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华政治学系的创立
一、清华早期政治学课程
清华政治学系的成立，是在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设立大学部之后的事，而有关政治学的课程自清华学堂成立时就开始设立。处于留美预备部时代的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学校参酌中美学科制度，分设高等科与中等科，各以四年毕业。高等科注重专门教育，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课程设置参考美国大学低年级课程，以便学生毕业后能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并能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与生活。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开列该校学科为十类：一、哲学教育类；二、本国文学类；三、世界文学类；四、美术音乐类；五、史学政治类；六、数学天文类；七、物理化学类；八、动植生理类；九、地文地质类；十、体育手工类。每类学科功课分通修、专修二种。通修“种期博赅”，专修“种期精深”。其中史学政治类课程，贯穿中等科与高等科共八年教育。[1]民国成立后，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办学宗旨未变，仍“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邦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但将高等科分为文实两科，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全部学科被重新分为西文及中文两部，仍以西文学科为主要课程。其中，政治课只设于高等科四年级，作为文、实科学生的必修课程，每周2个钟点。[2]在1916年高等科的课程表中，政治学不再作为必修，与新增设的公民学、国际法一样都是只供三、四年级学生选修的课程，在学生的整个学分要求中所占比例较低。[3]总之，当时清华学校注重的是语言训练，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并非学生学习的重点。故王化成说，“民国十四年以前，清华为留美预备部时代，当时学校亦设有二三关于政治学之课程，惟以办学目的，在求深造于国外，故课程性质，尽属基本浅易学科。”[4]
早期在清华学校教授西学课程的基本上都是美国教师，至于政治学课程究竟是由哪些人讲授，并不很清楚。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麦克洛斯（Robert M. McElroy）可能是其中的一位。[5]后来，回到清华执教的庚款留美学生逐渐取代美籍教员。清华毕业生余日宣大约在1920年6月之后从南开来到清华[6]，担任政治学教员。在1922年的高等科课程表中，社会科学部的课程包括欧洲上古史、欧洲近世史、美国史、工商地理、公民学、政治学、比较法制、东亚邦交史、经济学、商业组织、经济概要、币制银行、社会学、劳动法、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哲学、泰西文化等。其中政治方面的课程全部由余日宣和魁格雷（H. S. Quigley）博士担任。余日宣担任公民学、比较法制两门课程；魁格雷担任政治学、东亚邦交史、泰西文化三门课程。[7]魁格雷当时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助教授[8]。
二、清华改制与政治学系的设立
清华的创办与维持有赖于庚款，按照用款计划，庚款到1940年结束。因此，若不及早将清华学校改办为大学，庚款耗竭之时，学校就得关门，留美学生的派遣也得终止。这对清华主持者而言，无疑构成压力与挑战，因而不得不谋求长远之计。校长周诒春于1916年曾呈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扩充学额，预备设立大学”。随后，代理校长赵国材也呈请“增高程度，升为大学”。但是，周贻春离校后，校长数易，仅改组董事会以维持局面，更无计划可言。“五四”运动以后，民族主义高涨，国人反对教会教育，而清华式的“买办”教育也在被反对之列。杜威、罗素来华，劝中国教育界创造中国式的理想学校。[9]1922年“壬戌学制”的推行引发了“大学热”，许多专门学校，纷纷改办大学，清华当亦不甘落后；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寻常大学，其设备及教材等，并不十分优良，何苦赶紧出洋”，留学生“若不先在国内受相当之高等教育及社会训练，留学太久，即与社会情形隔膜，而服务效率，反为减少”，因而感到有提升清华程度之必要。[10]但直到曹云祥主校时期，除了上述推动因素，还凭着曹云祥的才识与努力，清华改办大学之议才得以实现。
1923年清华开始停办中等科，1924年开始停招高等科。是年底到次年上半年，大学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筹划改制事宜，拟定各项方案。按照大学部成立前拟定的《大学部组织与课程》，大学部分普通科和专门科两级，各为两年或三年，“前者重综合的观察；后者重专精的预备”。普通科“以使学生知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现状，藉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所设课程大致均为普通性质，为各生必修者。专门科对学生施以专门训练，“即对于学生选就之终身职业或学术为专精的预备”，“专门训练之方法当采书院制或学徒式之精神为之，不令蹈自由选科制之泛滥无归之故辙”。专门科大致分三类：甲、文理类；乙、应用社会科学类；丙、应用自然科学类。[11]但此时只决定文理类于1927年先开办数系，其他门类俟调查国内情形后再行决定，并决定于1925年秋间着手此项调查。此一方案主要出自张彭春的擘画。
