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母校中文系创建百年

吉常宏

一、忆李思敬学长

我们51级是个空前绝后的大班，它是由北大、清华、燕大和中山大学四校中文系合并成的八十多人的大班。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确实不少。李思敬学长可算一个。他中等个头，圆圆的脸，鼻梁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成天笑眯眯的，每与人交谈，总是一只手掌扶着耳朵，原来幼年生病，落下了失聪的残疾。所以从沙滩（老北大的旧址）来的学长们都呼他“傻子”。他因为耳背，听不清，表情不免有些呆滞，故得此诨号。但从1955年毕业留校做了副博士研究生，从了一师攻读汉语史之后，人们逐渐都喊他“思敬”，连姓都不带了。

思敬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能拉京胡，唱京戏，还能唱京韵大鼓，说相声，快板也可以。他搞音韵学，很受了一师的赏识。

1955年秋，汉语规范化会议在北京西郊宾馆（北京动物园的南面）召开。了一师是筹备人之一，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罗莘田先生又是好友，借着近水楼台之便，我们语言、汉语两个教研室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都是当然代表）和语言学方面的全部研究生都列席旁听大会。会议规格极高，郭沫若院长亲自主持，请陈毅元帅作的报告。陈老总主要讲的团结问题，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能办成事。老总情感真挚，意兴豪迈，博得满场雷鸣般的掌声。会议休息期间，大家都到院中散步，三人一群，五人一堆，纷纷议论着陈老总的报告。系主任杨晦师，虽不是搞语言的，但是中文系的领导，也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他见郭沫若先生正被一群人包围着讲话，就走到近前，回首向我们招呼道：“你们都过来！见见郭老！”我们都赶紧跑过去，纷纷给郭老鞠躬。郭老笑嘻嘻地说道：“杨先生，这都是您的门弟子啊！”杨先生指着我们对郭老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思敬时说：“他是跟王力先生学音韵学的，很用功，辨音能力特别好！只可惜耳朵有点儿毛病。”郭老一听，神情关切起来。郭老听力也不好，可能是同病相怜吧，仔细询问了好久。然后说：“好好努力，好好努力！”大家也只当长者对晚辈勉励的话，谁也没再在意这话。大约过了个把月的样子，郭老派秘书给思敬送来了一个精致的助听器。50年代可不像现在，助听器可不是人人都能戴得起的！大家对这样一位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大名人，竟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如此关爱，无不由衷地敬佩。思敬从此戴上了助听器。

1957年那场灾难袭来的时候，我和思敬都是预备党员了。那时党中央发出号召，要大鸣大放，进行整风，党团员要带头鸣放。谁承想这里面暗藏杀机，是引蛇出洞。思敬所处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支部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只有党支部书记是《人民日报》派来进修的一位记者。他们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份章回小说体裁的大字报，叫《儒林内史》。内容都是揭露讽刺系校两级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小故事。那天我到研究生宿舍串门，他们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走廊上到处都摆着写好的大字报。思敬、张士骢两位学长一见我，高兴得不得了：“正想你，你就来了！”说着将我拉进他们房间，说道：“我们以全体党团员的名义，搞了一张大字报，是章回小说体的。你给我们用文言文写一篇序，不要长，百把字就成。”“你们都是大手笔，找我这个村夫子干嘛！”“别废话！写完了就放你走。”我照办了，最后署了一个“除三害堂主人”的名字。大字报一贴出去，轰动了校园。他们雄心勃勃，接着办起了铅印杂志——《浪淘沙》。主编是研究生支部书记，思敬是副主编。系党总支为了加强领导，也派了我去做副主编。一连办了四期，暑假一到，一切都停了。

1957年暑假一开始，政治气候大转变，不啻由春暖花开，一下变为酷寒严冬。折腾到1958年，又来了一个“补课”。《浪淘沙》被揭了出来。思敬当然难逃此劫。研究生做不成了，与另外几位戴了帽子的学长都分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去了。没过几年安心日子，十年浩劫来了。思敬被赶到了“五七干校”，一呆就是六七年。“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思敬竟在劳改之际，自学日语，达到很高水平。回北京后分到了商务印书馆，做了《日语学习》的主编。小平同志主持的平反工作落实后，商务方面拟提升他为副总编，他犹豫起来，是回母校，还是留在商务？写信给我征求意见。我劝他不要动了，就留在商务做副总编吧。

