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的几位师长

刘学锴

1952年我考入院系调整后名师云集的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到1963年为与家人团聚主动提出调离。在本科学习、读研和任教期间，得与一些师长接触。点滴记忆，虽不能反映师长的全貌，却是自己的亲身感受。

从大二到大四，班里要我担任文学史课程的课代表，要经常向任课的先生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当时讲授这门每周五六个课时的重点课程的先后有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吴组缃先生，正好分别来自原北大、燕京和清华。他们除各自独特的学术成就、学术个性外，还体现出这几所名校的学风。游先生来自北大，治学以严谨著称，特别注重打好厚实的基础。每次去他家，常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从大二起，我按照文学史的顺序，阅读历代重要作家的专集，尽管多半是浮光掠影式的浏览，但日积月累，毕竟对文学史有了一些总体印象和感性认识。这和游先生以及后面要提到的林先生的指导密不可分。游先生和蔼亲切，又特别爱才。头一次去他家，他便借用《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和期盼。当时以为他看中的也许只是少数基础厚实又有天分悟性的学生，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使我大感意外：期中考试后发回批改的试卷，独不见我的，以为是先生漏拿了，高一级的课代表沈玉成告诉我：“游先生看了你的答卷，感到很满意，特意留下过些时再给你。”其实这是在听游先生课的同时，又去旁听季镇淮先生给编辑专业开设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给自己开了点小灶的结果。答卷中的有些内容，就是听季先生课所得加上自己平常阅读作品的感受。游先生对我这样一个资质平常学生的一份普通答卷的重视，令我终生难忘。毕业分配前夕，传出游先生有意留我做助教的消息，我因为喜爱唐诗，未能投到游先生门下，至今犹感有负他的厚意。

林庚先生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又是我读研时的导师。关于他的独树一帜的文学史著作、独特的学术个性、坚定的学术操守和出神入化的讲课艺术、精神风采、学界的有关著作和学友的回忆文章已作过精到的评论和生动的描述，无须我以拙涩之笔再作重复。他对文学史所作的独特宏观把握、形象概括和充满诗心灵性的文本分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触电式的感受，这也是引导我走向唐诗研究之路的重要原因。这里讲的则是他的另一面。当时的主流观点，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既然是贯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文学作品似乎只有反映这一矛盾才最具思想艺术价值。而林先生讲李白时特别强调其布衣感，认为布衣斗争经常代表着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我便带着自己和一些同学的困惑向先生求教。先生不但不以为忤，而且耐心细致地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时代政治内涵。他终生坚守自己的基本学术观点，但对学生的质疑却如此宽容，这正是北大民主学风的表现。本科毕业后，我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极具诗人浪漫气质的先生，在指导研究生读书治学时却极严格，特别强调系统研读专集，打好扎实基础。除各段研究生均须通读的从《诗经》到《红楼梦》的25部书以外，还要求认真撰写札记，定时送交，由他审阅批改后再到他家面谈，指出优缺点，从观点到对诗句的理解都一一指出。这种严格要求和训练，使我受益匪浅。如果不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整个政治形势和学术氛围的遽变，使人很难安下心来读书治学，我的基础也许会打得比较厚实。读研期间，先生还让我做过一些助手性质的工作。他在撰写《盛唐气象》论文时，让我统计初盛中晚四期诗人和各种题材作品的数量，实际上使我对全唐诗作了一次巡览。受高教部委托，由先生撰写新编中国文学史的隋唐五代部分。每撰一章，先生都要我先读这一章中涉及的作家诗集，并从中选出一部分代表性的作品。每章内容由他口授，我作记录，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成初稿。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锻炼和请益机会。但其时已是“反右”之后，社会上的“大跃进”、高校中的“大批判”即将开始。这项工作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顿下来。不过，由于林先生的学术个性与中规中矩、力求平稳的教学大纲并不大协调，这种被先生戏称为“我注六经”式的撰写教材方式的确很难发挥自己的观点，对它的无疾而终先生也看得较淡然。但这短暂的师生合作却长久保留在先生的记忆中。1988年，沈天佑学友陪伴吴组缃先生来安徽师大参加《红楼梦》研讨会，还特意提及林先生在教研室会议上深情地回忆当年和我隔桌相对而坐，边口授边笔录的情景。整个1958年，从4月到10月，几乎都是在劳动中度过，先是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然后是长达一个月的平谷深翻地，再是密云水库工地劳动、密云农村的秋收，11月初又被派往门头沟斋堂公社参加下放干部教师的劳动锻炼。59年暑假回校，系里筹建古典文学专业，将我提前分配到新专业任教，我师从林先生读研的经历就此正式结束。59年国庆节前系里教职工聚会，林先生特意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先在古典文献专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在林门诸弟子中，我肯定是与先生的个性气质相去甚远的学生，先生对我的情谊使我倍加感怀。在古典文献专业工作的四年中，我和林先生的接触比以前少了，除了为熟悉新专业读书及备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感到自己未能继续进行唐诗研究，有负先生厚望。1962年春节前夕，我写的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又被《文艺报》全文转载，研究生班时的学友严家炎拉我上林先生家拜年，我觉得这两三年来自己只写了几篇有关唐诗的小文章，迟疑犹豫，终不好意思登先生之门。

