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温端政
1954年8月，我离开已经工作了四年的温州新华书店，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在中文系召开的新生集会上，聆听了王力、高名凯等先生的演说，对语言学有了初步的认识，便自愿选定刚刚成立的语言专业。高名凯先生讲授的“语言学引论”，王力先生讲授的“现代汉语”（二）、“汉语史”、“汉语诗律学”，吕叔湘先生讲授的“马氏文通”等一系列课程，为我从事语言学打下了基础。使我对方言学和方言调查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袁家骅先生开设的“汉语方言概要”。在袁先生手把手的教导下，我利用课余时间调查了自己的母语——浙南闽语，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从语法部分摘选出《浙南闽语里形容词程度的表示方法》和《浙南闽语里的“子”“仔”和“孧”》两篇文章，试投给《中国语文》，先后刊登在该刊1957年12月号和1958年5月号。当时我调查方言的积极性很高，1957年暑期曾接受浙江省教育厅的指派，到缙云、丽水、青田、乐清、永嘉、瑞安等十几个县进行方言普查。在这之前，我还自费到北京郊区的大兴、房山、通县等地进行过方言调查练习。
1958年8月毕业后，我服从组织分配到山西忻县师专（今忻州师院前身）任教。1959年，忻州师专和大同师专合并成为晋北师专。1962年，晋北师专下马，我被调到山西省教育学院。1970年7月，山西省教育学院被撤销，全家下放运城县北相公社曹允村。不久，调到北相公社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运城县委宣传部工作。1978年7月，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前身）负责筹建语言研究室，任室主任；牵头于1978年10月4日成立了山西省语言学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牵头成立了山西省方言学会。1979年负责筹办《语文研究》，1980年6月出版创刊号，任主编（1980——1993）。
1981年夏，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会议在太原召开。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关于编写方言志的几个问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后载《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4期，又收入中国地方志协会编的《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与会的山西省许多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纷纷要求我们协助编写方志里的方言部分。于是我们提出以市县为单位编写方言志的计划，把方言调查研究与为地方志编纂服务结合起来。1982年7月2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编写研讨会，著名方言学家李荣先生亲临会议指导。会上，以侯精一先生撰写的《平遥方言简志》（《语文研究》增刊出版）和我撰写的《怀仁方言志》（油印本）为样本，讨论了县市方言志的体例和内容。1983年3月在太原召开的全国语言学科规划会议上，“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被列为“六五”规划语言学科的国家重点项目，确定由我主持。从此，山西方言研究开始步入繁荣时期。
尽管困难很多，但大家热情很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规划规定的试编10种（包括怀仁、太谷、晋城、陵川、洪洞、襄垣、祁县、寿阳、文水、万荣等县的方言志）的任务按期完成，以《语文研究》增刊先后出版，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初战告捷之后，我们继续编写其他县市方言志，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的名义，先后由语文出版社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等出版。到1995年，共出版了40种。
各市县方言志编写工作的顺利进展，为完成“山西省方言通志”提供了条件。这个课题被列为“七五”规划语言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社科院侯精一研究员和我联合主持。1989年出版了这个项目的阶段成果——《山西方言研究》（论文集）；1993年出版了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后者获山西省社会科学应用成果二等奖。此后，我参加了列入“八五”规划的语言学科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李荣主编）的编写，合作完成了《忻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接受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的邀请，主编了《山西通志》第四十七卷《民俗方言志》中的“方言篇”（中华书局，1997），获山西省政府颁发的一等奖。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语言学界的盛事之一，是围绕《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社会科学院合编）所提出的晋语“分立”问题开展的热烈讨论。我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先后撰写了《试论山西晋语的入声》（《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晋语区的形成和晋语入声的特点》（《山西师大学报》24卷2期，1996）、《论山西晋语的合音词和分音词》（1986年8月访问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时，在东亚语言研究所的讲稿，由该所所长贝罗贝教授译成法文，发表于该所主办的《东亚语言学》1987年第1期）、《试论晋语的特点和归属》（《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方言〉和晋语研究》（《方言》1998年第4期）、《晋语“分立”和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语文研究》2000年第1期）、《论汉语方言的特征和特点——兼论用“综合判断法”观察晋语的归属问题》（《语文研究》2003年第1期）、《关于晋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等文章，加深了对晋语特点的认识，并进行了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探讨。
1989年，我接受家乡地方志编委会的邀请，两次到浙南进行方言调查，撰写了《苍南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以一本志书描写了五种差异很大的方言而受到关注。《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发表书评，总体上予以肯定。后又撰写了《从浙南闽语形容词程度表示方式的演变看优势方言对劣势方言的影响》（《语文研究》1994年第1期）和《浙南闽语的语音特点》（《方言》1995年第3期）等文。
我受王力先生“龙虫并雕”学术思想的影响，在进行方言调查研究的同时，从事汉语语汇特别是俗语研究。先是合作编写了《歇后语词典》（北京出版社，1984），并撰写了《关于“歇后语”的名称问题》（《语文研究》1980年第1辑）、《歇后语（引注语）的性质》（《晋阳学刊》1980年第1期）、《歇后语（引注语）的来源》（《晋阳学刊》1980年第3期）、《试谈“引注结构”》（《语文研究》1981年第2辑）、《歇后语的语义》（《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略论“歇后语”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对几种流行说法的商榷》（《语文研究》1983年第1期）等文；接着编写了《汉语谚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撰写了《谚语的语义》（《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一文。
我在收集资料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歇后语》、《谚语》二书，列入商务印书馆的首批“汉语知识丛书”。1985年出版后，由日本学者编译成日文，先后于1989、1991年由东京光生馆出版。与此同时，接受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中国俗语大词典》和《古今俗语集成》（六卷本），于1989年同时问世。
