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我们这样锻炼身体

黄修己

体育锻炼，无非跑跑跳跳，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要问我北大读书五年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我要说：有一些，其一，很重要的其一，就是那热火朝天的体育锻炼。直到1960年我毕业，这时北京也显出了经济上的困难相，好像一夜秋风起，把操场上汗水淋淋的一众学子统统吹回宿舍，吹进被窝里去了，裹了被子还嫌冷。冷清清的操场真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连个落叶也没有，落叶也被拣去磨成“叶绿素”，掺进窝窝头，已经到我们的肚子里去啦。后来呢，“三年困难”熬过去了，吃得饱了，吃得好了，然而1950年代那股高度自觉的锻炼身体的热潮，校园里那种人头涌涌、热气腾腾的锻炼场面再也不见了。物质上恢复了，早先那种精神却再也没能恢复，让人感叹机已失，时不再，黄鹤一去不复返啊！到了1980年代，某种程度上还保有联系群众习惯的中年教师，有时还到学生宿舍走走，九点、十点了，一推门，总见到还有蒙头睡大觉的。有人说，现在生活习惯变了，我却顽固地认为这不单是生活习惯，更是精神状态问题。这就要说到那年月我们为什么要积极锻炼身体了。

那时新的共和国正如旭日初升，人们相信她必定前途似锦，大家都对未来怀着美丽的憧憬。有幸上了北大的，心里既充满着玫瑰色的幸福感，还有着自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产生了努力提高自己的自觉性，包括练就健壮的体魄，好“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才有了校园里闻鸡起舞学文习武的热烈景象。前方既是天堂，怎能不加紧地跑啊；越跑越觉得不对呀，劲头松下来了，也有去睡懒觉的了，那是后来之事。追求幸福、光明为人之本性，由此所迸发出的向善的激情是可珍贵的，比那虚幻的天堂百倍地耀眼夺目。请看每天下午五点之后，一个课程表上没有的必修课开始了，大家从宿舍、课堂、图书馆一起奔了出来，整个校园好像沸腾了起来，处处是跑步的、打球的、练习各种项目的。棉花地（今五四广场）、东操场、一体、二体都挤满锻炼的人群，就连未名湖边的小路上也不断闪过长跑者的矫健身影。运动场地紧张，就像图书馆里占位置那样，要想打场篮球也要赶在五点之前派个人去占场。只要看到这时球场上有一个人在投篮，就知道这块场地已经被占了。有一次我们班轮到费振刚占球场。费不喜欢打球，就把篮球当板凳，坐在球场上表示他是这里的占领者，一边还低着头读他的书。这种看书、占场两不误的情景也不罕见。到1958年，大家动手义务劳动，把棉花地扩建成五四广场。同时也用义务劳动修起了红湖，从此不用到颐和园去上游泳课了。那时全国都在做广播操，上午第一二节和三四节课之间全校播放广播操音乐。乐声一起，就是正走在路上的人也会自动地站到路边，放下书包就做起操来。这都是我永难忘怀的，透过它可以看到一股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看到一个民族本应是大有希望的明天啊！

群众性的体育锻炼搞得好，也与群众体育工作抓得紧有关。所有高校都推行“劳卫制”，“劳卫”的全称应该是“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这是国家统一设立的制度，分一级、二级两等，各规定了所要达到的田径、体操等多个项目的标准。经测验全都达到某一级的标准时，就发给国家体委统一制作的徽章。二级通过之后，还可以向单项的更高等级发展，各项目都有一、二、三级运动员，再上去就是运动健将。这一套制度都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样，大家锻炼就有个目标。学校每年春秋两季的校运动会都很热烈，冬季还有长跑活动。我一年级那一冬，为支援埃及抵抗英法的入侵，全校开展从北京到埃及的长跑活动，就是各班级集体在一个冬天里所跑的长度，争取相当于北京到开罗的距离。实现了这目标的，学校还发给纪念品。那时每年要评“三好学生”，“身体好”这一项就包括了体育的成绩。这样，锻炼身体便成了一种习惯。譬如32路（今332路）公交从西直门开出的末班车，大概是晚上十点半或11点。我们进城看戏或看体育比赛，回到西直门时往往末班车已经开走，那也不怕，我们就跑步回北大。路程应该有五公里吧，我记得不紧不慢地40分钟可以跑到。冲个澡，睡一觉，明天照常上课、锻炼，并不觉得疲劳。有时有车也不坐，脱了外衣请坐车的同学带回，穿着背心短裤就练长跑，那也是一种快乐。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积极参与锻炼，对学生也有影响。那时清华北大有“二马”。清华之“马”为马约翰，著名的老体育家，全运会的总裁判长。吕德申先生是清华毕业的，他告诉我解放前清华常见穿长袍的人大热天在操场上跑，满头大汗，原来马约翰的体育课不及格，就不发毕业证书。这些人就是工作多年了还要回校补考体育的。那时在校门外安静的马路上，常能见到这位老人穿着一身白，白的衬衫，白的吊带短裤，白的长袜，结着黑的领花，满面红光，蹬着自行车飞快地一闪而过。这个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最健康的人”成了我们敬仰的榜样。我们北大的“马”就是马寅初校长，大家都知道他非常重视锻炼，经常去爬山，天天洗冷水澡，他活到百岁也就毫不奇怪了。我还见过侯仁之教授一个人在东操场练短跑。他因为给我们作过北京市和燕园的历史地理的精彩讲座，为学生所熟悉。有一天我见他光着膀子在跑道上练短跑的起跑和冲刺，姿势标准、漂亮。那时他大约45上下，我想他年轻时一定是个体育能手。

