝他们认错，他们却还使用笔墨耍赖，自欺欺人。

我写这些话，心里很难受，流着眼泪！我爱辛辛苦苦到大学来读书的青年，我不得不为他们着想！

我在山西有不少好朋友，大多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的。他们热爱故乡的文化、历史，以白发余年，从事研究和写作。有一对夫妻，长年上山下乡，常常在村里一住十天半月，已经出了几本厚厚的书，得到很好的评价，目前正在写作又一本大书。我以有这样的朋友为荣，向他们学习。为什么正当盛年，又以教学为职业的人，却不知自爱呢？我愿意送他们一句老话：知耻近乎勇。赖着、挡着，却是自轻自贱，何苦来！

每次打开我们的关于乡土建筑的书，我都觉得，我还对得起阿谢甫可夫教授和我们的同学们，因而鞭策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那三位教授，打开“他们的”书，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一二五）

以下是一封写给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朋友的信：

坤亨：

那天从杭州机场到诸葛村这里来，汽车开了整整三个钟头，我一路上聚精会神，十分机警地东张西望，只见公路两边新房子一座挨一座，连成一片，分不开这村那村了。二三百里路，居然没有见到一幢拆剩下的江南传统的白墙青瓦马头墙农舍，新房子大多竟是欧洲19世纪的式样，其中不少还有一对很陡的尖顶，上面安着一个叮零当啷的圆球。真正“现代化”的西式村舍倒也一座都没有见到。

这是什么地方，英国还是法国？咱中国式老房子到哪里去了？拆光了！我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民粹主义者，但是，咱中国人住了几百上千年的房子和村落，总不能连个历史样品都没有留下就消失得一干二净。19世纪，欧洲有好多位作家学者说过，建筑是石头制造的史书，而历史是能教人聪明的。咱中国人丢光了自己的木头史书，倒给外国人续了史书。看来，中国人在文化建设方面还远远没有站稳，没有自觉。我希望大家想得起来，祖先们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皇朝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前代的图籍和宫室统统烧光。如今，咱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怎么理解？我这个人并不喜欢稽古怀旧，但我也不喜欢崇洋。我们可以合理地采用没有地域和国家色彩的现代建筑式样，却不应该在几百里路边侧造了那么多有鲜明“国籍”和年代风味的小洋房。我们这个国家曾经遭受过许多侵略者带来的苦难，我们的文化至今并没有全面振兴，但我们还应该有尊严。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新建筑风格复自己民族国家的古，已经被人以劳动人民的名义批判过了，那很有必要。不料，如今却是劳动人民花许多人力财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去复西洋人的古了。

那么，咱们自己的文化古迹呢？能够叫现在的国人看了喜欢，并且激发起创造热情的建筑遗物还有吗？有的！有的！如果我们的汽车在公路上转过一个大大的弯子，绕过一座小小的山包，大家就会眼前一亮，看到一座近乎完整的古老村子，这就是你们诸葛村，属浙江省兰溪市。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它几乎是硕果仅存呀！不过，这次我们乘的车没有走这条老路进村，我们径直来到了这个开业不久的卧龙山庄。没有进村也不要紧，我仍旧能跟各位一起议论这个村子，因为我来过三四十次了，第一次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算一算，我每年来一两次，有两次各住过二三十天，最近一次在去年秋天。如果我申请入籍诸葛村，村里的老朋友们会不给面子吗？

那么，我到诸葛村来干什么？倒并不是为了测绘几座老房子给造新房子当图样。

诸葛氏来到这个地方定居，是在14世纪中叶，到现在已经有八百年上下了。在这个八百年中，它从一个纯农耕经济文化的村落向早期市场经济文化的村落发展，它是这个世界性历史现象的非常典型的中国标本。它身上存在着纯农业时代文明和太平天国起义、军阀混战、市场经济渗入、日本强盗侵略等等近代历史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证迹。（那日本侵略者飞机投弹炸毁的宗祠行原堂的残迹可千万要留着，要立一座碑记下那件事，赶快找人写碑文稿子，再拖几年就没有人知道了。）日本军队烧掉的三十几幢住宅的残迹呢？如果原址上已经造了新房子，那就设计一些标志挂上。

诸葛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非常大的，要细心保护，千万不要随它们受损。

我们保护诸葛村，首先就是为了保护它的这些历史证迹。当然，保护这些就必须保护它的一砖一木，保护它的整体布局结构，保护它的文化特征，保护它的一切历史陈迹和周边环境。这就是保护它们的历史真实性。诸葛村基本而主要的价值是它蕴含着丰富而真实的历史文化印迹，所以破坏它们的真实性是最愚蠢的。相反，把它们保护好，把它们展现给人们，去认识、去理解和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去丰富他们的生活。当然也去享受美。那么，这个村子就是富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无价之宝。

诸葛村人当然可以仰仗对它的保护工作获得应该的报酬。

所以，我建议，诸葛村要尽快彻底而干净地扫除一切和那个骗人的“八卦”有关的东西。例如，挖掉大公堂前钟池里的阴阳鱼，恢复钟池的原来水面；去掉颂赞“八卦”的题词以及商店招牌上的有关字眼儿。这是你们的社会历史责任，骗过人就得还账。旅游业是个影响后人品质的文化事业，决不可以违背道德原则。以后，村里再也不能有虚假的东西，不能倚仗它们来骗人的荷包。（诸葛亮倒是“骗过”司马懿，那是生死相搏的场合。）

你已经下决心纠正这个错误，我很高兴。这本来也不是你犯的错误。你呐，要发掘诸葛村丰富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不断地被忘记，希望你们花大力气赶紧去抢救、保护。

你们诸葛村确实应该进一步向旅游者展示村子的文化蕴含了。光是带游客进来绕一圈，开开眼界，赞叹一番就走，那是不够的，至少是档次不够高。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先祖孔明是立名在中国文化地位最高的人物之列的。我到现在还会背诵《出师表》。

怎样提高村子的文化价值？这就要开发蕴藏着的文化资源，使诸葛村有一定程度的博物馆化！把游览地博物馆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在欧洲有过长时期的热烈争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其实，依我看，提倡博物馆化的人也没有说要把文化遗产丰富的村落单纯地变成一座博物馆，反对的人也不是反对让游客系统而深入地增长历史文化知识。关键在于要对个案做深入的历史和环境的研究，等等。反转过来也一样，文物学家一走进古老的农耕村子，就乐于看到从小孩到老人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形成并传承到当前的状态。这两派其实不过是说历史文化遗产有两大类，应该分类考虑它们的保护和利用而已。因此，后来这场争论也就停息了。并不需要把保护工作标准化，工作方式的多样性也不坏，要紧的是不要弄虚作假，要追求最大程度的真实。

诸葛村是农村八百年历史的载体，它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村落向近现代市场经济一步一步转化的完整的标本，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见证。它保存得很完整，只有很小一点破坏，非常难得，在全国都非常难得。这是它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

要清醒地认清诸葛村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分珍重它们，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们，既不能失去一点一滴，也不能混浊一点一滴。这是诸葛村的朋友们必须认识到的价值，也是诸葛镇一层又一层、一届又一届的党政负责人必须认识到的价值。否则，如果单纯以眼前经济效益为基本追求的目的，那就会给这个已经很难得了的历史见证造成损失，这损失是一旦发生便永远不能挽救回来的。

我们必须把诸葛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小心翼翼地保护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认识是过于简单、不够细致全面的。甚至我们的学术界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到这类文物的全面的价值。文物保护法和一切法律一样，它的完善是要在很长的时期内一次又一次地补充修改才能达到的。我们需要在保护古村镇的实际工作中一步又一步地有所改善，有所进步。切不可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只重办旅游赚钱，而不惜造成文物及其环境的损坏，尤其不懂要保护文物的原真性。有些眼光浅近的人，只把诸葛村当作一个普通的可以赚些钱的旅游地，用“风水”术中的“八卦”之类的无稽之谈来歪曲甚至糟蹋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这简直是犯罪。

二十多年来，诸葛村的父老乡亲，在几位明智的领导人的主持下，对古老诸葛村的保护很重视，做出了贡献，否则村子早就破坏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怀有感激之情，我们希望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眼光来为祖国的文化建设继续做出贡献。我们希望各级领导都和诸葛村的人们一样，放眼远望，以高标准来要求古老的诸葛村的保护，而不是着重于眼前短暂的利益。请乡亲们和县、乡的领导人从容一些，在保护中积累经验，千万莫要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我们知道，严格地按科学的方法去保护诸葛村，近期（或许是不短的近期）的旅游收入会比单纯立足于经营开发的收入差一些。我们都知道这情况。但是，像一切经营开发一样，旅游的经营开发也应该有一个“度”，合理的度。不能有今天没有明天。更不能弄虚作假，骗旅游者的钱。

一方面，我们要争取进一步丰富旅游的内容；另一方面，只好祈望大家有高远的眼光了。我们应该为国家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像诸葛村这样的超级国保单位，如果为了要增加眼前的收入而不惜损害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恐怕子孙们不会原谅我们！我们千万要懂得依靠祖先遗产挣的钱是保护、研究、阐释文化遗产的报酬，和直接为游客做各项服务工作的报酬，决不要有一点可能损害文物的念头和行为。

