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毛毛雨——1954至1958琐忆
刘敬圻
初进燕园的两夜一天
1954年盛夏，长江严重水患。那时还不见长江大桥的影子，武汉作为南北列车重要枢纽，暂告瘫痪。从广州去北京须从上海转乘，随身行李亦须经由海上运输辗转至京。
离穗前，我接受重托，护送一患有癔病的姐姐返津，我的任务是把她安全护送到天津亲人手中。为了这项重大使命，我自己没带任何行装，被褥衣物书籍统统托运，只带一个书包大小的藤编小提兜，盛放旅途中的简单用品和一本闲书，书中夹着那纸沉甸甸的入学通知。
我和姐姐一路平安。在上海转乘加快时，我智慧地把她托付给一位现役军人照看。谁知车到天津站却遇到意外，站台上，不见姐姐亲人接站。仓促之间没有选择，当即一手拽着姐姐，一手提着她的包，飞奔着上了天桥，还记得那天桥是木制的，一路吱咯作响着飞奔到出站口，姐姐家人在出站口翘首以待呢。当他们亲热之际，我转身回奔天桥，回奔站台。天呐，列车已徐徐启动了，站台上一排稀疏但排列整齐的当班员工，正与站在每节列车门口的列车员相互敬礼呢。我来不及思前想后，随意抓住最近的一节车厢亮晶晶的把手，跳上车去。待列车员回过味来，厉声斥责我不要命的时候，我已经跑进车厢一节又一节地寻找我的座位去了，最重要的是寻找那只藤编小提兜，入学通知书和微不足道的盘缠都在那兜里呢。一切安然无恙。
如何到京如何出站如何上了北大的校车如何进入北大的校园又如何办理报到手续，与每个新生一样满溢着新鲜感。印象特别的是，每人发一个木质方凳，还有一只白搪瓷饭碗。之后，被一位个子高高肤色白白的二年级男生引领到南校门附近一座刚刚落成的坐东朝西的宿舍楼，分配到一楼西侧一间寝室中。后来知道这是二十七斋，我是这间寝室第一位主人。
室内散发着浓浓的石灰水的清香味儿。双层木床的上上下下连同书桌上、木质壁坎儿上、银灰色水泥地上，洒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灰水斑痕。看来，床们和桌们被安置入室之后才刷的第二遍石灰水。眼看天色向晚，而我的被褥衣物书籍依然在海上旅行。我不忙着去观赏未名湖博雅塔，而是需要把我们的新居清洗一番。于是，入学后第一件事便是到校园商店（合作社？）去，抱回脸盆一个、毛巾两条、刷子一只，在与水房亲密交往中又发现了拖布，在大战石灰斑痕的快意中，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的大半时光。乏了，铺开报纸，枕着小藤编书兜，左手覆盖着右臂或右手覆盖着左臂，睡去。
清晨醒来，满脸沮丧。斑斑点点虽不复存在，但却化作片片狼藉的白。石灰斑痕远比我想象中的顽强。或许是洁癖，或许是少年气盛，整整一个白天，除了去食堂充饥和去迎新站点打探行李信息外，依然全身心大战狼籍不堪的白，直到把它们全部彻底干净消灭之后，方才罢休。
又一个夜幕降临了。环顾几乎空无一物的寝室，洁净、清新、无可挑剔，不免十分惬意。此时，在宁静寂寥的氛围中，终于萌生了去追寻去体尝去打扰经典传说中让人心醉的湖光塔影的欲望。
第二个夜晚。行李依然在漫游，我依然与报纸相伴。
八株香草拾趣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汉刘向《说苑》）54级文学专业一班八名女生，八株形态各异摇曳多姿的香草。入住两间寝室，对门而居。依年齿为序，东室的四位是仉国华、张奡羿、张虹、白金凤，西室的是殷淑敏、康继贤、赵淑敏和我。
赵淑敏，我的第一位室友。我报到两天半以后，她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成为这间冷清新居的第二位主人。她修长、清丽、温婉、内敛，老北京人，住羊肉胡同，比我年长一岁。她很自然地选择了一个下铺摊开她的行李，并对寝室的洁净无瑕表示满意。我降伏了自己的浅薄，始终不曾透露石灰斑痕从有到无的秘密。她的入住给我带来福音，我的行李追随着她安全到港。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她的上铺。我俩上下铺一住四年。无论校园内外如何风云变幻地覆天翻，赵淑敏的温婉气韵从不曾发生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改变。不过，这位温婉安详的北京淑女也有特立独行张扬个性的潜质，偶尔还让人小小震惊。
