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醉酒前后

程祥徽

每当想起第一次醉酒的情景，心头就会涌起一阵苦涩、无奈与迷惘。

“文革”前夜，报章和电台节目突然增加了耐人咀嚼的语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呀，“山雨欲来风满楼”呀……预示着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那年的五一劳动节，校方取消了传统的歌舞表演或电影晚会，上演了一场弥漫着火药味的教工大会。会议在礼堂舞台的一角举行。临时的会场没有打开聚光灯，只有几盏昏暗的灯光被幕布半遮半显，好像一场不寻常的节目即将上演。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处级干部。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出了一株“大毒草”《海瑞罢官》，其罪状是用剧中皇帝影射伟大领袖，把戏剧主角海瑞比作彭德怀，为彭德怀喊冤，歌颂他们都是为民请命的清官；剧本的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矛头直指伟大领袖，因此应当全民共讨之，全民共诛之。我开始听到一些新词语出现在政治斗争中：心怀叵测，含沙射影，利用文艺反党，等等。会议主持人动员大家投入批判运动，首先要从理论上批驳清官论，同时检举揭发一切利用文艺反党的罪行。参加会议的人不多，但大家都明白了，一场酝酿了多时的狂风暴雨终于来临。我在想，身处高位的人腹中有一股莫名的气，50年代搞了一场“反右”，60年代反右倾，接着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没有过足“与人奋斗”的瘾，一定要来一场更大的风暴才能得到彻底的宣泄。面对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人们都要作出选择：积极参与？消极防御？逍遥过关？这种选择来得太快，在当晚的动员会上就开始有人表演了。一位西北才子即席发言声讨，说“我爷爷垂帘听政的时候”如何如何压迫老百姓，由此证明世上绝无所谓清官。（从此这位同事得了“垂帘听政”的花名，那是后话。）也就在那时，广东作家出版了一本小说《欧阳海之歌》，书的封面是一匹战马在呼啸而来的火车前发狂跳起，一名战士则全力把这匹战马推开。书的内容是这位名叫欧阳海的战士为抢救列车而英勇牺牲的故事。小说情节动人，表达的思想完全合乎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在青年中拥有大量读者。这部小说甚至感动了一位顶级文坛巨擘，他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搥胸顿足地表示，自己的全部作品都是垃圾，都要销毁，表示要向那位写欧阳海的部队作家那样，到工农兵中去“滚一身泥巴”，然后才有望写出好东西。大才子和小才子们向世人提供了一种现代防身术：用臭骂自己一顿的方式便可消灾免祸。文人做到这一步也真够凄凉了。

中央报章继续揭发武训的“奴才嘴脸”和三家村的“反骨”，有的文章在标题上就已表明作者的政治态度，例如“《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时间文坛已经没了“讨论”、“商榷”一类词语了，有的只是“揭发”、“批判”。所有见报的这些文章都有来头，都被列入“毒草”、“大毒草”的名单，都在批判、斗争之列。除了中央报刊点名的一批“毒草”，各省、各单位都要提出“毒草”名单，否则必定会被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因为阶级斗争不仅时时有，而且处处有，谁有胆量说自己所在的单位没有阶级敌人！青海省行动也很快，迅速宣布《格萨尔》、《藏族文学史》、《土族风情画》等四部作品为“大毒草”，声言只要在全省范围内批倒它们，“文革”就可结束。于是声讨“毒草”的大批判文章潮涌而来，刊载在全省最大的报章上。倒霉的是，我曾为炮制和出笼四大“毒草”之一的《藏族文学史》出过大力，预感到必然会成为运动的对象。我心中充满在劫难逃的恐惧，这种心灵恐怖无日无夜地折磨着我，好像一个被判死刑的囚徒不知何时吞下那颗致命的子弹。今天回想起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刚刚投身社会的年轻人承受了下来。