当然，我们还希望政府相关的部门能十分及时又十分深入地了解当前保护整体村落的难处所在，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千万不要支持为了多挣钱而干些可能破坏文物和它四周原有环境的行为。破坏了便永远不能挽回的呀！

目前的情况之下，我只好请求上级机关里的领导们多多想想诸葛村的命运了。过多地改变它的环境，甚至伤了文物本身，毕竟不是应该做的事情。旅游业曾经给诸葛村赢来不少好处，现在大约是已经不能满足一些人新的更高要求了，但是，以我的观察，诸葛村目前达到的经济水平已经不低，希望大家不要“竭泽而渔”，不要“贪得无厌”，不要“卖祖坟”。干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度”。

简单化的“开发”，毕竟不是好办法。它会毁掉诸葛村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我们保护一些重要的历史村落，主要目的不应是为了它好玩，以便“开发挣钱”，而是为了丰富一代又一代人的知识，提升他们的教养，当然，相应的，不少工作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报酬。

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还是多想想文化教养吧！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它牵涉到年轻后人的质量，也便是未来民族的质量。

文物，是民族的历史、文化教材。我向你们建议过好多次了，应该成立几个研究所、博物馆。例如“中药研究所”，这是你们前辈的看家本领；例如“浙江省乡土文化研究所”，每年开一两次学术讨论会。在它们下面可以兴办好几个展览馆，有药业的、农业的、手工业的、日常生活的和文化史的，等等。我曾经向宁海的一位朋友提过类似这样的建议，他接受了，几年下来，他已经收集了许多民俗用品，其中有一百多种油灯，好多套“十里红装几年，他在市政府的合作、支持下，正在同时兴建三座“乡土文化博物馆”。下个月，记录他的部分藏品的一本书就要出版了。这不是他的第一本书，以前已经出过好几本了。不过，这本最丰富，最精彩。在山西，一位剪纸的老太太，得过几次全国性的奖状，县里就给她在村里立了个作品的展览馆。宁波市附近的慈城镇里也有些台湾朋友在策划建设几个博物馆。上海的朱家角镇，几年来有一位老板在筹备建设一个木匾的陈列馆，我看了一小部分的藏品，很有价值。不过我很不赞成他到处去收购木匾，把人家宗祠里的都收来了，这不好。如果文物店里的，倒是可以。当然，文物店里的商品是怎么来的，有关机关也得管管紧，如果乱来那就不可以。

目前，我们的旅游业和文物收藏业等等都是为了大大小小发个财，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几千年来都穷透了，把骨头都穷没了。现在上上下下正对历史反弹。如果没有意外，再过几年几十年，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脱了穷，或许便会回头，正正经经收拾收拾我们的历史文化。我活不到那个“文艺复兴”时代了，但我乐于竭力呼吁，给子孙们一份说得过去、不很丢脸的文化遗产。千万莫待到了那一天，我们给子孙留下的只有照猫画虎仿18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式的农村住宅之类的东西了。

我多年来建议你们立意建立各种题材的文化遗产陈列馆，不只是给人看看，增卖多少张门票，而是要招人或供人来利用它们真正地研究农村历史，研究乡土文化。如果真的能在你们村里办成一个“浙江省乡土文化研究所”，并且出版学报，那么，开幕那天，我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你们诸葛村。莫忘记，你们那位杰出的祖先孔明有过一句话，说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先沾一点儿光吧！

当然，目前你们的收入有限，办我说的这些事或许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就量力而行，先打点好一个全面的规划再说。然后一点一滴地干下去，只要真正保住老诸葛村和它的环境不受破坏，一切就都有希望。你们不是已经规划了几个陈列馆了吗？认真做下去就好。

三十多年前，我对世界第一号文物建筑保护权威英国的费尔顿爵士说：“你跑遍全世界搞文物建筑保护，但是，你们伦敦圣保罗主教堂前造了那么几栋不成体统的多层楼房，您怎么挡不住！”他微笑着说：“我很放心，只要圣保罗主教堂还在，那些劳什子高楼总有一天会被拆掉，我有这个信心。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我早就不干文物建筑保护了。”我相信，你、我都有信心说几句类似的话，只要保住了古老的诸葛村，它四周新建的乱七八糟的房子，总有一天会被拆掉。在我们为保护古老的文物建筑奔忙的时候，我们是在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

我在当今全世界最富的美国参观过一座西部两百多年前的金矿村，它完全保存着当年的样子。房屋不用说了，小街两侧全是简陋甚至破败的木板房子，各色小店都向外敞开门脸。酒店里还零星坐着几位顾客，是休息的；小街上慢吞吞走着马车，是送货的；房檐下坐着古式打扮的女孩子，是绣花的。因为当年采金的人里有许多中国劳工，所以我还见到一家中药店，立着抽屉成行成排的柜子。它隔壁竟是一座小小的关帝庙，老英雄还捋着长须。街对面有一个邮局和一家铁匠铺，两个小伙子一看到游客过来就抡起大锤打红铁，星花四溅。邮局柜台上放着个戥子，是矿工来给家里亲人寄金砂时候用的，门前停着一辆二百年前式样的马车，给如今的游客租用兜风。

这样的金矿村在它附近还不少，它们和罗马市中心两千年前宫殿的废墟一样，给每一个来看看的旅客很强的历史感。每个人看了都会有很久的记忆和很深的思考。这些记忆和思考对人类文化的丰富和进步都是重要的。我们的诸葛村为什么要把马头颈一带当年的手工业和小商业都“改造”掉了呢？那里有过铁匠炉、农具店、篾器铺、茧站、丝厂、染坊、圆木作坊，还有过许许多多当今已经再也看不到了的手艺。为什么要“消灭”它们？我们祖先，我们叔伯，我们兄弟，都是能工巧匠，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哪怕工艺已经淘汰，作为一种表演，给旅游客人长点儿文明史的知识，也是十分有价值的，虽然他们口袋里装着最最新式的手机。（上塘西端义泰巷口上那家烧饼店多可爱！）

在你们那里开完会后，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龙游的鸡鸣山，再看了一遍那些搬迁过来的古老建筑。老实说，国际上通行的规范是，凡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一律不许拆迁搬家，除非遇上了不可抗拒的危难。我也赞成这个规定，但是，我知道，在中国，那样严格的管理在大多数地方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得不以十分无奈的心情接受拆迁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这里有一个可以自慰的理由是，欧洲各国，原地保护的老房子占绝大多数，那么，搬走一幢，就会损伤一大片。在我们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村子已经拆得所剩无几了，甚至拆光了，老基址上造满了新房子，那么，孤零零在原地保护一幢两幢老房子，已经毫无意义，它在原地还能守住什么历史信息？另寻安身之处，至少还能存下一座单幢老房子。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一旦发生，再坚持原址保护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没有了嘛。

当然，这种情况是逆来顺受，并不是要提倡它，只是无可奈何的权变而已。总比硬顶了几下子，结果还是全盘输光好。

就诸葛村来说，你们倒还没有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你们现在最要抓紧的，是全村的防火。要请消防队的人来看一看，确定应该装灭火器的部位，装上了，还得训练负责人，或者叫责任人。前几年，我在浙江义乌见到一座不久前刚刚烧掉了一大半的很高档的宗祠，满地是炭和灰，但是，躺倒了的焦墙炭柱上都还挂着灭火器，看上去在宗祠失火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人曾经跑过去动一动它们，它们真是当了虚饰了。所以，装了灭火器，还要训练人，专责的。但你还得教会另外的一些人。你总不能叫消防员时时刻刻呆在灭火器材旁边上班。你说你打算在今年内家家装上灭火设施，这件工作很好，是大功德，希望做得“内行”一些。

小心配备防灾设施和培训负责人，在你们村是有传统的，很早以前，军阀混战时期就有消防队，而且年年在北漏塘演习。希望你们把这件事恢复。当然，盼望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直到永远，这些防灾的准备都“没有用”，白花了钱。不过，防灾总是认真了才好。

这次来诸葛村，见到新建的寺庙已经大致有了模样，觉得很好。诸葛这样的大村，没有庙，就太不真实。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毁掉了的老庙又不可能，旧址都已经被占用了。于是，建个新庙以满足附近村庄居民的精神需要，只要位置适当就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人总是常常须要安慰的，庙是人们辛苦工作之余的一个安慰性设施，从古以来，造庙都属善行，就是这个道理。

你们的新庙造在诸葛村文物保护范围以外，从村里见不到庙，在庙里望不到村。既然它不妨碍村落的真面目，那就可以了。或许从更大的乡间范围来说，村落更真实了。

文昌阁已经显示了整体，造型很美，秀气得很。可惜，这座大大能吸引摄影家的建筑物墙外就种了不少柏树，这种树的好处是常绿，绿得浓重。但是，它们一棵棵长得都很标准化，一个模样，而且浓重过度，所以一来很呆板，二来很沉重，三来不透亮。它们又都种得很贴近文昌阁，挨在墙根前。我主张新建筑物旁边不要种这些形象呆板的柏树，它们耐得住修剪，所以通常是当绿篱的材料。不论什么树，都要种得离开建筑一点，总要让游客把庙宇看得清楚，而且还要多一点姿态才好。摄影家们对这种事情都很敏感，你们不妨请他们说说意见。我看，种几棵樟树便好。它们长得快，姿态大方，又通透，不会把阳光挡死。而且樟树也耐冬寒，不落叶。