1989年春他去上海公干，返京时特地在济南下车来看我。恰好我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次日要在济南举行发行仪式和新闻发布会，我必须得参加，便让他住下。我跟老伴说：“思敬不是外人，别把他当客人待。他乐意吃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我去南郊宾馆住了一宿，开了一上午会，下午便赶了回来。老伴对我说：“思敬包饺子擀皮儿，真是好手。我和老太太包，他一人擀，居然供得上。”我老母亲包饺子可是一绝，两手一捏，一个鼓溜圆的饺子就落到盖垫上，又快又严，决不透水。思敬做饭能和两个老太太打成平手，可是不简单！临走老伴给他买上几斤香椿芽：“拿着给孩子和弟妹炸炸吃！”

1998年，我和老伴一同参加母校百年大庆，又和思敬见面了，他“老嫂子，老嫂子”地叫个不停，要我们一定进城住两天。我因为要去语文出版社，事先在内务府街定了旅馆。语文出版社已同他们约定，食宿由语文出版社结算。我们进城第二天上午，便去商务看望思敬。谈了许久，我们准备回宾馆吃饭。思敬说什么也不肯，非请我们吃饭不成。争执间，他们总编走过来，半开玩笑地说：“吉先生！思敬是个穷光蛋，他身上一文钱都没带，怎么请客？”回头对旁边的丛晓眉同志说：“你带上钱一同去，别让思敬掏钱。”我们四人便奔商务对面从上海迁来的锦江饭店了。吃完一结算，四百多元！我一出门便道：“我们进了孙二娘的黑店了。真宰人！”思敬说，“你土老帽！”这顿饭是我们老哥儿俩的“最后的晚餐”！2000年为纪念了一师百年诞辰，思敬负责编一本纪念文集，日夜劳瘁，不幸突发心脏病辞世！如今已是十年了，思之令人痛心不已！

二、一段凶险而离奇的经历

我和思敬是《儒林内史》的“同案犯”，又都是《浪淘沙》的副主编。洪一龙同志奉系党总支的委派清查此案时，我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困惑、茫然、悲愤、悔恨、恐惧、无奈……眼睁睁看着学长们一个个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大家走个对面，也都低下头，默默地走过去。我心想，“不久我将和他们一样！”

过了不几天，洪一龙同志找到我说：“老吉！给你一个任务。你写一篇批判《儒林内史》和《浪淘沙》的文章。说理要透彻，文笔要犀利、泼辣，五六千字。哎！要拿出你给《儒林内史》写序的本领来——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我关在房间里写了一周的时间，炮制了六七千字。经过审查，又做了一些修改，登在校刊上，大约有一版。

1958年冬，彭兰同志找我谈话，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是朱家玉同志，她在鸣放中讲了一些“犯禁”的话。暑假中随工会组织的旅游团去大连旅游，她大约闻到了“反右”的味道，在返程中投海自尽了。彭兰同志对我说：“你在‘反右’中的事，毫无认识。党组织决定取消你的预备资格。你有没有意见？”“我甘愿接受党组织的处分，毫无意见。”在支部大会上处理了八个党员，五个老的，三个新的，其中有我的老师，也有我的学长。党支部给我的结论是：“思想严重右倾，丧失阶级立场。”这个结果虽是咎由自取，势所必然，但丢掉了党籍，心情终不免悲伤抑郁了一阵。

1959年，我从现代汉语组调到了古代汉语组这之前，我曾想转专业，不愿搞语言。在“双反”运动中，不少老师和学长帮我说话，给系主任杨晦师贴大字报，批评他主观武断，不该对吉常宏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强迫他搞现代汉语。杨先生从谏如流，答应我转专业。王力、魏建功两位先生再三劝阻我：不乐意搞现代汉语，可以搞古代汉语嘛，何必转专业呢。至此，杨先生的诺言算是落实了。我也走出消沉的阴影。

不知是杨晦主任还是了一先生，大约在校务会议上讲了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事，引起全校文科的轰动，纷纷向中文系提出开设古代汉语的要求。了一先生都婉言回绝了。古汉语组是新成立的，无人上课。只有了一先生和我是全职人员。郭锡良和曹先擢学长，一位是汉语史借来的，一位是在党总支担负重任的。还有两位是从外校新分配来的毕业生。但历史系不依不饶，邓广铭先生同了一师是好友，实在推不掉。了一师对我说：“我教中文系两个年级的大课，郭、曹、赵、陈四人各辅导一班，你去历史系教两个专业两个年级的大课，怎么样？”“咱们是新改革的课，弄不好就砸了！”“你要不放心，可以先听我的课，然后再去给历史系上课。”王先生还同历史系说：“你们自己派人辅导，我们确实忙不过来。”就这样，我这个没在大学读过古代汉语的人，就走上了古汉语的讲堂。两个专业，两个年级，还加图书馆学系的一个年级，二教101差不多坐满了。第一堂课就依了一师的办法，顺顺当当地走下来了。

