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经历

一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鄱阳湖畔。1951年7月，我出生在南昌市的一个小职员家庭。我父亲名叫王铁间，原是赣南山区的农家子弟；我母亲名叫胡慧传，出身于赣北宜丰县的一个大家族。我是家中的长子；由于家境贫寒、弟妹较多，很少接受父母的直接管教。直到26岁离开农业劳动进入大学以后，我才知道在乡贤中有陈寅恪、游国恩两位学者，而母亲的伯祖父是编辑《豫章丛书》的胡思敬先生。我很钦敬他们，或许这就是我最初的学术意识。

1979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提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自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以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关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1985年12月，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后同导师任半塘先生合影

1982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半塘）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互补。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二

我的两位老师都强调厚积薄发，反对为发表而写作。遵循师训，我在学习阶段一直注意积累，并无文字见世。1985年底，成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后，我才开始向刊物、出版社投稿。事实上，当学术心得充沛地涌动起来的时候，发表反而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情。到1991年，我正式发表或已交稿的作品便达到200多万字了。这些作品主要涉及中国音乐文学、中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学等领域。

其中之一是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篇论文联系汉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各种史实，系统论述了中古音乐文化的发展；并且以曲子、大曲、著辞、琴歌、谣歌、讲唱等音乐体裁为单元，根据它们所对应的文化活动和表演形式对各种文学现象作了解释。因此，它有两个价值：一是为中国中古音乐文化提供了一个体系性的说明，二是考察了唐代一些文学新品种、新样式、新风格的产生原理。1986年，北京中华书局接受了这部书稿。

其中之二是《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这是关于隋唐五代歌唱文学的一部总集，以任师所提供的作品资料为基础，依照《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理论设计体例，经反复考订而完成。全书收录采用各种音乐形式表演的歌辞作品五千多首，考察了各篇作品的出处、本事、流传经过和表演方式。为了说明本书的理论依据，我还在《前言》和《后记》中，讨论了“燕乐”的定义和内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概念体系、燕乐产生的历史过程和曲子繁荣的历史条件等问题。1990年，此书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1991年，它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首届全国古籍评奖二等奖、首届四川省最佳图书奖。

其中之三是《汉唐音乐文化论集》，1989年交稿，1991年由台北学艺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录30篇论文，大多是为补充探讨博士论文中的遗留问题而写作的。全书共分六个部分：“概论”部分阐述汉唐音乐文化的内容及其演进过程，“乐种研究”部分侧重考察魏晋大曲、唐大曲、琴大曲、敦煌令舞四种事物的内涵和历史成因，“宗教音乐”部分以研究中古呗赞、唱导、佛曲、道曲、道教科仪和敦煌讲唱文学的音曲符号为内容，“文学和文化”部分论证中古文学及其理论同儒家经典、民间游艺、俗文学等事物的关系，“附录”部分则较为宏观地论述了南北音乐文化交流、中国音乐风格的形成等现象。其主要特点是用新颖的资料和思路，讨论了一些争讼已久的学术问题。例如《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一文利用新发现的敦煌资料和几十种琴谱资料，对两个系统的《胡笳》曲作了详细的时代考订，确定旧题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南唐时代的作品；《唐代酒令与词》一文则通过阐述唐代曲子辞的阶段性发展，较完善地解决了词和词律起源的问题。后面一篇文章，1994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有人说影视是遗憾的艺术，其实，所谓“发表”也是这样。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作品一旦问世，遗憾便随之产生。当我发表了关于敦煌舞蹈、唐代酒令词的论文之后，我日益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这两件相关事物进行统一论述，于是在1991年完成了《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一书。很多朋友喜欢这本小书，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三个意义：一、结合隋唐燕乐、妓女艺术、文人唱和风尚、民间嘲诮诗、改令令格等事物，细致描写了词体形成的历史，亦即从燕乐曲子辞到送酒唱和辞再到拥有丰富格律手段的文人酒令辞的发展过程。二、通过分析敦煌舞谱中的各种酒令艺术因素和博戏因素，对舞谱原文作了全面校补和译解，使敦煌舞谱的内容、表演规则和形成原理等问题得到完整而合理的解释。三、选取唐代社会的一个侧面（酒筵）进行研究，描写了中国中古时代社会风尚和文化的变迁；并通过音乐成分变化、妓女身份变化这两条线索，讨论了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文化交流、经济文化中心转移等学术问题，为社会风俗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我想，要说我有什么学术贡献的话，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这三点。1993年和1994年，台北文津出版社和上海知识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此书的繁体字本和简体字修订本。