大庙内部的前院，我觉得不必满地铺砖石，从浙江到山西到北京，我看到的庙宇，尤其是乡村庙宇，前院还是种树的为多。大多左右种两棵姿态活而有力的松树，显得庄重严肃一点。庙宇讲的是庄严，要有一点儿老相才有味道。当然，我是等不到看它们的铁杆虬枝了。（我窗外的“五环路”绿地，前年就种了几十棵好大的老松树，姿态很好，都活了）种一对金桂、银桂，或者一对白玉兰、紫玉兰，也是常见而且十分合适的。

村子里的老宅怎么维修，房子已经坍掉了的老园子怎么处理，有点儿堵塞的池塘怎么清淤，也应该做几个样板出来了。要尽快把各种问题弄得心里有数。

乡土文化博物馆你们已经设计过几个，用旧祠庙做这种用途，很好。希望尽快有一个全村性的规划。更希望及早（已经晚了）有规模成系统地（已经难了）搜集展品，展品要全面地、“一丝不漏”地搜罗：从生活（男女老少的衣食住行所用）到生产（农业、药业、各种手工业所用）；从纸、布到木、石；从公事到私密。一件不漏才好，连鸦片烟具和各种赌具，都要。我知道，老太太搓麻绳，一套用具有五件，可爱之极，现在还收得齐吗？快下手呀！万一收不齐了，赶快请老人家指导着做些现仿的，陈列或收藏的时候注明是现仿就行了。我在你们村就见到过一双雨鞋，用袁大头银币那么大小的牛皮一块块拼成的，像一身长满鳞片的肥鱼。它不但给我们享受美，而且给我们享受生活的愉悦。

老村人口早晚会减少的，要利用日渐多起来的空房子办各种各样的陈列所。也可以辟几处工作室给文化工作者暂住和聚会。我很早以前就看上了竹花坞，建议赶早把那一块地方弄成个高水平的花园，为的就是希望在那里形成一个学术区。

坤亨呀，你也六十岁了哇！有些事情要抓紧做了。今年出一本《诸葛村志》，这是件重要的成绩。下一步，抓一抓建立“浙江省宗法时代农村研究中心”这么一件大事，如何？这当然和张壁村、流坑村一样，要有市里甚至省里支持才行。

这次到诸葛村，虽然住了几天，但除了一天的会，其他几天都往外村跑了，没有再看一看诸葛村，多少有点儿遗憾。不过，看了外村，越看得多，越敢说，这一带，已经没有一个既完整又原汁原味的村子了。诸葛村成了“唯一者”，你们可要坚守下去呀！一步也不能放松，当个“唯一者”，历史责任可是重哇。

还要说一点。这次看见公路西边，进村的路口上，正在造一些标志性小建筑，造一点也不妨，但千万不要多，不要大，更不要豪华，能够起向快速路上打个招呼的作用就够了。要记住刘备三次访问诸葛亮的时候，那村子的路口非常冷僻，非常朴素。诸葛村的开山祖先，把村址选在一道小山冈背后，而不亮出在山前大路边，是很有道理的。在公路边上，用树木来标示诸葛村的入口，我觉得是最佳的方案，而且也完全可以弄得很有艺术性。诸葛村要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个性，千万不要混成一个普通的游览区，这要从村子入口就把握住特色。我们一起去看过的婺源的几个村子，那一塌糊涂相，毁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我建议：岔路口种一片松竹林，前缘或卧或立两大块（或几块）自然野山石，请真正的书法家（不是官员）写几个字：把“鞠躬尽粹”、“淡泊明志”刻上。这就好极了。松竹林后面再辟停车场。没有合适的野山石，用大石板也可以。这几件东西，很简单，但要很“文化”、很“艺术”，找几位靠得住的，讨论讨论！

2011年5月末

（一二六）

学术要繁荣发展，离不开交流，交流之道，不外乎三，一曰出版阅读；一曰谈论辨析；一曰师徒传承。南宋积弱偏安，而学术却很有亮色，据一些学者说，大概就在于这三方面的活跃。

就我个人这些年的经历来说，最感到贫乏的，是促膝抵足的辨析谈论。如今学术会议倒是不太少，冬去春来，各种邀请信便也如燕子回来般殷勤。参会的人数有七八十到百十来个，如果有几个外国人赏光，会议便号称“国际高端峰会”。这种会阵势确实很盛，规格确实很高，可惜是，其中有不少会，两天会期，头天上午有各路领导和赞助者的讲话，拍照，拍全体照，拍官儿握手照，挤来挤去，半天就过去了。次日下午有游览参观，剩下两个半天的时间里，排满了一个个的报告，报告人每位多则分得十五分钟，少则只有十分钟，甚至还有只给五分钟的，给多长时间，决定于发言人的行政身份地位。小人物往往是准备得最认真的，但他们属于五分钟的一级，刚刚开讲不久，没说几句话，主持人就递去一张又一张条子，提醒时限将到，于是报告人三言并作两语，结结巴巴，匆匆收场。下面听讲的人来了兴致，想提个问题讨论几句，根本没有机会，台上台下都扫兴。会议地点又大多特地选在可游可观的地方，所以到了第二天，厅堂里就空余了不少座位，不少人出去赏景或者采购了。由于路途不近，费用不少，所以这样的会，真干实干的人往往不去，各方“条件”顺遂然而并不真干什么的倒成了“大多数”。我交往很少，收到的会议通知不多，但大都也只好谢绝，以为不如下乡跑跑或者枯坐小斋看几页书实惠。人以为我脾气怪僻，甚至以为我傲慢，其实不过是我自忖来日无多，不能不珍惜时间和精力罢了。而且好心的同事也会提醒我，咱也出不起那些盘缠和会议费，该把那么几个钱留给年轻人办点儿实事！

说实话，我倒是很希望一年能有几次学术性的聚会，讨论些问题，或者不预设什么问题，海阔天空地神聊。人数大约六七个，最多七八个，都是些爱想事儿的朋友。开会的地点呢？不进大城市，不住宾馆，寻个交通便利、山清水秀、人情厚道的村子，找一两所农家院住下，吃的是刚从地里掐来的瓜，窝里摸来的蛋，宰一只老母鸡炖一锅鲜汤。我老了，腰痛，希望椅子上有一块软垫子，这就够了。我毫不怀疑，这样三天下来，参加的人，只要真心诚意，脑袋瓜子一定会瓷实许多！

有这种条件的地方，其实很不少。南方不必说了，小康而风景佳丽的村子有的是，有些古村里甚至本来就有很精致的书屋、学堂和文馆可用。就是北方，比如山西、陕西、北京郊区，也都能找到合适的村舍。只要学术界有了这份想法，成了习惯、风气，农民们自己很容易就能打点出一批理想的场所来。开会的人所费不多，老乡们也可以挣几个钱。时至今日，交通和电信都毫无困难。

大约三四年前吧，我在山西省临县从碛口一直向北走到克虎寨。这段大约八十公里的路在晋陕大峡谷里，左手边是滔滔黄河，右手边山岭绵延，交替着一段段的悬崖峭壁，崖壁上奇石突兀，形状难以仿佛。河对岸可以望见景观相似的陕北高原。正逢金秋季节，黄河滩上大片大片的枣林里飘出甜甜的香味，看过去浓浓的朱红颗粒满枝又满地。有一条条浅浅的溪谷在悬崖脚下切出一道道仄仄的缺口，那里就会有一撮撮小小的村子。村子里参参差差，有几户人家，最多不过十来户，都是窑洞院。院里的枣树也挂满熟透了的果实，丝瓜秧缠上去，再给它们添上满树灿烂的黄花。树根下正盛开着银菊，一丛又一丛，挤得满满当当。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已经外出谋生，留守着的是些上了岁数的老人。院子门前，那碾子大约很久都没有转动了，碾盘上趴着肥猫，懒洋洋，大概是吃多了野鼠。村子有点儿荒凉，有点儿忧郁，但是亲切、恬静，氤氲着一层会沉思的气氛。难得几个宽一点的河谷口子上，窑洞稀稀落落一直爬到了崖壁绝顶，那又是一种有点儿说得上迷幻的景色，不过现在人口也已经不多了，空下许多院落。

沿黄河的公路近年已经铺上了硬路面，交通十分方便，南北两向到县城都不过几十公里，乘汽车大不了半个钟头，但公路上冷冷清清，一天也见不到有车子跑过，倒偶然能见到几只野山羊，溜溜达达，享受着清闲。河面上也会有几群白鹭盘旋，潇潇洒洒。

我当时就觉得，邀几个朋友，到那儿找个小小窑洞村住下，看书、写作、倾心而谈。争论起什么问题来，老的不怕“欺小”，小的不怕“抗老”，待到唾沫星子发烫了，到井里捞出一只镇着的西瓜来，脆而且甜，一切便恢复了哥们儿的常态。这种极好的学术交流方式，真正可以称为“神仙会”。

没有到过黄土高原的人，乍一听窑洞，以为在那里住下，岂不是又回到新石器时代去了。其实不然，只要稍稍加一点工，窑洞可以是既宽敞又明亮的，装上最新式的卫生设备也不费劲，老农们已经懂得从黄河引水了，公路上常常可以见到架着的橡皮管子横过。在克虎寨，几位小学老师家的窑洞早就实现了“现代化”，里面明亮又洁净，那风味真是太独特了，岂是别处可有！