1993年年底退休之后，我把更多精力放在语汇类辞书的编纂和汉语语汇研究上，先后主编和合作主编了一些大中小型的语汇类辞书。其中主编的有：《汉语常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谚语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惯用语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歇后语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中国歇后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中国谚语大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中国歇后语大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中国惯用语大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分类谚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分类歇后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分类惯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常用谚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常用歇后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新华谚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新华惯用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7）、《新华歇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现代汉语小语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合作主编的有：《谚海》（语文出版社，1999）、《常用歇后语分类词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通用成语词典》（语文出版社，2002）、《通用歇后语词典》（语文出版社，2002）、《通用惯用语词典》（语文出版社，2002）、《通用谚语词典》（语文出版社，2004）、《通用格言词典》（语文出版社，2004）、《中国格言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在编纂语汇类辞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加强对汉语语汇研究和实现手段现代化的重要性。先是合作撰写了《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00）。继而，为了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合作撰写了《“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语文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认为“语”是汉语里大于“词”、结构相对定型、具有多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认为“语”的性质和作用都有别于“词”，不是“词的等价物”；认为语汇自身是一个系统，建议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起与汉语词汇学平行的汉语语汇学。2002年5月，我在提交第四届全国词汇学学术研讨会（河北石家庄）的论文《论语词分立》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其基本含义是：（1）给词、语，特别是给“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明确它的范围；（2）确认“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把“语”从“词汇”里分立出来，把“词”从“语汇”里分立出来；（3）明确“词汇”和“语汇”的定义，确认词汇具有系统性，语汇也具有系统性。此文后来发表在《辞书研究》2002年6期，并收入《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商务印书馆，2004）
2002年，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与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研究”。上面提到的三本“大全”（即《中国谚语大全》、《中国惯用语大全》、《中国歇后语大全》）即是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项目的最终成果是：（1）汉语俗语语料数据库（光盘）；（2）《俗语研究与探索》（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完成后，于2005年结项。
在完成上述项目的同时，以“语词分立”为指导思想，我撰写了《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2005），获山西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书共分八章：语、语汇、语汇学；语的分类；语的构成和结构；语义；谚语；惯用语；成语；歇后语。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汇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一文里提出的建立与汉语词汇学平行的汉语语汇学的设想。接着，又以《汉语语汇学》为基础，主编了《汉语语汇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6）。除了根据教学需要对《汉语语汇学》里的八章作了程度不同的改写外，还增写了两章：方言语汇；语典。
为了加强汉语语汇学研究和教学的交流，先后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首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7月28——29日在太原举行，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商务印书馆合办，交流了84篇论文。论文集《汉语语汇学研究》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9年7月出版。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7月29——30日在浙江温州市召开，由山西省社科院与商务印书馆、温州大学合办，交流了56篇论文。
我积极地参加了上述学术交流，以及其他的一些学术会议，先后发表了《“语词分立”和方言语汇研究》（《语文研究》2005年第2期）、《也谈“语汇重要，语汇难”》（《语文研究》2006年第3期）、《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辞书研究》2007年第5期）、《关于汉语语汇教学的几个问题》（《庆祝唐作藩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语汇研究与语典编纂》（《语文研究》2007年第4期）、《〈现代汉语词典〉“前言”“说明”中几个问题的思考》（《〈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商务印书馆，2009）、《〈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语类条目中“也说”条的出条、表达方式类型及修改建议》（合作，同上）、《树立正确的辞书编纂苦乐观》（《辞书研究》2009年第6期）等。
为了回顾和总结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我的论文集《方言与俗语研究》；为了回顾和总结汉语语汇学研究的经验，合作撰写了《汉语语汇研究史》（商务印书馆，2009）。
目前，我正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主编《新华语典》。围绕此项工作撰写的《〈新华语典〉编纂情况的报告》、《〈新华语典〉编纂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和《试谈汉语语汇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曾经在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该书计划于2011年完成。
另外，前几年组织编纂的《中国谚语大词典》、《中国惯用语大词典》和《中国俗语大辞典》（新一版）、《中国歇后语大词典》（新一版）等均已完稿，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出版。该社提出的《谚语辞海》、《惯用语辞海》和《歇后语辞海》，仍在编写中。以上成果，将为规划中的《语海》编纂创造条件。
温端政，男，1932年9月生，浙江平阳县人。1958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现任山西省语委专家咨询组组长、山西省社科院“语汇研究与辞书编纂中心”主任、《语文研究》编委会主任。1986年被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1年被授予“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同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山西省政府补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2001年，受聘为山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