那是一年级第一次课堂讨论，游国恩先生主持的，关于楚辞的一些热门话题。多数同学都准备了提纲，但大都抱着看看听听再说的谨慎态度。游先生的引导话音刚落，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竟然是罕言寡语的赵淑敏，我惊诧中又不由得十分感佩。她手持记事本，旁若无人，用甜甜的京腔不急不缓自说自话般地念着她的提纲，既不关注游先生的目光，也不在乎同学们的感受。我想象中的课堂讨论似乎不是这个模样，我替她捏着一把汗。可直到她念完，先生也没有制止或纠正过她。就在我困惑不解的时候，张虹站了起来。她没有出示什么提纲，而像演说似的，声情并茂，时而侃侃，时而娓娓，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对赵淑敏的书卷风格作了绝妙补充。
五十六年过去了，不知班上的男生女生是不是还记得这次讨论？在渊博宽厚的游先生开放式主持下，赵淑敏和张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把第一次课堂讨论推向轻松而深邃的境界。
温婉淑女赵淑敏的情感世界及其呈现方式，也让我等大开眼界。她与男友交往的风范，简直像现代小说里展现的“五四”女性那么坦荡单纯和大气。是三年下还是三年上记不准了，赵淑敏身边多了一位壮壮的保镖，是地质地理系学生、校冰球队主力队员、她家世交之子。开始只是周六接周一送，后来几乎天天晚间到我们寝室探班，再后来，两人干脆率真坦荡地依偎在我的下铺即赵淑敏的床上，一晚又一晚小儿女般无尽无休地窃窃私语。久而久之，生生把那张床坐出两个深深的坑。凑巧那一阵子市里狠抓除四害讲卫生，如火如荼，二十七斋凑巧被抓成典型，给学校挣足了面子，检查组隔三差五突然出现，人人戴着雪白的手套摸纱窗摸床底摸门顶上方的通气扇。殷淑敏、小康和我的床铺都打造成清一色的白被白单白枕头，跟大医院标准病房的标准床一样。不同的是，医院的床是为了让病人舒适，我们的床则是为了应对观赏，除了夜晚睡眠不得不“破坏”之外，其他时段，甚至午休，我们是绝对不触摸不靠近不享用，只是自我欣赏罢了。只有赵淑敏的下铺例外，它的个别性太醒目了，色泽、式样、整洁度，都没有纳入“时刻准备着”（检查）的状态，没有融入到我们模式化操作的系统工程中来。为了一统寝室风格，我自作主张，并征得殷与康的支持，把备用的白床单抖开，将赵淑敏的下铺严严实实有模有样地覆盖起来，像当下三星酒店标间的床。这一措施属于先斩后奏，有点出其不意乘其不备强加于人的性质。直面我简单粗率的行径，北京淑女竟然毫不介意，虽说面无表情，但毕竟不抱怨不恼怒，雍容大度地接受下来，认同了我们对她的领地的改造。从那天起，她与男友对话的据点便实行了战略性转移，在宿舍走廊北端那扇长年封闭的楼门旁边安顿下来，当然少不了提着两个方凳。
赵淑敏中学期间曾患过肺结核，一定的伙食质量是家长所关注的。每周一从羊肉胡同返校，总是带来一个大大的饭盒，里边排列着（拥挤着）切成薄片的色泽诱人的酱牛肉腱子。食用方法较单一：把食堂的馒头从中切开，把酱牛肉有序地夹放进去，然后像当今少年对付汉堡一样一边翻书一边吞咽，整个过程悄无气息且目不斜视，自然也发现不了我等垂涎欲滴的表情。这个镜头曾重复盘旋在我的记忆中，至少在我和小康还有张虹心中形成了“酱牛肉情节”。我们仨在北京没有家也没有近亲密友，一直盼着有那么一天也有亲人给我们切好并塞满一大饭盒带着亮晶晶纹络的酱牛肉，也像赵淑敏那样随心所欲塞进馒头翻着刊物从容不迫地吃。
温文尔雅又我行我素的北京女孩，因体育成绩不达标而被延期毕业，和班上的“草”们断了联系。
张虹，修长俊朗的湖北才女。我与她的初识是在西直门至北大的公交车上。那天我俩都没有落座，凑巧肩并肩站在汽车中端晃荡。她身着褪色军上衣，佩戴着北大新校徽，我友好地微笑一下。“是新生吧？”她爽朗地问。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又爽朗地说：“其实我就住你对门儿。是临时团支书。”
张虹做团支书是游刃有余的。她不仅是女生中的佼佼者，在全班乃至全年级也出类拔萃。她有家学渊源，对先秦文学情有独钟，入学不久，就铁了心师从游先生做研究生。反右之后毕业之前的那场“红专辩论”“拔白旗”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国宝级的学术大师，招留研究生的常规性计划化为泡影。还有一件怪事儿，张虹、张奡羿、白金凤三人毕业前夕同时受到团内警告处分，原由和过程至今也是谜团。一颗有望升起的学术新星，被分配到大西北某省会从事大众传媒达二十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新时期开始，才调转到武汉大学从事古籍整理与古籍出版工作，有了牛刀小试的平台。