《藏族文学史》是怎么回事？却说大跃进的年代，从中央到省，自上而下地刮起一阵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狂风，云南编白族文学史，广西编壮族文学史，湖南编土家族文学史，新疆、内蒙都有编写文学史的任务……藏族文学史划归青海编写。可以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很多，首先应当是西藏的学术机构，比如设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公学，怎么会轮到青海呢？即使由青海编写，省上还有青海师范学院、青海省文联等单位。省委宣传部硬是把编写任务直接落实到民族学院，责令省图书馆、省文联，特别是省民族文学研究机构配合民族学院完成任务。当时浮夸成风，小麦亩产8585公斤的卫星奇迹就是格尔木农场创造的；时间观念也绝对超前，“日夜兼程”之类的成语已不够用，要用“一天等于二十年”才能表现时代精神。因此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然而什么是文学史？我的理解很简单：文学史嘛，无非是以伟大作品与伟大作家为栋梁架构起来的文学材料的编年罢了。因此编写藏族文学史，就要找出历史上出现过的藏族伟大作家、伟大作品。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已经不小；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藏族文学作品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民歌和民间故事，要把它们编入文学史，首先必须确定作品产生的年代，划分作品出现的地区，否则怎么称得上“史”？然而要鉴定作品的年代和产生的地区几乎完全不可能。当其时我戴罪在身，所受处分是“监督改造”，每月领取36元生活费，任何人不愿意做的事都可以推给我做，甚至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羞辱我一番，连那些“老教师”中不学无术的骗子、道德败坏的偷书贼都比我高出一截。一些因各种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或其他问题（终归有问题）从内地处置来到边疆的人既无热情也无本事编出一部文学史，他们要做研究也只会做自己的项目，不会接受为集体出力的编书任务，最困难的事自然是交给我这个毫无反抗力的青年右派去做。我在大学的专业不是文学而是语言学。文学和语言学是有分别的，文学属于艺术，语言学则属于科学，就像学医的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比如拔牙，就只能找西医。但在领导人的眼中，只要出身于中文系，就都会舞文弄墨，哪分什么语言、文学。好在我原本有些文学天分，高考时曾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或电影摄影系，因为那年不招生，转报其他综合大学。读大学时我曾写过剧本，发表过《龟蛇二将》童话诗，文学课的成绩不比文学专业的同学差，加上年轻气盛，在不可推卸任务的情形下也就承担了编写藏族文学史的重任。为了编这部文学史，我不得不常年下农村，走牧区，搜集文学作品和资料。资料搜集回来，又是编写又是刻钢板印初稿（鬼叫我钢板刻得漂亮）。一部二十万字的《藏族文学史》很快问世，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呈报中央，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科于是得到全国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先进单位的美誉，从北京捧回一台熊猫牌收音机的奖品。上京出席表彰大会、登台领取奖旗的人是位出身反动因而更要表现革命立场坚定的极左人物。（此君非常善于迎合领导口味，在“大跃进”年代深受上级钟爱，党委书记曾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他是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党员，号召团员和群众向他学习。中文系的总结报告年年都由他操刀，那厚厚一大本，我戏言是“吹牛集”。仅因这句半是调侃、半是挖苦的话，险些被他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伊始，大字报检举他整了43名同事和同志，于是他也成了牛鬼蛇神，后来在农场劳动中因不识水性而偏偏逞强游水，被黄河的漩涡卷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伤心的是，善良忠厚的党委委员、教务处长竟然说这是他必然的死法！）谁去接受荣誉和奖赏不关我的事，但我猜我也因编写藏族文学史立了功，否则怎会在1960年国庆前夕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现在“文革”来了，还是这部文学史却成了我再次犯思想罪和政治罪的铁证。当年不曾参与编书的教师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无涉，上北京登台领奖的教师也没有多大罪过，偏偏我出力最多，罪行最大。别人犯错，可以是认识问题、水平问题；右派则是反动本性不改，趁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颠覆社会主义江山，而在编写文学史时我还是一个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在现代文字狱猖獗的那个年代，任何一部作品都可被说成“大毒草”，连国家主席写的供全体党员学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可以冠以“黑”字被诬为“黑修养”。少数民族民间作品就更难脱罪了，例如流传在草原上家喻户晓的民间史诗《格萨尔》。格萨尔是谁？是《格萨尔》史诗中的主角，他“爱民如子”、“忠于爱情”、“保卫国土”，是人民拥戴的岭国国王。它是藏族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财富，如同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没有它就没有藏族文学史。我在大学学过西洋文学、俄罗斯文学，崇拜每一部民族的史诗，认为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以及人民的理想、追求的写照，它把一个民族的灵魂活生生地展现在后人面前，谁要消灭一部史诗，就如同消灭一个民族那样不可能。《藏族文学史》“格萨尔”一节正好是我写的！我在此节中热情讴歌格萨尔。然而文学上的格萨尔却在现实生活中把我害苦了，因为革命群众用“照妖镜”一照，质问我：保卫国土，哪个国？他们自问自答：岭国影射的是藏族独立王国！英雄影射何人？叛国集团头子达赖！《藏族文学史》写于1959年，编者不正是为达赖的叛国行径张目吗？除了在分析《格萨尔》的行文中暴露了我的“反动立场”，在其他章节的纂写中也有许多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铁证”，例如赏析藏族情歌时引用从牧区搜集来的“讨厌的东风啊”之类的句子，罪名是反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在那个时期，“东风”只有一个革命的含义。人民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幸好李商隐是几百年前的诗人，如果生长在“文革”时期，他那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早就该进劳改队了。（“东风”怎么会无力？“百花”怎么会残？）我忽然想到乾隆朝的文字狱，太和殿上的“正大光明”匾也暗藏反清复明的野心，因为这句成语里有一个“明”字。伟大领袖当时指出，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这条定律果然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1957年刚刚遭劫，到现在都九年了，还不该再遭一次罪吗？

