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中树

如何审视革命历史小说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如何理解新历史小说对既有革命历史观念的解构与颠覆？为什么同一种历史故事会有不同的两种说法？我的学生徐英春是带着这些思考开始她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生活的。而这些思考在本书中将会由她一一做出阐释。

徐英春的硕士论文以《丰乳肥臀》和《苦菜花》为研究对象展开对比论析，认为正是由于所处社会时代的差异，莫言和冯德英这两位山东作家对相近背景、相同地域的农民生活做出了明显不同的描写和评价，从而使同一种历史生活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展示在读者面前。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她感觉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于是提出由两本小说拓展为两类小说的对比研究。鉴于她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对这两种文学现象确实有比较独到的认识和理解，我便同意了她的这个选题。此后，她收集、整理、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书籍，非常认真、刻苦地对这个选题进行了研究。直到论文基本成型之后，她还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三年中几易其稿，最终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仅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还获得了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的全额资助，使自己的学习成果得以出书面世向社会展示。

在论文写作中，徐英春选取了两类小说中比较有影响的几部作品，从内容、情节、描写技巧、时代特征、意识形态、作家经历、思想背景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构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对比研究框架。在革命历史小说方面，她选择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在新历史小说方面，她选择了莫言的《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

在本书的前言中，她首先确定了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两种文学现象。随后，她历数了中国革命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载的时代烙印，并阐明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小说与中国革命现实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

辛亥革命后首先产生的与革命有关的小说主要是文人们通过大量的作品记录和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随着革命、战争的加剧，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家们或积极宣传反战，或以相对消极的情绪揭示了革命、战争给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影响；到了二三十年代之交，文坛上开始出现了以积极姿态倡导革命的革命小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在革命作家的倡导和亲身实践下，革命小说一度成为引领文学方向的主潮；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关于革命的小说逐渐形成一种定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大气候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十七年文学时期蔚为大观的“红色经典”；在新时期，重新审视革命战争的新历史小说应运而生，并由此最终形成了一种与革命历史小说截然不同的、关于革命历史的思想观念。在这种逻辑推演中，读者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革命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中发展的脉络，并由此认可了作者的推断——“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为下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学遗产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足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氛、历史情绪和人的心理历程。”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她从表层和深层两条线索进行论述。表层线索从文学现象本身着手，围绕着两代作家面对同一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展开，充分展示和剖析了两类作品在物质层面的差异；深层线索则始终紧紧围绕着文学、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展开，通过对现象的比较揭示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即，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文学现象产生，时代特征总是在制约着文学在形式、内容、思想、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将文学放回到历史原点进行客观评价，这是徐英春论文的可贵之处。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评价，曾经出现一种贬抑的倾向，认为其在“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脱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是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服务性大于娱乐性的时代产品。对此，她通过学理的论析指出，历史的力量决定了在某个时期只能有某种文学现象产生，任何作家都无法超越历史年代的束缚。我们不能超越时代，抛开客观历史背景进行评判，而是应该将文学作品放回到历史原点进行客观评价。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革命历史小说的产生，与最初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那些白话小说相比，无论是在艺术形式方面，还是在情节构成方面，革命历史小说都体现出了文学本身的极大进步。

徐英春在书中写到，“作为巨大历史变迁的见证人，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在主观感情上有强烈的倾诉欲望，他们渴望通过忠实再现来表达对历史变化的由衷赞叹。在客观理性上，他们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明确地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和工具，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本人也可以算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与此同时，她使用了“反思性历史”这个名词来概括新历史小说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她的创新之处。

关于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所包含的“亲历性”特征已经有很多人论到，而对于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反思性”特征还有待深入探讨。她在具体论述中明确地使用了“亲历性历史”这个名词来概括革命历史小说的本质特征，并将它与“反思性历史”并列使用来说明自己对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这两类文学现象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反思性历史”这个名词的提出，我认为是比较贴切的。新历史小说作家相较于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来说是生长在五星红旗下的，没有机会从生活上回到原来去真实体验革命，因此他们将视线转向人的命运和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将重点定位于生命个体的“人”本身，以理性来反思历史。

