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被一车一车送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按照营、连、排的军事建制，组成一支支浩浩荡荡的叫“五七大军”的队伍。
我就是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队伍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那年我19岁，准确的时间是1968年10月15日。第二天揉揉眼睛，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然被取消城市户口，站在武宁县箬溪公社棠厦大队一个叫八里棚的冷浆田中。面对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面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呆了老半天才开始动起来。没有住地，我们用干打垒筑起了土巴房。一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常常连夜打着电筒挨家挨户一路喊叫。每天早晨最早起来，一个女知青拿着用铁皮做成的喇叭，向全村社员广播每天发生的好人好事和重要新闻。后来我们拜贫下中农为师，“一帮一”分到每个农户，跟他们鞍前马后学犁田、学耙地、学烧火粪。久而久之，我们晒得黑黑的，和他们成了一个样。收工后，我们有时也会邀上几个人，到小镇上，吃几个点红的包子，要一碗青菜肉丝汤，算是打了牙祭。有意思的是，八里棚旁有一段很陡很长的坡，是东来西往的汽车必经之路。有时想上县城看看，知青们便从路旁树林里偷偷钻出，趁汽车爬坡很慢，悄悄躲进车厢蹲下不动。有时被发现，司机把我们统统赶下来。但轮到下坡时，我们在田里劳动，发现拉货的车，速度过快，翻到田里，我们连连拍手称快，好像出了一口恶气。让人沮丧的是，一位女知青平时很注意我，到她家总要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鸡蛋肉丝面，突然间一阵口号响起，来了一部车把她父亲带走了，车两旁贴满了“打倒”之类的标语，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
一年后，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我被借用到武宁县革委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一去，总务组朱组长便把我和另一名借用干部龚平海安排到一间房内住。房子不大，八九平方米，一张长条桌放放牙刷茶缸什么的。那时，我们刚从泥一身水一身的乡下上来，能有一间这样大的居室足矣。老龚也不讲究，一顶蓝帽子，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见人总是乐哈哈的。在我印象中，他很注重那口新镶的牙齿，经常含上几口水，咕咕咕的漱几下，又“扑扑”地喷到地上。虽然私下知道他下放前曾在大机关为大官写过不少材料，但在我面前却无一点架子，总说，小伙子，好好干！而我初出茅庐什么也不懂。
老龚是携老带幼一同下放到武宁宋溪的。第一次来家属，听一女同志喊他：“老龚！”我觉得这叫法挺怪（当时叫“老公”似乎很丑），姓龚又和老公的公扯到一起，还是头一回听到。那时，我年轻不懂世事，不知道主动让出房子，结果害得他半夜起来抱着一床被子住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第二天，我还傻乎乎的到办公室说这件事，被同事们狠狠笑了一顿，而他却说，小伙子，没事，没事！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了，只要胡姨一来，我就主动打招呼，跑到通讯员张可雄那里去住。第二天早晨回房洗漱时，见胡姨坐在床上散乱着头发在吸烟，看得出他们是患难夫妻有很多的话要说。在那个年代，女同志文化水平很高的不多，而胡姨竟能写出一笔很好的字，时不时还能对我们写出的材料指点一二，这更让我佩服了。说起来这些日子宛若昨天，实际过去了四十多年。
今天翻开《那年那月》，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仍历历在目。有人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说我们是“奋斗的一代”。我想失落也好，奋斗也好，这段生活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在靠理想（而不是某种现实指标）支撑着往前走，那么这种理想恰恰是由那个荒芜年代培植起来的。我们这一代走的是一条纷繁复杂的逆行之路：“想读书时要搞运动；想工作时要下放劳动；想结婚时要计划生育”。我们中有很多人干着本不属于自己干的事，在七十年代后那些热情高涨的年月里，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种种努力，有时也患下一些可爱的幼稚病，每一次经历都帮助我们慢慢学会遵从理性规则和承受生存压力。从《那年那月》这本书的各色人物中，也毫无遮掩地透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镇定与安详。
我们以丧失开始人生。我们人生的最初丧失是被抛出子宫，我们是吮着奶，呜咽着，无助地依赖于母亲的婴儿。后来又经历人生一次次挫败、磨难和必要的丧失，才慢慢成熟起来。人往往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我们被抛进自己的生活中，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建构新的生活。
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创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样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