于是我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海洋中，“大字报”给我定下的罪名是“死老虎”又增加了“新罪行”，决定对我“新老账一起算”！我很快成为劳改队的第一批“学员”，每天扛着铁铲、扫把到礼堂、操场上班，任何人都可以臭骂我一通。有一次木工房的张木匠路过（只是路过）操场，见到我们懒洋洋磨洋工，一时义愤不已，跳起脚来骂道：“日妈妈（青海方言的三字经）哈，一个个都好好不劳动！”劳改队首批同学除了几个右派，陆续加入“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大红伞”，教务处长不知犯了什么罪也进了劳改队。学员住在自己家里，随时等候广播室用大喇叭传来通知去干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摆弄广播器械属于一种奢侈，那位广播员自学成才，器材玩得不错，文化水平则不敢恭维，秀才读字读半边是常有的事，例如把“呵”字念作“可”。当时有段著名的语录，播音员是这样念的：“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可！”句子念到一处的事常发生，比如“忠心耿耿”念出来是“中心耳火耳火”，从此这位播音员得了“耳火耳火”的雅号。“耳火耳火”有回播放一个通知，险些犯了敌我不分的立场错误，好在及时停了下来，“人”的队伍于是诞生了。他在喇叭筒里通告：“下列同……下列人赶快带上条帚簸箕到大礼堂打扫卫生：XX，XXX，XXX，XXX……”差点儿没把牛鬼蛇神称为“同志”。我在这一串名字中名列第三，今天回头看去，不也挺堪回味吗！

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后来投入“忠字化”运动：先将当眼的墙壁和大型标语髹上红漆，然后再描上黄颜色的语录。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使命，可惜好景不长，原因是牛鬼蛇神做这份工有辱领袖，于是又打回原来的队伍。还有什么地方好打扫的呢？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出外串连了，教室早己空空，礼堂也没人去开会，操场上的枯枝败叶早被提前到来的冬风吹得一干二净。运动的方向好像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生变化，重点已不是犯有前科的“死老虎”了。1966年除夕，劳动队的“同学们”来了一个“自己解放自己”，扛着自备的铁锨、大扫把回家过年去了。