排场豪华，人头拥挤却陌生依旧的学术会议，在西方也有，不少，但那儿最有意义的还是小型而深入交流的学术会议。我很少有机会出国，仅有的那么几次里，就有三四次是小小的讨论会，在南斯拉夫的修道院里，在古希腊剧场的废墟里，在斯里兰卡的城堡里，还有一次是在爱琴海上的游船里开的。参加的不过十几二十个人，“全会”上的“发言”只有三两个，主要的是几个人自由凑成一小撮，坐在咖啡桌边聊天，看似随意，但有来有往，讨论得很细致深入。可惜几次会议的议题都不是我的本行，在南斯拉夫那次会议的大主题是建筑物抗震，我一窍不通，蒙一头雾水，只好睁大眼睛看人家丰富机敏的表情排遣寂寞。那外国人的眉目可真是灵活。从人们的兴致勃勃看来，都很满意这样的讨论会，不像那种大型会，开了三天，到散会的时候互相间还不知道姓名国籍，连“再见”都说不出口。

我们现在似乎在走“全盘西化”的路子，不过，细看又并不。就学术会议来说，向西方学，学的多是“排场”，凡排场大的，都学来，凡实惠而不显摆排场的，都不学，嫌寒碜，好像大爷我口袋里的钱用不完的那种派头，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了。据一位管点儿事的朋友说，还真是有钱要急着花完。多半是预算里有一笔会议费，不用完显得学术工作抓得不积极，没有完成计划任务。所以到年底就非得把这笔钱花出去不可，于是会不妨开得很豪华，一次性完成全年计划。我不懂这些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学术工作做得怎么样，决定性指标是钱花得怎么样，当个笑话听听，也可以强身健体，且写下来吧。反正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要开个深入的高档学术会议，需要下真工夫准备，那可不大容易，至少比花钱难。

上个月在北京跟一些中年学者开了两天会，讨论的主题是“设计和伦理”，一共八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拉来的陪客，我就是陪客之一。到最后，非要我也凑上几句，我推托不了，就说，从上到下，从富到穷，咱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烧包”，典当了大褂充大爷。一种社会生态是：当烧包才有面子，不当烧包便丢面子。我说给朋友们听：我母亲一个大字不识，我小时候得麻疹，母亲坐在床头陪我，给我唱她那一肚子的农村歌谣。其中一则是：

“傻小子，

上庙台，

摔了个跤，

拾了个钱。

——拾了钱干吗？

穿金，戴银，

买丫头，置大院！”

这穷了几辈子的小子就没有想到省吃俭用过日子。

那几位真正对会议主题有过深入研究的朋友，给我这老头子捧场，竟说“烧包论”是这次会议的贡献之一。我颇有点儿得意之色。

我并不一概反对大型的学术会，大型学术会大概也可能有开得好的，可惜的是咱们的学术会，其中不少是烧包会，办得红红火火，没有正经的宗旨和内容。有人告诉我，那种会其实是给某些长官们攒“政绩”，既是“政绩”，就得有声有色，有了声色，便是“有气势，有影响”。我天生不是当官的料，搞不懂这所谓“影响”指的是什么！有人跟我开玩笑，捡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建筑界的“功能主义”当外号扣到我头上，我想想，这倒很合适，就笑纳了，不过希望在前面加上“文化”两个字。功能主义的死对头是形式主义，这帽子，对那些为“政绩”而操办学术大会的人来说也挺合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笑纳的雅量。其实他们不必推拒，前面我就交待过，烧包本来就是咱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民族性”。开那样的会，倒是弘扬了咱们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看看过往今来的各种场面，凡遇稍稍显一点儿面子的事就百倍夸张地大操大办，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岂不是一副地地道道的烧包相！

会议开得“烧包”，便引出了一种“会议经济”，当今在有些地方也成了“开发”项目。前面说过的那段晋陕大峡谷，当地的政府，为了摆脱穷困，也想搞点儿“会议业”，但想出来的办法，却是各种各样的“大手笔”。在县城里，造个豪华宾馆，星级的；在黄河边，占当地极难得的一片农田造簇新的别墅村，再添上高尔夫球场，给不来开会的高级“参加者”们公费度假；还打算占一个小山包顶上旧观音庙的残址，造个七十多米高的青铜观音菩萨像，装饰这个别墅村，打造“水平”，提高“档次”。但是空有一肚子宏才大略，却弄不到钱来实现，到处拉关系找人投资，求来几个台湾人、香港人、日本人，吃了几顿、碗饦儿，便没有下文了。这场开发“会议经济”的努力没有成功，其实倒是好事，给“烧包”们泼一瓢冷水，但愿他们扫了兴，只得去办些真正有益于国家发展的好事。

我盼望着我们的学术界，滋生出求真求实的风气，带动那些跟学术活动搭点儿边的行政官员，少开大型会，多开小型会，少在大城市开会，多到小场合开会。那么，学术会的费用能节约，学术界的发展能实在，还可能连带大好河山被更多的人认识，“农家乐”便会趁机火起来，给贫困的村人们一点进项。一举而四得，岂不美哉！

当然，我提倡下乡来开小型学术会议，是为了学术发展本身，原意并不是为了开发“农家乐”。不过，多少也会对促进农村发展有好处，这算是我的“会议观”的副产品，又是一种带着浓重“文化功能主义”色彩的副产品。我盼望我们的官儿们，烧包气派少一点，不去搞“规模大、档次高”的会议设施，而是只要花不多几个小钱，去搞“农家乐”式的会议设施。这当然也要会议的组织者抛开对花里胡哨的“国际水平”和“行政级别”的追求，真正做点儿既有利于学术又有利于老乡们的实事。

我的话题也不算扯得太远，在欧洲，利用中世纪庄园、古堡、修道院之类当作学术会议场所，倒是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的常用办法。在意大利的曼德瓦，我还见到过一个用贵族府邸的马厩改造的会议厅，挺好的。

叫人难过的是：开效果好而且节约的学术会，在咱们这个有烧包传统的国家，因为没有“声势”，成不了辉煌的“政绩”，所以没有哪个当政的肯出钱来办，而如今真正埋头于学术的人又实在弄不到钱来办。唉！“文化功能主义”衍生出一脑袋“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但这“实际”，就变不得吗？就不值得去改变它吗？

2007年9月改定

2011年5月再改

（一二七）

大概是今年五月份的下半截吧，报纸热了几天，因为故宫里的建福宫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事件当然不大体面，更奇怪的是被偷走的乃是几件极摩登的进口女用首饰盒之类的东西，而与故宫其实本来毫不相干。

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件倒霉事竟牵出了故宫里的一件怪事，原来“新建的”建福宫里居然开办了一个极高档的会所和餐厅。那些被偷的提包原是摆在那里供阔佬们吃饱喝足之后花大钱买下讨好太太小姐们的。

丑事一公开，就不免有了后续新闻，报纸上很快开列了北京和承德几处皇家宫廷和园囿里“公共餐厅”的名字。北京颐和园的听鹂馆乘机宣称他们那里的吃喝价格最公道，一桌美食只要五千块钱，很“大众”。我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如今的八十二岁出头，快要麻烦火神爷了，却只吃过学校的大食堂，现在一餐只要不到十块钱就能吃得肚子溜圆，不懂得几千块钱一桌、几百块钱一人的大餐都吃些什么。吃烙饼卷大葱吗？再抹上点儿酱，那倒是很好吃的呀！

好吃归好吃，但是，在作为最重要的历史文物的宫廷和皇家园囿里大吃大喝，却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独有的盛事。我听到的外国消息都说，凡是文物保护单位，包括不小的周边范围里，一律都不准有明火，那是可能引起灾祸的。咱们中餐厨房的明火尤其危险，老资格的厨师傅，端着火冒三丈的油锅舞弄一番，竟是他的得意手艺，能上电视镜头。

我已经年迈，记忆力很差了，但是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二十来年前，故宫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主办的国际机构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专家来审查，他叫费尔顿，是我在意大利学习时候的老师。我陪他登上紫禁城墙，他仔仔细细地观察审查，走到西北角，往下一看，内侧院落里有几位木匠师傅在工作，一大堆木屑刨花近旁，三脚架吊起一只水壶，正在用通红的明火烧开水。火焰十分活泼，东一蹦、西一跳，不时往上蹿蹿、往外扑扑。老人家大惊失色，连连说：这可不行，不但紫禁城里面不能有明火，筒子河这边就不该有了。明火最危险，何况你们的建筑都是木质的。本来，这以前，他曾经详详细细问过太和殿一带的消防设备和人力的情况，如有若无，吓得不轻。我把这两件事都向故宫的责任官员报告了，还描述了费尔顿先生又紧张又严肃的神色。

从那次以后，我就一直以为，故宫、颐和园、明陵、承德避暑山庄之类世界最高级文物的近边和内部，一定早就“严禁”明火了。负责保护它们的人，岂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嘴里却喃喃念叨“中国特色”。前几年听说故宫里的游客休息处由什么人来开咖啡店引起了公众舆论的热烈议论。但人们的批评似乎止于店老板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卖咖啡还是卖龙井或者别的名牌香茶，看来只是钱由谁来赚的问题，并没有牵涉到故宫那些纯木质的世界顶尖遗产的安危。

