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大学生活片段回忆

吴同瑞

穿越岁月的风烟，纷乱的思绪飘回四十五年前的春夏之际。那是一个特别晴朗的日子，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入学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怀着异常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和一位考进北大数学系的同学结伴同行，从故乡盐城出发，乘轮船、火车，经镇江、南京、济南，历经四个昼夜，终于到达日夜憧憬的首都和无限向往的北大。

跨进西校门，眼前突然一亮，挺拔的银杏、巍峨的华表、宫殿式的建筑，呈现出一派崇高庄严的气象，令人肃然起敬。走过办公楼东侧甬道，映入眼帘的景色更加迷人。未名湖好像很大很大，湖畔杨柳依依，湖水波光潋滟，博雅塔的倒影在水下摇曳，仿佛深不可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无数次地来这里漫步观赏，感受它的诗情画意，体悟它的哲理智慧。未名湖文物保护区荟萃了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集中体现了北大校园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的和谐统一。曾有多少青年才俊、知识精英，在这里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从而产生了浓浓的“北大情结”。

进校之初，文科新生中的男士，临时住在小饭厅集体“大宿舍”。来自全国各地攻读不同系科的新生，彼此交往不多。不少人第一次远离家乡，置身于全然陌生的环境里，难免产生寂寞感。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猜透了学弟们的心思，主动提议组织一次集体郊游活动。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西山卧佛寺周家花园。这里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树木葱茏，浓荫匝地，鸟语花香，流水淙淙，同学们寻觅到一块空地，围成一圈，席地而坐。领队学长提议，各人选一个《红楼梦》里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讲一讲为什么喜欢他（她）。同学们操着各种乡音抢着发言。有人说喜欢林黛玉的聪慧，有人说喜欢史湘云的豪爽，有人说喜欢晴雯的高洁，有人说喜欢尤三姐的刚烈，也有人说喜欢贾宝玉的纯情，七嘴八舌，欢声笑语，冲破了四周的寂静。这次活动使我强烈地感受到青春的欢乐、集体的温暖。此后，我们班、年级组织过多次集体活动，八达岭登山、昆明湖游泳、郊外远足野炊、进城观看演出，每一次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入学以后的近两年里，是我们求学的黄金时期。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学习空气格外浓厚。同学们从宿舍到图书馆到课堂，“三点一线”，来回穿梭奔忙，抢座位，如饥似渴地向书本、向老师寻求知识的真谛，在智慧的海洋里汲取精神营养。最幸运的是，我们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诲。游国恩、王力、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高名凯、周祖谟、王瑶、朱德熙等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都教过我们。他们的学术功力全都深厚，而教学艺术各具风采，也许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王力、高名凯先生为代表，中外古今兼通，讲课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另一类以林庚、吴组缃先生为代表，作家型学者，讲课擅长艺术分析，声情并茂，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还有的先生教学风格格外鲜明。系主任杨晦先生讲文艺学专题课，思如泉涌，滔滔不绝，犹如天马行空，往往收拢不住，半个学期过去了，“九鼎”还没有讲完。同学们说，听杨先生的课，好比沙里淘金，必须聚精会神，悟性又高，才能捕捉到先生的思想火花。不管个人风范如何，我们对所有恩师都是衷心仰慕的。

我们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专业学习之外，参加生产劳动也是一门必修课。最令人难忘的是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出发之前，校内做了动员，同学们认识到劳动锻炼的意义，在思想上、体力上做了较充分的准备。那天傍晚，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到达目的地时，工地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气氛感染着我们这一批劳动新军，吸引我们赶紧投入战斗。开始时，两个同学抬一筐石头都感到十分沉重，肩膀压得疼痛难忍，走起来歪歪扭扭。但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咬紧牙关，挺直腰板，几天下来，终于度过了艰苦劳动这一关。到后来，一人挑两筐沙石，堆得高高的，还能一溜小跑。人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特别是集体卸车，十几个人围着一辆装满沙石的大卡车，干劲加拼劲，谁也不惜力，仅用几分钟就把沙石卸完、挑走。辛勤劳动付出的汗水换来了收获的喜悦，眼看着水库大坝一天天地高起来，同学们兴奋不已，真切体会到战斗集体的力量和劳动创造的价值。类似的劳动锻炼还有过多次，平谷东高村深翻土地、石景山钢铁厂大炼钢铁，等等。虽然过多的劳动安排不尽合理，有的劳动本身还违背了科学，但通过劳动锻炼，增强了体质，磨砺了意志，培养了与工农群众的感情。我以为，在人生道路上，这一课不可或缺。