大学部普通科于1925年秋季开始招录一年级新生。当年大学一年级课程分为共同科目和选修科目两大类。选修科目包括国文选修科目、英文选修科目、数学选修科目、自然科学选修科目、社会科学选修科目、哲学选修科目、语言学选修科目。在社会科学选修科目中，政治类课程只有“政治学及远东政治”一门。“本学程前项为政治学初步，令学生习知政治学之性质范围及方法，国家成立之要素及其机能与范围，公民权与国籍，宪法之性质、来源及种类，政权之分配，选民等问题。后项将中国、日本现今政治上之组织及实际运用，作比较的研究，以讲演及读书方法为之。”[12]该课程由余日宣担任。[13]1925年12月3日经教职员会议通过课程委员会议定的《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学程细目》，据此，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结构与1925年度的没有多少差别，但政治学课程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门“比较政治（中央及地方）”。[14]
1925年大学专门科筹备处拟就了专门科课程草案，将专门科课程分为西洋文学组（英文门、法文门、德文门）、社会经济组（社会学门、经济学门、商业门）、生物学组（植物学门、动物学门、普通生物学门）、教育、心理及西洋哲学组、物理数学组、政治学组。政治学组的课程草案规定：专门科第一年的必修科目为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第二外国语（至少须选读其中两种，共6个“单位”。以下括号中数字均指“单位”）；西洋近代政制（3）；中国政制（中央及地方）（3）；中国近世史（政治的）（3）；法学通论（1）。第二年的科目均系选修，共15或16个单位，其中政治学的课程为：国际公法（3）、中国外交史（1.5）、现代国际关系（1.5）、英国宪法史（1.5）、政治思想史（3）、日本史（政治的）（1.5）、俄国史（政治的）（1.5）。凡预备将来在外交界服务者，可多习第二外国语；凡预备将来在新闻界服务者，可多习国文及其他社会科学。政治组学生均可与教员商定，于上列课程以外任选其他科目。[15]
不料张彭春的方案进行半年后，“荆棘丛生，讥谗迭见”，教员中发生了驱张风潮，张彭春旋即离去，他的计划遂形搁置。1926年春，清华着手为次年分系之准备。3月26日刊行的《清华周刊》透露，1927年起清华将开办九种专科，分别是：中国文史组、西洋文学组（英文）、物理组、化学组、生物学组、政治外交组、商业经济组、教育组、农业组（垦务），但“各科如遇有人数过少时不得开科”。[16]1926年4月15日教职员大会通过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则规定，“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4月26日，第一次评议会议决设立17个学系，其中11个系先行设立专修课程，4个系暂不设立专修课程，2个系仅设普通课程。4月29日，教授会选举产生各系主任。政治学系列入先行设立专修课程的11个系中，系主任为余日宣。[17]至此，清华学校政治学系正式成立。[18]
清华政治学系的设立较早即有成议，1921年3月，学校“已定设大学一年级”（下学年高等科四年级即为大学一年级），“大致分文实二科。文科有政治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银行学科等；实科有医学预备科、农林科及工程科。”[19]之后虽然未能实行，但议设大学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改制工作遂着手逐步展开。在此过程中，政治学始终被列为筹划中的大学部的组成单位。其受重视的具体原因未见说明，但据相关史实可略作推断。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势力分化组合剧烈，民初设立的代议制正受到来自中国本身经历及外来观念的冲击，改造代议制思想蓬勃兴起；[20]在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正面临着多元化的路径选择，在国家发展问题上也上演着根本改造还是渐进改良之争。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看到了以平等的地位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希望。[21]这一切使得人们对政治改造抱以极大热情，在展望民族国家重建的前景中，政治人才和外交人才的培养被视为学院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1923年，燕京大学政治学系开办之初即将办学宗旨定在为政府培养内政、外交人才，为国家培养领导人才。同年9月，张君劢应江苏省长韩国钧之聘，创立国立自治学院。两年后，改称国立政治大学，张君劢有意将其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1926年，南开大学对文科进行重大改革，“按学生之兴趣，察已有之人才，将文科之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两系，训练政治、经济之人才，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22]可见20世纪20年代政治学教育机构纷纷设立或调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极为密切。
