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口
率水在经过很长一段曲曲折折的峡谷后，到了冰潭，豁然开朗，河面变宽，水流也平静了很多。到了溪口，又有沂源河从西南面流了过来，两条河合而为一，又向东边流过去。溪口沿着沂源河边，是一排老房子，他们就像一群老者，现出一副惊讶的神情。在水边，仍有许多昔日的码头，在码头旁，当年还建有盐站，用来贮藏从杭州运来的盐。溪口也有老街，但只是窄窄的一条，很多老屋都破烂不堪了。
溪口值得一看的，是现在乡政府马路对面的关帝庙。关帝庙又叫红庙，因为它的外表被涂成红色。据说在徽州，像这样规模的关帝庙，仅存这一座。徽州一直重文轻武，在民间，很少有朝拜关帝庙的传统，但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例外。我疑心最初建在这里的，是汪公庙，是纪念徽州土地神汪华的，而到了明代之后，由于话本的出现，《三国演义》风行，于是摇身一变为关帝庙。在徽州“八大姓”当中，汪姓的历史是比较长的，在徽州存在了近两千年。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溪口边
山区的天气果然多变，我们到溪口的时候还是一个大晴天，但一阵风吹过来，说下雨就下雨了。我们顶着风雨进了关帝庙，只见两个老者在庙中呷酒吃菜，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在他们脚下，一只肥大的黄狸猫伏在那里，威风而懒散，连正眼也不瞧我们一下。猫总比狗有贵族气，它往往漫不经心，像一个幽魂一样，甚嚣尘上；不像狗，总是神情专注，轻灵不起来。老人一边呷着酒一边告诉我们，这庙在“文革”时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它当时是生产队的仓库；旁边那个古老的凉亭，因为可供社员们憩息，并将“关帝亭”改为了“立新亭”，所以得以幸免。“文革”真是一个荒诞的时代，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想着割裂历史，但历史哪里能割裂得了呢？想强行割裂，就变成破坏和糟蹋。现在，漂亮的古木亭和关帝庙同时屹立在空旷的乡野中，优雅而富有诗意。在它们的旁边，还有10来株大树，在风雨中，透着春意。有老树作为陪衬，这个地方便显得灵秀深厚了。
溪口关帝庙
徽州的村落一直有着农耕社会的诸多特点，村民们大都崇旧、尊老、厚土、重迁、保守、拒创新。在任何一个村落，都残留着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去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引经据典。在溪口，同样也是如此。最让溪口人骄傲的人物，就是乾隆年间的吏部尚书汪由敦。汪由敦的墓，就坐落在村落边一个小山坡上，墓地很大，坟墓背倚峰峦，两侧低山环抱，墓两边各有三个石人石马。古旧的墓碑就像一张面孔，一动不动地俯瞰着不远处的流水。离坟墓不远，在马路的对面，还有汪由敦墓前的华表柱。公路建成之前，这对青石华表与汪由敦墓是一个整体，后来公路穿胸而过，把华表和墓园分开了。
汪由敦算是休宁籍一个名头很响的朝廷重臣了。他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汪由敦的父亲是个徽商，一直在外做生意。汪由敦出生在江苏常州，到10岁时，父亲才带着他第一次回到溪口，也就是这次回家，给汪由敦留下了深刻印象。汪由敦在30岁左右曾经写过好几首《双溪绝句》，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感情，有一首是这样的：“大连小连水淙淙，杭埠春流拥客艘。滩外有滩三百流，送春直到富春江。”在这首诗中，汪由敦把溪口跟杭州联系起来了，长长的流水是一条线，两头，都是他的家。汪由敦少年时一直在杭州读书，据说聪慧无比，过目不忘。雍正元年，汪由敦被推荐为《明史》编修，同一年，他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汪由敦在京参加会试，考中了第二甲的第一名进士，赢取了传胪名号，被授翰林院庶吉士。那一年，汪由敦才32岁。志得意满时，汪由敦的父亲突然病故，由于汪由敦一直忙于编《明史》，没来得及赶回参加父亲的葬礼。3年后，汪由敦由于编纂《明史》有功，学识卓越，被授予大学士。在此之后，汪由敦一帆风顺，历任工部、刑部尚书；于乾隆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即在军机处行走。
汪由敦官居二品，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官了，一个汉族人，居于这样的高位，实属不易。汪由敦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大致把汪由敦的性格弄清楚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朝廷大臣，谦让恭敬，记忆力惊人。虽云“伴君如伴虎”，但汪由敦却处理得近乎完美，尤其对皇帝的心思，汪由敦揣摩得特别透彻，也特别准确。汪由敦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雍正、乾隆的很多圣旨，都是由汪由敦起草的。在圣旨中，汪由敦总是能把皇帝的意思表达得很准确：皇帝想表达清楚的，他就能表达得很清楚；皇帝不想表达清楚的，他也能尽量含糊过去。汪由敦可以说是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难怪在汪由敦66岁那年过世，乾隆皇帝深感惋惜，亲临赐奠，追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并称他“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一个人能得到皇帝如此表彰，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溪口汪由敦故居地
据说，汪由敦喜愠从不形于色，而他居于那样的高位，对于徽商当年在扬州的兴盛，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方面的资料一直却很少，无法证明我的判断是否妥当。我一直以为，大批徽商之所以获准经营利润很高的盐业，肯定与“朝中有人”分不开。只有权力和金钱相结合，才会有这样完美的“姻缘”。很明显，从时间和地位上看，汪由敦应该是在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员，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曹文埴和曹振镛父子等。从现在占有的资料来看，似乎看不出汪由敦在这方面有什么痕迹，但看不出并不是没有做，以汪由敦的做事风格和能力来看，他肯定能把这一切办得自然妥帖，即使是风生水起，他也能将一些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能居于那样高位的人，肯定有着很高的政治智慧。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精”大都一方面谨小慎微，另外一方面却颐指气使；明里清正廉洁，暗地却大刮民脂。这样的表里不一，似乎已是专制制度的一个普遍现象。我对汪由敦了解得不算深入，但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此出人头地，相信肯定不是一个庸常之辈。
在溪口，据说当年汪家大宅宏大气派，占地就有好几十亩。汪顺生主任带我们在汪家大宅的遗址上走了一圈。当年那些大宅院，早没了踪迹，旧址上只是一畦畦菜地，绿油油地长满了蔬菜。在菜园地的角落里，还残存着一些老树，不知道那些老树是不是当年汪家大宅花园里的。那些曾经精致的古树现在仿佛也成了“荒园野狗”，呈现的，都是狰狞不堪的面目。
溪口已老，曾经的精彩也随水波逝去。率水从溪口往下，深邃而平缓，两岸的景色变得疏朗明媚。在离溪口4公里处，是秀美隽永的阳干，淡雅从容，一派田园风光。再过几周，阳干河滩上的草地就会绿起来，那些成片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板栗林也会透青，并且开出花来。阳干已经建了一个旅游度假村，每年春天一到，便会有大批游客从各地赶来，访春踏青，开篝火晚会。他们的笑声和歌声，会让新安江变得年轻。新安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古旧的、沉重的，在很多时候，她也如同孩子一样，天真活泼，单纯稚朴；也如多情的少女一样，善解人意，温婉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