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与历史
第一节 历史、文学与时代精神
文学是人类认识、把握人的生活世界的一种基本形式，而每个历史时期中最能体现当时总的思想活动趋向的时代精神则往往成为文学创作不能忽视的表现对象。
一、文学与历史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
在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具有文史不分家的历史渊源。文学记录历史的片段，而历史则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自古至今的历史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用艺术的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绩遭遇，王朝的兴衰，历代的天灾人祸等事的好奇心。”1历史与文学的休戚相关在大量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都能得到印证。马克思曾说，“古代歌谣是他们(日耳曼人)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2同样，翻阅世界文学史，我们可以从《荷马史诗》里瞻仰古希腊文明的风采；可以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重温英国皇帝理查二世时期的历史生活；可以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窥视当时历史时期法国社会各阶层的喜怒哀乐。而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其他一些富有文采的历史作品既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文献资料，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不朽的文学名篇。对于涉及同一段历史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历史文献是以精简、客观的笔墨记录生活、事件、人物等，而文学文本则是以丰富的想象和华美的词汇尽可能感性地展示出血肉丰满的生活图景。
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它本身包含着无法避免的主客观的矛盾。一方面，历史以客观反映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为主旨；另一方面，历史本身又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主观记录和整理。法国著名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讲述《艺术哲学》时曾经提到过时代精神对艺术的巨大影响，认为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3这种判断在史学著述中同样适用。回首我们光辉灿烂的悠久历史，从《春秋》、《史记》到《汉书》乃至当代的各种历史著作，著者在进行著述时，都希望通过客观的笔触为后世留下关于当时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但是，作为一个处于特定时代的思维主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个体，他们在对浩如烟海的现实资料进行取舍、对各个历史片段进行符合文本的裁减、修饰时，都不能不带有主观思维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因此，“我们所修的历史只是对历史的客观存在的一种阐释，而不能等同于历史客观存在本身”4
人类思考历史的方法有多种，如哲学性的思考、历史性的思考和文学性的思考。哲学性的思考是理性地反思历史，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认为，“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我们要追问历史，就像我们要回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经验一样”6；历史性的思考是以客观的态度记录、整理和研究历史，即通过编年体、纪传体或通史、断代史的方式书写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名著是这种思考方式的物质载体；文学性的思考则是以文本感性地体验历史，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性文学作品是具体体现。
翻阅文学史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历史小说，通常是指以既定的历史事实、人物、故事以至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创作”,7很多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于世是跟其中所蕴涵的深刻历史意义分不开的，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突出表现了王政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黑暗，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关系和紧张的政治空气；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来看待法国大革命的虚构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以《静静的顿河》史诗般地再现了20世纪初20年间顿河地区的社会变革和急剧的历史转折中哥萨克的生活与命运。在我国，与诗、词、歌、赋等文艺形式相比，历史小说的历史显得有些单薄，但是明清以来，以《三国演义》、《水浒》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历史小说奠定坚实的基础。明清以来中国历史小说不乏良作，展示了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广大社会场景，为后人了解历史生活提供了便捷之道。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也是在对历史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艺术作品。它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全新局面，记录和反映了同时代的时代精神。作为对中国历史小说的承继，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无疑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学历史的篇章，无论是充满政治意识的《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充满现代意识的《丰乳肥臀》(莫言)、《白鹿原》(陈忠实)、《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活着》(余华)等新历史小说，都能使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过去的事实产生一种属于自己的认识。
二、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
文学的发生、发展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不同的文学思潮、形式和风格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文学在历史过程中成长，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来说，“读者必须联系到历史现实才能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又必须联系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该时代的历史真髓。”8
追溯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国风和先秦诸子的散文中看到春秋战国以及在此之前古老时代的历史痕迹。“《诗经·国风》中的‘民间’恋歌和氏族贵族们的某些咏叹，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以及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而悠长的深厚意味，不是至今仍然感人的么？它们虽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代长篇叙事史诗，而是一开始就以这种虽短小却深沉的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感染着、激励着人们。”9同一时期的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南国文学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的保留和残存所造成的巫术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想象奇异，感情炽烈，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艺术特征。建安风骨成就于东汉末年的动乱之中，社会动乱使文人们饱受乱离之苦，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而战乱导致的生灵涂炭，疾疫流行，又使人生苦短的哀叹成为他们吟咏的另一个主题，使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魏晋乱世以及严格的门阀制度促成了魏晋风度的形成。“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10在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玄学对文学的渗透、自我表现的要求以及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都为魏晋风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沿袭发展的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乃至现代文学中的白话小说、革命文学和抗日文学等等，也同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们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发展，同时又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历史文献的写作力求客观，那么以特定历史年代的历史人物、事件等为创作题材的历史性文学则竭力掩饰其主观性。综合来看，文学体现历史的特点是因为历史观的不同而呈现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形式。如，同样描述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陈寿和罗贯中这两位历史观念不同的作者给后人留下了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两种文本。《三国志》从理念出发，是客观描述的具有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历史文献资料，作者以发展的目光看待那段历史，拥曹贬刘，展示曹操获取政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三国演义》则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出发，追求名正言顺的儒家封建秩序，是富有强烈感性色彩的文学作品，通篇反映出拥刘贬曹的价值取向。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出现也体现了新中国建国后所形成的两种不同历史观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评价与认识。它们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反映了中国的巨大历史变迁。