对于教育机构的主持者来说，是否设立政治学系，通常会考虑到该校所处的地域与人文环境是否适合该学系的建立。191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委任专门教育司司长汤中会同参事王振先等筹划国立大学事宜。汤中等随后条拟办法，特具说帖。他们认为北京大学可规设文、法、理、医四分科。关于设立法科的理由，他们认为：“法科则无论为法律、为政治经济，所习皆经世之术，即将来皆从政之材。北京为政法之渊海，不仅教材易得，即观摩之益亦十倍他方，自有设立法科之必要。”[23]北京特有的这种地域政治环境到1920年代依然存在，即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北平还是一个政治重心。
1923年11月，清华在筹办大学时曾设想以清华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的实验学校。[24]同年6月1日，政治学教员魁格雷、余日宣率政治学班同学17人及非政治学班同学4人，进见大总统黎元洪。黎在训词中说：“诸君既有国学根底，又有游美机会，将来截长补短，定可为祖国尽一份力量，行将见诸君握中国大权矣。”[25]无论是主观理想，还是外在期许，作为领袖人才未必就是政治学家，但是不能不懂政治，故政治的教育与训练实有必要。受20世纪20年代中国时局和世风影响，地处北京郊区的清华园中学子也颇为关心政治与社会。吴宓当时对此还不以为然：“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26]其实，当时清华学生中热衷于政治的大有人在，除了参加学生运动，不少学生对研究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组织政治研究会，在政治学教员的引导下，邀请政、学界名人来校演讲，举办政治报告会与讨论会。[27]
按照梅贻琦的说法，清华的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在此方针下，以定学系之设立。“但各系有为他校所已办，而成绩优良无需更设者，有因科门之性质不宜设立于清华者，亦有因一时设备难周须逐渐开办者，故本校现定有十系之专修学程。”其中社会科学类只有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28]此前，北大政治学系早已创办，但早期因模仿日本学科体制，受德国国家学派影响，且教员与学生多热衷于仕途或牵涉实际政治，直到留学英、法或美国的王世杰、周鲠生、张慰慈等人于1920年代初来到北大政治系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29]因此，就英美政治学的特点来说，清华政治学系的设立，起点与北大政治学系相比，并不相差太远。且由于清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大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在设系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决策者的构成及其影响。余日宣自从1920年来到清华后就一直讲授政治学课程，后兼校务调查委员会[30]会长，是一位参与意识很强的清华少壮派成员，张彭春说他有“政治性味”，“一心想任政治社会科学组主任”，并推荐同党张歆海来清华。[31]1923年2月，余日宣担任西学部史地政治组分科会议主席。[32]张彭春于1923年6月被聘为清华教务长。张到职后，重组课程委员会，聘请梅贻琦、庄泽宣、陈有虞、余日宣、戴志骞、美国教员Elwang、Heinz、Danton，加上他本人共九人为委员，分别草拟旧制和筹备新设大学部的课程。[33]这个委员会在清华学校改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1923年11月1日张彭春在教职员会议上宣读的课程改革报告，及此后公布的大学部课程设计，均出自该委员会之手。在课程设计中教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之所以被给予适当的地位，与专治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庄泽宣以及治政治学的余日宣恐怕不无关系。而整顿课程为改办大学之第一要务。
1925年4月23日，外交部批准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和《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暂行章程》规定设置校务会议。校务会议由以下人员组成：校长（主席）、普通科主任、专门科主任或筹备主任、研究院主任、大学部任课之教授互选四人、由校长选派之教授或职员二人（附注：在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终了时，如校务会议认为必要时得更改会员名额）。该会为校中最高权力机关，有权拟定教育方针、每年之预算并经费支出、建筑及设备之计划、教授以上教习之设置及各教习之人选、出版事项、大学推广、民国十七年以后大学之组织等各项事宜，由校长呈外交部核准实行。[34]同月，校务会议由曹云祥、张彭春、庄泽宣、吴宓、王祖廉、全绍文、梅贻琦、余日宣、郑之蕃、王文显共十人组成。[35]可见余日宣此时处于权力核心。这个校务会议组成人员中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教务长张彭春为首的“南开派”，一派是清华少壮派。清华少壮派大概就是张彭春所谓的“H. H.集团”，其组成分子为张鑫海、庄泽宣、吴宓、钱端升、陈达、王文显、叶企孙与一个叫“T. L.”的野心家。[36]1925年秋，组成新的校务会议，余日宣和郑之蕃、王文显三人分别由赵元任、孟宪承、陆咏沂所取代。从钱端升在《清华学校》一文中对该会的攻击来看，该会可能相当有利于张彭春。这次人事的变动或许反映了双方斗争的结果。吴宓日记中对这两派的明争暗斗作了非常生动的记录。据吴宓日记记载，张彭春对清华少壮派是相当排斥的。[37]吴宓这样评价张彭春：“张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但其……学问匪深，疑忌贤明绩学之士，实其所短。”