吴组缃先生给我们班讲授的课程最多。大一、大二连着开了两年现代文学课，大四时又给我们讲明清小说，开设“红楼梦研究”专题课。他对文学作品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独到见解，在历届学生中有口皆碑。留给我印象最深，使我终身受用的主要还不是高年级时讲授的学术内涵更深的“明清小说研究”，而是头两年讲授的“现代文学”。这门课实际上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析。所选作品，既有五四以来的名著《阿Q正传》、《子夜》、《春蚕》，也有新发表的另类作品如《洼地上的战役》，甚至有名不见文学史的《水阳江上的沉郁》。看得出来，开这门课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独立鉴别思考与分析能力。讲某篇作品的前两周，先将作品发下，限定每个同学都要交一篇读书札记。先生不但每篇必阅，且加眉批、总批。讲课时结合同学在札记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辨析，听来特别解渴。讲孙犁的《荷花淀》，还让同学进行课堂讨论，展开不同观点的交锋争辩，最后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由先生作了长达三课时的总结。应同学的要求，先生同意将总结印发给大家。当我们看到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的长达两万字的讲稿时，都因先生所付出的心血深为感佩。两年下来，我们写了几十篇读书札记，等于写了几十篇文学评论短文。这种教学方式，对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写作能力所起的作用，比在写作课上写一两篇文艺评论要切实有效得多。用吴先生的比方说，他不是要把劈好的柴交给我们，而是要授之以斧。我有时在札记中流露未能掌握先生所授之斧的苦恼，他在批语中总是多加肯定鼓励，要我多读、细读、深思、多练。见面时还对高一级的学长程毅中、傅璇琮等赞赏有加，引导我们向他们学习（“文革”前的十几届中，1955年毕业和1955年入学的两届是人才荟萃的班级）。我从教近五十年，但像吴先生这样花大力气教基础课，将教与学、阅读与写作、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似乎未见有第二人。吴先生是安徽人，1963年秋，我刚调到安徽，他就应邀到我们学校讲学，可容两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其轰动效应我至今记忆犹新。

讲到这里，自然会联想起另一位也是安徽籍、现仍健在的吴小如先生。1959年秋，我初到古典文献专业任教，对古代文献除集部书略有涉猎外所知甚少。小如先生当时由文学史教研室借调到文献专业，给新生和东语系学生讲授古文选读课，我和刚从吉林大学分配来的侯忠义同志担任辅导。小如先生指导我从目录版本之学入手，先读《书目答问补正》，继览《四库提要》，使我对古籍的总貌，特别是重要的经、史、子著作及其注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让我仿照《四库提要》的体例，为古文选读课选篇所出的古籍用浅近的文言作提要。这些切实的指导和锻炼，使我在较短时间内对古文献有所了解，对我参加《古籍整理概论》教材的编写，特别是独立开设“校勘学”这门新课起了重要作用。小如先生不但当年对我热心指导，而且惠及我的学生，现在华东师大任教的彭国忠、在人大国学院任教的谷曙光都曾得到小如先生切实具体的指导。

陈贻焮先生是林先生转入北大后的大弟子，1954——1955年，林先生主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时，他担任助教，给我们上辅导课。他当时所住的全斋和日后迁居的镜春园82号，我常往求教。陈先生热情豪爽，每次不但谈他读书治学的心得，且常出示旧体诗新作让我欣赏。他给我们班主持过很多次课堂讨论。讨论前要我们读作家的专集，写详细的发言稿，有时近乎宣讲论文，最后由他做总结。我的印象中，陶渊明的课堂讨论争论激烈，陈先生做的总结也特别精彩。我后来从事李商隐研究，首先得益于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几篇有关李商隐的论文。1992年他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命我担任第三分册的组、编工作，作为他的学生，自是责无旁贷。尽管我们私下里都亲昵地称他为大师兄，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我的师长。

在北大学习、工作期间，我拜访接触过的还有杨晦、魏建功、浦江清等先生，他们都给我不少教诲和指导。篇幅有限，而师恩永怀。在师长的心目中，我可能是一个资质平常但还比较用功的学生。我也常以此自勉，虽离母校，而时常忆及师长的教导，不敢懈怠，努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即使是进入北大的学生，资质超常者恐亦罕见，但各校名师的教育熏陶却能使每一个学生都沾溉终身。

刘学锴，男，1933年生，浙江松阳人。1952——1963年就读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主要著述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分别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安徽省社科著作一等奖。近著有《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注：大一上学期，系里给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开了八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每门课的任课教师是：1、文艺学引论　杨晦；2、语言学引论　高名凯；3、中国现代文学（一）吴组缃；4、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瑶；5、中国通史　邓广铭；6、世界通史　张芝联；7、写作实习（一）（含语法修辞）林焘；8、逻辑学　周礼全。从这张课程表和任课教师中可以看出北大当时名师云集的盛况，也可见北大对基础课的重视程度。像邓广铭、张芝联两位先生，当时也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却到外系主讲基础课。这在现在的高校恐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