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研究之路由这里起步——回忆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学习生活

陈铁民

我1955年十七岁时自福建泉州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开始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至今已有五十年。

我刚上北大的第一学期，许多同学对在大学里应如何学习才好心里没有数，于是班里请来一位1954级的班团支书介绍学习经验，她是调干生，口才极好，畅谈了自己如何在做好社会工作的同时，取得了门门五分的好成绩。记忆中门门五分就是当时三好生的必备条件，许多同学都以之为追求的目标。于是不少同学上课拼命记笔记，下课找同学对笔记，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东西，还找多种不同的教科书来对着读，忙得不亦乐乎！我当时也基本上处于这种状态。但结果到了这学期的期末，四门考试的课程（其他的课程为考查）中，我考砸了两门（成绩分别为四分和三分），总成绩在班里排在最后几名，心情颇沮丧，于是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未考好的原因，是由于自己不够努力？还是因为泉州的教育水平低，导致自己的素质差，不如全国各地来的同学？想来想去，答案都是否定的。当时北大向苏联学习，考试一律采用口试方式，具体的做法是：学生抽到考题后，准备十五分钟，便开始口头答题，因此我找到了一个自己考试失利的原因：天生不爱说话，口试时往往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答完。如果老师听了回答后，再提一些问题问我，就有可能取得好成绩；如果他什么也不问，那情况就不妙了（如《联共党史》口试，老师听完回答后什么也不问，就把我打发走，说“给你三分吧”）。接着，我又思考了日后的学习应怎么办的问题。我当时想，既然门门五分已不可得，那就干脆把分数抛在脑后，回到我中学时代采取的学习方法上来。

我念中学时特别喜欢读小说，在泉州市的省立晋江中学读高中时，把学校所藏不多的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几乎都读遍了（当时学校的图书管理员特许我自入书库找书）；听课之余，除完成作业和作一些必要的复习外，时间就都用在读小说上。另外，也常读《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上发表的的一些评论文章，自己还曾试着写了两篇文学评论，其中一篇规定允许自选题目，抄给语文老师看，结果得了本班作文史上空前绝后的最高分。我当年就是抱着将来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志向报考北大中文系的。但入北大后的第二学期，我的志向发生了变化。这个学期，游国恩教授为我们年级开“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课，先生的讲授引起了我对文学史的极大兴趣，于是就像中学时代花许多时间读小说那样，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这门功课上。那时对别的课程，除俄语经常复习外，其余不过是上课听讲，记记笔记，再读点老师指定的必读资料，然后就等临考时再突击了。我这时候学文学史，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找几种不同的教科书来对着读，而是把主要时间都用在读原著上。比如学《诗经》，就读朱熹的《诗集传》，从头到尾，一篇不漏地读，还在自己买的书上画记号，写批语；学《楚辞》，就通读《楚辞补注》、《楚辞集注》，等等。当然，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把文学史涉及的作品原著都拿来读，但像《诗经》、《楚辞》这样的重要典籍是必须要全读的。我觉得自己这样读书，至少有如下好处：第一，可提高古书阅读能力。我上中学时很少读古书，上大学后古书阅读能力不如同班同学，每次上“古代汉语”习题课都很紧张。当时习题课的上法是，给每个学生发一篇没标点的古文，要大家当堂加标点，然后老师提问，喊学生站起来回答，我那时很怕被叫到回答错了出洋相，所以读原著时，不管它有无标点，能否读懂，就是硬啃，啃了一段时间后，还真觉得古书阅读能力大有提高。第二，可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分析能力。通过在细读原著之后写批语、作笔记，无疑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分析能力。如果只读多种教科书和有关论文而不钻研原著，则虽然可以由此知道学术界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却很难对这些观点与看法的是非、优劣作出自己的判断，所以这样读书，难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可能劳而无功。上述的这两种能力，可以说就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那时候，我并不以读原著为满足，还想尝试着搞点学术研究。我在细读了屈原作品的基础之上，找了好几位当代学者的有关论著来读，发现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所走的路线尚未弄清楚，于是就这个问题做研究，试写了一篇考证文章。当时曾想拿给游先生看看，思想斗争了半天，怕太粗糙、幼稚，终于没勇气拿出来，只给一位同班同学看过。虽然如此，终究使自己受到了一次科研的锻炼，而且从此暗暗确立志向：将来当一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