没想到，上个月，也就是我们的故宫如愿以偿成了世界遗产之后仅仅二十五年左右，便爆料出丑，原来它里面早已办起什么合资公司和专供大阔佬享受的“宫廷御厨”来了，那些山珍海味，想来总不会全是冷盘吧！当初，费尔顿先生替我们提心吊胆，吩咐筒子河以内不能见火，我们自己却满不在乎，杯盏流溢，煎、炸、烹、炒，各色俱全，好不潇洒。这也是大国风范，泰然处事吗？

那么，是不是西方人神经过敏，小题大做，而咱中国早就有人拍了胸脯，保证喝喝酒、品品山珍海味，对文物建筑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还经过权威专家的论证？

我并不以为在文物建筑里大吃海喝一定有多少实际危险，那危险倒是总有一天会被能干不过的人类预防住的，我更多的却是感受到、理解到，这首先是对世界顶尖的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一个文化教养问题，也便是对人类几千年的创造史有没有敬意的问题。简单地比方一下，这就好像梅兰芳在台上唱戏，什么人都不该在台下嗑瓜子、聊天、打呼噜。

尊重前人的文化创造，怀有敬意和谢意，这是任何一代人都应该有的教养。

我在欧洲各地大大小小的文化遗址里徘徊，从来没有见到过那里有供正经餐饮的店铺。法国的凡尔赛，连宫殿带御花园，面积比咱们的故宫大，比颐和园也大，要好好参观一遍，就得去好多趟。但就我所知，花园里只有远远在中央运河岸边的一幢小房子里卖三明治和无酒精饮料，那儿是几百年前国王路易十四的船童的宿舍。意大利的奥斯提亚，一座早已荒废了的古城，面积在八十公顷以上，主街就有一千二百米长，有七座公共浴场，草草看一遍也得一整天，游客肚子当然会饿的，但是，只有一座剧场的废墟里有个小房间卖三明治和矿泉水。其他面积小一点的古文化遗址，更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大吃一顿了。当然，外国人也会肚子饿，游客想买点儿吃的，管理者就是两招，第一招是就得退出文物古迹的保护范围再说，第二招是只有冷饮冷食。例如看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很大的保护范围里什么吃的喝的都不卖，只有在那宽阔的草地之外，隔一条马路，对面墙根前才有不少卖小吃的手推车，整整齐齐排着队，卖的也都是简单的冷食品，无非还是三明治和矿泉水之类。从比萨赶到卢迦，那里更绝了，不是定期的旅游日子，连片面包都买不到。

意大利人信奉的是天主教，满城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教堂，按照教义、教规，教堂在任何时候，包括半夜三更，都不能拒绝人们进去，而且不可以收费，不论是异教徒还是别的什么人。(2)所以，它们自然成了流浪汉极好的栖身之所。不知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规矩或者什么协议，倒是没有见到圣彼得主教堂之类的世界级圣殿里有流浪汉住着，但是背街陋巷里的小教堂，一到天晚，柱廊里就会躺下几个流浪汉。他们衣不蔽体，蓬头垢面，随地便溺。有朋友告诉我，这些人属于某个穷人教派，这样的生活是那种教派的修行方式，教堂决不能驱赶他们，政府也不能强力收容他们，所以这些穷极了的流浪汉靠人家布施还过得去。有不少著名的巴洛克小教堂位置就在冷街背巷里，我常常去，所以能见到他们这些流浪汉。（我见到过那里有人吸毒，不知上帝怎么表态）

应该受到庇护的首先是穷人和流浪汉，不要憎恶他们，而要帮助他们，这是天主教的重要教义之一。咱们虽然不信教，还是认真去理解那些为好。不要以为只有有钱阔佬才需要关怀，才值得关怀。我们未必要去给穷人们洗脚，但何苦一浪又一浪地驱赶他们出城市，连摆地摊都不行，甚至还因此闹出人命事故来。贫民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必需场所，多么辉煌的城市也都曾有过它们。强拆贫民窟，驱赶贫民家属，逼迫他们家庭只能在春节团圆几天，还得花去一笔路费，一笔血汗钱！这太不人道。穷人也要过家庭生活，他们有这个权利，应该受到关怀。驱赶他们，于法何依，于情何忍！

如果利用故宫、长陵之类的古文物挣一些善钱，全部用到扶贫济困上，这倒不是坏主意！当然，必须是对文物和它的环境不能有丝毫的损害。

我曾经住在罗马城的西门外，每隔一两个礼拜，为了到大使馆去拿国内来的报纸，要斜穿过罗马城。半路上，有一座当年尤利亚家族的别墅，布局很奇特，建筑史上大有地位。那地方很偏僻，公车不到，没有什么人去参观。我先买门票进去了两三次，每次都是独一无二的参观者。那位管理员大概是寂寞难耐，后来就不要我买票，只希望我常去陪他聊天，聊得时间长一点儿才好。有这么个好机会，我就什么都问问他，长了不少知识。我首先问的就是，这个不小的博物馆几乎没有门票收入，是怎么维持下去的。承他告诉我，原来意大利的旅游收入已经快要超过工业产值而占据国家经济的第一位了。旅游业赚的大都是外国游客的钱。外国游客到意大利来，多半是来看意大利丰富而且价值极高的文物，他们一到意大利，吃、住、乘车、买东西、参加旅行社的行动，都要花钱，这些钱都落在旅游业、服务业和商业手里，很不少，国家再通过税收取得其中的一部分，用在文物保护上。教堂之类的文物还有一大笔信徒的捐献钱。这些钱怎么分配，完全看文物本身的实际情况，不管它自己卖出了多少门票。比如，那位老兄管理的尤利亚别墅所得的各项保护费用有多少，完全决定于别墅的价值、状态和保养需要，而和它自己卖出了多少门票没有关系。那些两千年前的古罗马石板大道和高架输水渠，您随意看！所以文物的直接管理者，就不必甚至不可以再挖空心思去挣钱了。

我当时听了只“喔”了一声而已，后来看到了咱们国家乡土建筑管理的乱象才明白意大利这项规定的重要价值。不过，事到如今，咱们并没有在文物保护制度上提高到意大利人的这一步，以致放任各处文保单位自己想办法弄钱。由于条件限制而弄不到钱的，眼看着那些乡土性的宝贵的文物快快地损失甚至“完蛋”。不顾一切的人，直奔钱财而去，动手动脚，“承包”、“开发”，很快就毁掉了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就是毁掉了它的基本价值，于是就更靠胡吹乱干挣钱。游客花了钱，却听了些也看了些弄虚作假的东西，文物变成了毒物。例如，有些乡土性的“旅游点”把古村的历史、地理、文化全都歪曲了，庸俗化了，反倒弄得很“兴旺”，而老实认真的却很冷清。谁对这种现象负责？我知道咱们有些地方长官很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推动那些歪招。因为地方挣了钱，大有利于他们的“先富”和升迁。三年五载就换个地方，悠哉，游哉，文物于我何有哉！

我第一次到罗马城的时候，市中心的图拉真纪功柱已经被遮蔽了十几年了。负责人说，大概还得再遮蔽十几年，因为那三十几米高的纪功柱正在接受治疗，身上每一平方厘米的表面都要采样做理化检测。看来，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上，并不时时事事都唯利是图。他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很负责任。咱们是不是也不妨借鉴一下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呢？

这一点，还可以有一件事插进来说说。两年之后，我又去了一趟瑞士，参加一个国际旅游业巨头和文物保护专家的联合会。会上，文保专家对旅游业提了许多批评性意见，要求他们认真对待历史文物的保护问题。例如，要把每天参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人数压低到一万人以下，因为教堂里那些壁画已经受到了空气中游客的呼吸和汗泌所带来的酸性物质的侵蚀。会议的最后半天，世界七大旅游托拉斯巨头全部到场，请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诗人为代表当场答复文保专家的批评。一件又一件，答完了批评意见，竟是全部接受，保证会后就去商量怎么落实。更有意思的，是最后的那个节目：由他们旅游业者提出建议，要求关闭西班牙新石器时代的有壁画的石窟，停止向蜂拥而来的旅游者开放，因为那里的世界最早的壁画遭受人们呼出的酸性气体的破坏，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里的更严重。那些石窟正是旅游业铁打的摇钱树，所以代旅游业界说话的诗人话音刚落，在场的文保专家全体起立，又欢呼，又鼓掌，十分热烈。（咱们的太和殿里，空气的酸度、湿度是怎么测的？怎么控制的？）

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老板们，也并不时时刻刻都唯利是图，或者说，他们图利的眼光并不短浅。资本家们的文化修养在不断地提高，已经不是19世纪“高老头”的那副模样。现在倒是该咱们实实在在提防见利忘义了。

我不知道，在北京的故宫、太庙、明陵、北海、天坛、颐和园和河北省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等绝世无双的皇家文物点上，大大咧咧地用明火炖、炒、蒸、炸制作绝世无双的美食来赚钱的文物建筑管理者、责任人，是不是会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咱们的文保单位的管理者是不是要认真地琢磨一下了呢？君子在“爱财”之上先要爱文化、爱教养，尤其要爱人，不但要“取之有道”，还得“用之有道”才好！

文物、文物，说的是文化的宝物，所以，文物保护工作，是要上对祖先负责、下对子孙负责的事，神经要绷得紧一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是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可不能为了多挣几个钱，就大大咧咧舍得把稀世宝物弄到危险既不少又不小的境况里去。