那扛大扫把的样子真像是“芙蓉镇”里的秦疯子。黄昏前，又像秦疯子那样偷偷地到小卖部提了一瓶葡萄酒回宿舍，再从食堂领来一份打牙祭的年饭，与劳动队的一位同学对饮起来，好像是庆贺从劳动队解放出来与迎接新年，其实那酒充满了苦涩与无奈。人为什么会在迷惘的时候想起酒，是生理需要还是心理需要？说不清楚。

两人喝了一瓶比啤酒度数略高的水果酒，我先醉了。也就是说，半瓶葡萄酒竟然醉倒了一条汉子，真是惭愧。

醉酒人似乎谁也逃不脱这样的铁律：醒后必发誓言，再不花钱买难受了；然而二次见到酒又会照暍不误，而且酒量一次比一次增加，这有点儿像赌博。据说初入赌场的人多数会赢钱，赢了钱就不会放手，直到最后输得倾家荡产也未必可以戒除赌瘾。喝酒也一样，真正能在第一次醉酒后就悬崖勒马，那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自此以后，高兴了也喝，不高兴时也喝，酒成了我下农村、进帐篷的伴侣。

在那苦闷多于欢乐的年代，我的酒量直线上升。60年代末，我作为“定期固定劳动”（简称“双定”）人员被安置在农场劳动。本来我从不挑剔人家的语病，因为我始终相信，没有学过语言学的人要比学过语言学的人会说话得多；然而此刻涉及我的前途和命运，我不得不咬字嚼字地问：“定期”总有个尽头，并非“固定”，若“固定”还“定期”干什么？没想到这一问惹来了一场批判斗争，理由当然是“敌人不老实”。

在双定农场中我的职衔数度升迁：起初在大田作业组，即在田里干活，包括耕地、播种、拔草、松土、灌溉一直到收割、打碾、入仓。接着改为烧水。烧水的任务十分艰巨，每天黎明前要供应二三百人饮用的开水，生水是驾着驴车从黄河里车来的，柴禾是从黄河上游的林区伐来的树木。树木编成木筏从水上运到农场，首先要劈开曝晒，因为它实在湿得烧不着，而点火又没有电动鼓风机，要想将湿柴点着已是难事。总之，烧水看似简单，其实全属重体力劳动，而且还须巧干，否则炉灶不会起火，冷水不会烧开。我每天半夜两三点钟起床，从宿舍走到开水房，否则五点之前无法提供开水。在去开水房的五十米路上，那些野狗瞪着红灯笼般的眼睛（牧区的狗红眼，狼犬的眼才是绿色）向你扑来，真是惊心动魄。虽然我的生肖属狗，可从来对狗没有好印象，因为它们给我带来的恐惧实在太大了，至今余悸未消。我挨过好几次“大字报”的责问：“烧水的：为何没有开水，是不是故意破坏？”从此我这个“人”换了头衔，叫做“烧水的”。

说实在话，上司派我烧水是对我的信任，因为他们至少相信我不会在水里下毒。烧水烧了一段日子，上司又委我以更重要的职位：下马圈圈长。农场设有两个马圈，上马圈喂猪放羊，那是极艰苦的工作，每天为猪备食真不简单，一桶猪食少说重百斤，两桶一担，会挑得你腿脚直不起来。放羊更难，羊一到了山上，牧羊人就无法控制，尤其是羊们上了陡直的山坡，你根本无法引它们下山。只有与羊们具有共同语言的牧羊人一声吆喝，它们才肯跟在带头羊的后面回到你的身边。大概是因材录用，我到了下马圈。下马圈专管大牲口：马、牛、骡、驴四样；工作人员八个：地、富、反、坏、右、汉奸、特务、走资派各一名，大概我的反治条件最好，当了圈长。下马圈的工作也不轻松，比如喂马，半夜还得喂一次，真的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除了担任圈长，我还有一份兼职：农场小卖部卖烟酒的。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这才与酒真正地亲近起来。有时我“利用职权”，套一辆驴车到县政府所在地去办货，心中存的是“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意境，现实却是一个赶着驴车粜籴酒的小贩。驴车真奔酒厂，远远即可闻到扑鼻的浓香，闻多几口就会醉倒。酿酒的师傅每次见到我，必定劝我品尝最醇的青稞酒。他用汤匙舀出一勺，然后用火柴点着，一阵蓝色的火焰悠悠扬扬，荡漾开去，等到火焰散尽，剩下的清水不到半勺。酿酒师傅于是告诉我：“看到了吧，这酒正好六十五度。”师傅沉醉在自己的艺术杰作之中，在他的苦劝之下，我只要有机会进城，就必然与他同卧醉乡。