说起体育，好像总是文理学校不如工科学校，文科又不如理科。那也不一定，当年中文系的体育锻炼就是搞得好的。当54、55、56三个年级在校期间，中文系在全校田径运动会上曾连续得到总冠军。长跑项目有一位54级学长能够把5千米、一万米和越野三项冠军包下来，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短跑方面56级有一位全校百米冠军。我们年级的侯学超也是短跑能手，他创造的400米北大纪录保持了好多年才被打破，当时还被选入北京市的田径代表队。田赛方面以跳高成绩最好，55级新闻专业的戈悟觉一年级时就在秋季校运动会上以滚式跳过1.81米，打破了北京市纪录，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高度。这个成绩是在东操场创造的，我有幸见证了那时的热烈场面。戈同学因此得到马寅初校长邀到家中宴请的殊荣，让大家羡慕得不得了。还可一提的是，因为1957年鸣放时和张元勋合写了政治激情诗《是时候了》而名噪中外的沈泽宜也是个跳高健将，大概戈悟觉入学前，他是北大冠军。他们年级还有后来和我们班温小钰结为伉俪的汪浙成，是个大力士，我只知道他曾是全校铁饼冠军，说不定铅球、标枪也行。56级的白崇仁则是三级跳远冠军，他篮球也打得好，做过校队的队长。女生中健将也不少，如温小钰、田小琳和晚一些的申荣季等。印象深刻的是申荣季在“文革”前一直是北京高校的女子百米和跳远双冠军。

在各项目中，我最喜欢的是篮球，曾经是系队的队长，所以要多说些篮球队的情况。一年级刚开学，学校就举行系际的篮球赛，我去看了我们系队的比赛，由丁尔纲等组成，倪其心是主力。因为输多胜少，就到新生中来招兵买马，我也去应征。教练是金申熊，即后来的金开诚。据说他很欣赏我的球艺，当然就把我选入系队。不过此时金先生已经留校当上助教，一心治学去了。不久球队也全换上一年级的人，首发阵容中锋是戈悟觉，前锋是张炯和我，后卫是侯学超和闵开德。后来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戈悟觉走了，就把陆俭明拉来打中锋。陆的球艺不如戈，但他有身高，要靠他来顶一顶。很巧这几个首发除张炯后来分配到社科院去，其他四人全留校了，这样我们加上先留校的倪其心，又成了中文系的教师队，“文革”前还常在一起打球。我还经常与倪其心结伴出去看球赛，我们两人成了要好的“球友”。系队最辉煌的战绩是与校队的对抗赛，白崇仁回系助战，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实力，和校队很拼了一阵，他们赢得也不轻松。最可笑的是1958年国庆，我们55级的几个人在平谷与县代表队赛了一场，我们被误认为北大校队，惊动了县长，为表示隆重，他特地跑来开球。可是前一天为庆祝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参加劳动的村子把猪都杀了，我们也跟着大吃一顿，这时很多人都拉稀了，一上场就腿软，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

到了我们也成高年级生，有人退出了，系队便以58级的新人为主力。四年级结束时我也退出了，这时系学生会的体育委员、56级的林乐齐来找我，要我去给女队当教练。跟女生一起练球使我感到她们比男生更投入、更专注，组织性也更强。58级的田小琳是场上队长，我们年级的陈素琰是党员，任政治队长，管思想工作。在学习很紧张的条件下，只有早晨早起练球，每次留一个队员给大家打饭，当然也帮我打了饭。第一次我跟着她们到27楼宿舍吃早餐，好像是中锋孙明惠向大家发出个什么信号，像变魔术似的，突然间桌子上变出了好多个瓶瓶罐罐。我马上想到：女生嘴馋，我们男生宿舍绝没有这样的东西。再一看，无非是些酱油、醋之类，心里不觉“咯噔”了一下——嘴馋也只能给自己加点酱油、醋啦，穷啊！但女队员们兢兢业业，练球认真。不久学校举行系际的女篮联赛，初战对东语系，因过分紧张输了球。但此后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横扫其他各系，就再也没有输过。

我二年级时上了北大的篮球班，教练是管玉珊教授，原是北京篮球界的名宿，因为有过旧军队的少将军衔，只能在学校当教员。管老师上课非常认真，有一次球出界了，拣球的同学用脚踢回来。管老师说：“你完成了拣球任务。但是还有一种拣球的方法——快步追上去，一个下蹲滑步，伸手一勾，捞起球，立即转身，一个标准的单手传球把球传回来。同样是拣球，他同时得到了奔跑、下蹲、勾球、传球等一连串动作的练习。天长日久，他的球技就比别人提高得快！”管老师的话我这辈子都记住了，如果不管大事小事都像管老师说的那样认真去做，那就多了许多磨练自己的机会。正是从一次次点点滴滴的认真中，积分分毫毫的小进步而达到大进步。打球不仅仅是玩，还能有这样的思想收获！管老师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学生中传说，这是因为他“鸣放”时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言论。划右派时有人说：“像他这样的人竟不说话，就凭这一点，足见是个右派！”于是便被划为右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