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的记忆

孙维张

年纪大了，容易忘事，特别是近期记忆，眼前想干一件事，一转身便不知是什么了。可是四十五年前的往事，刚上大学时的许多情景，却依然清晰地留在脑海里，岁月的河流并没有把记忆冲刷得干干净净。许多往事凝聚成沙粒，沉在记忆的河道中，不时地便被某种事情激起，浮泛在生活的水流里。

度过了那个难耐的1955年的夏季，终于接到了期盼已久的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一纸飞鸿，让人惊奇，令我忐忑不安的心静了下来。简单的打点之后，准备乘车及早赶往学校报到。真是巧得很，在沈阳火车站遇见了将要成为同学的李景华，他也乘同一列车到学校报到，都是北大，都是中文系，一路上不会孤单了。景华兄诚恳、热情，很健谈，看起来比我成熟。车到了北京，停在前门火车站，一抬眼看见了在香烟盒上见到过的箭楼，不知为什么，竟偶然生出了一种他乡之感，可能是第一次外出，第一次到北京的缘故吧。在接站的老师和老同学的招呼下，我们上了北大的接站校车。可能是为了给新来的学生一个美好的印象，车绕行在西校门停下，下车便是金碧辉煌的写着“北京大学”横额的古式建筑。啊！我即将成为它的学子了！更是巧得很，一同下车一同踏进西校门的还有费振刚。老费穿一身半新不旧的黑呢短大衣，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持重，已经是一派学者风度了。后来，纪念“一二·九”时我去怀仁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便借穿了那件短大衣装饰了一下门面。记得是报到的第一天下午或许是第二天，早来报到的同学无事可做，我们三人便去颐和园在佛香阁下照了一张相，至今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

由于宿舍还没有安排好，文科的一些新生便都住在小饭厅里，现在小饭厅已变成了大讲堂的一部分了，只是厅南门外的三角地还在。我的上床是江苏来的李德身，他对新诗有一定的见解；间隔着的上下铺便有一位是孟琮，北京市的学生，皮肤白暂，说话京腔京韵，温文尔雅，能用工尺谱演唱昆曲，知识面广，我既羡慕又佩服。当年纪念“一二·九”，学校排演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我俩都去做了群众演员。后来我留在北大学生话剧社团——剧艺社里，孟琮却没有，他兴趣广泛，喜欢声乐，歌唱得好，还填得一手好词。就在小饭厅住宿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很悲惨的事，大概是法律系的新生，住在尽里排的二层床上。夜间睡梦中掉在水泥地上。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又这样匆匆地离去了。

刚入学并没有分专业，在听了王力先生的“招兵买马”式的动员之后，我已决心读语言文学专业，这样可以多读一年书，语文专业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改为五年制。幸亏读了语文专业，才得以在北大毕业，拿到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如果读了新闻专业，58年之后就变成中国人大的学生了，我真不知道拿人大毕业证书是什么滋味！从张榜公布的名单上，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学习班里找到了我的名字。到了二班之后，吕薇芬就送了我一个外号，小沙弥，可能又觉得不太好，不大尊重人吧，当时都在学俄语，便把沙弥颠倒过来，改成俄语式的外号，叫做米沙了。后来我在话剧《夜店》里扮演了一个流浪儿——小斗（dǒu）子，便成了我的第二个绰号，一直到毕业。

在55级二班学习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一进校门就认识的费振刚，还有李德身、孟琮也都在二班。我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展开，学习之余，邓美萱拉我办了一个报纸式排版的手抄小壁报，取名叫《小火星》。邓脑瓜灵活，他主编、编缉、排版，然后我照版式誊写上去。《小火星》居然有些名气，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有专门的采访报导。邓美萱是位很机灵的南京人，专会直钩钓鱼。56年的夏天，他找来普通的缝衣针，在蜡火上烧热，弯成内倾的小于90度的钩，因为没有真正钓鱼钩的倒须，我们就叫它直钩。从针鼻串上结实的卡其线，线上串满了剪成一段一段的鹅毛管，找一根小竹竿或小树枝，便是最精美的渔具了。邓美萱带着我到朗润园的后湖和后来改建成“红湖”的土式游泳池那儿去钓鱼，每次都能钓到五六条四两半斤左右的鲫鱼。鱼大都是邓钓上来的，有一次我真的钓上来一条，抬起钓竿，在湖岸边拖着左翻右跳的鱼儿，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刹那间忘掉了一切。业余体育锻炼，我和李鑫、尹克杰，还有三班的曹鼎吧，跟着何叔淦练陈式太极拳。何叔淦对传统文化有很好的修养，不仅能打太极拳，什么陈家拳、杨家拳的，而且还会画国画，一手好牡丹，只是和年龄有点不相称，我们称他何夫子。文化活动方面，我参加了剧艺社，其实不大懂什么，跟着李广才、温小钰活动。他们都是戏剧天才，在《夜店》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小钰演一个下层妓女，李广才演一个乞丐式的老头。小钰还搞戏剧创作，大高个儿，显得瘦弱，是个天才，人极精明，遇事有见地，其实她年龄比我还小一岁，但比我成熟，为人活泼、热情，入学之后在学校就很有名气，只可惜英年早逝，毕业后我只在呼和浩特市她家中见过一面。因为和小钰活动比较多，也就和吕薇芬、张菊玲接触得多，吕是北大地方戏剧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当过社长，她们社演的什么《打面缸》、黄梅戏《挑女婿》等我都看过。张菊玲，南京人，为人稳重成熟，在我面前总像大姐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也比我小一岁。头一年的学习生活中，还有孙玉石，我们住在29斋4楼同一间宿舍，他在我的上床。玉石，鞍山人，东北老乡，学问好，性格内向，重情谊，擅长诗歌创作，他的诗哲理性强，有泰戈尔的风格。那时我就很佩服他，像兄长似的。有一次我用话重重地刺伤了他，他非常宽厚，没有计较。还有隔壁房间的张厚余，山西人，热情有朝气，我俩很谈得来。

最难忘的是1956年的暑假，班上许多同学都没有回家，天气很热，我们还是组织一次野游，并在山村农家大院前的树荫下举行野炊。这次去的人比较多，有温小钰、张菊玲、黄修己、邓美萱、侯学超、刘垣，还有谁记不大清了。我们带上大米，从厨房要来豆油，因为都是定量供应，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到山村老乡家联系好做饭的地方，多数人便去游樱桃沟周家花园了。沿着两个山脊中间的一条狭谷向上走，谷中有潺潺的溪水，溪水不大，到处都是滚圆的山石和鹅卵石。从谷口向上走，中间有横跨的石桥，再往前走，有一道土的龛堂，依山势凿成，弯腰低头方能进入，可容数人，有一股泉水淙淙流出。我太喜欢这地方了，后来有一时心中憋闷得慌，便邀了张厚余，两个穷学生，竟然从北大一直走着去的，来回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中午，我们在山村河谷旁的大树下野炊，觉得饭菜特别香甜。饭后在村前的小河里野浴，那小河其实只有没脚面那么深的水……

到了1957年的5月，突然感到校园不平静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没有逻辑的年代，许多事情形式上很激烈，但在脑海里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记忆的闸门很难启动。记了吗？忘记了！忘记也是一种幸福。

2000年夏

孙维张，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2009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