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溪
隐士一般都躲在有溪水的山林边。
大江大河是难见隐者的，隐者们一般都不喜欢大江大河的喧闹，也不太喜欢大江大河的一望无际。他们一般都会逆流而上，在某一条小溪的拐弯处安居下来，圈起栅栏，盖起茅屋，然后耕种、栽花、培药、垂钓。水是生命的母体，鱼则是生命的图腾。有鱼有水的地方，便可以率性自然，颐养天年。自古以来，率水两岸一直是隐士们生活的地方。率水的名称，就来自一个隐士——据说汉代有一个太守叫张率，因为世事动乱，心灰意懒，索性搬到六股尖一带隐居，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正是张率的到来，六股尖一带被称为率山，而从那个方向流下来的溪流便成了率水。这样的故事是有来历的，《休宁志》曾经明明白白地记载了这一典故。
张率虽然隐居，名字却流传下来成为不朽。而更多的隐士，则在这风光旖旎的山水之中，像树一样生老病死，自生自灭，什么也没有留下。
离溪口不远，有一条小溪，从休宁和婺源边界发源之后，先是由南朝北，流了一段路程之后，突然转向，由西向东直入率水。每当梅雨季节，雨水猛烈，河水陡涨，便会形成倒挂，率水灌入小溪，因此位于这条小溪边上的小村落就称为回溪。
明初大名鼎鼎的朱升就是回溪人。从现在回溪行政村往上走数百米，是一个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台子上村。朱升就生长在这里。因为时隔久远，有关朱升的一切都早没了踪影。居于村口，有一间小瓦屋，据说这个地点就是当年朱升的家。但现在的住户既不姓朱，也跟朱升没有任何关系了。
与当年的诸葛孔明等诸多隐士一样，显然，朱升的隐是假，博取功名才是真。关于朱升，《明史》上只有短短的一段记载：朱升中举时年纪已很大了，曾被礼部任命为池州学正。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朱升弃官归隐歙县石门，读书耕种。不久，朱元璋进军徽州，因为大臣邓愈的推荐，朱元璋召见了朱升，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朱升表达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国策之后，被朱元璋敬为上宾，在此之后，朱元璋授予朱升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因为朱升的年纪比较大，特免朝谒。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朱升被封为翰林学士，主要工作是帮助明王朝制定有关礼仪规矩，并且与其他人一起修《女诫》。几年以后，朱升请求告老归乡了。对于朱升在军事上的智慧和谋略，《明史》并没有提到，相反，对于朱升的学问，倒颇为推崇。《明史》说他“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
回溪民宅依水而建
在县志等其他相关史书中，对于朱升，还有更为详尽的记述。但这样的记载，只能供参考了。从这些资料来看，朱升的祖父叫朱林，依朱氏族谱推论，与南宋大教育家朱熹系同宗，为朱熹旁系的三代孙。从朱林这一代起，朱家一直生活在台子上村了，以教书为业。朱升的父亲名叫朱秀，一生半儒半农。朱升出生在晨曦太阳东升之际，所以取名为“升”，字允升。20岁那一年，朱升奉母亲汪氏之命，与歙县石门里人陈氏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朱异，但在幼年时生病死了。一直到41岁时，朱升再次得子，取名为朱同。在遇到朱元璋之前，朱升的生活半径局限于徽州，有时去附近的地方讲学，有时候在家抄录写作。朱升的一首诗记录了这样的生活：“春足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看得出来，朱升对于这种闲云野鹤的隐士生活，虽然颇感自得，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点遗憾的。
很难说朱升遇到朱元璋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一年朱升59岁。朱元璋夺取政权之后，朱升去了南京，官至五品，看似荣华富贵，青史留名，但也失去了很多，后来的悲剧，也源自朱升的出山——他唯一的儿子朱同，也被朱元璋杀死。朱同究竟死于朱升之前还是之后，我没有确切答案，但我想，如果朱升继续在乡下当他的隐士，至少可以保全儿子的性命吧。
陈霞村
人去楼空，弯月西悬，落下的，只有雪泥鸿爪。在古老的村落中，总有一些传说，就像空谷幽兰，散发着历史的余韵。在回溪一户人家漂亮干净的院子里，村民洪跃璋摆开架势，跟我们讲述了朱升出山的传说：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利用鄱阳湖易守难攻的地势让朱元璋久攻不下。朱元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军师刘伯温向朱元璋举荐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朱升，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朱元璋问道：比你如何？刘伯温说：比我厉害。朱元璋问：何以为证？刘伯温说：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凉亭中聊天，我突然感觉凉亭即将倒塌，就说：这个亭子要倒，我们得马上离开。朱升微微一笑，说：没关系，要倒也是向外倒。话音未落，亭子果然倒塌了，也果然向外倒塌。
朱元璋一听这人如此神奇，当下一定要去拜访朱升，便与刘伯温一起装扮成商贩向回溪方向行进。他们是从休宁溪口边上的祖台山上过来的，刚到岭头，就看到回溪那边爆竹声声，锣鼓震天。两人掐指一算，心想，今天不是黄道吉日啊，怎么如此喧哗热闹？等他们进了回溪村，一看，村口的一户人家正在上房梁，梁上赫然挂下来一副大大的楹联，上联是：竖柱喜逢黄道日，下联是：上梁恰遇紫薇星……
……