我游历过的欧洲胜地、名城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凡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古迹胜地等每周都必有一天会免费开放，不过，也许是我的运气好，记得好像凡我到过的地方，倒是都有这样一天的。我的荷包又小又瘪，却不记得曾有哪一次在它们门前闹过一场“思想斗争”。去凡尔赛那一天，切切实实是选了个免票的日子。咱们人多，免费开放大有难度，但多动动这类脑筋，总比挖空心思跟大老板结伙、在宫殿御园之类的地方多多挣钱好。要记得，文保事业本质上乃是一种公益事业，一种文化事业！它和教育事业一样，不能直接靠它发财，哪位“教育工作者”成天琢磨着名利，就该请他改行。

文化遗产可不能只当摇钱树看待，咱们还是学习学习世界各地的经验，心甘情愿地多吃几次干面包片吧！有人嘲笑这种态度，瞧不起，挖苦说：有钱不挣，这是犯傻。我们只能回答说：全人类的历史，文明史，启迪我们懂得在祖先们千古不朽的文化遗产前毕恭毕敬、向它们的创造者致敬。同时，我们也勇于创造我们这个时代不朽的成就，留给后人。

（咱们炎黄子孙还有很拿手的一招：几十年前某市借口让汽车少打弯而拆掉的古建筑，几十年后为了给城区申请个什么体面的国际性身份又打算重新再造一个。这并没有什么难处。我猜想那些国际文保界人物也懂得讲面子，会一边嘟嘟囔囔，一边签上“同意”的字。若干年前，南方某受了伤害的名城申报世界遗产，咱们的专家学者就曾经对前来审定的外国专家学者们大大地“做工作”，请他们海涵，投一份赞成票，专家学者们就是嘟嘟囔囔地签了字的。）

以上关于保护故宫和其他一些皇家宫苑的杂记，写成之后，搁在桌子角落，终于不打算发表了。因为我想，故宫之类，不但咱们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拿它当作宝贝，一时保护工作做得不得当，成了破坏工作，报纸上一批评，无言以对，还能不赶紧认真改过？“改了就好”嘛！稿子压久了，终于出溜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那么，就不发表了吧！

不料，真是“有其一必有其二”，而且前后紧跟，7月11日，《北京晚报》又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报导了明长陵祾恩殿的一场野蛮历险。这场历险，晚于故宫的那一场“大批判”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儿，事情之糙，竟又超过了故宫的那一场。报上通栏的大标题是《殿内戒备森严，殿外四处火患》，咱中国人这是怎么啦？盼钱都盼疯啦？真个是不惜前仆后继吗？看来，我这篇杂记还是发了好吧！

长陵祾恩殿建于1409年，纯金丝楠木的建筑，到现在已经有六百零二岁，还保存得这么完美，天底下能有几座呀！我一直以为它必定受到最科学的、最严谨的保护。没想到，在明陵被国家旅游局正式宣布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7月8日那天晚上，它将要被用作一场大型演出的地点。散发的宣传报道中有这么一句：“一场空前的晚会即将呈现，因为它的地点是此间明十三陵景区中的长陵大殿前——这个地方此前从未举办过任何演出。”演出中，祾恩殿不但将成为背景，而且要“带入部分剧情”。演出时间是8日晚上8点。记者有心，在7月5日和6日连续去了两天，看望这座有世界地位的文物，看到“这座金丝楠木大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包围着，油漆、泡沫塑料甚至氧气焊接设备就堆放在祾恩殿前——祾恩殿正被火灾隐患所威胁”。

记者同志们还另写了一篇报导，题目就是《祾恩殿前四处是火患》，那里面把危机写得更详细具体，看了真叫人心惊肉跳。

这就是为庆祝明十三陵被列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可以冒的风险吗？文保呀，旅游呀！天哪！

欧洲人的古建筑遗产，都是石质的，偶然有极少一点儿砖头掺和，防火性能本来就很好，还那么战战兢兢地对待。咱们的建筑，大大小小都是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几乎全身上上下下都是木头，怎么还能这样瞎胡闹。小心一点好吗？

历史文物建筑保护下来，可以办旅游，也便是可以赚些钱来帮助保护。但是，保护历史文物建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增长知识，启发思想，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才是正常的对文物建筑的价值的正确认识。文物建筑赚点钱，目前，主要的就该是为了保护文物建筑，也就是有利于文明的促进和积累，决不能把文物建筑推上危险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在意大利等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国家，文物建筑保护部门都是直接向议会负责，并不是对政府负责。所以，虽然那些国家政府倒阁重组是常事，但文物保护工作不受影响，还是十分稳定地进行着，一丝不苟。而旅游业干的只是商业服务业行为，只能老老实实遵守文物保护部门定下的规矩，哪里有什么旅游业者可以自作主张、对文物动手动脚的！这样的怪事，大概只有咱们这个国家才有。有些县、市、政府根本没有独立的主管文物保护的机构，也没有专责的人员，甚至就叫旅游局去管理文物单位，要狐狸养羊，真是颠三倒四！这个关系一天不理顺，文物就一天在危险之中。

唯利是图，不重文化，这可不行！

2011年8月18日

（一二八）

（一）

我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正逢日本强盗大举入侵，整整八年，我都在浙江省南部度过。并不是平平安安地上学，而是不断地在崇山峻岭里“逃难”，由跟父母一样亲的老师们带着。日本强盗有一点动静，我们就得从这个山沟逃到那个山顶，从那个山顶逃到这个山沟。我初中是在景宁县城读的，校舍在城外，一座叫“敬山宫”的庙。我们有一位很受同学们爱戴的美术老师，在形势险恶的时候，美术课不上了，他的紧迫工作是到远远近近的深山老林去调查，弄清楚哪里有庙、有祠，能容下几个班的学生和老师们住宿、上课，以备日本强盗逼迫过来的时候学校可以“逃难”过去。这位老师是俞乃大先生，一位很有成就的木刻家，我们学生都叫他乃大先生。

前年，朋友告诉我，浙江省景宁县的大漈乡有几座庙宇、宗祠，值得给它们做点儿工作。一听说大漈，我心头一震，那不就是乃大先生当年给我们选中的后备校址吗？立即就下决心，去。先到了景宁县城，虽然在深山区，那县城却已经全部现代化了，二三十层的大楼有了好几幢，当年我们常常去顽皮的寺庙、佛塔、小溪、风雨桥，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座敬山宫被锯木厂占领了几十年，已经片瓦不存。我扒拉了一阵子烂木板头和刨花、锯屑，只自以为找到了粪坑的残迹，因为那东西有点儿深度。

敬山宫本来是一座不小的庙，有三进，第一进是戏台，学校的图书馆就在戏台上。庙门大约因为什么风水的考虑，设在右厢，戏台左后侧就是我们的教室，我的座位正好紧挨着戏台，一伸腿就能踢到戏台底下去。一位同学在那儿养了一对野兔子，是我们到太阳底下荒坟堆里脱光了衣服掐虱子的时候抓来的。

要到大漈乡，不论春夏秋冬，汽车都得在上午十点以后才能出发，因为早半天群山密林都在浓雾笼罩之下，那盘肠公路断断走不得。待雾刚刚薄了一点，司机就吆喝出发上山。车道七扭八歪，我们几个人也跟着七扭八歪，但总是睁大了眼往外望，忽然在岔道口看见一个路标，是指向东坑村的。东坑我也住过，在高山顶上，晚饭后散散步说不定就踩到了泰顺县的地盘。

没有时间到东坑去了，车子一拐便奔向了大漈。我写下这个“奔”字，不大准确，准确地写，是吭哧吭哧地爬向了大漈。这样的深山老林里，沿路居然也有几座小小的村子，它们的那些建筑简直都说得上精致。我很觉得奇怪，问了一问才知道，这一带山村，太艰苦，因此几百年来，居民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木工，背起斧头和刨、锯，跟着父兄下山到各地去辛苦，挣点儿血汗钱。一代一代，大木技术精而又精，当然有本事在家乡造些漂亮的好房子了。木材嘛，满山都是。

到了大漈，晨雾快要散尽。跳下车，眼前就是一条十来米宽的清溪，低头一看，溪里挤挤擦擦游着成群的红鲤鱼，一条条总有两尺来长，锦鳞闪闪，不慌不忙。来接车的村支部书记说，村里有民约，不许捉这些鱼，所以它们不怕人，只把喜气从村头带到村尾，从村尾带到村头。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顺溪陪伴着红鲤鱼走了一段路，右手边的山上长满了松树、柏树，还有很粗很高的红豆杉。隔不远便插着一些阔叶树，树冠张开，遮一大片天光，那生命的强壮，真叫人振奋。

又走了一程，路边上有个挺精神的院子，门楣上漂亮的书法写着“梅园”两个字。骤一看，以为山上农民们也会附庸风雅，却听领路的村支部书记说，不，原来这是梅老先生的家。我们推门进院，梅老先生正好在园子里弄草伺花，老先生九十岁出头了，不但健康，而且体力很足，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带着我们上楼。那楼梯又陡又窄，没有踢板，脚尖漏空，又不大结实，一步一晃，吱吱喳喳地叫唤。老人家真是了不起，轻轻松松就上去了，而且没有搭扶手。上楼一看，我们这几个来客傻了眼，板壁上挂着好多老先生亲笔的字画，还没有裱，都是应各地朋友要求的墨宝。木匠擅字画，这是老年间的传统嘛！

