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永远的愧疚

9.永远的愧疚

在《骄傲的皮匠》这篇小说的开始部分,王安忆介绍了近代以来上海某个社区的发展历程。在城市的近郊,外国人开了墓园,周边就有了一些小店铺卖鲜花、蜡烛、十字架一类的东西。外国人墓地的外围,中国人也相跟着埋进来,于是有了卖寿衣、花圈以及榆木香之类的店铺。但当这些死人生意正红火的时候,这些墓地上,却要建造房屋了。于是给这些死人搬家,让活人住进来。那些原来在这里做死人生意的人,就转了行,回头又做起活人的生意了。

这些做活人生意的人中有一个皮匠,有幸成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我看过小说的开头,还没好好探究一下这个皮匠的命运的时候,就突然地想起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他后来也成了一个皮匠,而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对他怀着永远的愧疚。

那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我这个同学就在我的座位近邻。他叫黄福铎,方脸,小眼,薄嘴唇,耳朵似乎是透明的。他的穿着打扮,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但他的自行车的样子,我却记得,破破烂烂的,前梁那里装了一个花布兜。

我与他本来并没什么过节,但也算不上有什么友谊,只不过因为同时与班上另外一个同学要好的缘故,也就整日里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再扯上一些闲话。他有个习惯,总是要反驳我。比如有一回,我说毛泽东从小就想当大政治家,他就偏说错了,应该是从小就想做一个人民教师,他说人家一点政治野心都没有。我不知道那时我是否已经看过这位伟人童蒙时写过的一首诗,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大概可以引经据典,说就凭“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难道不足以证明他冲天的抱负了吗?然而,实际的情形也许是,虽然如今我有了这般的常识,但却根本没有与这位同学辩驳的热情了。

那时候我是少不更事,仅仅凭着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边角料知识,便奉若至宝,非得争个面红耳赤不可,当年与黄福铎同学的争论便是如此。我一旦对我的看法要说个所以然,便受到他信誓旦旦的质疑,而旁边又有一些同学起哄,我就觉得他纯粹与我过不去,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于是与他就有了一些隔阂,甚至在话语上有过一些冲突。我对他说,你再这样找我的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这是我随口威胁的话,在我其实只是说说而已。那个时候,因为武侠小说与电影的流行,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无知少年中开了一些尚武的风气。有些人拉起帮派来了,虽未必像当年的红花会、义和拳一样,歃血社坛,比武排辈,而且高喊什么神圣而愚钝的口号,纠结一帮队伍跟人火拼,但现在想起来,终究还是有点黑社会雏形的。我的一个堂兄便积极参与了这样的活动,而另外一个堂弟,才上初中一年级,却因为在城里上学的缘故,认识了些街头混混,而且在其中有些威望,也俨然一个大哥大了。我没来由地佩服他们,而在与黄福铎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或许便提到了他们,似乎想给他一种武力上的威慑。

然而我真的只是说说而已。

黄福铎也许并没有当真,所以,有一次他就当众嘲笑我,整天说自己有什么帮派,也没见你动过谁一根汗毛。我有些恼羞成怒了,在周末的时候,我的那个堂弟问起我所在的班级有什么对头,我就说了黄福铎的名字。堂弟说,不妨给他一些颜色看看。结果,也就是第二天傍晚,我们正在校园里蹲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堂弟来了,他在外面跟我一招手,我过去,他说你给我指一下谁是那个混账家伙。我当时应该是有些紧张的,但因为一时的意气,我还是指了给他看。他说,你不用管了,我的那些哥们儿都在外面等着了。他一出校门,我们就收拾他。

黄福铎吃过晚饭是要去镇上的住处的。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他出了校门,而后不久就看到他捂着耳朵回来了。那是冬天,他的耳朵冻了,本来就常流血的,而这次,我猜想我的堂弟与他的弟兄们一定是用皮带抽在他的耳朵上了。

在瑟瑟寒风中,我的心不由得一紧。

我们几个人围上去,他很痛苦地低着头,别人七嘴八舌地问,他也不怎么回答,而我心乱如麻,心里七上八下的。有个同学的爸爸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有一间宿舍,那是我们经常去玩的地方,有时从校外的农田里偷了西瓜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在那里吃得尽兴。黄福铎直接到了那里,我也跟着进去了。我要装得若无其事,又要装得非常关切。但黄福铎让其他同学出去了,他跟我说,你说,是不是你让人干的,你承认也没关系,我不会怎么着你的。我惶恐着,但我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

后来这事情就悄悄地平息了。黄福铎没有告到学校那里去,也没有告诉班主任。而如果他当时那样做了,我这般勾结社会人员殴打自己的同学,又可能经受不住盘问,说不定就会落得开除学籍的处分。我是暗自庆幸着的,然而他再也不跟我饭前饭后地争执了,却让我感到了无限失落,偶然得了些杂闻趣事,想给同学们炫耀一下子,而那些看起来很友善的同学也渐渐地与我有了距离。不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黄福铎辍学了,那些同学也没能再与我打成一片了。我猜想,他们是不理解,我能有什么理由,对一个憨厚老实的人动用所谓的帮派力量。我的堂弟后来也告诉我,面对黄福铎,他们觉得很失望,甚至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不能虚此一行,就推攘了他一下,在他的脸上抽了一皮带,便悻悻然地离开了。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黄福铎,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一有机会就打听他的行踪。我听说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做了一名乡下的皮匠。然而,当年他耳朵上流下来的血,却让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肯饶恕自己当年的糊涂。为了一种无知的虚荣,我想,堂弟们抽在黄福铎脸上的皮带,在许多年之后,更多的是在我少年无知的心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让我永远地怀着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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