我的工作又有了更换，换为菜园的园长。说是园长，并无园员，五十亩菜地由我一人打理。我住在菜园正中央的地窝子里，一根树枝撑起一块三合板算是办公台和餐桌，摇摇晃晃，始终不倒。1958年达赖叛乱，这个菜园子处于“全叛区”，乡民的成分十分复杂。为了预防刁民的突然袭击，我只得改变对狗的态度，喂了两只狗——一只叫小虎，一只叫小白——分别把守地窝子的前门与后窗。人常说“狗仗人势”，我那时的心境是“人仗狗势”，菜园子万一出事，狗吠即使不能吓走偷袭者，也可以向农场本部报个信儿。

菜园离场部有二百公尺，是农场的边远地带，除了农场干部的家属想买些便宜而新鲜的菜蔬，谁也不会到那里去。因此，那里也就成了牛鬼蛇神偷偷聚会的地方。我仍然在兼卖烟酒，园中现成的辣椒、大蒜头泡进酱油里即成至鲜至美的下酒菜，贪杯自然成为常事。不少时候那些道貌岸然的农场干部也会前来讨酒喝，不过在应付他们的时候必须保持清醒，否则酒后胡言会招来意想不到的横祸。有一次三人同饮，其中一人（政策落实后调到中央做了大官）口吐狂言：“我就像这地窝子里的桌子，你别看它摇摇晃晃，可它就是不倒！”另一人虽然也是双定人员，却为了领功，拿这话去告了密，第二天农场墙壁上即出现了特大字标语：某某自称“不倒翁”，必须老实交代！然而酒也真能壮胆，调查组的人来地窝子调查这件事，口吐狂言者又喝得差不多了，狂称：“你们是什么人？是党员，咱们按党性说话，是派员咱们就按派性说话。要我交代什么？交代没有，声明现在就可写一份！”他这样强硬一番，倒是没有下文了。

……

“文革”中期，我的饮酒经验转入另一阶段。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斗胆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请求答复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需要固定在农场里劳动。我据理争辩：按照“六厂两校”经验，我属于在使用中改造的知识分子。我当时的处境已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再坏下去就是劳改或判刑，我相信我还不至于走到那一步，而且就算进了监狱也不会比现在的日子差多少。没有想到，我的信起了作用，很快收到返回学校的通知。到了要离开农场的时候我还真有些舍不得哩。其实不是不舍得农场，而是担心不可能习惯返校后那令人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城里。这时学校招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全部来自草原和农村，多数都是抱着口袋来装学问的心情入学的。从“文革”开始到这时，六年没有接触专业书籍了，现在重执教鞭，感慨万千。教给学生的还是六年前的那一套，却无端中断了六年之久。在学术界，十年左右算作一代，六年至少损失了半代，造成断层。一个教师是否尽心尽责了，学生心里最清楚。我的教学工作受到学生们的肯定。一个突如其来的令人无法理解的事实使我难以置信：党委竟派我担任74级二班的班主任。74级二班有个谐音的集体笔名叫“齐思尔”。“齐思尔”在墙报、文艺、篮排足球比赛等方面都名列前茅，出尽风头。我这个班主任当然也与有荣焉。“齐思尔”有几位来自牧区的文艺分子，他们能歌善舞，格格的笛子能吹来草原上的云雀，索立志的手风琴也排得上名次，昂拉毛等位的藏族舞飘逸豪放，跳起来可以带出一阵风来。每到节日，食肉饮酒的少数民族学生必以青稞酒待客。一次邀请了老师们参加的元旦联欢会上，全班三十一名学生购备了七十二瓶青稞酒，平均一人喝了两瓶。这才称得上是豪饮或狂饮。但凡在这样的场合，班主任不醉真是对不起学生。学生们跳着藏舞敬酒，最后一个动作是摊开双臂，一只脚跟向前着地，做出献上哈达的姿势。学生的舞跳到这个份上，你能不饮干呈上来的酒吗？饮了这个学生的酒，照样得饮那个学生的酒……因此没有不醉的酒会，好多次都由学生抬我回到宿舍。最容易叫人醉倒的是掺合着多种不同的酒，一会儿西凤，一会儿汾酒，不用几下就可以把人灌醉，甚至度数低的啤酒掺与桂花酒掺起来同样会把人撂倒。