向老先生请教了一会儿，先生来了兴致，便又轻轻松松下了楼，陪我们去看看村子和村子外围的山峦和丛林。村子房屋松散，隙地很多，看来人口不旺盛，但是幽静、整洁，不妨说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息，非常“脱俗”。

沿溪又走了不远，就到了村尾，一抬头，见右手边陡峭的山坡上有两座不小的宗祠，刚刚修缮过，整整齐齐，叫我们精神一振。上了高高的两串台阶，进了宗祠，真个是生气蓬勃。梅老先生一手拉我过去，一手向上一指，我随着抬头张眼一看，大梁底下赫然写着一行墨字，原来这大堂正是当年俞乃大老师主持修缮的，作为我们后备的校舍。梅先生哈哈一笑，才告诉我他跟着俞老师修过这座宗祠。他说：“那时候我真希望你们来呀，但是又不希望是被日本鬼子赶来的。你们没有来，那也好，少一点儿损失。”我在抓着老先生臂膀的手上又加了一把劲，他转眼看了看我，我一下子把他抱住了。

在村长家吃过了午饭，我们接着散步、接着聊天，太阳落到山后去了，雾水上来，非走不可了，我再一次抱住了梅老先生。他问：“还能再来吗？”我骗他，说：“当然还来”。他知道我的心意，我们都为这句明明白白的骗话流泪了。

这是用真正的感情铸成的骗话！

回来之后，交换过两次贺年片，今年却没有他的信息。为了排遣想念的苦恼，我常常出个题目“研究”，例如，我该叫他梅老师呢——还是叫老兄？

更大的研究题目应该是：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的命运将会怎么样？照顾着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衰了，病了，老老少少的日子怎么过？我没有向梅老先生或者老梅提出过这些问题，我不忍，因而也不敢！

（二）

日子过得十分舒坦的人当然也不太少。离这个大漈村不很远，有一个县城，不大，向东望海，向南望山，山珍海味是家常便餐，一条省级公路通过，要想日子过得摩登一点儿，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一趟县城就行了。

我第一次到这个县城去，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刚聊了几句，她就告诉我，她是幼儿园的阿姨，县里没有管文保的干部，为了招待我，才把她调了来，而且答应她以后不再当阿姨了，从此就转为文保干部，但是当时她还不知道什么叫文保。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她到城里转了一圈，又看了几处很有特色的古建筑，那都是我的一位中学老同学推荐给我的，城小，很容易就找到了。半天下来，有点熟了，这位幼儿园阿姨就告诉我她被抽调来当了干部的原因，无非是有人打了招呼就是了。至于什么叫“文物”，还没有谁来得及告诉她，也不知道将有谁告诉她。

吃过午饭，她来了精神，告诉我城外的一处山脚下，小湖边，风景如何如何的好，好得不得了，应该去看看。既然我的重点调查对象是乡土建筑，总得也多了解些乡土的自然环境，就立即乐意去一趟。这一去，可真迷上了，不大不小的山，不大不小的林，不大不小的湖；该绿的绿，该红的红，该黄的黄。好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都在山乡里度过，对山山水水有很浓的感情，也有一些品评山水风光的鉴赏力，这次都发挥出来了。我对那位县里第一任的文保干部大大夸奖了一番，谢谢她给了我这么一次难得的享受。

过了三四年，我又一次到海滨去，要经那个县城过，我当然立即就下决心在那里停一天，再去看看城外的那一处风景，我可忘不了它。

这次陪同我的是另一位年轻人，挺精神的，又聪明、又活泼，而且是个百事通。但是听我说要去看那一处风景区，却犯了难，再三说没什么好看的，交通又不便，等等等等。我觉得挺奇怪，这算什么道理！

第二天一早，趁那位殷勤的陪客还没有来，我就自己跑到那个风景区去了。这一去，什么都明白了，原来那山谷口子上设了岗，生人不能进去。要进去，就得在门卫那里往里打个电话，找熟人。我没有现成的熟人，跟门卫傻傻地软磨硬泡当然毫无用处，只得挺不好意思地回宾馆去会那位热情的年轻人。年轻人放下了心，撇撇嘴，说，那山谷里，公家造房子供给了某种私人，形成了“特区”，外面人不让进去。我表现得很有水平，只轻轻一笑，没有说什么。心里想，这种事情什么时候能不再有呢？

但这种事情没有结束，却普及了起来。我无车又无钱，再加上一大把年纪，虽然很喜欢大自然，却只能在电视机前面兴奋罢了。但是，就凭我这样的德性，却也在各种火猛得很的广告上知道，城市周边，甚至远远的周边，风景好、交通又便利的地方，很快就会变成一种特区：它们会被“开发”，会被“打造”，会被“享受”。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很有味道的卖郊区别墅的广告，配着几张亮丽至极的照片，写的是：“人生到此，夫复何求”。是呀，是呀，有了势，有了钱，住上了别墅，还要什么社会理想之类的傻念头呀！

我记起了乾隆皇帝的一句感慨，说的是：“天下名山僧占多”。不过我少年时候，为了躲避日本鬼子侵略军，常常要背起包裹“逃难”，老师会再三叮嘱我们，路上口渴了，不要喝溪沟里的生水，可以找庙里的和尚师父，总能得到一瓢茶水喝。他们讲究慈悲。但是现在的贵人们和富人们呢？唉，你能走进豪华的别墅区向他们讨杯水喝吗？整个风景区都已经站上了岗，“闲人莫入”了呀！

老天爷留下的旖旎风光，谁占着呢？

（一二九）

今天是2011年11月24日，北京《新京报》上有一满版卖别墅的广告，它的主标题是《不舍都市的山水梦境，仅为270位商界名流翻心预留》，文字很不通顺，甚至还有错别字和用字不当的毛病，但意思和“气度”还能猜明白，那就是：梦境般的绝佳山水间造了些别墅，毕恭毕敬地为一小撮大老板们留着。“非”大老板者，靠边待着去，俺不侍候。

广告分七段，每段都有两句半通不通却又肉麻、又傲气的标题，依次是：《隐逸CBD核心，阅赏盛世家园华章》《只有四层，却是CBD的上层建筑》《超越时光赏鉴，对语世界的建筑艺术品》《师法欧洲，以磊落磐石见证时光赏鉴》《礼序空间，巡礼全球居室的生活之道》《萃取中西技法神韵，一墙之内洞若桃源》。最后一段的标题是神来之笔，写得极有分量：《私享内阁管事悉心驾护，仅为高阶名流服务》。

每节标题下面还有几百个小字解释，这最后一节的最后一段是：“以其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系统，特色化的VIP建制服务系统及严谨的保安系统，共同构筑成为独特的全方位物业服务体系，更多私属化定制服务，这一切，只是专属您的阶层”。

请问，这270位大佬专属什么“阶层”？是哪个国家的？

上面几段的标题引文已经昏得十分可观，但是，为了帮读者朋友们多增加些见识，我再引些它们解释中的几段出色句子，它们还是广告里比较能猜得懂的一些：

“咫尺银泰中心，华贸中心等CBD商务地段，JW万豪、丽思卡尔顿等国际五星级酒店球伺周边……相系大国命脉地段，细味盛世风华。”

“以别墅标准营建城市花园私属宅邸……容积率仅为1.6。敬献国贸一座当代私园的时代巨制与用心，造就北京……绝无再有的超低密类别墅华邸。”

“呈现出一种平和、高贵的上层建筑气息。”

“甄造贵而优雅无比的卡拉麦里全天然花岗岩为立面用材，其温润如玉的纯洁质地，以堪比欧洲宫殿的华贵与血统，积淀岁月时光的贵鉴。”

“特聘海外豪宅设计大师，秉承以人为尺度的高贵比例，将源自法国Art Deco公寓经典套房户型、欧洲城堡豪宅装饰熔冶于东方的灵性之中。”

“将西方园林的规制仪式与东方园林的疏落有致相结合，以原生地貌方基础精心布建……栖息于此，全面体验CBD花园生活之高贵典雅与自然清新。”

我这一辈子，除了下乡，算得上深居简出，所见所闻很少，请问：天上的虹霓有七色，地上变幻着的有多少颜色？眼晕呀！

颜色多变还不算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些房屋的雅号太特别，不过也可以说不特别，稀松平常，因为在广告里已经招摇了很多日子了，我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倒是法国式、英国式、比利时式、芬兰式、挪威式弄得我捉摸不过来。何况恐怕还有伽里古鲁式、滴里化拉式等等眼看着要出场了呐！至于什么“孔雀英国宫”、“英国花园城”之类，就是“小菜一碟”了。说说谁不会扯淡！

这些嚼舌头扯淡的事且不去管它，最难得明白的是价钱的“峰值”，我们会弄得两眼犯晕。例如，12月16日和22日的《北京晚报》都有一页五彩斑斓的满版大广告，大字印的是：每平方米建筑“9980元起，引爆全北京”，很得意！您不要吃惊，它上面还印着一句话：“把房子还给真正有需求的人”。你我在这类豪宅的老板眼缝里都不是对豪宅“真正有需求的人”。几十年前我学过一点点经济学，懂得所谓“有需求的人”是有钱而可能买点儿什么的人。买不起的人，即使家里有十几口子风餐露宿，对这样的豪宅也是“没有需求”的。这则广告交待得很清楚，那豪宅是供给24小时都有“英式”管家贴身服务的阔佬买的，所以它才能被弄成“殿堂级配套繁华尽享”的“精品钜献”。我倒是有兴趣问一句：那英式管家是不是抗日战争前上海英租界里的“红头阿三”之流？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此之谓乎？