[38]以致张歆海、钱端升都有离去清华之意[39]。双方积怨越来越深，终于在年底的校长人选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结果，曹云祥继续担任校长，而张彭春则被迫离开清华。少壮派虽然占得上风，但是旧制学生与张彭春感情颇好，平日视张为清华惟一理想人选，在得知张离开清华之后，立即掀起风潮，挽留张彭春，要求斥退“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将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镛、陈达、蔡正列为次凶，张歆海、钱端升、吴宓列为陪凶。[40]结果，王祖廉、徐然去职，准庄泽宣请假半年。观吴宓日记，余日宣似非驱张少壮派之成员。可能因此在两派俱伤之后，他可以取得清华相当的实权。当罗家伦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来领导清华前夕，清华学生以把持校务之名，驱逐余日宣、虞振镛、戴志骞等人，可见余日宣当时在校中的地位。总之，余日宣在谋求政治学系发展方面未必有多大贡献，但对于维持政治学系的存在应该是起到了作用。
在此次校长风潮中，钱端升虽然也是倒张运动中的重要分子，就在倒张运动的高潮中，他在《北京晨报》和《清华周刊》上抛出《清华学校》一文，罗列清华的弊病，并提出改良的途径与方法，矛头显然有针对张彭春之处。但在学生看来，他行事较公开且多出于公心，所批评和建议的也不无道理，因此没有将他列为“元凶”。风潮过后，钱端升被全体教职员大会推举为“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七人委员之一，与其他委员共同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该大纲于4月15日经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交由校长执行。该大纲的要点为教授治校和实行分系制。[41]4月19日，第一次教授会依据清华学校组织大纲，选举陈达、孟宪承、戴志骞、杨光弼、吴宓、赵元任、陈福田等七人为评议员。钱端升得票列第九，未能当选，但当选评议员中的陈达和吴宓同他关系甚密。尤其是和吴宓，交往非常密切。钱端升还经常开导吴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吴宓似乎都心悦诚服。《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1930年大学院开办时取消国学研究院，“此乃钱端升之意”，而吴宓“亦甚赞成”。[42]评议会拥有很大实权，掌控了大部分校政，包括议定全校教育方针，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财政、人事等。4月26及28日，评议会召开第一次及第二次会议，通过议事细则，选举吴宓为评议会书记，并讨论学系标准，议决设立国文、西洋文学、政治学等17个学系。当时讨论的详情虽不可知，但从设立的学系名称来看，除了一些基本的文理学系外，某些学系的设立如教育心理学系、农学系、社会学系，可能与参与决策的相关实权人物有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钱端升虽在《清华学校》中主张将清华办成文理大学，但这并不表明他排斥政治学系，因为按照哈佛大学和中国东吴大学的成例，政治学系并不设在法学院，而是列在文学院中。钱端升毕业于哈佛，他可能认为政治学可归属文科之列。
[1]《清华学堂章程》（1911年2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146页。
[2]《北京清华学校近章》，《神州》第1卷第2册，1914年7月。
[3]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65页。
[4]王化成：《政治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5年6月14日。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1996年版，见该书附录“清华美籍教员名录”，第423—424页。
[6]《清华周刊》第244期（1922年4月21日）上刊登的余日宣《征求清华旧同学的意见》一文中有“我既回到清华，将近两年”的说法。另《清华周刊》第6次增刊（1920年6月）上的《留美回国之清华同学一览表》中，余日宣的服务单位是天津南开学校。据此可以推测上文结论。余日宣（1890—1958），湖北蒲圻人。1911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后入清华学校。1913年赴美留学，入威斯康辛大学，191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又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与教育。回国后，历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务长，清华学校政治学教授，国民政府军政部中校秘书，沪江大学历史政治学系教授。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1937年印行，第38页。
[7]《清华周刊》第254期，1922年10月14日。
[8]关于魁格雷的经历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9]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272页。
[10]曹云祥：《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3月。