我的酒量是学生们培养出来的。酒这东西是感情的纽带，只要能喝到一起，感情就自然会贴近几分。学生喜欢你才无拘无束地与你痛饮，否则他们绝不会浪费感情。那位会吹笛子的格格是“齐思尔”的班长，毕业后当过省团委书记，现在已经是省级领导干部。他就特别能喝。有一次他来我宿舍说要喝酒，我就到厨房去取，他不慌不张从怀里取出两瓶白干，说道：“我带来了，您别去取！”我一旁批作业，他一旁对住瓶口独自饮酒，不到一个钟头两瓶全都下了肚，起身道别：“老师，我走了！”多真挚多憨厚的性子啊。你到草原上去也一定要有这种真情才能交上朋友。在草原的帐篷中，牧民敬酒你是非饮不可的：你若不饮，他会以为你心怀叵测，害怕酒后吐出真言；你只有敞开怀抱，他才认你为亲人。我的学生个个都有牧人的性格，每次不把我灌醉绝不停手。有一次我带学生到牧区去实习，毕业后已在当地工作的学生们为我接风洗尘，饮得我呕吐他们才鼓掌欢呼：“好了好了，我们的敬心到了。”

我可以说是在酒海中泡过的人。回首饮酒生涯，酒有苦饮与豪饮之分。唐人饮高兴酒，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宋人则饮苦酒或闷酒，所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上海人劝客少饮，不要饮醉；西北人则饮痛快酒，饮前热呼呼地吃饱面菜，然后腾出台子开怀痛饮，而且凡饮酒必有猜枚行令：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金魁首，六连高升，七巧相会，八仙过海……一定要把酒场搞得热热闹闹，火火辣辣。在中国诸种饮食文化中，酒文化远比茶文化、烟文化、赌文化……丰富得多。《红楼梦》如果没有酒，怎么也成就不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水浒传》没有酒，鲁智深打不成镇关西，武二郎也过不了井阳冈。我真心敬佩那些酒不沾唇的诗人、作家，他们的激情和想象力不知是怎样调动起来的。

说话之间光阴悄悄溜走了三十年，如今到了不那么年轻的年代，但是酒却不曾戒绝，而且认为并无戒绝的必要。我是从闷酒饮向欢乐，直到今天，十全大补之类的酒我是从不沾唇的，因为饮酒不是吃药，不能让苦涩夺去了快乐。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醉酒的情景，要为第一次醉酒写一篇祭文，纪念它把我带入酒海，让我在酒中领悟许多做人的道理。

1994年夏季，我应国务院港澳办邀请，带领澳门的教授代表团访问云南、四川，在攀登峨嵋山通往金顶的山路上口占了一首七绝：

石级三千当路横

台高梯滑懒攀行

松间小坐酒旗下

眼醉心明脚步轻

还是酒，它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产生一种“心明脚步轻”的感觉。

程祥徽，男，195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1981年到澳门大学前身东亚大学执教，由语言教师升任教授，行政职务为中文系主任、中文学院首任院长。北京市政协第九、十届港澳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