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我在四川师大音乐学院向青年教师作过一次演讲，本文是这次演讲的讲稿。我曾多次向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课程，实际上，讲稿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形成的。现在，每当新生入学，我也会向文学院的研究生讲解大致相同的内容。之所以反复说这一番“老话”，是因为我觉得老话有“经常”的意义，涉及某种普遍性(1)。何况，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门知识，不如说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其价值。这也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外从内容上看，这里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我们“与时俱进”到21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今天我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供大家批评、参考。

六年的经历

1994年，我应《古典文学知识》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经历》，其中有以下一段话，讲我六年的研究生学习。今天我打算从这段话中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逐一作点解释。请大家注意括标阿拉伯数字的那些文句：

1979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1）。从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2）（3）。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4）。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5），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6），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1982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8）。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的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互补（8）。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9）；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的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现在，我就从那些括标阿拉伯数字的文句中，提出十条经验加以介绍。

一、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这是第一条经验。

我在家乡读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冲动—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便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1977年、1978年，也就是大学一年级，我把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翻译的书、编写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基本上都读过一遍了；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它们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往往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在那个时候，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话说：“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有道理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的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制造缺少真实性的东西，就像制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20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不像50年代的“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可以说基本失败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二、读原著

这是第二条经验。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孟》《老》《庄》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的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也避免了在知识传授上支离破碎的毛病。我们学校管理研究生教学的老师，是否也能按这一方式作安排呢？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研究生年轻，脑筋好，只要用心就能学好，这时候更应该读好原著。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文史之学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原著；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很多同学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8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从四个角度读懂了《史记》。首先是语言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古汉语的典范作品来读，读懂了，熟悉了最经典的古文；其次是历史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中国通史来读，读懂了，了解了汉以前的中国史；再次是史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来读，通过比较而认识了其它史学体裁，比如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最后是文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文学叙事法的经典和文学典故的渊薮来读，读熟了，具备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大家看看，读原著是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三、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话

现在讲第三条经验。

提一个问题：在各位看来，所谓“学术能力”指的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事实上，很多老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有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原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要求通读西方哲学史。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学术面对的古文献不多，思考更加重要。不过王运熙老师认为，进行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在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它。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是某种浮躁，缺点是不踏实。其实，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是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王运熙老师才用刚才讲到的方式来安排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和中国文献学这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中国文献学主要解决找材料的问题；其它课程解决读懂材料的问题，以及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角度分析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课程结构就是这样的。按现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这样做可能很难了。有关方面今天来一个教材，明天来一个检查，大家学会了应付，却难有时间练习基本功了。

不过，妨碍我们亲近原始资料的因素，却不能只归结为制度，而首先应当归结为思想方法。比如有人认为，我们要培养天才式的青年，也就是培养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所以要重视思想，而不是资料。我看这个观念就有问题。首先，教育必须面向普通人，而不能面向天才。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天才是不可能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的。其次，即使聪明人，也需要笨功夫，需要基础教育。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同样作了很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比如鲁迅在青年时代抄了大量古碑，整理了《古小说钩沉》等大量古籍。再次，只有联系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天才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熟悉资料和事实，使他们成功的路线同样是从资料和事实出发；倘若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有句老话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总之，若是不讲找材料、读材料，而只讲思想和分析，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其实是一些只会玩弄巫术的人。

四、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

这是第四条经验。

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学术作一个总评，那么，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指的是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古代目录学讲究分类，用分类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通过分辨古书的部类及其源流来说明一门知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很方便。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是容易明白的。在图书馆里面，书是分类排列的；在商店里面，各类物品也是分类排列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既是为了方便挑选，也是为了方便比较，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之效。在面对资料、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分类的意识。

不过，关于因书究学的道理，一般人却了解不多。因书究学是指通过研究一本书去建立一门学问。这最初是中国经学的特点，也就是把六经作为课本，对它进行解释，并建立解释的系统。后来，因书究学成为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国学各部门的常用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因书究学代表了一种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论思想。它认为，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具体说来，既要注意古代书籍在年代学、史源学上的意义，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尊重它的内容与形式的关联。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书的完整性的。例如《文心雕龙》研究，通常就没有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而采用“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过它研究创作思维，有的人通过它研究风格，有的人则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等等—通常从现代概念出发，而违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而是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结构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因书究学”式的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