故事我不想原原本本复述了。民间故事总是简单而直观，它很容易掩盖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戏剧化、市井化地图解深刻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朱升对于朱元璋的贡献，除了那个“九字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外，就是对大明王朝一整套礼仪的建设了。在明王朝看来，元朝颠覆南宋后近百年的“蛮族”统治，文化和道德礼仪遭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元复始，首当其冲便是要进行道德、秩序以及尊严的重建。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他们找到了朱升，找到了这个垂暮晚年的大学者，找到了这个道德文章的遗老遗少。由朱升来主持重建礼仪，似乎再合适不过。
从后来明王朝社会运转的效果来看，由朱升构架的道德和礼仪体系，看起来非常精密，也非常完美。但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朱升所倡导的“高筑墙，广积粮”是不是由此铸造了明王朝极度内敛的性格。因为“高筑墙”，从朱元璋开始，明王朝实行了海禁政策，开放和冒险的意识被扼杀；又由“广积粮”，狭隘而机械的农耕意识成了主流，歧视新的目光如秋天的霜冻横扫社会。如果真是那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朱升为朱元璋的出谋划策、整顿礼仪很可能使得明王朝进入了一个误区，它使得泱泱中华陷入了长久的农耕泥淖，也陷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更因此远离风生水起的世界航海大潮。当然，这一切也怪不得朱升，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朱家天子制定的。当一个制度根本上由于权力的欲望在掌控时，这个制度，是很难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的。
在回溪，可以说无人不晓朱升，人人也都为出了一个朱升骄傲。在离回溪不远的陈霞村，车行至此，很远就看到一个标牌：“凡参加朱升海内外联谊会的，在此联系。”这大约是乡村有关方面正在组织朱升的海内外联谊纪念活动吧。在陈霞行政村的霞瀛自然村，我们还看到一个老屋，当年这座房屋的主人，据说是朱升的后人。现在，在屋内天井阁楼的四壁，还能看到一圈精致无比的木雕，反映的就是朱元璋当年寻访朱升以及朱升到朝廷后的情况。这一组木雕是我沿途看到最好的，栩栩如生，鬼斧神工。民间永远暗藏着一种本领，它可以化真实为世俗，化生活为戏剧，然后在半真半假的故事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于一片云腾雾绕之中。这样的情形，也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朱升后来为什么从朱元璋身边淡出，我想，一方面，因为朱升年岁渐大；另一方面，可能二人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不一致吧。朱元璋觉得老夫子也不过如此，肚子里，都是一团无用的纲常；同时，以朱升的智慧，想必也看出朱元璋的虎狼之心，趁早离开，是明智之举。
朱升辞官后仍然回到徽州，隐居在歙县石门一带，那里，是他夫人的家乡。这个智慧的老者，在弹奏了一段时间的入世之曲后，重新吟诵起“高山流水”，归于自然之道了。在这方面，朱升比刘伯温仍旧聪明很多，至少，他因为归隐，可以活到72岁；而刘伯温呢，这个聪明至极的“小诸葛”，却在65岁那年，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病症之中。
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上演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是制度本身决定的，怨不得哪一方。因为政治的险恶，入世与出世，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弹奏的两根精神之弦。这样的弹奏，既铿锵刚劲，又痛苦无奈。从陈霞村出来，我在想的是，对于积极进取的儒学以及追求隐匿避世的道学来说，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这样的平衡点，每一个地方也是。徽州众多的隐士，造就了徽州亦儒亦道的精神。“儒”是进取的，是理性的，是社会的，是宗族的，是油然于心的；而“道”呢，则是个人的，是直觉的，是天然的，是无可奈何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实却是可以相融的。儒也好，道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它们的源头，都是人类最初的欲望和想法；它们更像是一艘船上的两把桨，儒是前行的保障，道则是平衡的杠杆。只不过这两者方式不一，到了一定的关口，分叉了，形成了两条河，各自有着自己的流向。而在本质上，它们却一直相缠相生着，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镜子的正面和反面。
陈霞村名字的由来同样是因为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就是陈霞村的第一世祖，姓陈，是五代十国时的人。当年陈姓之人来到这个地方落户后，慢慢繁衍形成了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无数村落的始祖们，都是这样的隐士。倚山而居，会给人带来安慰；居水而栖，更让人意识到生命的无常。在山下，可以让人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古味；在水边，则可以享受脱离宗族怀抱的远行刺激。当然，隐居的初衷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形，崇高会变得平庸，闲散会走向疲惫和木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一旦失去人生的志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贫血和苍白，庸然立于青山绿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