北京亚运会前夜，我从绵阳开完“三国”的会返程时，被告知北京机场与火车站均已冻结，只能选择水路，经由重庆至上海，绕道返回哈尔滨。船到武汉，突然涌起探望张虹、王启兴夫妇的强烈冲动，于是，弃舟登岸，朝珞珈山奔去。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冒昧寻访几近于大海捞针，好在我有运气。稍费周折，便找到张、王二位的家，一套面积虽不大但极其幽静典雅的三居室。王启兴依旧文质彬彬如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书生，张虹依旧豪爽俊朗才华横溢但已略显沧桑。回首往事彻夜不眠那是自然的了。让我惊异的是才女张虹也有过人的厨艺，而且还快速传授了我如何将软软的鲜肉切割成均衡美观的薄片或细丝的绝技。此次探访，最打动我的是张、王学长对女儿的骨肉深情。爱女是他们唯一的血脉，出生时遭遇医疗事故而留下残疾，如今虽已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但生活起居等仍有赖父母细心呵护。张虹说，她和王启兴有一宏愿，为女儿积攒五万块钱（当时是一天文数字），单靠工资是遥遥无期的，他们必须携手埋头勤苦笔耕，倘能如愿，即使他俩百年以后，弟弟妹妹们也会接过爱心接力棒稳稳传递下去，不至于因为囊中羞涩而有心无力……谁也不曾料到，当张虹、王启兴作为资深学者和经典父母越来越受到推重的时候，至为珍爱的女儿竟然抛下他们匆匆仙去。有陶尔夫瞬间猝亡的感受，我懂得张虹难以疗愈的痛。
八株香草中受创最甚者，莫过于殷淑敏。
殷淑敏，也是广州考生，原中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入学第一天就分到我们寝室成为第四名成员。第一眼，两个强烈印象：她是精致美女，婉如蒙娜丽莎从油画中飘落；她有孕在身，睡上铺显然不宜。但当时只剩下一张上铺了。两位下铺室友，或因体质柔弱，或因关节肿痛，对上铺各怀恐惧。殷淑敏连连表示，没关系的，她可以睡上铺。这位酷似蒙娜丽莎的妊娠中女生，日复一日，爬上爬下，平和恬淡，毫无畏难之状，终于坚持到安全分娩的那一天。后来，我自己也经历了结婚生子等麻烦事，才明白当年对殷淑敏面对的种种艰辛是多么无知。她丈夫郭良信（笔名梁信）绝大多数时间扎在海南岛上采写刘秋菊（后来的《红色娘子军》），她一个人既是学生，又是孕妇，每周三十七八节课，挺着装载宝宝的身子往返于燕园各个教学楼之间，晚课有时上到二十二点，然后挺着沉重的身子回寝。她的麻烦，是少不更事的我看不见也看不懂的。
殷淑敏的快乐是拆阅丈夫来信的那一刹那间。梁信每天必寄一信，用的一律是活页纸，一般都简短，有时只有一行字。遇到她拆开信封抽出活页纸而且只有一行字的时候，我们就死皮赖脸和她一道审读。比如，“X月X日继续写刘秋菊”。不论简短得多么离谱儿，每日一信是雷打不动的。这一点，特让我们感动。即便是对未来充满海市蜃楼般幻想的年龄，也知道“梁信”只有一个，并不是每个女生都能碰上一个“每日一封信”的郭兄。
殷淑敏的四年毕竟甜少苦多，有的苦也不一定向梁信诉说。1955年夏季的肃反运动中，受她在天津老家工作的妹妹的株连（其妹上中学期间被卷入一场所谓敌特外围组织冤案中），被捕风捉影地给了留党察看处分。毕业前夕，又因反右中态度消极而被取消党籍。她是我班女生中倒数第二个离校的。那天，梁信来校接她。我与她相对无言，握手道别，至今不曾有过重逢的机会。不过，从CCTV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报道中，从同班学长宋士杰赠送的校庆影碟中，我看到了虽然变老但依旧美丽的“准蒙娜丽莎”的倩影，还幸运地接听了她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收到了她与梁信的大著。可以慰藉的是，殷淑敏的晚年是安详幸福的。
先生恩情没齿难忘
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场口试是第一段文学史。主持人游国恩先生，助手萧雷南先生。我被排在第三天上午。平生第一次经历口试，很有新鲜感、神秘感。口试第一天下午四点半左右，抑止不住好奇心，身不由己蹭到哲学楼一楼的考场门口，顽童一样地探头探脑。考场里竟只有两位先生在整理题签，下午的口试已告结束。我一出现，游先生便慈祥地招手：“进来吧，不用紧张。”我连忙说明我是排在后天的，今天过来只是想看看口试究竟什么光景。游先生笑了，他以平缓的语气对口试作了扼要说明，然后问我，你愿意现在抽签答题吗？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无助地看了萧先生一眼，萧先生鼓励似地点了点头。仅仅几秒钟犹豫却显得十分漫长，然后，懵懵懂懂伸出了抽签的手。大题是楚辞，综合性的；小题是司马迁，知识性的。打开题签的同时，眼前便显现出一道道展板：先生授课时的卓尔不群和大家风范，听课笔记的有言必录和工整清晰，各类参考书的摘抄札记井然有序、历历在目。对第一题的回答进行了一半，游先生和蔼地打断了我：“把后面的要点说一说吧。”我按照先生的要求做了，先生满意地问：“记分册带了吗？”记分册也是个新鲜东西，恰巧带在身边，先生当即为我写下了四年中第一个5分。