上了三年级后，系里安排我们作学年论文，我选了关于诗人王维的题目。于是买来一本清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细读了两三遍，又读了孟浩然、储光羲、元结等创作过山水田园诗的诗人的集子，都写了笔记。但还没等论文开始写作，全校轰轰烈烈的科研大跃进运动就开始了。58年7月，北大党委发出了大搞科研，苦战四十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于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便组织和领导暑假留校的文学专业五十多个同学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撰写“楚国民歌和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一章。由于已有了上述的科研锻炼，我觉得写起这一章来并不感到吃力。这部七十七万字的书在这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有同学当面对我说，在先秦两汉的各章中，以你这一章写得最好；又有了解内情的同学跟我说，帮助审稿的陈贻焮先生说你这一章有自己的见解，写得好。接着，从59年2月份开始，我们又对文学史作了大的修改，增加了约五十万字的篇幅。当时全年级三个文学班共七十七人，分成了六个编写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我被任命为第一组（先秦两汉组）副组长。十二个正副组长都是党团干部、班长之类，只有我一人是一个入团不到两年的普通团员，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这部书的初稿完成后，文学史编委会规定每个编写组留下一名组长通改本组的稿子，结果我又被留下了。我先把本组的稿子逐章修改了一篇，然后分别交给游先生和系主任杨晦先生审阅，他们提出意见后，我又作修改，而后再交给编委会审阅，编委会如果有意见，还得拿回来再改，这样才能最后定稿。这个工作过程，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科研锻炼。这部文学史于59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上五年级时，我又参加了《近代诗选》的选注工作（此书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季镇淮先生的指导下，学会了搞注释。60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本系古典文献专业当研究生，63年2月研究生毕业，又被留在古典文献教研室工作。这样，我就有了得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实现自己志向的条件。

大家知道，要实现自己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志向，就必须得到一个有条件从事这种研究的岗位。也就是说，如果毕业时被分配到高校或其他学术单位，那么我便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否则，实现志向就难了。青年同志大概不大知道60年代的情况，那时候是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作为学生，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否则，等待自己的就只有失业（55级同学中，就有不服从分配失业的例子）；还有反右以后，北大留人的标准都是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位的，如中文系54级毕业生有八人留在系里任教，清一色都是调干生、班里的党团干部。所以，毕业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留在北大工作。现在推求自己得以留校工作的原因，主要当是在集体科研中显露出了业务方面的能力（当然，还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政治上没犯什么错误）。而之所以能够这样，又同自己在一、二年级时就已确立志向，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和采取了较好的学习方法有关。虽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已和6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青年同志如能在大学学习期间就确立志向，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这对于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及将来的发展，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学校里缺煤烧，没肉吃，冬夜坐在宿舍里看书，常常是又冷又饿。但我精神健旺，两年中（当时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学制是两年），既参加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工作，撰写了第一编第五章、第二编第一章、第三章第一及第四节、第五章以及第一、二编之概说和小结的初稿，又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与孙钦善等同学合作写了《高适岑参诗选》（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毕业论文，还撰写并发表了《说〈招魂〉》（《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问题》（与张少康合作，光明日报《文学遗产》442期）、《贾谊思想初探》（与阴法鲁合作，《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5期）、《岑嘉州系年商榷》（《北大学报》1963年第3期）、《论高适和岑参的诗》（与孙钦善等合作，《北大学报》1963年第5期）等论文，可以说在科研上获得了丰收。

我个人觉得，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同志，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科研能力，这对于未来的发展是会有不少好处的。

陈铁民，男，1938年生，福建泉州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本科毕业。196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北大中文系任教，1983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王维新论》、《王维集校注》、《岑参集校注》（修订本）、《王维论稿》、《新译王维诗文集》、《王维孟浩然诗选》、《高适岑参诗选评》、《增订注释全唐诗》（合著，主编之一）、《唐代文学史》上卷（合著，两主编之一）等。此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