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喜鹊
我这人当然有种种样样的缺点，如刚愎自用、出言无忌、与人寡和、不干家务等等，不一而足。但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我自从懂得什么是说谎时开始就几乎从不说谎——我猜想这未尝不是自己写不出小说和有时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外围性原因——因此，下面我说的这件事你一定要相信。之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事情确实难以令人相信。倘不实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不至于相信。用我一向奉为圭臬的唯物主义根本解释不通，堪称不大不小的奇迹。
事情是这样的。大年初五早上，我正盘腿坐在书桌与南窗之间齐椅高的榻榻米上喝着茶翻看闲书，忽听耳边“喳喳”几声。侧头一看，两只喜鹊就站在窗前晾衣竿上“喳喳”欢叫。距离实在太近了，眼睛和喜鹊之间只隔一层窗玻璃。如此切近地看喜鹊还是第一次。正要细看，两只喜鹊似乎朝我一点头，“扑棱棱”展翅飞走了。喜鹊登枝，而且是“双喜”，兆头不错！我的心也欢喜得“扑棱棱”好一阵子。
我再也看不下书了，放下书，不由自主地下了楼，不由自主地钻进正好在我面前停下的出租车里，不由自主地到花鸟鱼石市场下来。不由自主地闲逛当中，忽然逛到很久以前来过的古董店前。老板记得我，跟我打招呼，闪开身让我看板橱上的瓶瓶罐罐。扫视之间，我的目光落在一对喜鹊登枝瓷罐上面。罐足有篮球那么大那么圆。茂密的绿色叶片托起两大朵粉色重瓣牡丹，牡丹后面潇洒有力地探出一枝杏树样的枝条，喜鹊高登树枝，尾巴上翘，头部前倾，一张嘴欲张未张，另一张嘴完全张开。我揉了揉眼睛，凑近细看，这回没有“扑棱棱”飞走。太巧了，太神奇了！莫非刚才书房窗外的两只喜鹊飞到这里来了？抑或这里瓷罐上的一对喜鹊刚才飞去我那里了？
老板用报纸把两个瓷罐小心包好，找两个红色大塑料袋装好了递给我。我在出租车上怀抱两只喜鹊急切切兴冲冲地赶回寓所。它俩没有远走高飞，又随我回来了——两只？还是四只？
在写这篇小稿的此刻，它们就在原稿纸的前端。罐是真圆，滚圆滚圆。也够光滑，溜滑溜滑，如小女孩儿的脸蛋儿。乳白色底釉，温润得很。只是，喜鹊是红色的，除了尖嘴、圆眼和利爪，通体红色。牡丹用的是粉绿本色，写实；唯独喜鹊用红色，虚拟。罐的顶端有不大的圆盖，围着盖钮有四个毛笔字，“吉羊永用”，“羊”通“祥”。罐体另一半即喜鹊的背面是四个更大的毛笔字。一个写的是“鸟语花香”，另一个写的是“努力生产”。在店里时我说是一对，店老板说不是，“喏，你看，这鸟语花香和努力生产搭配得来吗？好比一个林妹妹一个焦大，那怎么能是一对呢？”但回来放在桌面细瞧细看，定是一对无疑。因为这与那个年代有关。“努力生产”，自然是四九年以后；繁体倒写，说明是文字改革前的五十年代。而五十年代正是由林黛玉向焦大过渡的——准确说来是林妹妹即将接受焦大的“再教育”或者鸟语花香与革命口号并存的——特殊年代。
可是，喜鹊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毕竟不是窗花剪纸，而且唯独喜鹊是红色。我这人到底不是很蠢，五分钟后恍然大悟，这同样和那个特殊年代有关。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场景：窗外春暖花开，鸟鸣啁啾，一位从旧中国过来的身穿中山装的老艺人，坐在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的宽敞明亮的木窗棂作坊里，拿笔在已烧出底釉的圆罐上轻轻勾勒作画。时而抬眼望一眼窗外远处飘扬的红旗，情不自禁地把喜鹊涂成红色……
我虽然不是陶瓷鉴定专家，但也一眼即能看出四九年前后民国瓷和共和国瓷的区别，气氛截然不同。即使同是喜鹊登枝主题作品，五十年代的整体气氛绝对开朗、欢快、喜庆、热闹，几乎听得见喜鹊的叫声和闻得到浓郁的花香。那是作者心情和时代氛围的自然表达。由此可以推定，五十年代，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是一个相对欢乐祥和、健康向上的美好年代。
即使现在，我也并不觉得红色喜鹊有什么不自然，也并不觉得“鸟语花香”和“努力生产”有什么不相配。“鸟语花香”意味着文化，意味着软实力，“努力生产”意味着经济发展，意味着GDP，二者缺一不可。或者莫如说，这就是今天，今之大势。
就在这样的今天，这样的春节，喜鹊飞来我的窗前，飞到我的案前。我知道，它们不会飞走了。
（201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