与游先生再次面对面是三年级了。我和张虹去朗润园吴组缃先生家，请吴先生为班级传授治学方法，游先生正在吴先生家做客。我们自报姓名并说明来意后，游先生问张虹：“是宏大的宏吗？”张虹礼貌地回答：“是彩虹的虹，先生。”游先生还记得误闯考场的那个女生，说：“刘敬圻，我记得你。”后来听说游先生为其他年级讲课过程中，还曾以我误闯考场故事及喜剧结局为例，让刚刚迈进中文系门槛的一年级大学生自信自励。游先生是学生们仰视的大家，我和每一位同学一样从不忍心去打扰他。但四年间，不，是一生中，认真求学认真教学认真治学的内驱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游先生赋予的。
接受吴组缃先生教诲和影响是多渠道的：一是课堂讲授，二是讲座传授，三是一对一面授。我至今保留着吴先生开设《红楼梦》专题时下发的三万字《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油印稿。吴先生出访南斯拉夫期间，请来好友何其芳先生代课。吴先生和何先生对《红楼梦》某些人物某些现象的解读有较显豁的不同，从而形成了朋友之间深层交流与异彩互补的学术氛围。至今，在同窗之间，在不同年级校友之间，在学生与“学生的学生”之间，吴、何论战《红楼梦》的人品与学品，已成为辉煌经典与学术佳话，并一代又一代盛传下去。
吴先生传授读书与治学方法时，始终活跃着两个兴奋点：必须精读细读原著，必须广泛涉猎文史丛书。1978——1979年之间，我有幸重返母校，在吴先生指导下读书。先生为我开列了近期必读（重读）的文史笔记书目，送我刘知幾《史通》。我的《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曹操形象》（《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校读札记》（《求是学刊》1981年第1、2两期）、《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以及《聊斋志异》系列论文提纲，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或构建的。
吴先生的教诲影响了我一生。从文本追溯到文献，从文献又回到文本，力争每一个结论都做到无一句无来历，我至今坚持着的还原批评解读方法，正是吴先生种植在我思维惯性中的；它让我有一种定力，去拒绝浮躁，拒绝泡沫，拒绝云山雾罩和花拳绣腿。
曹操一文（约16000字）发表后，我一直忐忑不安。论文初稿曾呈吴先生审阅，先生没有像往常一样招呼我当面指点匡正。我离京前夕，沈天佑学长将论文转我，上面仍不见先生的批点。我想，这意味着先生是不赞同我的思路却又不想挫伤我吧。论文发表后，我致信先生，坦言惶恐不安。先生复信中宽容地说：“论嘉靖本三国演义（曹操）之文，今天才得拜读，我觉得征引细致，很有内容”，“能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是应有的治学风气。我读了你的大作，只会欣佩的”。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吴先生一向清节凛凛。有件发生在身边的不大不小的事儿，又强化了我对吴先生格调的认知。那是回校进修期间的一天，先生应邀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讲授《聊斋志异》，先生的儿媳陪护，我则遵命同去旁听。讲座主持人是舒芜先生，地点是出版社大会议室。在迎候先生进入会场之前，舒芜礼貌地说：“严文井同志（时任社长、总编）请您到他办公室坐坐。”吴先生回答：“不必。开始吧！”先生的讲座生动精彩，让所有听众如痴如醉。讲座在暴风雨般掌声中结束。舒芜再次发出邀请：“吴先生，严文井同志请您过去坐坐。”先生依旧说：“不必啦，回吧。”那时候还不时兴动辄宴请这一套，于是，我们就跟着先生出了社，上了车，回了北大。路上，先生像自言自语，又像对我俩说：“严文井为什么不过来？为什么让我过去？”我们不能也不敢搭话。我不认识严文井先生，也不懂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只知道“文革”之前在中国作协、在《人民文学》编委中，他和吴先生至少是老朋友吧，今天，严文井太像个官儿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官儿，一个背离了朋友交往之常情常理的官儿，一个白白结识吴先生多年却压根读不懂吴先生的官儿。