那时正是大跃进，海淀区还办了大学，就挂靠在北大。季镇淮先生被聘为系主任，这古代汉语当然也是我上。每星期六下午在二教101和201两个班，都是中小学老师和机关干部。101下了课就上楼到201，一下课学生们就围上来问这问那，课间也没法休息。每逢星期六下午，连续四节课下来，几乎连路都懒得走了。但这些听课的教师们都是很满意的。历史系和图书馆系的课，同学们同样也都很满意。只是不给他们辅导，感到有些不足。

历史系的课上到三分之二时，已是12月了，那一天我去上课。每次都是先扫视一下课堂，突然发现魏建功师坐在后边。我意识到这是期末检查。古代汉语是新改革的课，我又是新手上讲堂，检查我的课是很自然的。那天讲的是《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章。我定了定神，打开讲义，宣布了篇名，就照以往的方式、次序，有条不紊地讲了起来。教室的下课铃一响，我就宣布：“今天讲到这里，下课！”魏先生从后门走了，我回到了宿舍。过了两天，了一师见了我很高兴地对我说：“魏先生说‘你讲课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好！’你成功了！”师生二人都极为兴奋。1960年历史系的课结束了。邓先生同了一师商量，还想继续让我给他们开课，了一先生坚决不答应。此事就完结了。秋季开学，了一师同我们数名青年人给59级同学联合上课。另外，我还给国际政治系开了一班古汉语。这时了一师不一人编教材了，让我们几人一同上阵。他们只搞文选，我则文选、常用词、通论全插手。如今统编的教材《古代汉语》第二册“附录”中的《汉字部首》就是当年我写的三节通论。用了一师的话说：“常用词已无法分哪是谁写的了。”因为编写统编教材时，《常用词》打乱了重新编排。了一师写的归我写了，我写的归了一师写了。1961年我半脱产调出编教材，赵克勤、郭锡良二兄则是全脱产，住在北招待所（原苏联专家招待所）。我一边给60级上课，一边编教材。只有开会我才到招待所去。幸亏此时分配来了56级毕业的何九盈兄。

一天校刊记者找我来照相，让我拿着书做向了一师请教的样子，照了一张，又让我同何九盈、陈绍鹏二兄做讨论状，照了一张，并要九盈兄写了一篇题为《记中文系青年教师吉常宏同志》的文章，配发那张向了一师请教的照片，大约占了校刊半版的样子。可惜“十年浩劫”中把这张报纸弄丢了。

1962年的一天，系办公室通知我，要我到临湖轩开会。我满腹狐疑地去了。一进门见陆平校长同几个青年老师在谈话。我以为是来早了，便想退出。陆校长说道：“你是中文系的吉常宏同志吧？这边坐，这边坐。不是开会，是找你们几位随便谈谈。”我十分诧异地坐在校长右侧。我心里一直嘀咕，陆校长同他们谈的什么，似乎都没在意。校长向我发话了：“听说你的‘古代汉语’教得不错，学生十分欢迎。”“那是教材编得好，才没被学生轰下堂来！”校长笑了：“比你毕业晚的都成了讲师了，你怎么还不是呢？”“他们是又红又专，我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怎么能行？”校长说：“也还得看工作成绩嘛！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干！”同被叫去谈话的我都不认识，也未交一言。

不久，我升为讲师，而且学校还确定了一批重点培养师资，要求给予这些人足够的读书时间，减轻他们的教学任务和社会工作，保证他们的进修，使之在导师指导下，认真读书，三年达到副教授水准。大约全校有七十人。中文系有陈贻焮、严家炎、胡经之、徐通锵、唐作藩、吉常宏。大家都填了表，制订进修计划，领导要定期检查。另外，还制订了师傅带徒弟的办法。郭锡良、费振刚二学长就被定为了一师与游老的徒弟。当时十分严肃认真。但到了1963年一“反右倾”，就全被冲垮了。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但每一想起心中总难平静，而且心中暖烘烘的。校系两级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对我的关注和爱护太多了。至今我还怀念中文系里那种宽松的人际关系和浓浓的人文主义氛围，师生之间那种愈久愈浓的情谊。我祝愿我的母校和中文系越办越好！办出自己的特色，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

吉常宏，男，1927年生，山东章丘人。1951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并入北大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1972年调山东博物馆供职。1980年调山东大学任副教授、教授，校学术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编的《大词典》第三卷和《汉语称谓大词典》（山东省“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皆获山东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父子合著的《古人名字解诂》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