1957年的夏季，一场空前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惊破了燕园学子相对平静的书斋生活。从“反右运动”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批判”的浪潮汹涌澎湃。作为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员，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风暴”和“浪潮”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时代赋予的某种角色。一方面，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满怀革命激情，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批判“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革命风暴”的洗礼，在战斗中增长才干。另一方面，由于受党内外渐已形成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也由于自己的简单幼稚，有时候自以为义正辞严，实际上情绪偏激，无意中伤害了同学和老师。有一件事至今让我不安：在1958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林庚先生是怎样讲解陶渊明的》，批评先生一味赞赏陶诗的平和之美，而忽视了陶诗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副刊选登了。现在看来，这样的批判文章，简直是强词夺理，实在幼稚可笑。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机关工作。不久，参加了文学史教研室的一次会议，林庚先生在座。会后，林先生主动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特别嘱咐：“今后还要多写文章。”先生的关心和鼓励，使我惭愧，更使我感动。后来，我随一位学长去看望林先生时，带着歉疚的心情讲起学生时代头脑发热所做的错事。先生却说：“年轻人敢想敢干，即使做了错事也可爱。”先生爱护青年的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激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为此，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追随学友做了一点文学研究工作，更主要的是在本职工作中注意积累经验，并学习和运用教育学、科学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予以总结，写出一些粗浅的论著，目的在于努力按科学规律办事，自觉维护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兄弟院校的一位同行曾说：“北大的吴老师是以学者的态度对待管理工作的。”

五年大学生活，同学们朝夕相处，普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毋庸讳言，由于思想作风、性格爱好、家庭教养、个人遭遇等等差异，同学之间亲疏不同，有的是知心朋友，有的难免磕磕碰碰，甚至内心留下怨恨的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磨练，人们自然学会了理解与宽容。这时，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更加真切，对同窗好友的深情怀念更加强烈。这里我想提到两位同学。一位是陈耘屏。他是我们班上的老大哥，性格坚毅，政治上比较成熟，看问题敏锐。可惜他身体很差，学生时代已经常住院，毕业后工作不久就卧床不起，受病痛折磨时，也曾对人生流露些许感伤和悲凉的情绪。出于对老同学的关心，我常抽空去看他。他很少倾诉自己的病况，却往往忧心忡忡地谈论国内外大事，剖析社会问题。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对他身在病榻、心系天下的襟怀深为钦佩。多年前他已与世长辞。直到现在，每逢年节，我都要进城看望他的夫人和孩子，以慰亡友在天之灵。另一位是徐劭。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似乎有点孤僻，然而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或许心灵深处有某种相通之处吧，我和他很谈得来。毕业后，他分配在北大附近的一所中学任教。我们经常见面，畅谈人生百味，一种挥之不去的孤寂感在彼此交谈中能得到暂时的慰藉。由于思乡心切，他申请调回故乡南通去工作。临走前一天，我们再次同游京城，从北海公园到天安门广场，在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石阶上依依不舍地坐了很久。分手之初还通音信，后来失去了联系。有一天偶然看到《扬子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徐劭，我猜想一定是老同学，心里为他高兴。55级同学几次聚会，他均未到，但愿这次能来母校欢聚。我们55级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不乏突出的风云人物。每个人的资质不同，机遇也不同，只要在一生中无怨无悔地执著追求，尽力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值得敬佩。

岁月回眸，青春无悔。青春不仅仅属于个人，更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所形成的“战斗的集体”。

吴同瑞，1937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现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