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足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氛、历史情绪和人的心理历程。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或一种强劲的文学潮流往往都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任何文学作品的成功总是和同时代的思潮息息相关，必定强烈地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就是这样的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两种文学现象。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潮流。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立志艰苦创业的五六十年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1，主要讲述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也就是说，革命历史小说是纯粹的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为创作素材的，《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则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蓬勃兴起的一种文学潮流，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与革命历史小说多有雷同之处，“取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2如《丰乳肥臀》(莫言)、《白鹿原》(陈忠实)、《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活着》(余华)等都涉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革命斗争生活，然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写作手法、取材角度、主观感情投入等方面采取了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并由此对同样的历史题材做出了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截然不同的历史判断。为什么同一种历史故事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探析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的发展变化，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某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启示。
革命历史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作家通过他们的文本透露了他们在讲述话语年代的真实心态，他们以尊崇的心态面对中国革命历史和当代社会生活，并以浪漫的方式创造了自己尊崇的人物和故事。”3小人物、下层人民成为作品中的主角并成为英雄，成为被讴歌和赞赏的对象，表现了劳动者在历史发展中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革命历史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农民系列；战士系列；地下斗争系列；武装战争系列……延安保卫战的英雄连长周大勇，勇猛顽强，无所畏惧，在长城线上率领战士们同几倍于自己的敌人较量，坚持了十几个昼夜，可谓九死一生，表现了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解放军剿匪小分队中的杨子荣，智勇双全，深入虎穴，临危不惧，也同样表现出了英勇的一面；还有地下斗争中的杨晓冬、金环等形象，虽然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集中体现了人民缔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首先是由于时代新气象层出不穷，人们的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乾坤倒转，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本身即融入了阶级观念、革命观念。作为处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作家，李英儒、冯德英等不能违背时代主流，跳出生活圈子进行创作。他们的文学作品由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忠实的再现了以“革命”和“阶级”论英雄的时代特色。而新历史小说的当代意识更为浓厚。无论是从小说的思想内涵还是写作技巧、理论来源来看，新历史小说也同样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
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不同，新历史小说作家写革命历史生活却没有那种生活经历。由于不能从生活上回到原来去真实体验革命，因此，他们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具有共性的人性情感体验和理论体验，以理性来反思历史，想象、创作的成分超越生活本身。新历史小说作为新思潮、新观念的产物超越了革命历史小说政治图解的局限。小说中淡化性格刻画，而将浓化人性、人情和伦理道德作为重点表现的对象。他们大胆表现战争的荒诞本质以及战争敌我双方灵魂的扭曲、异化，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单纯的阶级意识而言具有更深层的思想内涵。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对这两类历史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深刻关系以及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全新的认识和把握。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自问世之后便立刻受到普遍关注，尤其是受到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而新历史小说作为与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所引起的反响尤为突出，很多研究者都想借助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和话题来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然而，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是在谈新历史小说或革命历史小说时兼论其他。大多数研究是根据某种情节或现象就事论事的展开，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而且，目前的研究观点普遍是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贬抑，认为其在“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脱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是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服务性大于娱乐性的时代产品。而实际上，回首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革命历史小说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从新文化运动到革命历史小说的产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看看最初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那些稚嫩的白话小说，我们必须承认，仅仅从小说写作本身来看革命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两种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以便人们能够对“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的发展变化有一种较为全面、客观的了解。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生活。”4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在解放初期那个特有历史阶段产生的特有的文学现象，新历史小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的必然产物。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转变：历史从传统政治史向民间社会还原；由历史必然论转向历史偶然论和不可知论；思维模式由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化思维。