孙晓晖博士《两唐书乐志研究》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文，其中讲了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我说，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种考古学家早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了。这种考古学家是一些暴发户。他们一手拿着铁钎（考古学的名称叫“探铲”），一手拿着竹竿，每发现一个古墓，就用铁钎打出孔道，然后顺着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东西。这让现代考古学家总是觉得沮丧，因为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好东西都已经捞完了。这种古代考古学家是以“挖宝”为目的的，他们造成了一批被称作“存世文物”的可怜的宝贝。这些宝贝可以像艺术品那样供鉴赏，供摆设，供拍卖，却不方便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宝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坏了。可见挖宝纵然痛快，却很糟蹋学术。现代考古学家与此不同。他们讲究发掘工作的科学规范，讲究按单元全面地揭露遗址，注意地层，注意遗物的位置、布局及其变迁，还注意对遗物作类型学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遗址和遗物的历史信息，以全面再现人类历史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前一种考古学家只能算是“盗墓贼”。实际上，所谓“因书究学”，它的思想是和现代考古学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献的历史信息。

王运熙教授手迹：纪念《六朝乐府与民歌》出版五十周年

举个例子，当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史学体裁的形成。比如《史记》，从组成部分看，它先是“本纪”，其次是“表”，再次是“书”，再次是“世家”，再次是“列传”。《史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其历史文化原因是什么？《史记》体裁为何会影响到其它史书，以至于形成一个“正史”系列？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样，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王运熙老师在年轻时候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六朝乐府与民歌》。它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卷的研究成果，是采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方式完成的。王老师写过一篇《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附录在《乐府诗述论》一书当中，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他说到这样几点：第一，学术上的进步“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学”；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比如“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第三，“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这些说法，合起来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五、读书得间—两种比较：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这是第五条经验。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读书得间”这个词？回想起来，这个词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流行的。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陈寅恪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论文集。大家谈到陈寅恪治学特点的时候，喜欢用“读书得间”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能够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这话和“读常见书”的说法有关。陈寅恪先生就是主张读常见书的。“读常见书”的说法流行于20世纪前期。那时出版印刷事业大大发展，普通图书不足为奇了，稀见书被人视为珍宝，于是造成一种倾向—以稀见书自炫的倾向。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学者们提出读常见书的主张。比如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陈寅恪说：中国书虽然多，但值得读的不过几十种，其他无非是抄来抄去。按照这种观点，书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读出深刻的心得，是不是能够“得间”。

对于现在的文史研究者来说，是不是应该提倡“读书得间”呢？我认为应该提倡。这一方面是提倡一种学习策略：读常见的书，也就是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这些书是其它各种书的基础，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积累，当然是我们阅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种学习方法：要从常见书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对知识有所贡献，建立了实在的学问。

从学习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读书得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间”的要点，是要学会在比较中读书。“比较”的要点则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之所以能看清对面的人，是因为那人的身体同背后的景色有反差。又比如有句老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意思是说要把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得出认识。总之，我们是在比较中看清楚事物的。陈寅恪读书也是这样，读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找很多相关联的材料—背景材料和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先是反反复复地写眉批，然后把眉批写成书。《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种采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书。看看其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读书得间”的要点：其一，是和背景材料作比较；其二，是和相类似的材料作比较。

中国另外有一句老话，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读书的时候要点句逗，要校勘，要写眉批，这样才能读懂。这不同于现在人的读书，只是在书上划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划线。这种下划线，只代表你对书中的内容被动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种点、校、批，则是主动地寻求理解。由此看来，“读书得间”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因为在读书过程中要运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手段。一旦了解了古人的读书习惯，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等，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古人的习惯是：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就要去寻找最善之本，来校勘它、补正它，使它成为真正的善本。这种做法正是“再造善本”。这和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样。现在的方式是影印古书，是一种工艺行为；古代的方式则是通过校勘来追求古本，把较晚的版本恢复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种学术行为。

除掉以上所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读书得间”还有一个意义，也就是把读书上升到游戏的境界。实际上，所谓学术，也就是进入游戏境界的读书─通过读书来发展自己追求真知的本性，完善自己。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人把学术看成是一种游戏、竞技和自我完善。比如古代学者讲究“以不知一事为耻”，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前一句话有竞技的意思，后一句话则是讲读书以完善自己为目的。陈寅恪也有这种心态。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做无用的事，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一生呢？这说的就是学术的非功利性，也就是游戏性。陈寅恪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他想表明某种谦虚，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信。因为以自己的一生来做“无益之事”，这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大家是不是比较过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是不是知道，中专教的是手艺，是明显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教基本理论，教不那么有用的知识？如果再把大学部和研究生部作一比较，这区别就更明显了。总之，有用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无限的。我们读书，越读到后来，就越需要探索，学到的东西就越是无用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庸人是不懂得它的高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