[11]《大学部组织及课程》，载《清华一览》1925年。《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清华周刊》第358期，1925年4月。
[12]《清华一览》1925—1926年。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07—327页。
[13]见《1925年秋教员授课表》，《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
[14]《清华周刊》第363期，1925年12月11日。
[15]《清华周刊》第365期，1925年12月25日。
[16]《清华学校大学部课程大纲》，《清华周刊》第372期，1926年3月26日。
[1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8]赵德洁在《清华政治学系发展之概况》中说“清华政治学系之诞生也，实自民国十五年始”。《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6月1日。
[1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5页。
[20]参见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4页。
[21]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5页。
[22]黄钰生：《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兴文科计划书》，《南大周刊》，第40期，1927年10月17日。
[23]《教育部关于并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为国立大学训令》（1914年2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24]《清华大学总纲》，《清华周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1923年11月1日，教职员会议通过教务长张彭春宣读的课程委员会报告中的清华大学总纲原理。
[25]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9页。
[26]《吴宓日记》第3册，1925年8月6日，第53页。
[27]关于清华政治学研究会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28]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清华周刊》第426期，1927年12月23日。
[29]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11页。
[30]该调查委员会是曹云祥于1922年4月代理校长后，为响应校内外的改革呼声而设立的。历时半年，提出一份改革报告，内容涉及清华十几个方面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清华基本金和董事会问题。报告见《清华周刊》第267期，1923年1月13日。
[31]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39—140页。
[32]《清华周刊》第269期，1923年2月15日。
[33]张彭春：《清华学校日程草案》第1册，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173页。
[34]《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03页。
[35]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34页。
[36]张彭春：《清华学校日程草案》第2册，第513—514页，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81页。“H. H.”疑指张鑫海（后名歆海，时任清华学校旧制部英语教授），参见《吴宓日记》第3册，第3、6页。“T. L.”疑指王祖廉。据时在该校任教授的钱基博写给乃弟函称，校长曹云祥受群小包围，导致教务长张彭春去职风潮。其中“元凶”之一王祖廉乃校长私人，头衔是校长机要秘书。见博宏星主编《潜庐诗文存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326页。
[37]至少吴宓对此有切身感受。1925年7月3日晚，吴宓访张彭春，“张君谈次，谓在他地教授者，多喜来京，不知何故。乃至京，则懒惰优游，毫无出息，不如前之勤奋，是诚可惜”。吴宓感受到这是讥讽和羞辱他。10月22日下午，吴宓为普通科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因“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惭愧”，而“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则不啻伤口撒盐。见《吴宓日记》第3册，第40、84页。
[38]《吴宓日记》第3册，1926年1月27日，第141页。
[39]《吴宓日记》第3册。1925年6月3日：“下午，二时至三时，校务会议。此间办事诸人，多狭私怨，而毫无尊重学问、保育人才之意，于是张鑫海（歆海）遂离清华矣。”6月9日：“此间诸人，殊鄙琐。歆海去矣，端升亦辞。学者不容，相率以去。殊可忧也。”
[40]《吴宓日记》第3册，1926年2月5日，第147页。
[41]《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载《清华周刊》第376期，1926年4月27日。
[42]《吴宓日记》第3册，1926年3月6日，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