继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浦江清先生之后，吴小如先生讲授明清文学史。吴组缃先生是这样评价小如先生的：“他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小如先生的课从学术内涵到表述风格都深受学生喜爱。撰写学年论文过程中，我有幸接受小如先生耳提面命。选题是自己确定的，一个很幼稚的大而无当的题目《说红楼梦丫鬟世界》，内容的泛泛与浅浮可以想见。去聆听教诲那一刹那间，特别紧张，然一向思想锐敏言谈犀利的小如先生并没有从根子上开刀，而是扬长避短绕开中心只谈文字，还鼓励我说：“文笔不错，简洁、通透、清新。都想当作家是不是？有文字基础。”气氛放松下来之后，才对选题和内容的不妥作了引导。自己长大成人特别是人过中年以后，阅读小如先生学术论著及其青年时代学术随笔的机会日益增多，且能多少领悟个中神髓了，之后，再回想当年那篇学年论文，愈加惭愧得无地自容。可以想象，当年应该还属于青年才俊的小如先生，满腹经纶生机勃发，审阅学生如此平庸的作业该是多么郁闷？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牡丹盛开的季节，洛阳召开了全国《三国演义》研讨会暨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幸遇恩师吴小如。我带去的论文是《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方法》，两万多字，是一篇不指名道姓的答辩文字。晚饭时我送先生审阅。先生掂了掂说：“这么长啊，我不看。”第二天早餐桌上，先生高兴地说：“昨晚我只想翻翻的，没想到一气看完了，轻松，不累人。”没等我回过神来，又说：“你写文章是不是有意学我？”然后，像学术警督似的，从分寸感、精确度到语意重复等弊端，细大不捐，一一滤过。我简直振奋极了。
陶尔夫在世时，向小如先生请教较勤，先生也总是有信必复，拨冗赐教。如1985年11月6日复信中谈及“新方法热”，写道：
真正有学问根柢的人，并不怕什么新潮。乾嘉朴学，至今犹能站住脚跟。王国维治史学与戏曲史的方法并不新（新的倒是他的红楼梦和诗词的观点），依然写出权威之作。章炳麟实亦汉学家，至今其学仍在影响着当代学术。盖章之弟子有周氏兄弟及黄侃、钱玄同等，周氏兄弟姑不论，黄侃弟子如程千帆、陆宗达，至今仍在讲坛。魏建功先生则承钱氏之学的新方法，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相信是可以永远有价值的。……
又：
我日前接待外宾，曾对他说：一个人学问越大，功底越厚，修养越深，那么他创新的面貌才越加与众不同。……我一生不信别的，只相信“多读，熟读，细读”六字“真言”。
时至今日，先生的话依然句句有高屋建瓴之势、醍醐灌顶之效。
先生恩情，没齿不忘。
刘敬圻，女，1936年生，山东周村人。1954——1958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9月赴黑龙江大学任教至今。主要著作有《困惑的明清小说》、《明清小说补论》（自选集）及与陶尔夫合著的《南宋词史》、《吴梦窗词论》、《说诗说稗》等。主要论文有《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校读札记》、《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性格》、《刘备性格的深隐特质》、《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方法》、《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读解》、《贾宝玉生存价值还原批评》等。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2008年“北京大学优秀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