很多民族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文史不分家的历史渊源。文学记录历史的片段，而历史则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徐英春认为历史小说是人类对历史所做出的一种文学性的思考。在本书的第一章，她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文学与历史的渊源关系，例举了历史小说中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从而说明了文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文学的发生、发展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不同的文学思潮、形式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她看来，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处在那样一个珍视并维护革命成果的历史年代，作家把创作本身当成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并努力通过写作活动表达一种革命内蕴；而在新历史小说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作家以一个纯粹的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视文学为个人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站在那段革命历史的远处回顾、揣测当时情境，继而对世界、社会、生活以及人自身进行独特的艺术表达。

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认为时代特征是文学作品中必须承载的。针对所研究的两类文学作品，她概括出了大致的时代特征。即，革命历史小说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演绎阶级概念，作品中阶级阵营泾渭分明，阶级立场旗帜鲜明，阶级感情自然流露。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用政治逻辑所伴随的核心标准进行生活、道德描写，根据阶级成分来决定人物品德的优劣，注重弘扬民族精神，表达政治热情，充分展示、表现阶级对立。而新历史小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以传统文化建构的生活框架，表现现代观念冲击下的传统道德，由传统与现代组合出复杂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写作中淡化阶级性，站在超阶级的观点上，站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革命历史，着力表现人的精神主体的无比丰富性和伟大力量，将重点定位于生命个体的“人”本身，努力挖掘战争中敌我双方作为个体人的不同之处。

新历史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参照物——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全面颠覆。因此，革命历史小说肯定革命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新历史小说则解构神圣革命历史，认为革命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并行不悖，打破阶级出身与政治倾向的必然联系，对革命历史做出多元化的解构描写。这是本书第三章具体阐明的观点。通过革命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只有也只能通过革命斗争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安全需求。革命斗争不仅满足了农民的生存需求，同时也从较高层次满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者希望被尊重、被认可的精神需求。而新历史小说突破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改传统的革命史观变为非正统的大众史观，从民间文化的视角切入革命战争的历史，传统观念中那种单一纯然的赤色革命历史被斑驳陆离的、杂色的个人史、家史、村史、地方史等各种形式的非正统历史文本所取代。在新历史小说中，阶级出身不能决定个人的政治倾向，人占据了文本的全部，人类共有的关于人性的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体系取代了历史上一度作为绝对权威的阶级意识观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作者在第四章做出了判断。

对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作家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创作心态，因此，面对相同的革命历史素材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从而使各自的作品承载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内涵。

同样是描写战争期间普通百姓的生活，革命历史小说从政治的视角表现出被压迫的人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觉醒过程，力图展示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新历史小说作家注重发掘灾难深重的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通过描述福贵们与上官鲁氏们在战乱中的顽强求生的欲望和生命的韧性，表现人在艰难困境中所具有的非凡的生存能力。革命历史小说在总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认识现实，并强调作品对总的政治路线的服务性，深入思考如何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和宣传作用，以政治路线衡量作品是否有益于推动现实生活向积极方向发展；而新历史小说以不违背政治路线为基准，通过作品自由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体验，不再考虑文学的宣传作用以及是否能在社会中产生积极的政治思想意义。从创作前提上来看，革命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源于自身体验后渴望进行主观感情表达的冲动，他们的创作是基于感性体验的一种文学表达；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源于作家们经历了中国社会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后的反省意识，他们的创作相对而言更侧重于理性思维表达。而在建国之初的岁月里，文学和作家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通过文学作品宣传思想文化观念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教化手段。但是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之后，作家们的地位和文学意识也在变化，因此他们笔下的作品放弃了教育和说教的重负，对人们已经熟知并形成意识观念的革命历史生活题材重新进行加工演绎，从全新的角度展示出了一幅幅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革命生活画面。

前几年，继新历史小说潮流沉寂之后，影视界对“红色经典”掀起了新的热衷。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那种革命历史生活又重新被展示出来了，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但其中对于感情和人性部分的处理不乏新历史小说的痕迹。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作为各自时代的重要文学现象都是很优秀的，都从某种意义上缔造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从文学本身来说，他们同样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在本书结语中写道：我们不能超越时代，抛开客观历史背景进行评判，只有公正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我们的文学才能逐步趋向成熟和繁荣。

以上是我读徐英春的《倾听历史的回音——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研究》所想到的，权充作序言吧。

2012年8月5日 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