无论是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还是从内容上来分析，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中的主要构成因素都是历史，具体来说是中共革命史，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西方殖民主义者、封建传统捍卫者、残酷的日本侵略者、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及其境外支持势力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历史。但是，由于写作年代的不同，取材于同一段历史生活，两代作家对近乎相同的历史素材却做出了大相径庭的判断。而且，他们都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客观公正的创作态度，并竭尽全力地想通过逼真的叙述和描摹使读者接受自己通过文学描写所还原的历史真实。
李英儒、冯德英、孙犁、曲波、杜鹏程等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作家以虔诚、真挚的笔触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态度鲜明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必然胜利，因为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纪律严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内核已经融入了几乎每个干部战士的灵魂之中；党的干部作风优良，立场坚定，杨晓冬、周大勇、杨子荣、高庆山、于得海等人就是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党的干部、群众不沉迷于有碍道德伦理的婚恋，注意自己的革命形象，不谈爱情或者只谈精神至上的爱恋；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通过革命实践的考验坚定了前进的方向，无数如冯大娘那样为保卫革命利益宁死不屈的革命者是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群众经过火与血的考验产生思想上的飞跃，团结一致，齐心向党……而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建构的坚定、明确、神圣、崇高等革命品质在《丰乳肥臀》、《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活着》等新历史小说作品却无处容身，充斥作品的是其中处处体现的解构主义消解神圣、消解英雄形象的创作精神。同样一段历史因为他们的不同展示而扑朔迷离起来。
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李英儒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序言中说，“这本小说写的是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性，违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改动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11他的真诚表述代表了同时代作家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共识。而作为新历史小说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莫言对描写这段历史的前辈作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作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希望能用作品再现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希望能够再现某一段历史。……是‘红色经典’符合历史真相呢还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真相？我觉得是我们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的真相。”12作为历史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承载着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作为引领两个时代文学潮流的优秀作家，无论是革命历史小说作家还是新历史小说作家，他们对待文学创作的诚挚态度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们无法评说哪一个时期的作品更真实。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我们可以说，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发展。
三、文学与历史上的时代精神
如果历史文献记录的是纯粹的历史客观现象，那么，历史文学则是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思想倾向以及文化娱乐、风土人情等历史精神的构成因素浓缩在历史客观形象中，以立体、全面的方式呈现于世。正如丹纳所言，“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也因为这个缘故，今日正在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过去的作品。”13
相对于历史来说，文学所展现的物质层面的客观历史事件虽然因为文学想象和创造而显得感性色彩十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部成功的历史文学文本都比一部历史文献更能体现同一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精神。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我们除了能从文本中了解关于历史事件发生年代的时代特征，还能透过文本本身对写作年代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有所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作品，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它们在艺术上所具有的时代特点，还能够看到它们以艺术的形式共同体现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是在历史行进中形成并发展变化的。文学反映时代精神，同时文学又受制于时代精神。“历史精神主要是由意识形态话语体现的，它具有‘制度化’的功能，它所倡导和抵制的不允许无视和超越，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使每个作家必须认真考虑并实行。”14屈骚传统、建安风骨、魏晋风度等被千古称道的文学现象和潮流主要在于他们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时代精神，同时，它们也是只能在那种时代精神制约下才会出现的文学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作为在各自时代引领潮流的文学现象同样也是受时代精神制约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同时，它们又忠实记录和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时代精神。因此，从意识形态话语处于强势地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通过作品对历史精神所做的阐释，而在思想解放并且呈现多元化趋势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中，我们也能体会到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
在革命历史小说产生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是忠诚、奉献，“把方便给人，把困难归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是当时思想道德的具体体现。那时的社会理想是建设美好家园，几乎每个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在前言、后记里都表达了一种共同意愿——希望在回顾历史缅怀英雄的同时让青年同志因为了解而更加信赖和热爱共产党，从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中谈到，“在这样的史诗主题面前，作家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表现在被动地服从事件的外表的真实上面，然而一定表现在如何去真正掌握到事件的本质及其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15而在创作手法上，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采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手法，讲求叙述的时间先后顺序；情节是完整有序的；从社会角度出发进行选材，“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16；注重描写阶级对立的情感体验。在文本叙述中，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群性、淹没个性的时代特征。而这一切都是历史本身使然。
对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作家来说，在所有的时代差异之中，作家历史观的不同是导致两种文本产生的最重要原因。革命历史小说作家认为写历史题材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不能任意更动或违反历史真实，他们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推崇传统道德，作品中往往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那时的文学则具有文以载道的性质，承担的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重任，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和服务性。而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年代里，社会思潮呈现了复杂多元的趋势，强调人文精神，张扬个性，倡导人性，追求自我独立等新思想为作家们的创作奠定了开放、自由的基调。在创作方面，作家们具有积极的开放性，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写作手法复杂多样，受现代写作技巧的影响，表现在叙述时空上的跳跃行进，情节上的杂错交融，从个性角度出发进行选材，注重个人体验的表达和文学的艺术性与娱乐性。在历史观方面，他们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消解神圣，解构历史，肯定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战争状态下人的生存方式。
1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第22页。
2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53页。
3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3页。
4 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51页。
5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8页。
6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第83页。
7 姜振昌：《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第101页。
8 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9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9页。
11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6页。
12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第13页。
13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03页。
14 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页。
15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保卫延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页。
16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