但一处殿堂式房子的老板在报纸广告里说，他的房子要“引爆全北京”，更加吓得我不轻。这可使不得，北京还有一条中轴线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呐！幸亏年轻人掐着我的人中教导我，老板说的“爆”不过是他得意忘形时候的“修辞”，不是真的去玩炸药。但我想，阔老板说话，中气足，倒也未必是空头的得意忘形。“爆”或许不行，但“拆”却早已大显过神威，也是所向披靡，结果和“爆”并无不同。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据《深圳商报》调查，当今国内富裕人士平均拥有3.3套房产（一套多少平米？），而冻死路边的新闻，初冬便已经上过报了。

（一三〇）

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两位老师，是我国早期的建筑学专家和教育家，他们又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也是文物建筑保护工作最早的探索者。对这样有多方面重要贡献的前辈，我们当然应该抱着真挚的感情一代又一代地纪念着他们。纪念的方式很多，不论有多少，其中一定会包含着两件事：一件当然是学习和继承他们的学术成就；另一件便是保护好他们的工作地和故居。世界各国都有好好保护历史人物故居和工作地甚至保护他们常常去吃面包、喝咖啡的小店的习惯。

梁先生和林先生有不少故居，最重要的，应该算北京北总布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和四川省南溪县（今宜宾市）李庄月亮田小村的一座农舍了。前者是他们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研究并大有成就时住了七年（从1931年到1937年）的带后罩房的四合院，后者则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撤离北京辗转流亡之后定居了四年（从1943年到1947年）的农舍。

在北京北总布胡同居住时期，二位老师完成了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开路奠基的大业。在李庄月亮田小村里，重病缠身、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二位老师不但在学术上继续开拓前进，还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候为祖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费正清先生到李庄去看望梁先生和林先生，见到二位老师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又病又穷，无粮无药，却还在坚持工作。于是费正清怀着敬意，要安排二位老师到美国去治病，去休养。梁先生回答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难免死在刺刀和炸弹之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大地上。”他终于没有去。后来，他们的女儿问妈妈：日本强盗打到了贵州，逼近了四川，怎么办呐？林先生回答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什么叫“大义凛然”？这就是！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最高道德。在生死关头，二位老师完成了他们的人格，完成得多么从容。

现在，应该为梁先生和林先生建立两座纪念馆，让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当然也有我们这些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既能够学习梁先生和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更能够学习他们的品德。这两座纪念馆，一座在北京北总布胡同，一座在四川宜宾月亮田村。

几年前，我只身一人，到了月亮田，这村子小得出奇，不过几户农家而已。谢谢村人们，居然还把二位老师的居室和工作室腾出来作为陈列室，纪念他们。我特地站在大门前，向右远望，居然能见到扬子江。我轻轻背诵着林先生对女儿的那几句话，热泪流了满脸。

两位老师住在这月亮田的时候，正是我读中学时期，学校“逃难”到深山里，山脚下就会有日本强盗的军队经过。音乐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们唱《苏武牧羊》，语文老师每个学期开学都一定再重复一遍陆游的《示儿》和岳飞的《满江红》。那些课我们都是流着泪上的。老师啊，老师！

梁、林二位老师在宜宾住的这一座老房子还在，保护得很好。从建筑角度看，“故居”和“纪念馆”合一，很得体。北京这一座，故居已经全毁，而造假是决不可以的，怎么办，还得细细商议一下。

两年前，北京市北总布胡同里发现了梁先生和林先生八十年前的故居。很有些朋友高兴了一阵子。怎么保护它，怎么利用它，都有人议论。虽然主张有些不同，但都很认真，即使两个人辩论得面红耳赤，也心里痛快。有时候还故意把问题弄得复杂化，嚷几句过瘾。

没料到，真正料不到，今年年初，忽然传来消息，二位老师的北京故居被拆光了。连北京市文物局都不知道就被拆光了。谁决定拆的？原来是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怎么有这么大胆？不知道？总是豪富与权力结盟，有恃无恐了吧。

于是大家就议论以后的事。有了大致两种主张：一种是把故居原址改成一方绿地，并且留下残存的废墟，供人凭吊。另一种是重建原状的房子，用作一个展览馆，馆里陈列有关梁先生和林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的资料。虽然展览馆的建筑可以追仿原物，但决不允许冒充原物，仅供思念而已。为了避免真伪混淆，便在大门边写上一墙壁说明辞。这两种设想都很认真，或许会引起一番斟酌，不过，无论如何，造假古董装身份的做法是大家都不会赞成的了。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失去，这观念现在已经被大多数人赞同。造假，没有什么人肯干了，这是好事。

鉴定文物，提出的问题应该是“真不真”，不是像不像。“真”是文物的命根子，只认真，不认像，这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所以，文物建筑如果毁掉了，当然是不可能再现的，它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重建的仿“古”建筑，决不能充文物，这也是文物建筑保护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造个假的“古建筑”去替补，整个文保工作就会失去规范，连累得文物建筑也就没有多大价值了。

文物建筑的价值主要是见证历史，所以后人造不出来。人们对文物建筑的感情也是造不出来的，人们宁愿看到文物建筑遗址上的断墙残壁，却不愿意看到重建的假古董。前者有情，后者无义。从学术上看，假古董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们会扰乱对历史的认识。

所以，如果仿建北京被毁的梁思成、林徽因二位老师的故居，它只能被称为“展馆”，决不能有文物的身份，决不能期盼它有什么历史价值——只能拿它当作“反面教材”而已，这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而用假“古董”来息事宁人，是行不通的。

（一三一）

2012年7月5日《文摘报》的第6版“学林漫步”栏介绍了6月28日《中国经济导报》上的一篇论文。“学林漫步”里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名城保护：靠政府投入也要吸引社会资本》，不知道它是《文摘报》这篇介绍文章的标题呢还是《中国经济导报》上原文的标题，很叫人迷糊。

那篇文章的标题倒并不糊里糊涂，它的宗旨是为社会资本开路，把它引进到“名城保护”的旗下来。它说：“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往往具有稀缺性、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明摆着，这位作者看到的是三性归一的“较高的投资价值”，而不是更高的文化保护价值。作者倒是用过一些功夫，知道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政府的税收政策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它们有个法规制度，“规定公司或个人向文化遗产保护慈善基金会捐赠可以获得税前扣除，企业投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可以进行税收减免等”。

写到这里，那位作者是在介绍外国的一种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者“税收减免”的办法，并不是纳税人参与遗产保护工作指手画脚的办法。但是，作者并没有忘记他牵挂的“较高的投资价值”，自己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大大的一步。这一步先说“我国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来”。来了干什么呢？再说下去就叫人毛发悚然了。他说的是：

“对于成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性改造（！），应该积极吸引具有较强实力的开发企业进行整体开发（！），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文化风貌和实现街区整体统筹发展（？），比如，可以采取历史文化街区与其他区域‘捆绑式’开发模式（？），引导有实力的开发企业参与保护（？）。对于产权复杂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可以采取居民、政府和社会投资者产权合作开发（？）模式……”

短短的一段文字，充满了杀气！说的只有“改造”、“开发”——还是“整体开发”、“捆绑式开发”。要的是什么呢？是“成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性改造”。是“改造”，是“成片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那么谁来“保护”呢？是“有实力的开发企业”。请问，什么叫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性改造”，什么叫“捆绑式开发”？既是“改造”，又怎么叫“保护”？满纸莫名其妙的胡说，连起码的文物建筑保护知识都没有，肚子里想的无非是“改造”和“开发”，这哪里是保护文物，只会是毁灭文物。无法挽救的毁灭呀！

那篇文章给了一个可怕的信号，这就是：老板们已经加紧加快地要发文物财了，发财的方法竟是毁灭文物。炎黄子孙们，咱们可要起来保护咱们的文物呀！

若干年前在咱们浙江省某地开过一个国际性的建筑文物保护会议。我请教一位参加了会议的朋友：情况如何？这位朋友十分简约地说：“外国人讲的是保护，中国人讲的是开发。”真是一语中的。

我们可要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学一学文物建筑的真保护！全民族几千年的文物积累，可不要在我们（或者再加上下一代人接班）的手里毁灭！那可是咱们民族的灾难，可耻的灾难。这可是得不到同情只得到卑视的千古遗耻的灾难呀！

这一场文化存亡的斗争，也要有献身精神！这场斗争和几十年前那场抗日战争是相似的，都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没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哪里还有民族呀！老板们早已准备动手了，咱们还能逍逍遥遥地混着过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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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59年英国作家狄更斯写成了著名小说《双城记》。小说内容写的是法国大革命，书中写出了劳动者可怕的生活环境。

(2) 进教堂不必买票，这是教规。要容留无家可归的人无偿地在教堂住宿，这也是教规。罗马城的游览点有很大一部分是教堂，只有乘梵蒂冈教廷的圣彼得主教堂穹顶夹层里的电梯要买票，这是因为游客要留票根作纪念品。不买也可以，自己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