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岭南路53号
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街，有一条上坡的路，叫塔岭南路。它与老行署大院侧门遥遥相对，有个入口是塔岭南路53号。
这条路平平常常，却让我在这里来来回回走了十年。
我是1970年9月调来九江地区革委会宣传组工作的。开始住在宣传组侧门，一个过道的亭子间内，早先是我同学柯传煌住，后来他分了房子，我就住到这里。那时我还没成家，经常有些在工厂的同学到我这里蹭饭吃，这里食堂办得不错，有个小小的农场源源不断供给食堂新鲜的蔬菜，只要几角钱就能吃得很好。我窗台上常常摆着大大小小七八只碗，谁来了，到了饭点不请自上。
这座楼是一个典型的木质结构，稍有响动，整个楼都听得见。
隔上几个月，我父亲就会搭家乡到九江运货的木帆船，来这里看我。父亲进不来，门卫战士打电话给我，我便到大门口来接父亲以及同来这里看望我的一些船民老乡们。打上食堂最好的饭菜，让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到了晚上，下班了，楼上很安静。有家的都回了家，一些海军军代表首长就在我楼上吃住和办公。
父亲年幼受了风寒，得了一种病，叫哮喘。平时不咳则已，一旦咳起来可是惊天动地。尤其在晚上，夜阑人静之时，我最怕的就是父亲咳嗽。那种咳嗽谁也阻挡不住，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整个的肺都给咳出来一般。有时父亲坐起来抽筒烟，想把咳嗽压下去，结果反而咳得更加厉害。随着咳嗽声一阵紧一阵，喉管扩张，大口大口的血痰喷涌而出，有时几乎到了快要窒息的地步。吐到地板上黑红黑红一片，死腥死腥一片。这种情况要是在老家，只要母亲抓来一把灰就能盖得严严实实。而在我这里上哪儿去找灶灰呢，只得拿着拖把来来回回地拖，来来回回地拖。咳一次拖一次，整个晚上就被他的咳嗽搅得周天寒彻无法入眠。作为儿子，我总劝他去医院拍个片子，到了白天他又忘了。如此循环，几天下来，因了父亲的到来，这个楼变得吵闹不安。我一方面希望父亲在这里多住几天，但是到了晚上吵得首长睡不着觉，我心里也的确忐忑不安。尽管首长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我心头却像压了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想到这里，我又不得不劝父亲早点回去。这样一来一往，父亲看出我的心思与尴尬，就说，崽，以后我就不来啦，这样会妨碍……话没说完就一骨碌咽了下去。
后来父亲不来，我心里又老欠着他。而这时住在鄱阳做铁匠的叔父也得了这个病，打电话要到九江来看病，又是住在这里。第二天早上，首长问，昨天你父亲来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听到他咳嗽呀。可见此事影响很大，连首长都有感觉，只要是这个楼有咳嗽声，就说是我父亲来了，我真是有苦难言啊。到了医院，院长说，你们家族得的什么病，我不用检查全都知道，一定是哮喘病。那时不懂遗传基因，只晓得这病容易传染人，所以一般都不太敢靠近，而我还得不厌其烦一次一次地招呼他们，直到把他们送上回家的船。
后来，和我非常友好的同事徐鹤龄调到彭泽，他进机关较早，也很有才华，我们俩都差点同时间调进省革委工作。他住在塔岭南路53号，院内有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他，他很理解说，乡下来人有什么办法，你父亲又哪里愿意得这个病？他对我说，我调走后，把钥匙直接给你，你就赶快搬进来，这样比过去在楼道内居住，条件好多了。即使父亲咳嗽也不至于影响别人。这时我再动员父亲过来，父亲总是借口说，忙，忙，来不了啦。
这件事曾夜雨般搅扰着我的梦魂。
在塔岭南路53号住下之后，乡下来这里打搅的少了许多，我就特别地发奋。那时年轻，精力旺盛，为了寻求事业上的突破，熬更守夜，天天埋到故纸堆中不是抄就是写，慢慢手指都起了老茧，指间溢出一层层墨，不小心弄到脸上，自己都浑然不知。我记得以前每次讨论稿件，总讲没有一个好的标题，通不过。为攻下这个难关，我硬是在宣传组的图书室内，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只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有的标题统统翻了一遍，抄了上万个，慢慢真的应用自如，再也不会为此发愁了。随着事业上的长进，年龄一天天加大，有人给我介绍女友，在这里我又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光。
后来又是一阵风暴席卷而来，我被裹挟其中。一天，总务科长对我宣布，从明天起，领导要你搬到农场去，你这个房子要交出来，让给新华社记者住。处在人生困境中，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第二天早上，我什么也没说，把自己的衣物用具收捡打包，放到板车上，一口气拖到了农场一间黑乎乎的小屋内。1980年春，我调离九江去了湖口，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今天，这个当年象征权力地位的塔岭南路53号，在日益喧哗的世界中，似乎有些破败有些落寞，但在这里我所经历的过往，毕竟是我生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是我青春时代的一个见证。即使有许许多多的愉快和不愉快，高兴或不高兴，我都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
人生原本就是这样不断消失在日子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