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嘴上

年在嘴上

又到了“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春节了。爆竹禁放了,但桃符还是要贴的,于是全国上下,举家挨户,都在忙这个年了。

忙年,是中国人的一大快活。

西方人过万圣节、感恩节、逾越节,都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他们一年之中的最重大的节日圣诞节,教堂鸣钟,咏唱弥撒,那就更是神圣庄严,热烈而又隆重。中国人的节日,与宗教的关联性不是很大的。春节,也就是过年,是和五千年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形态分不开的,基本是一种农耕文化现象。一年到头,经过了春种秋收,夏忙冬藏的农事劳动之后,新的耕作年份即将开始之际,快快活活地休憩一下,庆贺一下,既是对上一个年度辛勤耕作的慰劳,也是对下一个年度丰收的祝福和风调雨顺的祈愿。

春节,成为中国人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其意义大概在此。

于是,中国人过年,必然也就带有小农经济的特点。因为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无法产生更多的社会积累,只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需求和简单再生产,也就谢谢老天爷了。再加之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和统治者造成的人祸,经常闹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翻一翻《二十四史》,“饥馑”、“灾荒”、“人食人”、“饿殍遍野”、“颗粒无收”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正因为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所以,“丰衣足食”,免于饥寒之苦,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憧憬的理想世界。而“民以食为天”的警语,也说明了小农经济下的中国人,第一位的需求,也是最大的需求,就是要把肚子填饱。所谓“青黄不接”,所谓“糠菜半年粮”,所谓“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等等语言,正是旧时中国农民一年到头饮食状况的描写。因此,中国人过年,主要在吃喝上,也是饿怕了以后,一种心理补偿的反应吧?

所以,中国人的忙年,也就是忙吃。

连《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躲账十天,大年三十回到家中,喜儿还从邻居大婶家借了几斤玉茭子面,包饺子过年呢!由此可见,年和吃是分不开的。中国人过年的主要活动项目,就是忙吃忙喝。至于迎神请佛,祭祀祖先,张灯结彩,拜年贺喜,则是次要的,或者是过场而已。我记得早年间,家中准备的年糕年饼之类,至少可以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否则,就没有年节气氛了。而据我所知,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宜于保藏,年前所包的饺子,一缸一缸地在屋外冻起来,有的人家要吃到农历的二月二龙抬头的,这才显得气派。一进年关,尤其在农村,更是集中在这张嘴上,杀猪宰羊,烹鸡煮鸭,磨米舂面,蒸糕烙饼,忙得不亦乐乎。若是问一个中国人,“年在哪里?”那么最准确的回答,莫过于说“年在嘴上了”!

这种习俗,形成传统,延续至今,少有改变。过去凭票凭证供应时期,得为老百姓每家每户的一只鸡,两条鱼,几斤猪牛羊肉,乃至富强粉,好大米,大花生,葵瓜子,筹措准备,全国调运,当这个国家的大家长,也真不容易。现在,日子好过些了,但一到年关,政府机关,工商部门,仍旧要为几亿张嘴奔忙。大小单位,头头脑脑,都得为属下的员工谋福利,你就看下班后满载而归的快乐,便可了解古老遗风的背后,所反映出的农业经济社会贫困的阴影。

有一份统计说,平常日子里,中国人每天要吃掉一百万头生猪,一千八百七十万斤鸡蛋,每天喝掉的酒,是三点六万吨,一年下来,这些酒可以灌满一点五个杭州的西湖。因此,一过年,大吃大喝的结果,必定是成倍地翻番,要消耗掉更多的肉、蛋、奶,而且,基本上都不是营养所必需的。还不包括吃坏了肚子喝坏了胃,存在冰箱里费电,吃不下去霉烂变质,最后成了垃圾的损失。这种加速的消费浪潮,实际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大浪费。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超越这种人类最起码的本能呢?除了吃之外,在这样的节假日里,追求文化层次的满足,精神世界的愉悦,不也是一种或怡然自得,或合家同欢的乐趣吗?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大快朵颐,唯求酒足饭饱,那大概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远了。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这样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会有多大出息了。

因此,过年,只为一张嘴忙,说起来,是挺悲哀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假如,离饭桌远些,过一个在精神上充实的春节,同样也是不亦乐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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