在革命历史小说产生的年代，“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5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就是冯大娘、杨晓冬、周大勇、杨子荣、高庆山等伟大英雄形象的塑造。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积极投合战争文化心理，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作家在作品中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作为参与革命战争的胜利者，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在写自己浴血奋战的那段历史时注重从思想上教育群众的宣传色彩，很自然的淡化己方“失败”事实。由于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他们不愿再度直面那种血腥的创痛而回避对战争残酷的正面描写，于是乎文本中表现出对战争残酷性的忽视。在必须涉及历史事件中共产党曾有过的失败时，他们往往采取神化的手法，以诸如“战略性转移”等词汇予以掩饰。曲波在谈到写作体会时明确表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个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允许有一点含糊。”6他们的历史观念中充分表现出了一种共识——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
新历史小说是解构主义思潮的产物。解构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新思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法国传入美国，初期遭受到不少批判，但在八十年代渗透到各支人文科学，间接地展现在各种学术思维中，特别是在文、史、哲、心理、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无中心论，否定绝对权威和二元对抗都是打开一个完全开放、生生不息、时时在变异中运转的宇宙观所需要的必然思维方式。它最大的功绩在于解除了长期统治人们思维的传统一元推理方式对人们打开思路的障碍，使“绝对真理的起源与终极的可知性、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及可穷竭性、时空隔离对立、知识的整体与绝对正确的可掌握性，等等，凡此类在形而上学结构体系中被坚信不疑的学说都受到挑战和质疑。”7新历史小说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重新发掘和认识完全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特征。它们对革命历史小说中所承诺的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在过去时代盛行一时的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可穷竭性等提出了异议甚至挑战。
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是与中国现实革命生活密不可分的。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使劳苦大众苦不堪言。当时的文人通过大量的作品记录和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的权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1921年改版后的)上就有很多涉及革命的小说。如，庐隐的《两个小学生》(1921年第十二卷第八号)，从两个小学生的视角展示了革命运动的普遍性以及兵丁镇压手无寸铁的游行师生的残酷性。叶绍钧的《火灾》(1923年第十四卷第一号)以书信体小说展示了兵荒马乱、土匪成灾、天降祸患的农村生活。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加剧，文学反映也愈发及时而丰富起来。仅在1924年一年，《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就集中发表了大量的与革命运动、战争状态相关的小说，并将七号、八号定为“反战专号”，发表了渺世的《投军》(七号)、《谁哭》(八号)、许钦文的《虚惊》(七号)、赵景深的《枪声》(七号)、王思玷的《一粒子弹》(七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八号)、叶伯和的《一个农夫的话》(七号)、静农的《途中》(八号)、俍工的《一个逃兵》(八号)、蒋运宏的《梅岭上的云烟》(八号)等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以相对消极的情绪揭示了革命、战争给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一类小说的创作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产生了新的变种——以积极姿态倡导革命并参与其中的革命小说。尤其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在革命作家的倡导和亲身实践下，革命小说一度成为引领文学方向的主力。蒋光慈的《短裤党》、《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楼适夷的《盐场》、洪灵菲的《流亡》等作品自觉以文学为宣传工具来表现当时的革命风云，积极引导一代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三四十年代，关于革命的小说因为革命的愈演愈烈而继续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四十年代初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使文学创作发生了质的改变。其中关于革命的小说随着讲话精神的深入贯彻逐渐形成一种定势。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大气候环境的影响下，这一类创作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生活中辉煌的一面，肯定性的描写发展成为作家们的主要写作趋向，并由此形成了十七年文学时期蔚为大观的“红色经典”。这种趋向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在新时期，承继着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理性思考，当代文坛出现了重新审视战争和革命历史的新历史小说，并由此最终形成了一种与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关于革命历史的思想观念。
“任何历史现象、革命，任何作品的产生，意识形态的改变等等，都有各种原因，也只能从原因的角度来解释，但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的原因，因此，历史现象是一个多元决定的现象。”8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无疑是文学历史上分别由多元因素共同缔造的两类文学现象，其中记录和反映着两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场景。回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两道风景，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廊中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1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06页。
2 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09页。
3 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页。
4 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译：《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3页。
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6页。
6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第3版，第587页。
7 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8 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