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难忘磕头
地无分南北，山无分东西，春节拜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不用说，这一习俗原本主要流行于亲朋好友尤其亲戚圈这一群体之中。而我以至我的家族大体算是离群索居者。虽是山东人，但闯关东时还是烟台叫登州府的时代，只知晓祖籍登州府蓬莱县，至于何乡何村有何亲人，早已无从查考了。及至我，虽然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足够大的村庄，但还没懂事就随父母迁居县城，辗转之间后来落户在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五户各依山坡而居，往来极少。长大后我只身去省城念书，毕业后只身南下广州，只身东渡日本，二十多年后又只身北上青岛。这就是说，无论祖辈父辈还是我本人，许多岁月都是在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环境下谋生或求学的，都是广义或狭义上的异乡人。所以，拜年时基本无亲可拜。我猜想这未尝不是我性喜孤独一个客观原因。
不过回想起来，有亲可拜时形成的拜年体验在我也是有的。只是太久远了，得回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小学的。上学前在爷爷奶奶家即我出生的地方断断续续住过两三年。前面说了，那是东北平原上一个大村庄。几代繁衍下来，林姓成了那个村庄的大家族。仅太爷辈就有五位，爷爷辈有十二位。叔叔辈简直数不胜数，有的还穿着开裆裤，后面露着屁股蛋，前面不时闪出“小鸡鸡”，活像打篮球时吹的口哨。姑姑们的数目也肯定不止一个排。大的已经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或嫁人了，小的还鼻涕一把泪一把追着母亲要奶吃。幸也罢不幸也罢，我们这支在家族中属长子系列，太爷老大，爷爷老大，父亲在大大小小叔辈中排行第一，也是老大。这么着，我也是老大，在同辈中率先来到这个世界，而且遥遥领先，后续部队若干年后才出现在地平线上。于是尴尬景象出现了，我的辈分最小。也就是说村里大凡林姓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无所谓，尴尬出在春节拜年。
记忆中，拜年主要活动是跪下磕头。当然是晚辈给长辈磕，也就是我要给村庄里的大约一半人磕头。如果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齐刷刷列队“稍息”站好或坐好，由我一次性磕完倒也罢了，问题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磕头要讲辈分，讲个体针对性。初一早上，先对着挂在北墙正中家谱上的已故列祖列宗连续磕三个头，再给爷爷奶奶分别磕一个。然后由爷爷领着出门去林氏长辈家里磕。住的并不集中，有的住村东头，有的住村西头。村路满是雪，早晨的太阳照射下来，雪地忽一下子蹿出无数金星金线，刺得眼睛几乎睁不开。路旁院子里偶尔蹦出一个“二踢脚”爆竹，“呯”一声在脚前或头顶炸开。或有一挂“小鞭”在大门旁柳树枝上噼噼啪啪爆豆似的突然响起。我惊魂未定地躲在身材高大的爷爷后面走东家进西家。
受礼的长辈夫妇穿一身新衣，在炕中间并排盘腿正坐，裸土地正中置一蒲团或棉垫。进门后先由爷爷介绍，而后叫我头冲对方跪在地上，口说“给大太爷磕头了”，磕一个，又说“给大太奶磕头了”，再磕一个。接下去一家家如法炮制，二太爷二太奶三太爷三太奶……再往下是爷爷辈：二爷、二奶、三爷、三奶、四爷、四奶……如此一路磕将下去。记得磕到第十一爷家的时候，十一奶指着一个翘着“小鸡鸡”的男孩儿，说这是你三十二叔，又拍着怀里吃奶的一个小鼻涕鬼笑道这是你四十三姑。我正要跪下，爷爷到底不忍，一把拉住，摸着我沾了灰土的小脑门说：“叔叔姑姑辈太多，就别磕了，饶了俺孙子吧！”
幸亏爷爷说情，若不然，磕到日落天黑怕也磕不完。即使不头破血流，也非磕得晕头转向不可。实际也差不多晕了。磕头是有赏钱的。因为晕了，记不得钱赏了没有，或者赏了拿了没有。明确记得的，是回到爷爷奶奶家一摸衣袋，里面有两个核桃和三颗红枣。那应该是十一奶给的。当时十一奶放下手中的第四十三姑，打开炕柜门，在一个青花瓷罐里摸了好一会儿摸出来给我的。我迫不及待地找小铁锤把核桃敲开吃了，真香。又把红枣投进嘴里一颗慢慢咀嚼，真甜，香甜香甜，又香又甜。是不是第一次吃枣我记不得了，但那肯定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枣。香，甜，劲道，软硬适中，一股老木柜味儿和旧瓷罐味儿。
幸亏磕头。难忘磕头。
（201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