三

人是通过工作来认识和塑造自己的。上述作品对于我的意义，事实上，莫过于让我了解了自己的学术个性。我很欣喜地发现，两位老师的学术风格—用传统史学的方法、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现象的风格，在我的工作中得到了继续；我同时也了解了自己的某种长处—努力追寻事物的存在形式同它的历史过程的对应性的求知欲望和学术敏感。解析敦煌舞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知道，我之所以会那么喜爱自己的职业，原因也是认为自己具有同它相适合的素质。一般来说，一位学者应当能够保持对于特定事物的长时间的思考，能够打破思维习惯而创新自己，能够在充满矛盾的意见或现象中找到潜在的统一逻辑。同时做好这三件事是不容易的，但它们却往往共同构成我的愉悦感的来源。

我很早就在一些文章中表述过自己的方法论思想。1986年初，我在《戏剧艺术》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试论〈资本论〉中关于事物的质的规定方法：兼谈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两种体裁的性质的确定》。文中便谈到概念体系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的重要性。中国学术界的许多无结果的争论，虽然大多缘于资料的匮乏和片面，但其中的关键问题，却不妨归诸对话者语义或概念的不确定。关于词的起源和戏剧起源的讨论就是这样。1988年至1989年，我又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失误及其原因》《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等文章，提出一些略具科学倾向的意见，比如说在更宽广的领域中开辟资料库藏，注意研究事物的长时段运动，寻找事物内部逻辑与外部规律在历史上的契合，用新的分析法而非旧的叙事法来组织材料、撰写历史，等等。发表这些意见与其说是为了交流，毋宁说是一种总结。—关于《资本论》的那些想法是从我的学位论文工作中引申出来的，而关于科学性的那些意见则是从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许多当代学者的学术实践中引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思想也在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尝试和贯彻。

从1987年起，我的兴趣逐渐转向同上古文化有关的一些研究领域。其直接起因是我按学校要求，在课堂上开设了“中国文化史讲座”，不料半年下来，只讲了《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这一题目。而更本质的原因是：学术是被好奇心所驱动的；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好奇或求知，说到底是要通过某种研究对象来探究人和人类文化的本性；在事物的发生过程中，这一类本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另外，我很想把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科学史的资料及方法结合起来，更新自己的研究经验和学术个性—或者说，让它在更大的范围里得到伸展。于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之后，我便投入了对于四神崇拜之起源和形成的研究。这项已历时六年的工作，意在借助古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符号的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早期文学艺术所蕴含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做出系统说明。

为了四神研究的成功，我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先是翻阅了全部所能到手的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拍摄了数以千计的图片；后是选取一些专题，从不同角度写了单篇论文。例如，为了了解中原国家建立前后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上古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所依据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写作了《从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汉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991）；为了说明四分历之前中国历法的各种阶段形式，进而明确中国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写作了《火历论衡》（1991）；为了解释青铜器、帛画、瓦当和汉代画像石中各种鸱龟资料的内涵，亦即古代太阳崇拜和生命崇拜的内涵，写作了《楚宗庙壁画鸱龟曳衔图》（1993）；为了说明中国上古思维用具象符号来表达抽象思想的特点，亦即说明介于原始信仰和诸子哲学之间的思想阶段及其特殊的符号方式，写作了《论古神话中的黑水、昆仑与蓬莱》（1994）。这些工作不仅意味着学术领域的变换，而且意味着处理资料之方法的更新：后者其实更为重要。由于上古华夏文化同中国周边各民族的文化存在一种对应，由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往往是文化传播的果实，由于上古史料同此后各代的史料具有明显区别—在许多重要环节上留有空白，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神话的叙事方式，我不得不广泛应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和符号学的方法。但即使这样，传统史学仍然是我从事各项工作的基础。

四

从1979年算起，我参加学术工作已经有15年了。其中有一大半时间以中国文学与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为中心，又有一小半时间可以归入中国文化的发生与传播研究。我很感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前辈们，他们教导了我，扶植了我，同时也以无比宽大的胸怀容纳了我那些“离经叛道”的跨学科研究。这几年，我在文学学科申请过几个项目，例如“传播方式和中国诗体的变迁”“汉民族文学艺术与周边文化”“中国原始艺术及其思想研究”等。在这些课题下达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1993年8月，在西藏安多县拍摄锅庄舞，同藏民合影

现在我已经凭借上述课题费走遍了祖国边疆。在新疆和西藏，有很长时间的逗留。藏北高原上的羌塘文化和帕米尔高原上的波斯文化，曾给予我特别的激动。我还在《对藏族文化起源问题的重新思考》一文中论述过汉藏文化共同体及其后的分化。每当我把学术眼光投向远方，世界万物的无穷无尽的联系，总是会触发我“以有涯随无涯”的感慨。

当然，大自然还将赐予我不止15年的工作时间。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我有另一种延续学术生命的方式。我负责的博士学位授权点设在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自王念孙、王引之、阮元、汪中而至任中敏师的文史兼通的朴学传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孕育。我相信，它将鼓励我把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结合起来，创造更为充实的学术经历。

写于1994年10月15日，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2期。文中谈到几本关于中国早期文学艺术的书，后来陆续出版了。此即《四神：起源和体系形成》《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