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远门
当我从纷乱的人流中，磕磕碰碰，挑着一只与自己个头几乎同高的祖传的篾箱下船时，一颗十五岁的心是何等激动而惶恐！出了检票口，人像开了闸的水，几乎挪不动一步。直到现在，我都想象不出当时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将篾箱拖出从船上到江边码头那段长长栈道的。就在我再次摸出临出门时，父亲稳稳交给我的那张折皱了的入学通知书去寻找九江师范的地址时，一条横幅标语在码头出现了：“欢迎你，九师新校友。”没等我站定，我的那副沉重得有些受不住的担子，就被几位素不相识的九师同学抢挑走了。
好像是一个黄昏，从都昌过来的船本身晚了点。当我跟着他们经过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西门口时，车灯人仿佛一齐冲着我碾压过来，我一步也不敢乱动。我不知道要让多久才能把所有的车子和人流让开再走过去。就在我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时，又是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一把拽住我，牵着我顺利通过了西门口。晚上好像什么也没吃，只是把被子随便抖开了一下就倒床想家。那时交通非常不便，从一个一百多公里的水乡折腾进九江，足足用了我三天三晚的时间。从接到通知后的躁动，到爸爸妈妈喘着粗气忙进忙出为我准备行囊和筹备上学的钱。在我的记忆中，那次远行的具体实施办法真不亚于去年接待联合国专家来山考察那样复杂。先得把我的行装绑上一只独轮车，将我送到一个离家乡三十多里靠车站最近的一个姑父家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姑父家又全家出动，用独轮车把我送到车站，在那里等一辆从景德镇开往都昌的班车。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父亲的黄烟丝已不知抽完了多少袋，才看到那个奇迹的出现。车子一到，父亲大步跨上去，亲戚朋友帮我把担子送进窗口，在父亲长一声短一声的“崽，到学校后，就写信来”的“呵呵”声中，我的眼睛模糊成了一片雾。车子卷起一股厚厚的灰尘，带着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呼”的一下开动了。一路上我又在想，到了都昌以后怎么走。在车上问了许多人才打听到有几个到九江的。我几乎亦步亦趋跟着他们到了县城的水码头准备搭“洋船”走。在候船室里，几只软弱无力的灯照不清朦胧疲乏的脸。我紧紧抱着全部的行装（那可是我第一次离家后的全部家当啊），在那里做了第一个远行的梦。第三天，朦朦胧胧的晨光中，有人摇醒我：“到九江的快上船呐。”我又挑着那只篾箱急急上了船。在船上，我又在想，到了九江怎么找学校。那时我一点也不会普通话，每到一处问路，就像中国人在伦敦街头用中国话问路一样吃力，且得不到任何回答。实在纠缠不清，就只好写在手心上。总之，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睡稳过，一直在琢磨在当时看来比什么都重要的任何一步的任何一个细节。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我也许至今仍在鄱阳湖畔的一个港汊里摸爬滚打，干着父辈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伟大事业。
直到过了一些日子，同学们慢慢熟了，才渐渐知道，到九师读书的大都是一些家庭景况不太好，又偏偏生出一些求知若渴勤奋的青年。这些人在家时都吃过很多苦，特别珍惜来九江的这段光阴，因此显得出奇地认真。记得那时，星期天只开两顿饭，饿了，就用几两“米灰”（粮票）在街上换一只烤熟了的红薯吃，然后又接着去学校隔壁的一家图书馆泡到关门为止。那时不作兴饭票，学校给每个人发一张蜡纸刻印的表，上面标出“早中晚”和一个月30日的空格，每用过一餐，厨房的工友就用筷子头点上一个红点，表示吃过，哪像现在只要将磁卡往里一放就万事大吉呢。洗衣服对我们学生来说很不情愿也很简单。在一口爬满青苔的古井边，我们把衣服用肥皂从里到外打过一遍后，便用脚胡乱在上面踩几下，再把领子、袖口等关键处用力揉搓即可。那时九师很注重社会活动。每个同学每个学期都要到九师三里街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平时还要去江洲捡棉花，去瑞昌实习，所有行程都没有车，靠两只脚硬走。吃的大多是黄豆，吃多了作气，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自自然然响起“噼噼啪啪”此起彼伏的声音。九师的晚自习是出奇的安静，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响声。一位同学忍不住放了一个屁，引来轰堂大笑，班长立即站起来制止，说有屁的同学请自觉到外面去放。军训是九师最隆重的日子，由市人武部派出英俊的军官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地对空”训练、刺杀训练、防空表演训练，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班长领着全班几十号人正步通过主席台接受校领导检阅的壮观场面。校场上杀声震天，一场军训下来，一个个都成了非洲黑。那时师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亲和力。那素质极好风韵动人的美术、音乐女教师和身材修长的体育女老师，给学生所造成的美感至今不能忘怀。特别是蔡君岑老师的讲课风趣之至。一次讲到什么叫分水岭，蔡老言简意明：分水岭，就好比我们男同学站在山顶上屙尿，撒向两边，说得一些女同学都脸红了。还有一次讲地理，他把教室桌椅围圈而排，挑选班上三个身高不同的同学叫出来，高的当太阳，中等的当地球，小的当月亮，他指挥这个“太阳系”慢慢走动，显现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同时自转时的各种位置关系，又逐渐移动“月亮”，最后“地球”自转时幅度过大，把“月亮”撞倒了，引起哄堂大笑。那时老师和学生之间距离不是太大，有什么事只要找到老师，他都会为你尽力解决。我还清楚地记得入校时班主任的话：“同学们，现在你们糊里糊涂，以后到了社会上，就会知道。”当时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而现在知道了立世的艰难再去领悟老师那句话，就有些后悔不迭的感觉。我记得那时虽然大家都不富足，同学们时不时在一起相互交换一下从家里带来的舍不得吃的“米泡”之类的零食。一些边远山区的同学穿的还是从旁边开口的裤子，想必是临走时母亲从身上脱下来交给儿子的。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很上进很乐观。我记得一位语文老师在“文革”中几经颠沛流离第一次获释时，他不是去会亲人，而是借一根扁担和绳索，把放在别人家的几十本书挑回家里。
这些都是许久以前的事，在今天却依然光鲜照人。也许生命就是这样，在每一种时刻里都会有一种埋伏，都要等待几十年之后，才能够得到答案。要在不经意的回顾里才会恍然，恍然于生命中种种曲折的路途，种种美丽的牵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